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看过我的书房，问我为什么不捐点书出去。看我反应不积极，就笑我是小气鬼。“真是一毛不拔。”他说。
他说得不错。但我并不是没有过捐书的念头，特别是像他说的，书架已经塞满，有些书完全可以淘汰掉的。但是淘汰哪些书呢？虽不敢说架上的都是好书，但都是我精心选购的。有些书是我的至爱，那自然是不舍得捐出去的。有些似乎可以，比如说版本、装帧不满意的；内容不是很喜欢的。但等到真要捐出去时，却又像鸡肋一般有点舍不得了。毕竟版本虽然不好，但并无复本；内容虽然不是特别喜欢，但至少还有资料的价值。如果实在一点价值都没有，那我也不好意思捐出去了。就像捐赠衣物，很多机构都要求至少七成新以上，而我自己有些穿了十几年的衣服还不舍得丢掉，又怎么好意思拿这些穿旧的衣服去献“爱心”呢？
其实除了以上原因，我还有听起来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说，书即便捐出去了，真的能发挥它的价值吗？虽说书不像钱、电脑、大米、食油，甚至七成新以上的衣物那么招人喜欢，在捐赠的过程中不明不白地消失，但对于它能不能发挥捐赠者预期的作用，我也总是心存怀疑。我的担心是，在今天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即便书能到学校，能到孩子们的手中，他们会看吗？能看吗？学校会准许他们看吗？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可以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证明。我的老家还不算贫困山区，虽然也称不上富裕，但学校里图书室还是有的。小学的图书室我没见过，之所以知道有，是因为一个要好的同学父亲就是我们那所村办小学的校长，我曾在他家里见到套装的《西游记》，问是哪里来的，才知道学校还有图书室。当然图书室我是没有眼福看到的，估计里面的图书，就像这套《西游记》一样，只能供校长和老师们专享了。我那时还小，民主、权利的意识还没有，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甚至认为太对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为什么我爸不是校长。
初中跟小学差不多，虽然也有图书室，但也从来没见过，更狠的是，学校不仅不开放图书室，见到我们读课外书还要没收。我自己就被校长没收过一本《陈真传》。当时是晚自习后准备睡觉前的那个空档，就连这个时刻校长都不肯给我们一点阅读的自由。我自然无话可说，唯有惊恐。要说我也当过帮凶，初中二年级，我因为学习成绩还好，被任命为班长，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课间操时和班主任一起搜同学们的书包，看到课外书就没收掉。大家似乎也都习惯了，或者自觉有愧，做完操回到教室，看到书没了也不敢吭声。记得一次搜出的是一本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名著《高山下的花环》，课本上就有节选，但那时不懂，交给班主任，仍旧没收掉了。现在想来都感到惭愧。试想，在那样的气氛之下，即便书能到学校，能到学生们的手中又能怎样？
我还算是爱书的，但小学、初中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仅有的底子是小学时买过的几十本连环画。我上初中时，正在热播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我看得入迷，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个爱看武侠小说的同学手里捧着一本书，正是《射雕英雄传》，不由大为吃惊。我说不是电视剧吗？怎么还有书？孤陋寡闻可见。但那时也有对付老师的办法，我没有试过，都是看那位嗜武侠小说如命的同学在实地演练，刚开始是在课桌上挖个洞，小说放在桌兜里，一行行移动。后来被识破，就剑走偏锋，将书一页页撕开，一张张地看，即便被查收，损失的也仅是几页而已，不影响大局。我想很多老师肯定对他这一招十分懊恼，因为我知道有些老师，收书的积极性之所以那么高涨，除了迫于中考的压力，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也爱看。
高中时好一点，许是我读的是省重点高中，眼界和胸襟与普通高中有所不同。学校历史悠久，有一个近百年历史的木质图书楼，每周开放一天，供大家自由借书。虽非完全开放式，也已有开架的雏形，书脊顶着玻璃，站在外面就可以看到书名，喜欢哪一本，用手指一指，管理员就可以帮你取下。高中时我因此读了不少书。但到高三，风声就紧了，图书馆虽然仍旧开放，但班主任却收紧了政策，记得有一次，我借完书正要出门，突然看到班主任进来了，心慌手乱，忙找个地方把书藏起来，班主任对我盘问半天，矢口否认，他看我两手空空，才放我过去。
也许真的是因为看课外书太多，第一年高考失利，复读的那个学校是个县重点，图书馆比省重点明显差了许多，首先没有单独的图书楼，只是一个小藏书室；其次偶尔才对学生开放，也只局限于低年级的学生。毕业班的学生自然应以高考为重，否则明显就是不务正业。所以就冲这一点，如果今天非有人说我是那个学校的校友，我是誓死不认的。
大学自然不用多讲，也不是我们捐书的对象。假如以上列举的情形没有变化，那么即便有书又能怎样？有书和没书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而也就别怪我对捐书持这么悲观的态度。
但也许现在比我那时候已经好了许多，学生们已经可以不用理会升学的压力，自由地阅读课外书了。毕竟我离开中学校园已经十几年了，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一点点进步。但不知怎的，我总是乐观不起来，因为我对我的乐观也悲观起来了。不过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或许我也会慷慨大方起来，即使只为不被朋友说成是“一毛不拔”的吝啬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