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一段需要红薯馍、玉米糕、糜面梆梆、野菜疙瘩才能勉强填饱肚子的日子。用今天孩子搞笑的话说，那时唯一强烈的感觉就是一个字，饿！
记得大哥割猪草时偷偷地挖了生产队一窝红薯，自己一口气生吃了仨，还剩下两个藏在笼底带回了家。大哥真是饿晕了头，竟然忘记了母亲平日里耳提面命教导我们的诚实、本分，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取出来用衣袖擦了擦让我和二哥吃。恰巧母亲推门进来，一把夺过我们手里的红薯，训斥了半天还不解气地狠狠地打了大哥。
拿着被我们咬了一下的红薯，母亲似乎很为难：上交吧，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孩子做了贼；不交吧，的确不合她的为人。
大哥呢，哭得也很委屈。割猪草的那几个孩子都偷，又不是他一个人偷。人家没吃完的，扔了，怕被看守的大人检查出来。而他，是想着我们俩才带回来的。
而我们，倒不理会大哥的脸是不是被母亲打疼了，更关心的是被母亲夺去的红薯将如何处理。已经上了床，母亲将红薯丢给我们，没好气地训斥道：“整天都是想着吃、吃、吃，活到世上就是为了吃……”我们才不理会母亲说话的语气及神情，赶忙抢在手里，啃起来，甜甜的红薯汁顺着嘴角直流。母亲一看见我们的吃相更生气了，“看你俩那熊样，总有一天，为了吃糟蹋自家……”母亲愤愤地说着，又两手齐上夺了我们手里的红薯，“偷的东西还吃得有滋有味，还有没有廉耻？！”
我们依旧坐着，却不曾低头表现出半点悔过，单等着母亲训斥完后再扔过来，好接着吃。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母亲反反复复的给和夺里，在絮絮叨叨的训斥声的伴奏中，咽下每一口红薯的。
如今想来，那会儿的母亲，心里一定很难受很难受的：她不能抗拒的，是儿女们的饥饿；她不能原谅的，是儿女们满心里只想着吃。
母亲和父亲有事去外婆家，大哥又领着我们偷了一次，那次偷的是玉米棒子。
白天只能忍耐，害怕煮熟时玉米的香味暴露了我们的行径，被大队喇叭批评。等呀等呀，估摸是半夜了，大哥领着我们起来，煮玉米棒子。真香，我一连吃了两个，还能吃得下，只是没有那么多，大哥二哥每人一个半，——才偷回来五个。
第二天，大队喇叭就响起来了：
有些人做贼心虚，三更半夜煮偷的玉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鼻子也不是摆设……
后面就是点我父亲母亲的名字，进行声讨。
母亲叹着气，开始训斥我们：
不是光咱一家子饿，全村人都饿，——全村人都当贼了，能打下庄稼分给大家？管不住自家的手，管不住自家的嘴，能干成啥事？偷，总归是坏毛病，就得离远些……临了，她长叹了一声，傻娃，饿得谁能睡着觉？白天有事打搅，有东西充饥还好点。天黑了咋办？还天黑了偷偷煮，真是笨到家了。
后来，我在路遥的一篇文章里看到这样一段话：
“上数学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公式化合反应出什么吃的东西来……”
我不觉笑了，看来，我们伟大的路遥从小就具有当作家的浪漫气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