与耶华利的想法不谋而合的是，张大千此次来到巴黎，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会一会西方艺术大师毕加索。他把这个愿望看得比画展还要重要，并请旅法画家赵无极和潘玉良帮忙引荐。
赵、潘二人在法国居住多年，但从未和毕加索打过交道，对毕加索的脾气也是早有耳闻。
张大千转而向乔治·萨勒求助，但是萨勒也表示爱莫能助。张大千让翻译直接拨通了毕加索的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毕加索的女秘书雅克琳。当她听说来自中国的客人张大千要拜访毕加索时，想起了毕加索平时对中国艺术的爱好和推崇，于是一反“来者皆拒”的作风，留下了张大千旅馆的电话号码。
两个小时后，雅克琳打通了旅馆的电话：“朋天，毕加索将参加邻近的瓦洛利镇陶器展览会开幕典礼，会场上见。”张大千顿时喜上眉梢。
第二天，张大千携夫人和翻译来到瓦洛利镇，这里张灯结彩，一派节日的欢庆气氛。街道上到处都是人，大家个个满脸的兴奋和企盼，他们都在期待着一个人——毕加索，他是今天的主角。
他不是走来的，而是被人们抬在了肩上。75岁的他头发已经花白，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满含着笑意，他举起手向人群示意，立刻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簇拥着他，缓缓向前移动。
张大千惊呆了，他从未见过一个画家受到如此热烈的拥戴。突然，他看见毕加索回过头，看了他们一眼，对他浅浅地笑了笑，旋即又转过头，继续向前移动，直至到达开幕式大厅。张大千感觉有些意外和失望，他暗自思量着。
正在张大千纳闷的时候，身旁的翻译却忍不住了，他无法忍受毕加索对张大千如此怠慢，因为张大千可是他心中的偶像。只见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去，穿过人群，来到毕加索面前，神色极其愤怒地说着些什么。
张大千没料到半道上会杀出个“程咬金”，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远远的，他看见毕加索又对自己望了一眼，然后在翻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翻译立刻转怒为喜，并露出愧疚的神色。
很快，翻译回到他身旁，激动地转告道：“毕加索说，现在人太多、太乱，不便交谈，他想明天中午在他家里宴请张先生夫妇！”
第二天，也就是7月28日中午，张大千夫妇及翻译来到了毕加索在加利弗尼亚的别墅。毕加索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改平时光肚皮、光膀子的形象，穿着一件茄克式的条格衬衣，站在门口迎接尊贵的客人。
走进画室，毕加索抱出200多幅仿齐白石的作品，请求张大千指正。张大千非常惊讶，没想到毕加索对中国画悟得那么深。当然，他也指出了毕加索的不足。
应毕加索的请求，张大千当场写下了“张大千”三个大字，笔力苍劲雄厚，墨色深浅有致。
随后，毕加索还破例让记者为他和张大千夫妇照相留念，并将一幅《西班牙牧神像》送给张大千。
第二天，东、西方艺术界的两位泰斗会面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巴黎，评论家认为，这次会面“昭示着近代东西方美术界相互影响、调和的可能。”
后来，张大千将一幅中国画大写竟墨竹送给了毕加索，在这幅画中有两竿墨竹，一浓一淡、一肥一瘦、一老一嫩，尽显中国画的精妙，被毕加索视若至宝。
转眼间，10年过去了，毕加索收到了张大千家人从南美巴西捎来的两支毛笔。原来，张大千找到一位牧场主，从2500头3岁口牛的5000只耳朵中拣选出了仅够做8支笔的毛，制成了8支绝品毛笔。时隔10年，他依然记挂着远在欧洲，还有一位西班牙老人酷爱着中国画，却一直没有一根好点儿的毛笔。毕加索与张大千的异国友谊，被后人永传佳话。
夕阳依旧灿烂
其实，毕加索不仅仅是个艺术家，他也是诗歌和雕塑界的杰出代表。早在1928年，毕加索就已经开始涉足诗歌领域，不过他总是在自己的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从不拿给别人看。直到有一天，他的秘书兼诗人沙巴泰正在安排午饭，毕加索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诗，沙巴泰读后大加赞赏。
得到沙巴泰的鼓励，毕加索对自己有了信心，他用心地学写诗歌，一有佳作，便朗诵给朋友们听。
1941年1月，他灵感迸发，花3天时间创作了诗剧《被尾巴愚弄的欲望》。剧中的主角是一个叫“大脚”的诗人，女主角叫“果馅饼”，其他的角色还有“洋葱”、“胖忧虑”、“瘦忧虑”、“圆片”、“静寂”等等。剧中的很多句子就像诗一样优美而感伤。
这部诗剧的成功演出，使毕加索声名远扬。毕加索也曾经自嘲，在他谢世多年之后，百科全书上将会出现这样的条目：毕加索（巴勃罗·鲁伊斯），西班牙诗人，在创作著名的雕塑作品《山羊》时，他每天都去垃圾堆扒拉一通，连沿路的垃圾箱也不放过。弗朗索瓦推着一辆旧童车跟着他，装他捡到了可以派上用场的破烂；司机开着汽车尾随其后，准备装笨重的大家伙。
灵感随时都在跟着毕加索，他用两年前在海滩捡到的一张棕榈树叶做山羊的面部，把葡萄藤加工成山羊角，用硬纸板剪出耳朵，羊腿是用树枝做的，后腿还有像关节一样的结；他还绑上一些铁丝铁片突出山羊的髋关节，使它看起来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这幅作品展出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1961年3月2日，年近80的毕加索在瓦洛利市政厅举行平生的第M次婚礼，新娘是35岁的雅克琳。那一天，参加婚礼的只有亲朋好友和市长保尔·德里贡，毕加索早已厌倦了新闻记者的追踪，所以他特地非常隐秘地举行婚礼。婚礼一直到结束时，都没有受到一个记者的打扰。
