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技巧和手法退居其次，立体主义的痕迹很明显也被淡化，毕加索用传统的写实手法来表现母爱的伟大：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嗷嗷待哺，年轻的母亲敞开衣衫，露出丰满的乳房，她的表情幸福而又安详，柔软的手臂将孩子稳稳地托出，好像要给他最安全、最舒适的庇护。
这些画线条柔和，体现出毕加索当时平和的心境，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主题——爱，与毕加索早年的作品《科学与仁慈》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风靡世界。他认为，人的潜意识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隐藏着种种为伦理道德所不齿的冲动，这种冲动就像动物一样没有理性。
20世纪20年代，毕加索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受到启发，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弗洛依德所说的潜意识特征相吻合，性的冲动、爱情、同性恋、梦幻、精神分裂、生与死等等，成为他绘画的一个主题。
在当时，布尔顿等超现实主义画家认为，创作活动纯粹是人的直觉、幻觉的衍生物。画家主观的、一时的冲动就是“灵感”，这种冲动越离奇、越接近梦幻，就越能产生出高水平的作品。但是，在这种想法下创作出来的作品过于荒诞，人们根本看不懂。与他们相对的，毕加索的作品立足于现实，来源于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布尔顿等人不得不承认，毕加索是超现实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
此时，毕加索和奥尔佳的感情出现了危机。奥尔佳依然热衷于各种社交应酬，宴会、舞会、服装、首饰这些她最喜欢的话题。而毕加索却早已厌倦了这种浮华的生活，他潜心于自己的创作，对奥尔佳越来越冷淡，倒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显得意气风发。奥尔佳心里很不是滋味，想要把毕加索从他的朋友身边“夺”回来。
有一段时间，毕加索和耶科来往十分密切，自然而然地把奥尔佳冷落在一边。一天晚上，毕加索外出回来，听见奥尔佳在房内哭泣，连忙关切地询问她。奥尔佳扑到他怀里，说耶科对她无礼，她骗他才保住了自己的清白。
毕加索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愤怒使他失去了理智，他在心里责骂着耶科对自己的污辱和背叛。
第二天一早，耶科又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来找毕加索，可这时的毕加索被奥尔佳所骗，已经不把他当朋友了，他板着脸对耶科不理不睬。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把耶科弄得一头雾水，肚子里郁积了一腔的怒气和委屈。
终于，耶科忍不住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毕加索，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的语气真挚诚恳，希望能澄清误会、挽回友情。毕加索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可是他的性格固执而倔强，他没有向奥尔佳问清真相，也没有给耶科赔礼道歉。
这就样，他们都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奥尔佳的小伎俩虽然把耶科从毕加索的身边“赶”走了，但是仍然没有使毕加索改变对她的态度，顺应她的生活，把她放在中心，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有时一件小事都能成为引发争吵的导火索。
1925年3月，毕加索与奥尔佳、保罗来到蒙特卡罗，拜访佳古列夫芭蕾舞剧团的老朋友。
吃饭的时候，夫妻俩又开始了争吵，毕加索嘲笑奥尔佳发胖了，奥尔佳则反唇相讥，说毕加索个头矮。
个头矮是毕加索最大的遗憾和忌讳，奥尔佳竟然如此直接地揭他的短，令毕加索十分恼火，他扔下饭碗，拂袖而去。
回到巴黎后，毕加索坐在他的画室里沉思。生活的烦恼使他的思绪纷繁芜杂，他一会想起奥尔佳嘲弄他的表情，一会儿回忆起伊娃临死时的凄婉欲绝，一会儿又好像看见了一身戎装的阿波利奈尔，最后，占据他脑海的是芭蕾舞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他进入了梦幻般的“潜意识”状态，似乎看见舞女们在翩翩起舞，她们时而伸开双臂，时而互相拥抱，离奇而怪异的舞姿体现出生与死、爱与恨的复杂矛盾，使人们看到人生的辛酸和快乐、幸福与灾难。
