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新近出版的英国音乐社会学家伊凡·休伊特（Ian Hewett）的《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及后现代状况》一书，对音乐艺术领域累积已久的冲突与病患进行了深入的洞察与剖析。书中，休伊特对“严肃音乐”即古典音乐、“流行音乐”以及“新音乐”，以不偏不倚的姿态一一作了尖锐的批评。
在他看来，古典音乐之所以每况愈下、备受冷落，听众越来越少、越来越老，渐渐由早先的“霸主”地位被挤兑到边缘，不仅与时代的变迁、人心的向背有关，更与“古典音乐”内在固有的、长期潜伏的病因有关。这个病因就是对于“自律性”（autonomy）的迷恋。“自律性”就是内涵的本质性、文本的封闭性、规则的限定性、审美的普适性等。正如杨燕迪先生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的：这种自律性导致“音乐成为一个独立于人的‘对象’，从而服从不断强化的‘规训’，扭曲为‘工具性’的存在。”[66]有机统一的音乐艺术被分解、分化了，或曰被“专门化”了，同时也就被囚禁在“专门化”的牢笼中。音乐的自律性病症，实则是一种“现代性”的病症。如果进一步追究，这种病症又是深深地植根于西方历史悠久的理性主义思维传统之中的。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领导人之一的杨燕迪先生无可奈何地慨叹：“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学院’教学体制”，也正是建筑在这种“现代病症”上的！
相对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休伊特指出，“流行音乐”以及“新音乐”的病灶也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它们的内部病因是缺少精神文化积淀以及感官文化积淀而又急功近利表现出的浮躁与浅薄；外部病因则是对高新科技、资本市场的一味依赖乃至卖身投靠而失去了心灵创造的自由。于是，对于“新音乐”来说，标新立异的结果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苍白空洞，从而陷入“形式上的低级简单”；对于“流行音乐”来说，在“人气火爆”的表象下，往往是掩饰不住的苍白和虚脱，加上“音乐经纪人”、生产商的幕后掌控，其一贯标榜的“大众化”似乎也成了一句廉价的广告词。休伊特对于音乐的时代危机的剖析可能并不全面，但他提出的问题是十分严峻的，也是无可回避的，关系到音乐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死存亡。
为了对病入膏肓的现代音乐加以疗救，休伊特在该书中开出了自己的药方：重归音乐的“本真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返璞归真的新境界”。[67]单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中国老庄哲学式的命题，仔细查勘一下书中的论述，并非如此。在休伊特那里，拥有本真性的音乐作品应该是深刻、纯正、独到的，而实现本真性的途径是遵从“完好的传统”，当然是古典音乐的传统；重视表达“形式”和“类型”；复归原初纯粹状态的调性。音乐的“本真性”（anthenticity）与音乐的门类样式流派无关，与音乐的创作风格个性无关，甚至与音乐的时代、民族无关。因此，给我的感觉是，休伊特的“本真性”仍旧是一种普适性的话语，一种想象中的全人类共同的音乐话语。
正如杨燕迪先生指出的，相对于休伊特对音乐危机病象的把握，他开出了疗治的“药方”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就本书看，他对“本真性”的解说也显得语焉不详。如果进一步审视，他的“本真性”仍然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西方“超验哲学”“普遍理性”思想传统之中的。对古典主义的偏爱，对理性主义以及西方式的民主概念的执着，毫不掩饰地展现出他面对音乐时代危机时坚持的“西方主义”立场。
如果说音乐的时代危机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局部表现，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又是植根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化思想传统之中的，那么，要疗救包括音乐危机在内的现代性危机，就不能不跳出单一的西方传统文化的立场，就不能不开辟西方传统思想文化之外的“他者”的视域，包括东方的与中国的。而休伊特显然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甚至也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