雅克琳是毕加索暮年惟一的伴侣，她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毕加索身上。
1963年，步入晚年的毕加索在得知自己的两位挚友——画家勃拉克和诗人科克多相继去世后，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确实已经很老了，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变得混浊昏花，只能靠厚厚的镜片来“包装”一下。从此，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足不出户，谢绝外界的采访。
1971年5月，毕加索的律师要回巴黎，毕加索一反常态，坚持要去机场送他，而且不许雅克琳搀扶。
“毕加索要出门”的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他一到机场，立刻被记者们团团围住。
然而，年近90的他仍然不减当年，在记者们面前镇定自若、思维敏捷、口齿清楚，对答如流。
在毕加索90大寿那天，巴黎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在卢浮宫为他举办了一次画展，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亲自主持了开幕式。
而此时在他日夜思念的祖国西班牙，佛朗哥反动政府依然统治着人民。西班牙人民牢记着毕加索的生日，他们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和集会。
在毕加索曾经居住过的巴塞罗那，已经建立了毕加索博物馆。市长主持了一次由《世界》周刊组织的午餐会，并给毕加索发去一封贺电，称赞他是“1971年杰出的西班牙人”。
毕加索接到电报后，激动得一天都没有工作，他把电报攥在手里，逢人就拿出来给人看。
1972年冬天，毕加索患了流感，久病不愈。他知道自己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于是不停地工作，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
1973年4月7日晚上，毕加索与妻子雅克琳以及他们的公证人安特比共进晚餐。11点左右去了画室。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才上床睡觉。不久，他突然病发，全身颤抖，喘气不止，危在旦夕。
“你在哪儿，雅克琳？”他突然问了一句，随后又转向医生伯纳尔：“你不肯结婚真是大错特错，婚姻非常有用。”这是毕加索留给人间的最后两句连贯的话语。
1973年4月8日上午11时，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大师毕加索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让他留恋的世界，终年91岁。
一个由美国专家组成的小组在毕加索逝世后成立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毕加索遗留下来的近5万件绘画、版画、素描、雕刻、浮雕、陶瓷艺术等作品，进行整理、归类、存档、估价。这些记录，基本概括了这位大师终生的艺术创作的成果。这些作品，如果以当时的售价测算，大约价值近3亿美元，除了法国政府抽去少量的税收外，其余的分别由毕加索的夫人、儿女、孙女儿继承。后来，毕加索的家人将家产的一部分捐献给了社会慈善事业。毕加索的作品真实记录了20世纪的历史风云的生命的波澜，是一幅浓缩了的历史画卷。
斯蒂芬·茨威格——心理描写大师
他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从二十年代起，他“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小说集《感觉约混乱》使他颇享国际声誉，高尔基称他为“第一流艺术家”。
初入文坛
1881年12月28日，斯蒂芬·茨威格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工厂主家庭。
茨威格的父亲经营纺织业发家致富，与大多数的同行相比，父亲要体面得多、很有教养、钢琴弹的非常出色，书法清丽，会说法语和英语。
茨威格的母亲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金融世家，从小就说意大利语（这些对于茨威格的语言和文学上的天赋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他们都属于奥地利上层社会，茨威格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文艺熏陶。
在这样一个上流的幸福家庭中，优裕的环境为茨威格童年的成长、受教育、文化艺术上的熏陶，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茨威格后来说：“我的父母生活都很富裕，他们是一点点富起来的，到后来变得非常富裕。”
1899年中学毕业，茨威格进入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接触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
