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一个名叫娄敬的齐国戍卒时来运转，在同乡一位将军的引荐下，他得以面见刚刚取得楚汉战争胜利的刘邦。斯时的刘邦，也想效仿周朝，带领他的全班文物臣子，准备把国都由简陋的定陶迁往洛阳。洛阳这个地方，位于九州中心，黄河之滨，领带南北，贯通东西。刘邦取得天下之后，也想他所创造的万世基业，永恒不灭，是每个皇帝的梦想，出身寒微，性本流氓的刘邦也不例外。
娄敬本是一个普通的戍卒，就像现在军队里的一名基层士兵，因为能说会道，又不满足于做一名戍边军卒，况且，还要到遥远的陇西。这小子先是说通了带兵将领。使得那位和虞姬一个姓氏的将军答应他，路过定陶时候，把他推荐给刘邦。在古代，将领培植自己的势力，或者在皇帝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人，不仅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还是一种政治作为。人和人，或者上级和下级，在很多方面更多的是一种利益互换关系。
这个娄敬果然口才超群，当然也颇具头脑与政治远见。得以拜见刘邦后，说了这样一番话：“皇上您现在取得的天下，和周朝那时候不同。周朝自后稷开始，以仁德积累了数百年帝业。武王伐纣，取得领导权，到周成王时候，天下还是以洛阳为中心，四方诸侯纳贡奉职，距离都不太远。有仁德的皇帝换个地方定都容易兴盛，没有仁德的，换个国度就很容易灭亡。周朝前期，诸侯四夷莫不臣服，到了他衰亡时候，诸侯们都各行其是，皇帝无法节制。不是因为周朝的仁德不够，而是因为他的都城地形地势太弱了。现在，皇上您从沛县起义，席卷蜀汉，在三秦之地兴起，与楚霸王决战于颍阳、成皋之间，先后有七十多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死难者之多，战争创伤之痛，是一时半会难以修复的。皇上您效仿周朝，还把国都定在洛阳，我以为不妥。你看三秦之地，被山带河，四周都是坚固的边塞，即使形势危急，有百万之众也可以却之于外。古来人与人斗，不扼他的咽喉而捶打他的背部，绝对不能一招制敌，以获全胜。皇上您现在要离开定陶定都洛阳，倘若很多年后实力微弱，不能够将节制天下的时候，只要占据关中，即使有秦国和项籍那样的强敌，也不足为惧。我以为，这是国之大事，也是皇上您的江山万世流传，帝业永存的根本所在。”
刘邦觉得颇为有理。又询问张良的意见。张良说：洛阳这个地方虽然也是坚固，还有周王朝的气象，但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军事之地，且又很容易四面受敌。关中那地方左边有崤山，右边是函谷关。陇西和蜀地沃野千里，三面皆可制敌，剩下的一面可以阻挡诸侯冒犯，真是易守难攻的坚固之地，天府之国。我觉得娄敬的话极为靠谱。
但刘邦身边，多的是山东人。这些将领和大臣，都想刘邦把国都定的距离自己家乡近一些，自然反对。尽管两派意见不一，刘邦还是下定决心，把国度定在关中。戍卒娄敬也因为这一次建言，摆脱了自己的微贱身份，官拜中郎，号奉春君。并被刘邦赐姓为刘。所谓汉之国都，也就是秦咸阳都城遗址。秦始皇的国度是庞大而壮丽的，但项羽一把火把它烧得灰飞烟灭，满地焦土与哀歌。项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也是彻底的破坏者。罪人而罪一城，恶人而戕众人，这样的一种习惯延续和反复了数千年，周而复始，无有休止。而关于秦都城之宏伟，后世杜牧《阿房宫赋》一方面可能是传说，另一方面是想象。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如此恢弘之宫阙，浩大之国都，在当时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迁都不久，刘邦便不顾臣僚劝谏，决定亲征匈奴。
匈奴作为一个长期游牧于农耕地区之外的强大民族部落联盟，自周王朝起，便与中央帝国不间断地发生各种摩擦，当然也有少量的合作。在西汉之前，唯有秦穆公、赵武灵王及李牧、秦开、蒙恬等王侯和将军对他们进行过彻底的打击。至公元前207年，以冒顿鸣镝弑父，自立为单于为标志，匈奴马踏东胡之后，进入了极其强盛的时代。游牧民族“以力为雄”，“举事常随月。”“胜则进，败则退我，不羞遁走。”在今之蒙古高原乃至河北、陕西、山西等地，常常以“来如闪电，去如飞鸟”的超强运动战术，侵扰中央帝国边疆，以抢掠物资。他们的这种“以战止战，以战养生”策略，是本性，也是受地理环境限制而不得不为的一种生存方式。