音乐的时代危机不只发生在西方，同时也发生在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近30年来，也开始蔓延到中国。由于中国的音乐界尚且缺乏像休伊特这般的危机意识，因而其隐伏的凶险之象甚至超出了西方。比如，在流行音乐领域，中国流行音乐的品位远逊于西方，而建制的疏漏、市场的混乱、经纪人的贪婪、明星的浅薄、歌迷的疯狂远甚于西方；在严肃音乐或艺术音乐领域，在西方音乐教育界已经开始放弃严格的科学主义和过度的技巧崇拜，已经开始对现代性展开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时，我们，包括我们的“音乐院系”，却还在热衷于把“现代化”当作唯一的前进方向，把“科学”“技术”“市场”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方。
正如人们通常解说的“危机”一词，在汉语中既包含着“危险”，也提供着“机遇”，对于世界性的音乐危机来说也应当是这样。中国学者不必一味追随西方，而应当发挥自己民族传统中的文化优势，为音乐走出时代危机做出自己的贡献。据《管子》一书记载，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国就已经发明了在弦上求得五音的计算方法，比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早一百多年。公元前四世纪成书的《吕氏春秋》记录了十二律的算法。周代制作的乐器已达到八类（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十余种，政府的音乐管理机制总人数达一千四百六十三人之多。至于民间盛大的音乐活动，则表现在精华荟萃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古代中国的音乐文明都不逊于西方，当然，也不同于西方。[68]对此，我们不应当丧失应有的自信。
就以休伊特提出的拯救音乐时代危机的“本真性”来说，在中国古代哲学或美学中，对于“本”、对于“真”，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诠释。
在古代汉语中，“本真”中的“本”，并没有“本质”的意思，而是更接近“本原”和“根本”。“本”字的原意是“根”，树木之根。“本原”并非先验的绝对理念，而是一切存在物的依据，同时又是一种生长发育着的活力。
在古汉语中，“本真”中的“真”，也并非西语意义上的“真理”。老子《道德经》中将“真”与“道”并论，认为“道”即“真”，“真”是“道”的根本属性。这里的“真”，同样是具有本源性的。
在这样的哲学场域中，中国古代文献从一开始就把“本真”作为音乐的天然属性。《乐记》第一篇为“乐本篇”，开篇就讲：“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又认为“音律所始，本于人声”，“乐本效人”。
这里虽然突出了“人心”“人声”，但又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总是处于“天地”框架之中的，故而《乐记》中又讲：“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乐情篇》），人情必须依顺天地之情，音乐所“本”的，也是这一包括人情在内的天地自然之情，或曰“宇宙之情”。正因为如此，歌唱在动情地抒发个人意愿的同时，也将与天地万物发生良性的感应，即“动已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师乙篇》）。
在庄子的著述中，“真”，是一种无声无形而统摄宇宙万物的“真宰”，而走向这一“真宰”、获得这一“真宰”的途径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西方认识论，而在于投全部身心于天地自然之中，与天地万物合二为一，与道合而为一。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就是与天地自然一样本真的人，庄子称之为“真人”。像“天”一样真率的人，也可以叫做“天人”“神人”。如此以自然形态呈现的人，其实又很像是天真的婴儿，或曰“赤子”。所以，在老子、庄子、甚至孔子的著述中每每提到“婴儿”“赤子”，都不吝献上自己的敬意。所谓“赤子之心”即“本真的心”。
碰巧，中国古籍《说苑》中恰恰记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生动地表达了“赤子之心”与“音乐艺术”之间的关系：孔子乘车路过齐国都城的郊外，看到一个“婴孩”提着壶酒与他并行，那孩子“目光清亮、心地纯正、行止端庄”，于是孔子马上命车夫“趣驱之，趣驱之”，说是前边肯定是在演奏“韶乐”。孔子这位深得音乐之道的教育家，凭直觉就看出“赤子之心”与“本真音乐”之间的内在关联（《说苑卷十九·修文》）。如果说音乐本于人心，那么也正是本于这种天真的“赤子之心”。而音乐的功能也正在于让世事人情复归于这种质朴的、洁净的、澄明的、和谐的本真之境，即《乐记》中所期待的：“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著万物之理”，“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象篇》）。
