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开分配兑现大会了。
这种会议的开法几乎和当时所有会议的开法一样。一般是公社先开，开会地点常在一个大队，这个大队往往是公社主要干部蹲点生产水平高的；参加会议人员，全体大队干部，各生产队队长、会计，有时也邀几个贫下中农代表。公社开过后，回来大队再开，也是大队主要干部蹲点的生产队，这个队又往往是全大队生产水平最高、条件最好的；参加者则到全体社员。开会记工分，所有的人都愿拿这个工分。因此，每次开会，虽然拖拖拉拉，有先有后，但与会者甚众，连老弱病残也不放过这个得工分的机会。
庄富生参加了大队召开的分配兑现大会。大会在四队开，队长先总结生产，自然离不开公社大队特别是姜章尧主任的领导，又说今年化肥奇缺，但生产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夺得了丰收。接着会计具体汇报分配余缺情况，自然，余多缺少，或者是没有缺粮户。
队长、会计讲了是姜章尧讲话，孙树源作指示，讲话、指示以后是兑现发红包，同时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庄富生前一天听公社在邻近的晨光大队开会时，也就是这样敲锣打鼓放鞭炮的。
大队开了生产队开。庄富生所在的生产队不少社员都卖出口粮到粮管所填了周转证，使三个余粮户拿到了红纸包。但队长乔得家仍没忘记说化肥奇缺抓革命促生产夺丰收，只是锣鼓、鞭炮都免了。
天真朴实的老饲养员江老四弄不通这本帐。“这么多人一年忙到头，粮没有少打，怎么全队才三家余粮户？忙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他带着三个不相信，问队里会计。
会计梁齐发，两个指头上下不停地拨着算盘珠，歪着脑袋慢条斯理地答复江老四：“现在用工多，生产成本大啊！”
用工多是事实。一个队，一百二十多人簇在九十多亩地里忙，起早贪黑没闲时，工分标准定得低又低，可年年总工分还是破纪录。但成本大，如何说呢？化肥用得又不多嘛！
乡下人也懂得“化肥奇缺”这略带文言意味的说法。
会计一时被问住了，但他的账本是凭据。“就拿你养猪来说，”他对江老四算起了账，“一年卖出去四十二头猪，收两千七百三十四。可支出呢，其他东西不算，小猪、饲料两项就三千一百三了。”
明眼人一听便知，江老四替队里养猪，不仅没为队里赚钱，而且还亏了大本呢！不过这也没什么说的，“养猪不赚钱，回过头望望田。”历来就有这个说法的嘛！
可江老四更气了。队里别的账他不清楚，养猪这本帐他是有底的。春上捉小猪，价钱比较贵，花了千把元，他知道。可饲料，队里是穷养猪，春吃红花草、秧草，那是沤肥的料；夏天，他种的洋苋菜，外加小董养的水浮莲，饲料就够了；秋吃山芋藤，冬天吃萝卜，连头带茵子，也都是青饲料。再就是麦秸头、稻瘪子机的糠。平时很少**料，只有快卖的个把月才给吃点粮食催催肥，那会吃下去这么多钱的猪饲料？
有知情的队委悄悄说：“老头子不要叫了，你那些麦秸头、稻瘪子都算了产量了。”
“什么？”江老四听了，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吼起来了，“那些都算产量，怪不道呢！你们队长、会计要面子，钻天设法多报产量！”
队长责备地望望会计，会计低头不做声。
其实，队长、会计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上面领导要产量可厉害啦！
大队干部去公社开会，一次次过不了关。在家里满打满算准备好的数字去，可听人家一报就不敢开口了。先报的大队产量比自己高得多，可李肖雄却劈头盖脸一顿骂，骂他们在家睡大觉不干事，责令回去重新核产、过秤。大队干部回来也有办法，照公社领导的派头，责令队长会计回去再核产。产量一次比一次高，可大队还不满意，最后，姜章尧想绝法：让各队会计带人到别的队过秤、查账，就像那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人家的会计发现我们账上机麦秸头、稻瘪子的发票特别多，反映到大队，姜章尧把队长会计找去问，队长讲真是稻瘪子、麦秸头，结果被姜章尧一顿骂，“人家队里都没有稻瘪子、麦秸头，单单你们队里特别多？麦秸头就是麦，稻瘪子就是稻！”一句话醍醐灌顶，队里的总产一下上去了六千斤。
这个秘密本来只有队长、会计心中知，但压力太大，乔得家终在队委会上透了底。队委们暗自都抱屈，怪只怪江老四平时太勤力，梳梳扒扒把场上的这些下脚料都弄去喂了猪。若是让它烂了，被雨落得淌了无人问，也许不会给我们加上这几千斤。
知道了这一内情，江老四气得脸色发青，老泪纵横，伤心地说：“我的那些猪儿呀，你们也真冤啊，你们没有吃那么多粮食啊！”突然，他哑着嗓子喊，“我不养了，这猪我不养了！说起来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我看是猪越养的多，越亏得多，这日子真叫是没法过了！”
分配兑现大会散了，一个个都揿着头往回走，不做声，之后再也没有多少人出来串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