西汉帝国刚刚建立，尽管解除项羽的威胁，并平定了几个异姓王的反叛之后，刘邦自以为常年征战，匈奴不足为惧，便决心亲征匈奴，妄想也如蒙恬那样，不日之间，将匈奴打到漠北一带，再不敢袭扰汉边。这也是刘邦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一个激情表现，但陈平等人是清醒的。因为，战争持续多年，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全国的破败程度前所未有，一个新兴政权，经济能力薄弱不说，人口，特别是青壮年锐减，再加上对匈奴的实力及其文化风习不了解，作战的一切基础都不具备。
但刘邦一意孤行。事先，他派出几波人马，以各种身份混入匈奴打探实情。奸细和暗探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军事和政治集团对垒，相互窥知底细和底线，也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手段。探子们到匈奴潜伏了一些时间，回来报告说，匈奴防守空虚，人也懒散，边疆地带也没有什么兵马。这样一来，刘邦亲征的决心更大。陈平、刘敬等人还是以为这是匈奴的诱敌之计，力谏刘邦不可轻举妄动。为此，刘敬还自告奋勇，化妆成商贩，深入匈奴境内打探。由此可以看出，匈奴等游牧民族尽管没有正式的官方联系与沟通，民间贸易和交往从没停止过。
回来后，刘敬报告说：我看匈奴境内防守空虚，奴隶们驱赶牛羊放牧，毫无戒备，这是他们在引诱我们上当。刘邦还是不听。前200年四月初，刘邦征发三十万大军，并丞相陈平，将军季布等人出征匈奴，行至今河北张家口附近，刘敬再次劝谏，陈述理由，刘邦震怒，大骂他说：“你这个齐国的小兵，胆敢胡言乱语，沮丧我军心，立斩！”当时下令斩杀刘敬。后在陈平等人的劝谏下，把刘敬押往广武县城扣押，等他得胜回来再行处置。却不料，刘邦大军行至今山西大同，在白登山遭遇大雾和雨雪天气，匈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闪电而出，将刘邦三十万大军困在白登山七昼夜。后陈平以重金的贿赂冒顿单于最为宠爱的阏氏，以“得汉地而不能居”“两主不相伤”为由解开大军一角，放刘邦及其大军狼狈而回。
这是西汉帝国与匈奴第一次正面接触。斯时，刘邦还是低估了冒顿单于的军事能力与智慧。冒顿作为匈奴东方历史上最为强大和最富有心机和谋略的单于，从他开始，开创了匈奴近百年的鼎盛基业。紧接着，刘邦采用了刘敬建议，与匈奴和亲。他的理由是，打不过他就改造他，把汉室的闺女嫁给他，再生了孩子，就是汉刘皇家的外甥，再成为匈奴的单于……外甥怎么会和姥姥舅舅家结仇呢？
刘敬的思想也是地道的儒家学说，君臣纲常，家族伦理，妄图从血缘上改造蒙昧而剽悍的游牧苍狼。这显然是他个人一个理想化的政治梦想。一个弱女子并随从数百人，深入庞大而辽阔的匈奴大部落联盟之中，无异于草地上撒盐，沙漠里扬芝麻。但在当时，给个女人与匈奴单于，再加上大批的财富和生活用品、生产资料，并在几个边地城市开设贸易口岸，借此安抚匈奴。说穿了，这样的一种做法，无非变相求和、纳贡与供养。自此，长城以内为汉之“冠带之室”，长城以外为匈奴之“引弓之国”。一个“室”一个“国”，以古汉语的精准性和多义性来看，西汉无疑是低匈奴一等的。但从形象化上来考察，冠带之室和引弓之国确实概括了农耕帝国和游牧部落的基本属性。匈奴大漠浩瀚，泽卤无际，草原浩荡，戈壁连绵，他们以快马长刀，鸣镝飞箭为基本的战斗构成；西汉则以木车、骡马、长矛剑戟为基本战斗工具，两者之间，不仅是速度和距离的对比，还有人口及其身体素质的优势。
和亲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匈奴并不安分。公元前188年，匈奴的左焉耆王再次纵兵侵扰汉边，在今之辽宁通辽、河北怀来等地攻陷边城，杀戮官吏和守军，并抢掠了大量财富和妇女。财富用来分发，妇女用来做奴隶，并可自由买卖和转让。此时，刘邦早已死去（前195年），吕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彘”事件。匈奴兵马再度入侵之后，吕雉派人带着诸多礼品前往匈奴询问。冒顿回信说：前一段时间，左焉耆王稽粥受到了你们一个小官的侮辱，很生气，不听我的节制，私自出兵侵扰贵国。违犯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为了惩罚他，我让他带兵攻打大月氏。没想到那小子一举得胜，不仅把大月氏打得仓皇远逃至伊犁河，还把他们单于的脑袋割下来，做成了镶金酒器。为了表示歉意，我派人送去一些礼品，请太后陛下笑纳。