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不仅是奥匈帝国的首善之区，也是欧洲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如茨威格所称，“维也纳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综合”。E.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弗·布伦塔诺的意向本质学说，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古·马勒、里·施特劳斯在音乐上取得的世界性声誉，造型艺术上的分离派对欧洲的影响，而在文学上则是“青年维也纳”的崛起。这一切使文化古城维也纳发出新的光彩，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
奥地利的历史学家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为奥地利二十世纪的开始，随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必将是旧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标准的嬗变。“青年维也纳”正是文学领域里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思潮的代表者，它在世纪之交的文坛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无形但又实际存在的文学团体，有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青年德意志”一样。著名的批评家赫尔曼·巴尔是它的发起者和代言人，阿·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阿尔滕伯格、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等人是它的重要成员。这群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现代青年人追求的不再是父辈们钟爱和尊敬的一切，他们不再唯柏林和慕尼黑马首是瞻，而是要赋予奥地利文学一种新的面貌，用巴尔的话来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这样一种愿望：给奥地利一种具欧洲地位的文学”。
斯·茨威格的文学意识和艺术情趣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学思潮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走向了文学之路，并成功地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在自传《昨天的世界》里他不无骄傲，也不无夸张地说，他在价值判断和文字表达能力上已超过了那些著名的评论家。
茨威格16岁便在维也纳《社会》杂志上发表诗作。茨威格早期的诗集1901的《银弦》和1906的《早年的花冠》，同时，在1904年他还发表了小说集《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但是，此时的作品受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缺乏内容和新意。
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了《忘却的梦》，并于20世纪初发表。小说的篇幅不长，讲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由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两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女的追求的是荣华和富贵，男的向往的是理想和爱情，志趣不同，当然走不到一起。
1903年，茨威格获得博士学位后，于第二年开始任《新自由报》编辑。
1906年，茨威格的诗集《早年的花环》在莱比锡出版，同年他翻译的罗素的《威廉·布莱克的幻想的艺术哲学》在莱比锡出版。第二年，他在莱比锡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剧作《泰西斯》，这部诗剧翌年在德累斯顿和卡塞尔上演。
对这以前的作品，茨威格曾客观冷静地认为自己早期的抒情诗尽管语言清新、音韵优美，可是缺少生活，缺少新意。因此，后来，好些早期诗歌后来都没有收进集子。
从190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泰西特斯》（1907年）、《海滨之屋》（1912年）和《化身戏子》（1913年）等剧本外，他还发表了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1年），由有声望的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
《最初的经历》写少男少女青春期萌动的心理。由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霍夫曼施塔尔和里尔克的诗集均由它印行，因此，茨威格获得“岛屿”长年的公民权而感到“自豪”，更加强了他在创作上的“责任感”。
同时，他还翻译了一些作品。托马斯·曼在谈及茨威格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茨威格的为人，在涉及他作为一个文化中介者所作出的贡献时写道：“传播是他的心灵的事业，他把他生命的一半都用来去翻译，去宣传，去服务，去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