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动各种工人支援公社的活动。马克思对巴黎形势的发展和公社成立后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十分关心。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巴黎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和意见。公社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或困难，都愿意找他们商量、请教。
5月10日，俾斯麦和法夫尔在代表双方签订正式和约时。曾秘密达成了共同采取行动镇压巴黎公社的建议，这项秘密协议对公社自然十分不利。马克思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告知公社领导人，但公社没有认真考虑这些事情，最后革命失败。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对公社参加者和巴黎的无辜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数以万计的人被逮捕、判刑、流放和枪杀。成千上万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不得不暂时远离祖国，流亡他乡。
6月6日，梯也尔政府在把公社运动彻底镇压后，又趾高气扬地向欧洲各国发出通告，诬蔑国际工人协会是公社的策划者和后台，要求各国政府协同一致地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直至把国际完全消灭。
这样，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就面临着一个紧迫任务：揭露梯也尔政府的谎言和诬蔑，反对各国政府的迫害，积极援助公社失败后幸存的流亡者。而援助公社流亡者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反对引渡，维护流亡者的合法避难权，并想方设法使在国内还受到生命威胁的公社社员离开法国，逃往安全地带。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和有关人士去做英国政府的工作，要求英国政府给公社流亡者以政治避难权。但是英国政府十分狡猾，生怕得罪法国政府，因而对这一正义呼声不置可否。
1871年7月，为了统一安排救济工作，统一分配救济物资，总委员会成立了由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参加的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的女儿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担任秘书。
马克思的热心关怀，使流亡者深受感动。不少人把马克思的家看作是避难所，是生活希望之所在。而马克思一家对一切来客也总是热情接待，慷慨解囊。不少流亡者为之感动，他们在马克思的家里得到兄弟般的款诗。但因此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又限入了困境。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国际内部，以巴枯宁分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同各国的反动势力相呼应，也想利用国际的困难处境来夺取领导权。
公社时期和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分子趁机大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对国际的正确主张。巴枯宁本人一方面诬蔑支持公社是犯罪、愚蠢的，另一方面又胡说他之所以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特别是因为它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
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必须回答巴枯宁分子的挑战，揭穿他们的分裂阴谋，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确定无产阶级今后的行动路线和斗争方针。为此，恩格斯主张召开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负责。这就为会议按正确方向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讨论筹备工作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先后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建议。
1871年9月17日，代表会议在伦敦落幕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组织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同巴枯宁分子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伦敦代表会议提高了总委员会的威望，加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内部组织性和纪律性，沉重地打击了巴枯宁分子的分裂破坏和夺取领导权的阴谋企图。
伦敦代表会议的这次较量虽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已枯宁主义者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不顾会议的各项决议，依然大搞分裂活动。他们反对总委员会的集中领导，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同时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
为了还击巴枯宁分子的挑衅，马克思写了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内部通告。用种种具体事例揭穿他们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本来面目。
通过这一次的较量，无政府主义者的可惜面目更加暴露无遗，他们越来越孤立，但仍然十分猖狂，一场决定性的斗争迫在眉捷。1872年5月28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召开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代表大会定于9月在海牙举行。
马克思深知这次大会任务繁重，它关系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存亡，因此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他写信给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瑞士和美国有关人士，收集巴枯宁分子搞分裂活动的材料，动员他们做好一切与巴枯宁分子作斗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9月1日，马克思在夫人燕妮和女儿爱琳娜陪同下，与恩格斯一起来到海牙。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因此引起了到会者的注目，也说明了这次大会的重要性。在同一天举行的预备会上，他高兴地会见了来自德国，瑞士、葡萄牙等地的许多老战友。
大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大会终于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决议。
恩格斯提出的把总委员会驻地迁往纽约的建议，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会上做了说服和解释工作，也获得了通过。
大会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并决定稍加修改后把它正式列入协会的章程，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再一次肯定了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对于反对权威、鼓吹自由联合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代表大会对长期进行分裂活动的巴枯宁分子作了组织处理，将其头子巴枯宁和吉纳姆开除出国际。
大会闭幕后第二天，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用德语和法语发表了演说，详细介绍了代表大会所完成的三项重要工作。
这次会议使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对巴枯宁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代表大会后，马克思和家人一道返回伦敦。