这一次，冒顿还和吕雉开了一个荤玩笑，说，你现在死了丈夫，我愿意用我有的，填充你所没有的。从这一点来看，冒顿天性里，有一些率真的孩子气，也有一种源自骨子里的对西汉的轻蔑。吕雉大怒，想动兵，但大臣们还是觉得时机不到，不可妄动。吕雉只好忍气吞声，派人回信并赠予匈奴诸多礼品。次年（前176），冒顿再次派遣稽粥攻击已经溃败的大月氏，与乌孙一起，将迁徙到天山南麓和伊犁河、伊塞克湖对流域的大月氏再度击逐到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地区，从而引发了欧亚大陆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剧烈的民族大迁徙。这一次民族大迁徙，对于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使得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也感觉到了它的强劲动力。
然而，在东方，汉匈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冒顿死后，稽粥成为匈奴单于。汉文帝按照旧例，从汉王室之间挑选一女，下嫁匈奴，并给予大量的馈赠。但这样也没有真正阻挡住匈奴的马蹄，这一以弓箭和马蹄横行高原和大漠的游牧军团，其嗜血的暴力传统令人不寒而栗。在汉文帝和景帝时期，匈奴多次深入汉边侵扰和掠夺。甚至抢劫汉王朝的马场和重要军镇。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诸多桥段都是失实的，如汉景帝接到匈奴再次犯边的奏报后，说这一群豺狼的台词，就令人喷饭。在斯时，汉景帝最多大骂一声猖獗盗贼，何来豺狼这一个“代词”？但是，文帝和景帝时期，对匈奴无力反抗倒是真的。这种被动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继位后，面对匈奴的不间断骚扰与凌辱，汉武帝决定对之进行反击。
这时候的汉帝国，经过“文景之治”，“社会之财富，日趋盈溢”，人口数量也有所增长和恢复。数千年以来，战争始终是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一朝灭一朝，成功者的冠冕和泼天富贵都是用无数的血肉之躯堆积起来的，尤其是秦汉这样的以暴力方式取得的政权。汉武帝刘彻进行了一系列的削藩与平乱之后，开始着手准备反击匈奴的战争。但彼时的汉帝国，对匈奴这样的一个“疆域最东达到辽河流域，最西到达葱岭（帕米尔高原），南达秦长城，北抵贝加尔湖一带。”的庞大游牧帝国却一无所知。
要想反击匈奴，必然要洞彻这个大部落联盟帝国的真相，能够联系到先前被匈奴大肆杀戮并击逐至中亚的大月氏，两边夹击，胜算可能更大。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张骞横空出世。这个汉中人，《史记》中说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这说明，张骞是一个少怀大志，英雄主义和理想精神都超乎寻常的人。出身于汉中城固县，时为郎中令，即皇帝的近卫和侍从首领。他自告奋勇，并招募到了月氏人堂邑父及勇士数百人，于公元前138年从长安启程，开始了他旷古烁今的“凿空”西域之旅。
事实上，在张骞这一次空前的行动之前，丝绸之路早已经存在，只是隐隐约约，不怎么明显，民间的生命力与沟通力有时候显得比官方的更为柔韧和强大。《穆天子传》一书虽有不可考证的传说性，但这本书对于早期西域的记录却是详细而又服人的。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早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古埃及法老的宅邸里就有了“丝绸”制品。这说明，张骞凿空西域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第一，至于丝绸之路，则是他这一孤身而艰险的探险行动的附加效应。但仅此一点，张骞已经不朽了。他第一次使得中央帝国打开了眺望世界斑斓闻文明之眼，也第一次使得中央帝国发现了更辽阔的人类存在。正如法国历史学家F·B·于格和E·于格叔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一书中说：“他（张骞）的外交成果统计是令人失望的，但他揭示的新鲜事物则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他亲眼目睹的一切，确实应当纳入到人类那最悠久和最神奇的共同信息库，也就是中国的断代史……张骞无疑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他揭示了一个外部世界的存在，至少是这个世界所包括的多样性、辽阔的范围和内在的潜力。”
