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齐国有位才德出众的贤人，一生不出仕，以织席为业侍奉老母。有一次，他去向晏子借粮。晏子侍臣对晏子说：“这个人是有名的贤人，不肯结交权贵，也不以违背道义的方法求利避祸。此次来向您借粮，一定是因为仰慕您的德行才来的。”晏子派人拿来了粮食和金钱，这位贤人仅受粮而去。
不久，齐国国君突然怀疑晏子，晏子准备逃走避祸，临行前向这位贤人辞行。这人却淡淡地说：“请你多保重。”晏子非常失望。但他想到贤人乃有德之人，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便匆匆离去了。等晏子走后，这位贤人对他的朋友说：“晏子曾借粮给我，等于是养了我的父母。我没能力帮他避难，但我决心以死相报。”说完自刎而亡。
此事震动了齐国。齐国国君明白自己听信谗言的错误，便亲自追回了晏子。后人赞叹道：贤人与晏子以德相交，无怨无恨，多么难得啊！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两位著名的人物，王国维和鲁迅，他俩的生活经历也很值得喜欢交朋友的人们借鉴。
王国维早年曾在上海参加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罗振玉发现王国维才华横溢，智力过人，非常赏识他，时常在经济上接济他，后来又资助他留学日本。两人先为好友，后又结为亲家。王国维为了报答罗振玉的提携之恩，甚至将自己的著作和名誉卖给了他。可是，王国维始终都只看到了罗振玉的表面现象，却从未去深究过罗振玉的“德行”如何。他做梦也未想到罗振玉原是个卑劣无耻的小人，其帮助王国维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1927年，王国维思想苦闷，生活潦倒，罗振玉露出了他那虚伪自私、冷酷无情的真面目。他不但宣布与王国维绝交，还在经济上横加勒逼。“朋友”的反目和落井下石，使王国维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最后自溺于颐和园昆明湖。
同王国维的遭遇相反，鲁迅却在一生中得到了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鲁迅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与朋友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之所以如此，是与鲁迅注重以德交友密切相连的。鲁迅早年从师章太炎，后又与蔡元培结下了友谊。鲁迅还与共产党人瞿秋白、冯雪峰结为挚友，曾不顾生命危险，为营救瞿秋白四处奔走。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密交往，以及后来与左联革命青年的接触，都对鲁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郭沫若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他说：“王国维之所以划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也未始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这也说明，交友以德，是何等的重要！
明朝的苏浚，在著名的《鸡鸣偶记》中，曾将朋友分为四种：“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遂，昵友也；利则相合，患则相倾，贼友也。”
因此，交友一定要慎重选择，多交畏友、密友，不交昵友、贼友。也就是要注重将朋友的道德品质放在首位。这也是对孟子“友其德”的进一步具体化。
道德至上的社会氛围中，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内发挥作用的主要不是法律规范、行政命令，也不是金钱地位，而是由“仁、义、忠、信”归纳和表现出来的心与心之间的感动、激励、鼓舞、征服，进而转换成巨大的力量和自发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往往可以超越既有的规范和约束。“士为知己者死”，掂出了“忠义”二字的分量，因而要使人为我所用，不惜赴汤蹈火，不惜牺牲一切地为我所用，就必须将心比心，以诚待人，建立起极度亲密的私人关系。
韩傀在韩国作相国时，严遂也为韩王重用，这两人是政敌，一次在朝廷上争起来，严遂拔剑刺韩，幸被人救解开，严遂知道难免一死，就逃离韩国，流浪在外，寻找能替他报仇的人。到了齐国，有人告诉他，“软地市井里的聂政是个勇士，因躲避仇人隐遁在屠夫之间。”严遂就有意和他交往，希望能建立私人之间的友谊。