这些潜意识的东西，启发了毕加索，他开始创作一幅重要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跳舞》。在这幅作品的画面上，共有3个舞者，中间的人张开双臂、仰头、挺胸，是芭蕾舞的典型舞姿。右边的舞者是左边的舞者的搭挡，她牵着对方的手。左边的舞者正在向后仰面旋转，毕加索把她的头部画得非常细致，披散的长发垂至膝盖，面部表情复杂深沉。舞者的形象生动活泼，富有节奏，具有强烈的动感，她们身体的极度变形，好像在表现一种绝望，似乎有说不尽的心里话正在向人们倾诉。
《跳舞》这幅作品反映了毕加索内心的不满和不安，它表达的不仅仅是毕加索与奥尔佳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多的是对动荡社会的抨击和对未来危机的担忧。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过去了7年，但到处都能看见饥饿的眼睛和憔悴的脸庞，种种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仍然处于不稳定之中。
1927年1月的一天，毕加索在拉斐特艺术馆附近遇到一位叫玛丽·泰勒·沃尔特的女孩。这位金发女郎年方18，面容姣好，体态丰美，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毕加索被泰勒的美貌和朝气所吸引，他诚恳地对泰勒说他想为她画一幅肖像。从此，泰勒成了毕加索画室的常客，也成了他的情人。泰勒的单纯和热情让毕加索似乎年轻了几岁，他沉浸在这种不知世事艰辛的****中。另一方面，为了和泰勒幽会，他不得不编了种种谎言来欺骗奥尔佳，偷情的甜蜜让毕加索的画风又出现了变化。
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变形极为明显，他将人类的****、原始的情感与强烈的意欲，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他的夸张手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把人体拉长、压扁、扭曲、吹胖、调位，充分反映出自己复杂窘迫的精神世界。这些作品既有解体破坏，又有梦幻意识，1929年创作的《坐的浴女》便是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幅作品中，一位坐在海边的裸体女人，她双手抱膝，显得悠闲自在。她的身体由一块一块的形状搭架而成，好像一个危在旦夕的空架子。她的头部如同一个骷髅，根本看不见眉眼和表情，两个乳房像吹变形的气球，右腿屈膝踩在沙滩上，左腿却像鱼尾巴一样弯到前面……
这种景象只有梦中才能见到，而毕加索却在画布上创造了新的人体解剖、新的结构和新的组合。这种艺术上的探险，再次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清规戒律，向“美”的禁区发起挑战，这种挑战比立体派向学院派的进攻更深刻、更令人慌乱。
正义的化身
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大地，法西斯的魔爪正在向无辜的人们伸过来。
1937年4月26日，毕加索听说，在西班牙一个非军事要地的小城市格尔尼卡，人们正在举行盛大的市庆活动。市中心聚集了约1万多人，突然德国纳粹的飞机群出现在该市上空，向手无寸铁的人群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轰炸，还用机枪对四处逃散的人们进行毁灭性的扫射。格尔尼卡处在一片火海之中，百里之外都能看到浓烟滚滚！
毕加索被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震惊了，这时，他收到母亲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信，说离家不远的一个修道院被炸毁了，一连几个星期，房子里都弥漫着火弹药的味道。
毕加索义愤填膺，他决心用画笔来揭露和抗议法西斯的暴行。
毕加索找到一间足够大的画室，开始闭门作画。在头几天里，毕加索一口气画了25幅草图。允许进来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诗人艾吕雅，他的评说充满激情，能激发毕加索的想像力。另一位是毕加索新交的女友道拉·玛尔，她是一位画家和摄影师，在毕加索创作过程中，她用照相机真实地记录了这幅作品的连续变化，使后人得以了解毕加索具体表现他的幻想时的思维过程。
当毕加索画完最后一笔时，整个画面已宽达349.3厘米、长776.6厘米，直顶到屋梁的椽木上。房子已经够大的了，但是要装下这幅画还是有点困难，必须让它往后倾一点，才能放得下。毕加索每次修改上面部分时，都得站在扶梯的顶端，好像在进行高空作业。
在这幅名为《格尔尼卡》的巨幅作品中，没有飞机、炸弹、枪炮，只有仰天狂叫的求救者、奔逃的脚、嘶鸣的马匹、断臂倒地的士兵、怀抱着死婴的母亲、木然屹立的公牛……毕加索把象征性的战争悲剧用黑、白、灰三色表现出来，画面上充斥着残暴、痛苦、绝望、恐怖的意味。
