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第一版不必写序，因此我也没有写。这第二版需要稍写几句致谢的话和零星的说明。
我应当向三方面表示谢意。
感谢读者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
感谢报界以真诚的赞许为一个无名的新手开辟了公平的竞争园地。
感谢我的出版商以他们的眼光、他们的魄力、他们的求实精神和大胆开明的态度向一个默默无闻、无人推荐的作者给予了帮助。
报界和读者对我来说还是笼统的，所以我也只好笼统地感谢他们，而我的出版商却是具体的，一些宽厚的评论家也是具体的，他们鼓励我，只有高尚大度的人才懂得那样鼓励一个艰苦奋斗中的陌生人。对于他们，亦即我的出版商和有数的几位评论家们，我诚恳地说，先生们，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在这样感谢了赞助过我的人的厚意之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就我所知，他们为数极少，但却不能因此就无视他们。我是指少数几个大惊小怪、吹毛求疵的人，他们对类似《简·爱》这样的书的倾向表示疑虑。在他们眼里，凡是不寻常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在他们听来，任何对偏执——这个坏事之母——的抗议，似乎都含有对虔诚——这位上帝在人间的摄政王——大不敬的意味。我想向这类疑虑者指出一些明显的区别，我愿提醒他们某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并不等于道德。道貌岸然并不等于宗教。非议前者并不等于攻击后者。揭去法利赛人[2]脸上的假面具也并不就是唐突冒犯了荆冠[3]。这两类事、两类行动都是正好相反的，其截然不同犹如善之于恶。一般人太容易将两者加以混淆，而它们是不容混淆的。表面现象不应被误认作真相，只一味取悦和抬高少数人的狭隘的凡俗说教，决不应用来取代基督救世的教义。这其间——我再重说一遍——是有所不同的，而清楚醒目地划出一条两者的分界线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这些概念被分开，因为他们已习惯于混淆它们，觉得把表面光鲜看作货真价实，——以墙壁刷白来保证殿堂圣洁，——是很方便的。世人也许会憎恶那个胆敢探究和暴露、敢于剥掉镀金而显出下面的黄铜、敢于深入坟穴揭示古墓陈尸的人，但憎恶归憎恶，实际还是受到他的好处。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指着他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也许基拿拿那个善于奉承的儿子西底家更能讨亚哈的欢心，但如果亚哈当初不听谄言而听听忠告，他或许就会逃过一场流血的惨死。[4]
当代就有一个人[5]，他的话不是说来迎合只听得进好话的耳朵的，在我看来，他来到社会上的大人物面前，也正像音拉的儿子来到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驾前一样，说出来的真理也同样深刻，话也同样饱含先见、一针见血，神态也同样无畏和大胆。写《名利场》的这位讽刺家在上层诸公中得到赞扬吗？我不敢说。不过我以为被他投掷了他那讽刺的火药、照射了他那谴责的闪电的人中间，如果有几个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的话，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也许还能逃脱基列的拉末城下的厄运。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人呢？读者，我所以提到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比他同时代人迄今所认识到的更为深刻、更为难得的智者，因为我认为他是当今的第一位改革者，是能拨正扭曲的时世的工作团的当然的领袖；因为我觉得至今还没有哪位评论他作品的人找到了适合于他的比拟，找到了能如实刻画他的才华的言语。他们议论他像菲尔丁[6]，他们谈到他的机智、幽默和诙谐的力量。说他像菲尔丁，就好像说雄鹰像秃鹫一样。菲尔丁会扑在腐尸上，萨克雷却从不如此。他的机智是巧妙的，他的幽默是有趣的，然而它们与他严肃的才智之间的关系，却正像看来只是嬉戏闪烁在夏日乌云边缘上的片状闪电，与暗藏在乌云深处的致命的电火花的关系一样。最后，我之所以提到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正是要把这《简·爱》的第二版题献给他，——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题献的话。
柯勒·贝尔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