他预备了酒筵请聂政母亲饮酒，拿出百镒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但聂政坚决辞谢严遂的厚意。“我虽家境贫寒，以杀狗为业，可早晚还能得些好吃的食物奉养老母，不敢接受您的赏赐。”严遂直接告诉了他心底的秘密，但仍然被聂政拒绝，“我之所以自贬志气，辱没身份，只为奉养老母，有老母在，生命不敢轻易托人。”严遂也不勉强，尽宾主之礼后离去。
后来，聂政的母亲死了，除去葬服之后，聂政感慨地说：“唉，我不过是个市井小民，杀狗屠夫，严遂身为卿相，不远千里，屈枉车马和我结交，我却无以相报。贤德的人受到使人感情激愤的羞辱，而来亲近我这样低贱的人，我怎能无动于衷，现老母已尽天年，我当为知己者死。”于是前往濮阳，找到严遂，随后提着宝剑独自来到韩国。
正好韩国东孟举行盛会，韩王韩傀都在，身边都是手执利器的卫士，聂政不顾一切冲上去直刺韩傀，韩傀吓得赶紧抱住韩哀侯。聂政再刺，结果刺中哀侯，左右大乱，冲上前去，聂政杀了几十个护卫后，刺破自己的脸面，挖出眼睛，剖开腹部，肠子尽流，不久死去，韩国人都被他的浩气征服。（《战国策·韩傀相韩》）重仁义而轻生命，重个人友谊而轻社会约束，严遂深刻地利用了这一点，不惜降低身份以待义士，激励同时也是骗取聂政以身相报。聂政之死是严遂一手导演的悲剧，但他的用人之道却是至为成功的。图穷匕现，谋刺秦王的荆轲本来也是一介武夫，赵太子丹同严遂一样与他建立了不同寻常的私人友谊，荆轲为太子丹的精诚感化，才演出了这么一幕绝唱万世的历史悲剧。
交友确实是一门大学问。孟尝君的舍人中有一个与他的夫人私通，有人报告了孟尝君：“作为您的舍人，却胆敢与您夫人私通，这太不仁义了，我看您把他杀了。”孟尝君却宽容地说：“看到貌美而喜欢，这是人之常情，还是把这事放一边，别提了。”过了一年，孟尝君召见与夫人私通的那位舍人，“您我交往甚久，未予大任，小官您也不愿做。卫国君主和我有些交情，请允许我把您推荐到卫君那里去吧。”此人后来备受卫君重视。当齐卫两国邦交恶化时，卫君想约合天下诸侯去攻打齐国。此人力劝卫君打消此念，“齐卫两国先君歃血盟誓过：齐卫两国后代决不相互攻伐。您现在是违背了先君的盟约，也欺骗了孟尝君。今天您如果听我一言，打消此念，也就算了；如若不然，我就要把脖子上的血溅到您身上。”意思要和卫君拼命，卫君只好停止伐齐的计划。（《战国策·孟尝君舍人》）在一个重仁义廉耻的社会里，却做出践踏仁义廉耻的事，而且有损的是主人的面子，其舍人即使被杀，也死而无怨，而孟尝君却如此宽厚。他深知，自己虽然操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但如果不予追究，起死回生，则思德莫大，仁义无量，那将是一次无与伦比的心灵征服，于是日后灾祸化为功劳。
孟尝君一度被齐王贬斥，被驱逐出境，当再次得势回来时，齐人谭拾子在边境遇到他，“你是不是恨那些得势时趋之若鹜，失势时四散离去的人。”孟尝君点点头，“我想杀了他们。”谭拾子说：“这社会本来就是谁富贵就靠近他，谁贫贱就远离他。犹如集市，早晨人总是满满的，到了晚上就空荡无人。这不是人们爱早恨晚，而是根据需要来的，因此希望你不要恨那些人！”孟尝君就把五百块刻在木板上的仇人的名字削掉，不再提起。
（《战国策·孟尝君逐于齐而复返》）不管孟尝君是否认同了谭拾子的道理，他的行为是以礼对待非礼，以仁对待非仁，这样所产生的道德感化力量往往超过以礼待礼，以仁待仁。其智慧原理在于，处于重视社会舆论，强调道德自觉的社会中，以善待善，固然是善，如果以善待恶，通过恶的对比与反衬，善的形象更为突出，心理作用更为强烈。
交友接人之道是一种理性原则，是人通过努力才能认识和做到的。而且，交友接人之道也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要结合各人的脾性，发扬所长，克服所短，也就是因人而异地对自然选择的交友接人加以矫正。这里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人过于随和，交友接人没多少原则，该交的交，不该交的也交，以至交了一些有损无益的朋友，使自己受到不良影响；另一种是为人过于苛刻，要求过高，择友偏严，天下没几个人能对胃口、能看上眼，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既没有交友的乐趣，又缺乏朋友间彼此激励的力量。孔子提出的交友接人之道，正是针对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解决的办法就不免各有偏蔽。因此王阳明告诉人们，对两方面的原则要善于运用，运用得当，就不会有偏蔽。