毕加索曾向艾吕雅解释：那匹临终前惨叫的马，象征着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国民战线；身体被切断而死去的战士，象征着守护共和国的士兵；从窗口伸出胳膊的女性，是真理之光的源泉；倒在地上的战士手中握着的鲜花，是共和国希望的象征……
《格尔尼卡》的问世，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震惊，爱好和平的人们从中再一次感受到了法西斯的残暴、战争的无情和民主安宁的可贵。
《格尔尼卡》在挪威、英国、美国等地巡回展出，人们像潮水一般涌向展览厅，亲眼目睹这代表着和平与正义的惊世之作。
《格尔尼卡》去伦敦展览之前，正好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与法西斯德国勾结，纵容德国侵占捷克，国际形势十分复杂。负责筹备展览的罗兰特·潘罗斯向毕加索请示如何处理，对展览向来不关心的毕加索此时却十分重视，一定要展出。
西班牙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的党徒们在《格尔尼卡》的展厅旁订走了一个较大的展厅，放了一幅学院派画家祖洛阿加的大型油画，为佛朗哥的军事行为击鼓助威，然而前去参观的人却寥寥无几，而在展出《格尔尼卡》的展厅里，每天却人山人海，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法西斯势力对毕加索更加痛恨。
创作完《格尔尼卡》后不久，毕加索的身体出了点毛病，坐骨神经的疼痛使他昼夜难安，只能整天躺在床上。这对于不能画画就意味着不能呼吸的毕加索来说，真是又急又气。
毕加索的病吸引了许多医生前来问诊，然而很多人却束手无策。终于有一天，一位医生用中国的火灸疗法让毕加索当场站了起来，两天之后，他就能像以前一样行动自如了。毕加索对中国的神奇医术啧啧称赞，中国文化在他心中变得更加神秘了。
时局越来越不稳定，毕加索带着道拉·玛尔离开巴黎，来到地中海海滨。他们在法国南部的小港安迪伯住下来，享受这里难得的宁静与祥和。
一天傍晚，毕加索和道拉·玛尔在海边散步。他们看见一个小小的渔港，人们准备在那里登上小船出海钓鱼。为了吸引鱼群，他们用一种光线十分明亮和强烈的乙炔灯，灯光照到水上，引来成群好奇的鱼儿。用这个方法靠近礁石，还能看到海里五光十色、奇形怪状的生物，同时还有甲虫和飞蛾类等昆虫，在灯的周围飞来飞去。在深蓝色的夜幕下，这幅景象显得格外的迷人，像梦境一样引人驻足。很快，他以这个题材创作了《安迪伯夜钓》。
安迪伯迷人的夜景，在毕加索的画笔下显得沉重而阴森，他所要表现的是：由于战争，渔民们有一种无形的压抑感，只知毫无表情地低头劳动，重复着过去的生活。可见，虽然毕加索身处离战争较远的安迪伯，但他的心仍然记挂着整个欧洲、整个世界的和平，安迪伯的幽静根本无法平息他内心的焦虑和担忧。
果然，《安迪伯夜钓》刚刚完成，军队就进驻了这个原本平静的小港口，战争的气息随着海风吹来，毕加索只得重返巴黎。
毕加索从安迪伯踏上开往巴黎的火车，刚下车，他就感觉到自己的鼻尖已经碰到了战争的前额，他立刻决定，去海边城市洛昂避难。
当他们抵达洛昂时，原来的房子已经被德国士兵占用，他只能趁着士兵们出去演习的当口，把房子里的画一批一批运出来。那段时期，他们就像又回到了“洗衣船大楼”里，战争剥夺了毕加索的所有财产，他连画架都买不起。
不久，法国沦陷了，巴黎被纳粹德军占领。以前居住在法国的很多艺术家纷纷逃往美国，而毕加索却在此时搬回了巴黎。
毕加索重返巴黎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他是希特勒最痛恨、最害怕的艺术家，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艺术”和“颓废艺术”的缔造者。
德国人占领巴黎之后，开始笼络法国艺术家，邀请他们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然而毕加索却断然拒绝了这些带着阴谋的好处。有一段时间，天气十分寒冷，由于经济萧条、管制严格，煤炭的供应十分紧张，毕加索的住所像冰窖一样寒冷。
由于他拒不与法西斯妥协，一些法西斯党徒就打着艺术的旗号来排挤他。
毕加索在国外的朋友纷纷致信给他，劝他离开巴黎，到国外过安定的生活，摆脱战争的困扰和险恶，可毕加索拒绝了。
这显示了毕加索不畏强暴的顽强性格，他一方面不屈不挠地与法西斯抗争，一方面又机智地保护着自己和自己的作品。
毕加索把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都存在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一次，德国人突然宣布，要将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登记造册，以备“不时之需”，实际上是想借机掠夺巴黎人民的财产。
毕加索匆匆赶到银行时，他和马蒂斯藏画的3个房间里的柜子都被打开了，因为他们是希特勒特别“关注”的对象，所以那些珍贵的作品都面临着被抢走甚至毁掉的危险。
毕加索心急如焚，他看了几眼前来登记的两个德国士兵，发现他们好像不太懂艺术，看见满屋子的画纸还隐隐流露出失望的神色，也许他们原以为这里装的应该是钞票或金银珠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