真正的，有作为的勇士和猛士在中国自古缺少。对于张骞的功业，后世人多评价他甚至比汉武帝更伟大，比卫青、霍去病更加厥功至伟。这一点，我也是赞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张骞应当成为中国男人的一个标杆。当然，还有和同乡同时代的司马迁。西汉为后世贡献的，仅此二人并将军李广、贾谊、董仲舒、卫青、霍去病等几个人而已。当然，对于张骞个人来说，在焉支山被匈奴浑邪王扣押，又被绑缚到位于翁金河畔的单于庭帐。一个奇怪现象是，对于这样一个欲联络宿敌大月氏夹击本国的人，单于并没有杀掉他。
对此，匈奴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即留这个人一条活命，一则有可能劝化，二则可备不时之需。从公元前138年开始，张骞在匈奴将近十年，期间还娶了一位匈奴女子为妻。两人还生了两个孩子。这样的囚犯生活，查遍人类历史似乎很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么，匈奴并非嗜血成性，对汉帝国的人见到就杀，他们也心存善念，尽管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比重很大，但能够这样善待一个囚犯及其随从，已经很可贵的了。再者，这可能也是张骞的一个宿命。
公元前130年，张骞和他仅存活下来的四五位随从逃脱了匈奴的控制。手持节杖，再度西行。当他穿越今新疆全境，翻越帕米尔，在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找到了昔日的大月氏，虽然受到了隆重接待，但大月氏身在膏腴之地，安乐之邦，生活富足，也自知不是匈奴对手，婉转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在中亚的康居，张骞见到了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当他返回，还特意潜回匈奴阵营，把他的匈奴妻子和孩子带回了长安。
正如F·B·于格和E·于格叔侄所说，张骞的外交成果几乎没有，相当于一次官方派遣的自费旅游。但对于当时的西汉帝国而言，张骞不仅带回了详尽的地图，从而使得中央帝国第一次窥破了匈奴及其背后的秘密，而且携带了大量的西域见闻。苜蓿、核桃、葡萄等等都是张骞和他的勇士们从中亚带回来的，最重要的是，张骞看到了一个别样的新世界和另一种人类文明。这个眼见的信息在当时的长安肯定类似于神话，但由于张骞，那些长期萦绕在传说和零星典籍中的“传说”由此被证实为现实存在。
正是张骞对匈奴的详尽了解与实地勘察，对匈奴的反击战有了切实的把握。汉匈战争由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失利之后，再度开启。这一次，张骞也加入到了对匈奴作战队伍当中。他和名将李广一起出征。这是公元前129年，卫青为大将军，分六路，与匈奴决战。匈奴大败，其单于庭帐所在地茏城陷落，匈奴大部被迫迁徙到漠北、漠南地区。此时的匈奴单于是伊稚斜。因为失败，断绝了与西汉的和亲及一切贸易往来。两年后，伊稚斜单于再次出兵攻打西汉之上谷（河北怀来县）和渔阳（北京密云）等地，大胜，掳掠也较多。汉武帝再派卫青出征。卫青大军不日攻克河套地区，并将之收入西汉版图。在这一次战争中，李广不甘受辱，自刎于军中。
因了司马迁的神鬼之笔，李广成为了一个千古悲情人物，他的技艺精湛，一生对匈奴七十余战，所带兵马不是老弱病残，就是途中迷路，仅有的几次直接对垒，还以险胜而闻名，其中一次，被匈奴俘获，机智逃回。他木讷，不善言，他早年“受梁王印”而终生未能被封侯。太史公司马迁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每读《李将军列传》，不由潸然泪下，痛惜之心，宛若刀扎。李广一家，除李敢封关内侯不久便被霍去病故意射死（原因是李广自杀后，李敢冲撞了卫青。）之外，儿子李椒也战死沙场。李敢子李陵于公元前99年，带兵出居延，在今阿尔泰山中段遭遇匈奴主力，苦战八昼夜。尤其是李陵独挡敌军，让属下突围返回这一作为，已经足够令人钦佩的了。正如钱穆在《秦汉史》所说：“杀伤过当，及陵降，军士脱归者四百余人。李陵之勇气及其全军之勇决，令千载之下读史者想慕不已。”
钱穆《秦汉史》也说：“卫霍李广利之属，名位虽盛，豪杰从军者贱之如粪土。李广父子愈摈抑，而豪杰愈宗之。”但豪杰是无法与庙堂公器相比的。李陵投降匈奴后，汉武帝不仅杀了他全族，且把劝谏的司马迁弄成了无根之男人。李家一门惨烈和悲情，古来诸多将军皆如此。