除此之外，同一个人，可以而且应该交各种不同的朋友。有情感上彼此爱戴的私人朋友，也有事业上互相依重的同志，有知心知意的挚友，也有互利互惠的一般朋友，还有知识上人格上能给我们以影响和帮助的朋友……交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分寸和原则。比如，你向一般事业上的朋友要求很深的私人感情，向互利互惠的朋友要求事事见真情，那就失之于苛刻，自己吃了亏，朋友感情也完了。又如，与师者长者交友不宜过于亲昵，与知心朋友相交也不能全无彼此……其微妙处交友中都需善加把握。
鲁迅为许寿裳题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见朋友的珍贵。其实，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中，值得珍贵的远不仅是知心朋友，各种朋友均有其价值，无不应予珍重。因此，在现代掌握交友接人之道，意义格外重要。
严守操行不露锋
杨朱讲学，从鲁国南行，到楚国沛地，正巧老聃（即老子）到西边的秦地闲游。他早就想拜访老子，好当面请教，心想这次机会难得，不能错过。杨朱估计能在沛地的郊野遇上老聃，可是直至到了梁城方才见上面。老子一见杨朱，没等杨朱致候，就仰天长叹，说：“从前觉得你不错，听得进我的话。现在呢，唉，一副不堪教育的样子哟！”
杨朱没想到一见面老子就说他，一时摸不着头脑，室外不便长谈，便请老聃到驿馆再说。老聃跟着来到驿馆，住进房间。杨朱托盘端来脸盆、漱杯、面巾、发梳，到门口先脱鞋，双膝跪行进去，放下盥洗用具，让老子洗漱完毕，才恭恭敬敬地说道：“刚才学生本想请老师批评得具体些，又见老师忙着赶路，所以不敢开口。现在见老师呼吸已匀调了，敢请谈谈学生错在哪里？”
老聃也不掩饰，开口便说：“翻白眼望青天，你目中无人啊。跟你相处谁能自在！真正修养高尚、行为清白的人，总觉得自己不干净，真正品德优良的人总觉得自己不像样，自己有许多不足，始终保持本来面目，从不会自我感觉良好。”听了老子的话语，杨朱顿觉脸红，连连对老子说：“牢记在心了，牢记在心了。”杨朱从老子房间出来，便痛责自己，不但痛责，而且立即改掉傲气，见人主动打招呼，还主动帮助店老板干些杂务。此时的杨朱，想起前几天自己每次都是大模大样跨入驿馆客厅，旅客们见了纷纷起立恭迎，馆主亲手铺设坐席，主妇亲手捧上盥洗用具，旅客不敢与他同席而坐，连烤火时都不敢陪他烤，让他一个人烤霸王火，众人靠边坐。那时杨朱还美滋滋地，以为众人尊敬学者就应该如此，竟没想到这正是傲气在作怪啊！他听了老子的批评、革心洗面谦逊待人，再到客厅转转、看看，果然那些旅客不再把他当作大学者了，不但敢和他平起平坐，甚至还敢同他争贵宾席了。
为人处世能否严守操行，不露锋芒，即做到智勇权财不足自恃、不足自耀，也不足自夸。人与人之间的一般言行答对，看似区区小事，但能否有一种高深的修养，能否处理得稳妥、圆熟和周到些，往往就决定着事的成败、人的生死，也就是“善用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从效果上使各人为人处世的高下水准立见。所以注重精神修养的人，在这一方面不得不引起足够重视，不得不加大力度。
明末文人洪应明在他的《菜根谭》中写道：
爽口之味，皆烂肠腐骨之药，五分便无殃；快心之事，多损身败德之媒，五分便无悔。
帜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如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名冠世被杀，霍光败于权势逼群，石崇死于财富敌国，皆以十分取败者也。康节云：饮酒莫教成酪酊，看花慎勿至离披。皆哉言乎！
洪应明上面两则语句，其意思与庄子“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是一致的。在上二则语句中，洪应明还以历史上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具体史实论及相应的结论，我们也就略加介绍相应的人物事例来阐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的道理吧。
韩信作为刘邦麾下的头号战将，勇冠三军，不论是带兵方法或是军事谋略，都有远非刘邦所可企及之处，对此，刘邦与韩信都是心知肚明的。问题出自作为部下的韩信，对此毫不谦逊，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在你看来，我能带多少兵？”韩信答：“不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直肠直肚就答：“我是越多越好。”虽说这留下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千古美谈，但类似的言论及一些名位的要求，却使韩信成为了刘邦的心腹之患，并因此而被擒遭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