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今年五十一岁，我对她五十一年的人生，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了解。我妈也不是生来就是我妈，所以对她在成为我妈之前的人生，我只能从她和别人讲给我的故事里，大致地拼凑起来。
我妈是我姥姥的第一个女儿，我猜，我姥爷抱着她的时候，心情比起抱着他的其她三个女儿，要好上许多。毕竟，在还没有计划生育的时候，第一胎是个女儿，意味着以后生了儿子有人帮着照顾。虽然比不上生了儿子让人开心，但至少也不算是一件坏事。
在我妈之后，我姥姥陆陆续续地生了五个女儿，上回说过，后面两个都没来得及长大，所以我总共有三个姨。我姥爷常年不在家，我妈自然而然地负担起了照顾妹妹的责任。
我二姨出生的时候，我妈也不过五六岁。姥爷大概在姥姥的月子还没出完就走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和一个虚弱的母亲，日子是如何继续维持的，我想象不出来。
后来就是我三姨了，我妈说我三姨出生的时候她正上小学五年级。我姥姥做完月子就下地干活，还要教书。没有办法就把我三姨塞给了她。她在家照顾我三姨不能去上学，心里着急，就等我姥姥出门了，抱着我三姨去教室的窗边听课。我三姨一哭，她就赶紧伸手捂住她的嘴巴。
这是我妈第一次面临辍学的危机。就这样她愣是站在窗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了一学期的课，等到下学期我三姨大些了，我姥姥才让她回到了教室。她回去的时候，自己的课桌和椅子已经不在了，班主任说以为她不会回来了，所以让别人搬走了。
我妈的成绩在村里同龄的孩子中算是很好，可小升初的考试里，她也只是勉强考上了镇上不太好的一所中学。她上初中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要骑着自行车出发，大概一个多小时后之后，才能到达学校。
要是下了雨，没法打伞，只能任由自己被淋成落汤鸡，然后坐在教室里慢慢地用体温烘干衣服。冬天路滑，连人带车摔在路上是常有的事，要是赶上下雪，第一节课大概就不用听了，因为任你再专心，生着冻疮的手上小虫子爬过一般的感觉和身上雪化成水再慢慢蒸发的雾气，也会让你看不进书去。
中考之前，我妈的班主任对他们放话：“你们中要是有一个能考上高中，我就跟你们姓。”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学生学习水平如何，这位老师的教学水平，倒是真的不敢恭维。我妈说他上课讲题，经常讲着讲着自己也不会做了。
然而我妈考上了，和她一起考上的，还有隔壁班的另一个女孩子。不过这位班主任改不改姓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他和我妈一样，都姓王。
我妈上了高中，就遇到了我爸。我爸是家里第五个儿子，小名“轻娃”，我奶奶说生他的时候，是除夕夜，一家人聚在一起，就怕是个丫头。生出来看他是个儿子，心里总算轻松了，所以起了这个小名。
我妈跟我爸有没有早恋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不过从我妈总说我爸上高中的时候不好好学习，上课总睡觉，考试前玩弹珠之类的事情来看，我猜就算没有捅破，我妈那个时候对他，也是有好感的。至于这好感来源于哪里，我猜大概是我妈从小习惯了做乖女儿，好姐姐，好学生，习惯了对自己严格要求，才会被我爸身上的散漫吸引吧。
那个时候的高考之前，还有一次预选。预选分数不够的，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我妈的高中是住校的，三十多个人挤在一间房里睡大通铺，睡觉的时候连翻身的地方都没有。学生要自己从家里带吃的，我妈每周回家，都要背一书包的锅盔和咸菜去学校，作为下周的伙食。
不过年轻的时候，总是能吃苦的。吃过苦的记忆，因为与最美好的年岁相连，以后再想起来，好像也没有多么难熬。我妈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不大在乎曾经吃过的苦，更多的是惋惜她最好的朋友。
那个朋友，我现在见了，应该叫阿姨了。不过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小姑娘，我就还是简单地称呼为她好了。她学习比我妈刻苦多了，我妈睡觉的时候，她在背书，我妈起床的时候，她早就一个人学习了很久了。
她家里很穷，穿的衣服上带着很多补丁，每周带来的伙食，也总是玉米面和黑面的馍馍。我妈总是拿出自家的白面馍和她换，说自己喜欢吃玉米面的馍馍，她会帮我妈在运动会上跑三千米，大概还会偷偷地听我妈谈论着我爸。
可是她，连预选都没有考过。我妈说预选之后，教室就空了一大半。没考上的同学，只有几个选择复读，其中就包括我爸。剩下的，都回家种地了。
我妈再见到她的时候，是高考结束那天。那时候的家长不像现在，会在孩子高考的时候焦急地等在考场外面。考场外面，几乎没什么人。我妈一出考场，就看到了她。
她那天破天荒的穿了一身新衣，身上一个补丁都没有，脸蛋红红的，编着两个黑亮亮的辫子，拿出一双自己纳的鞋垫塞给了我妈。
她说她要嫁人了，家里给她找了个来这里收土产的南方商人。那男人比她大十岁，也没有办婚礼，过一阵子就要跟他走了。后来，我妈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妈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脸上很平静。再难过的回忆，经过了多次的咀嚼，都会变得没有味道了。不过有一次，她收拾旧衣服的时候翻出了那双鞋垫，看着它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说道：“她现在的日子，应该比从前好多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