河南之战后的匈奴，由于内部分裂，内斗严重，实力大不如前。公元前121年，远在河西地区的浑邪王作战失利，伊稚斜单于召他回单于庭。浑邪王知道伊稚斜单于要杀了他以增强威慑力。转而向西汉投降。汉武帝以霍去病带兵接应。投降之时，浑邪王部下有万余兵众不愿。被霍去病和浑邪王当场斩杀。也就是说，流传甚久的霍去病收复河西，开四郡，是凭一军之力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是在匈奴浑邪王的配合下，取得了和河西地区的胜利。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派卫青、霍去病各自率领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双方在漠北展开大战，匈奴单于并其左焉耆王败逃，汉军大捷。后又分别于前111年、103年、99年和97年、95年分别五次对匈奴进行了较为沉重的打击。早在冒顿时代，匈奴就借驱逐大月氏的时机，收服了西域城廓诸国，以作为自己的战略纵深。李广利先后首次远征大宛，途径这些国家和部落时候，各国王侯均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直到第二次，匈奴势力在西域逐渐式微，李广利大军沿途才得到补充。
自此之后，匈奴渐渐失利，内部矛盾突出，斗争异常激烈。最终导致了九王争立，相互攻伐，唯有稽侯姍的南匈奴和呼图吾斯的北匈奴胜出。起初，两者都依附于西汉，但西汉为彻底分解匈奴，对双方态度和礼遇不同，导致了北匈奴郅支单于呼图吾斯暴怒而斩杀汉使，由此开始了悲壮的西征——逃亡生活。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姍一味屈就于中央帝国，北匈奴孤军在中亚奋战。
但从人的角度来说，呼图吾斯是一个孤绝的英雄，一匹不妥协的战狼。他以三千人横行西域和中亚，并收编东征失散的十字军，在锡尔河流域创造了血腥的骄傲战绩。但因为杀戮无度，又极端残忍，西域都护府都护陈汤和甘延寿矫诏起三十六国兵马，在郅支城将呼图吾斯斩杀，并焚烧了他历时八年修筑而成的木质城郭。历史进行到这一节点，西汉才完全解除了匈奴的威胁，使之成为俯首帖耳的附属国。冒顿所创造的匈奴东方传奇也在这里划上了句号。
匈奴自行溃散，西汉没有了外在的敌人。也像匈奴一样，西汉的内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问题，即汉武帝为筹集战争物资，卖官鬻爵成风，生产力也遭到破坏，其统治内部也时有摩擦爆发。到汉武帝驾崩之时，这个国家已经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耗尽了积攒上百年的元气和能量。为了拉拢南匈奴，使其更为听话，汉元帝又将王昭君下嫁给呼韩邪单于。但王昭君的和亲效果并没有传说和诸多人说的那样好。首先，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三年，呼韩邪单于就病死了。依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亡弟妻其兄妻”的风俗，继任者的匈奴单于雕陶莫皋（复株累若碮单于）要求王昭君再嫁给他做阏氏。王昭君不允。上书汉哀帝请归，被拒绝不说，汉哀帝还把王昭君的哥哥一家弄到了匈奴去陪伴她。
再嫁给雕陶莫皋，王昭君与之生了两个女儿。几年后，雕陶莫皋死。公元前19年，王昭君长期郁郁，悲怀不散，作《怨诗》：“秋木凄凄，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开云，上游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残。志念抑沉，不得颉颃。虽得委食，心有回徨。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且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不久死。年33岁。从这首诗歌看，王昭君在匈奴并不幸福，尽管被封为宁胡阏氏，极为尊贵，匈奴贵族也不敢轻视。一个女人，在一个陌生的族群当中，她能发挥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有这些，不论西汉帝国还是匈奴帝国，都是张骞凿空的丝绸之路上两个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相比较张骞探索出的丝绸之路，这些都不足为重，尽管它们是具体的事件和引发的根由。从张骞开始，到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西汉设立安西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等军镇之后，移民屯边、输出生产工具、各种技术，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文化等等便成为了常态。尤其是公元前95年之后，丝绸之路便第一次以官方的、有历史记载的方式进入到人类的文明视野，并由此而诞生了名动千古也光华万丈的陆上“丝绸之路”。