通过上述粗略的阐释，我们大约就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所讲的音乐的“本真性”，与伊凡·休伊特所讲的音乐的“本真性”，其差异是相当明显的。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本真论”的思想是从“天—地—人”的有机整体系统中阐发音乐艺术的本体与功能价值的，更具有朴素的生态音乐学的意味，或精神生态学的意味。或许，对于深陷重重危机的当代音乐来说，不失为一种清凉的解毒剂。从表面看，西方的“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之间似乎势同水火，其实，它们都仍然是西方传统文化上结出的两个瓜，病灶里也还是有一致的地方，其面临的危机也仍然有共通之处。
如果说“古典音乐”的病灶之一即休伊特所说的是“自律性”，而“自律性”的思想根源则是长期占据西方文化主流地位的“工具理性”“科学主义”。而现代乃至后现代“流行音乐”“新音乐”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仗以“算计”为轴心高效运转的市场与以高科技为手段的生产传播设施的，仍然在接受“工具理性”的支配。只不过“流行音乐”“新音乐”以表面“非理性”的方式张扬着，“古典音乐”仍旧以循规蹈矩的方式存在着罢了。
还有，在这种现代思想的框架中，貌似对立的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或由于“专业化”的引导，或由于“市场化”的诱惑，全都一再地消减了音乐的功能和价值。在古典音乐方面，音乐成了少数“高雅之士”的精神休闲；在流行音乐方面，音乐成了广大民众的日常娱乐，成了音乐制造商牟取暴利的工具。总之，对于人类整体而言，现代音乐的功能和价值只剩下了“消费”，而且仅仅是止于休闲娱乐的消费，却往往是由地球资源巨额支出下的消费。中国古代文献《乐记》中讲述的“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著万物之理”，“清伦理、聪耳目、平气血，移风易俗、宁天下”的音乐功能已经消失殆尽。较之休伊特书中所讲的“断裂”，这是更为悲惨的断裂，是发生在音乐与人心、与自然、与天地宇宙间的断裂。
而这一断裂的酿成，似乎又是西方文明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前年来中国讲学的当代德国哲学家罗伯特·施贝曼（Robert Spaemann）曾指出：就世界整体的人类文化进程而言，西方的“科技文明”“民主制度”，不过是犹太——基督教的一神论空间中滋生的一种文明样式，一种建立在理性主义的概念形而上学上的文明样式。这一文明尽管威力强大，影响广泛，仍然只能是人类众多文明中的一种，甚至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特例。由这一文明样式自身逻辑引发的问题，也许是其内部难以解决的，人们不应排斥在其他文明中寻求精神资源。[69]休伊特的这本书虽然也有几处提到东方和中国，但从他具体开出的解救音乐现代危机的处方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他表现出这一姿态。
许多年来我们都在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进行严苛的自我批判。这种批判和反省，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就音乐领域而言，我们期待的时代进步却更多地寄望于以西方现代音乐观念取代自己民族的传统观念，某些音乐理论家甚至坚执中国现代音乐的出路只能“向西方乞灵”。[70]因此，我们也未能规避西方音乐的现代危机，甚至更甚。
重新回到依靠音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代是不可能的；把音乐的功能单一规定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更是不行的。然而，在“大众化”的广告牌下，让音乐纯粹看作现代人消遣娱乐的工具，成为“文化消费”的商品，无疑也将丧失音乐最珍贵、最丰富的内涵。环视日益严重的、覆盖整个地球的生态危机，在音乐艺术领域重新呼唤本真人性的回归，呼唤天、地、人之间的圆融和谐，营造现代人类的健康心态，开拓每个人自由的精神空间，应当是现代音乐努力的方向，也许这才是现代音乐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