海牙代表大会后，他和恩格斯一起忙于向国际的各个地方组织宣传大会的精神，解释大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马克思毕竟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首先是继续写作《资本论》，以便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马克思就这样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勤奋地工作着。他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除了吃饭或偶尔到外面散散步，总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埋头阅读、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这时恩格斯已迁居伦敦，住在马克思家附近，两人经常见面，常在一起探讨问题，商讨工作。1874年，马克思从卡尔巴斯德疗养地回来后不久，接到李卜克内西和海·朗姆的来信，说全德工人联合会建议同社会民主工党合并。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前者成立于1863年，是拉萨尔派领导下的一个组织，由于执行机会主义策略，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衰落，后者是1869年在爱森纳赫成立的，所以叫做爱森纳赫派。它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虽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基本上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
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爱森纳赫派曾几次建议两派合并，但遭到拒绝。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对两派的迫害与日俱增，拉萨尔派在工人运动内部又日益孤立，而爱森纳赫派却得到人们的拥护，影响不断扩大，组织日益巩固和发展。在内外压力下，拉萨尔为了摆脱困境，主动提出与爱森纳赫派合并。
爱森纳赫派答应了拉萨尔派的要求，并一起制定了一个充满机会主义和庸俗民主主义的纲领草案，作为合并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纲领。
纲领发表后，马克思看后非常吃惊，对草案中反映出来的原则性的退步，感到特别气愤。
对于两派的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认为合并必须做到对工人运动有利，关键是应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只有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原则和纲领路线为基础，合并才能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希望爱森纳赫派不要拿原则当儿戏。他们也充分估计到拉萨尔派的本性难移，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机会主义的立场，因而认为与其匆忙合并，不如先签订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
在对爱森纳赫派提出这些善意忠告的同时，马克思对两派起草的纲领草案进行了严肃而透彻的批判，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这是一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文件。它结合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和策略思想的批判，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原理，论述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
在批判《哥达纲领草案》空谈什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权利、公平分配时，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生产者所给予社会的，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而从社会取回的。则是作了各种扣除后自己所给予社会的那些，这也就决定了这种社会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将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那时分配的原则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里，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类将必然地经历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
对于《纲领草案》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也作了全面透彻地批判。指出《草案》宣扬的自由国家，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同时，马克思还对未来做出了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经历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1876年7月15日，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城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宣告解散。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地指导革命。
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中，德国工人运动发展尤其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故乡的一切往往具有特殊的魅力，更主要的是那里形势的变化，局面的创新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
德国自普法战争期间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统一后，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工人阶级不断扩大，实现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经过了对杜林主义的批判，也进一步获得巩固，党内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得到了澄清，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成就使统治阶级感到惊慌，所以帝国政府想方设法置社会民主党于非法地位，党的组织被取消，报刊被查禁，几百名社会党人被驱逐出境，不少党员被企业解雇。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德国大地，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严重考验。
对于敌人的疯狂迫害，党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惊恐、动摇情绪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出现了。
就在这时，流亡伦敦的莫斯特一伙人借机鼓吹无政府主义观点，要求党在客观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同当局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
为了澄清思想，帮助党的领导掌握住革命航向。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签发了一封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通告信》。
《通告信》批判了赫希柏格等人企图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党变成不纯粹的党。指出，如果让这种人在党内占居显要职位就是自己出卖自己。在驳斥关于党应当走改良道路时，指出所谓改良，就是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抹杀、冲淡和削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党的领导人很快克服了《非常法》初期的动摇，采取了秘密与合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党的各级组织相继恢复活动，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号也于1879年9月28在瑞士苏黎世出版了。
1880年8月20日～2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古堡城市维登举行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正式结束了党内的动摇和混乱局面。大会把无政府主义头子莫斯特和哈塞尔曼开除出党。1880年12月9日，倍倍尔等人到伦敦同马克思、恩格斯商讨报纸编辑人选和加强联系的问题，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接待。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种渠道给德国工人运动以帮助，使它克服种种困难在国内外的政治生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除德国以外，马克思对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也十分关心。
在欧洲大陆国家中，俄国是马克思、恩格斯密切注意的一个国家。
从40年代末起，几十年来，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关心并研究俄国问题，他们深知俄国在欧洲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深知俄国革命运动的任何进展都能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