具体来说，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主干线就是张骞当年探访西域时走过的那条路线，即从长安出发—咸阳—天水—陇西—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再出阳关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北麓，经过于阗（今和田）、莎东、蒲犁（今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帕米尔），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罗马），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继续西行，经焉耆、疏勒，翻过帕米尔，至大宛（费尔干纳）。由此再往南北方向，可到康居（锡尔河下游，吉尔吉斯斯坦平原）、奄蔡（阿兰聊）；西南方向到大月氏（贵霜帝国）、安息（伊朗）等地。
这是一条旷古烁今的道路，一个在汉帝国——历史蒙昧时期沟通中西的文化、技术和商品之路，也是各种宗教、思想、文明的碰撞与交流通道。因为这条路，早期中国才知道东方帝国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人类存在与灿若星辰的文明、文化。取得对河西乃至整个西域的控制权后，西汉先后多次移民，数量达数百万。其中有戍卒、犯人、农民、手工艺者和养蚕、瓷器、铁器、丝绸织染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其中，粮食生产更为丰富，李陵远征匈奴之前，就在敦煌、张掖、酒泉等地组织屯田，同时兼任骑射教官。路博德不仅修筑了河西走廊西端到今外蒙古境内的大量烽燧和关城，且在居延等地组织军屯。自敦煌以西的吐鲁番、高昌、龟兹、交河、焉耆、吉木萨尔等地情况也是如此。
贸易由此拓展，由长安而敦煌之后，各种物资贸易一度呈现出繁忙的景象。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西汉时期，养蚕、丝绸、锦缎及各种农业灌溉、水利设施、生产工具已经蔓延并覆盖了今新疆全境和中亚部分地区。同时，西汉政府还在沿途建立了相应数量的过所驿馆和军事保障设施，用以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斯时，东来西往的货物主要有樟脑、骨器、各种农作物果实、钻石、漆器、铁器、大宛马、胡瓜、胡萝卜、核桃、玉器和青金石、绸缎等等，累计达上百种。这一繁忙景象，是早期中国与世界的亲密接触与频繁致意。正是由于张骞及汉武帝的将军们，使得民间化已久的丝绸之路正式纳入到帝国的经略范围之内。尽管汉哀帝之后，西汉政府越发衰弱，自顾不暇，使得兴盛一时的丝绸之路逐渐凋敝。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政府参与的重要性，在重农抑商的早期时代，对于这样一条具有多重意义和作用的中西大动脉，沿途民族众多，各种势力此消彼长，没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和军事力量做保障，要想维持其畅通是难乎其难的。但张骞和他的汉帝国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的无上勇气与切实作为，无疑是彼时人类文明之中一幅极为灿烂的图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自长安出发，穿过雪山大河、绿洲草原、沙漠戈壁之后，世界是如此的深邃与辽阔，人类的文明和创造力是如此的丰富和驳杂。夸张一些说，深处内陆的长安在彼时已经瞭望到了遥远的欧洲板块与纷纭激荡的世界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