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进院落，就闻到了熟悉的气息，这是家的气息，这气息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时光荏苒，世事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
戏缘
我爱戏，爱得如醉如痴。
这种爱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父亲有本叫《梦华琐簿》的书，闲时他常给我们讲那里面的事情，多是清末北京梨园行中的轶事，很有意思。我大约就是从这本书，从父亲那颇带表演意味的讲述中认识了京剧，迷上了京剧，同时，将那本书看作神奇得不得了的天下第一书。破四旧时，这本发黄的线书又被翻腾出来，我才知该书出自蕊珠旧史之手，知道“旧史”便是清末杨懋建氏。翻览全书，发现并无多少深刻内容，盖属笔记文学之类。文字也嫌粗糙肤浅，我遂明白，当初对它的崇拜，很多原因是因了父亲的缘故。
我的父亲在美院从事陶瓷美术的教学与研究，艺术造诣甚深。不唯画儿画得好，而且戏也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几重的四合院幽深幽深，晚饭后，父亲常坐在石榴树前拉胡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流畅，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家庭自乐班就此开场，热热闹闹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我在其中充任裹乱的角色，所以不太受欢迎，往往开戏不久，就被母亲哄进屋去“睡觉”，声称晚上院里有狐仙，且以白胡子老头的形象出现，专跟小孩子过不去。躺在床上，听着外面悠扬的乐曲，我的心一阵阵发痒，以致怀疑父亲是为狐仙之化身，因了他的白胡子，因了他与兄长们的亲热——这不是跟我过不去么。
日常我最企盼的莫过于回姥姥家。姥姥家在北京朝阳门外坛口，那里有个剧场，经常轮换演出一些应时小戏。我常常跑到剧场后面，隔着门缝看一个名叫李玉茹的演员化妆。现在看来，李玉茹不过是京郊戏班的一个普通旦角，但当时在我眼中却是辉煌至极、伟大至极的人物。开演前半个小时，李玉茹来到后台，从画脸贴片子到上头面穿戏衣，我都看得特别仔细，想象那些东西装扮到自己身上也一定不会逊色，于是就有些莫名的嫉妒。后台门缝的宽度容不下一只眼，所以看李玉茹如同看今日之遮幅银幕，不过那银幕是竖着的，恰如徐悲鸿画的那幅“吹箫”写生画，细长的一条，大部分被黑遮盖着，给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遐想。一天奇热，后台的门大大地敞开了，整个后台连同李玉茹便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我面前，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李玉茹。那天她演的是《穆柯寨》里的穆桂英，一身锦靠扎得匀称利洒，一对雉尾在头顶悠悠地颤，威风极了。李玉茹看了我一眼，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看过我之后，她走到水池边朗朗吟道：“巾帼英雄女丈夫，胜似男儿盖世无；足下斜踏葵花镫，战马冲开摆阵图。”对李玉茹来说，这或许是上场前的情绪酝酿，或许是一般的发声练习，但我则认为她这一举止是专门为了我的，是专做给我一个人看的，我在门缝里向她张望了这许多时日，她自然是知道的。总之，为了她吟的那两句诗，我丢魂落魄般，整整激动了一天。后来我问父亲，全中国，戏唱得最好的是不是首推李玉茹。父亲说他不知道李玉茹，他只知道马连良、裘盛戎、叶盛兰、谭富英……这都是当今名角，他们合演的《群英会》是名副其实的“群英会”，集中国京剧艺术之大成，称得上千古绝唱。我问父亲喜欢谁，他说谭富英唱腔酣畅痛快，他喜欢谭富英。我说那我就当谭富英，何况这人的名字跟李玉茹一样的好听。父亲就教我唱谭富英的《捉放曹》，大意说三国时曹操刺杀董卓未遂，被下令捕拿，曹操行至中牟县被捕获。中牟县令陈宫私自将曹释放并与曹同逃。途中过吕伯奢家，承吕热情款待，曹却疑心吕要害他，杀死吕之全家，陈宫怨曹操心狠不仁，乘夜丢下曹操自己走去。父亲教的是陈宫见曹操杀死吕家数口后的大段唱词“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战，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作差。”我唱不好，用父亲的话说是生吞活剥走过场，又说这两句西皮慢三眼并不是谁都能把谭老板那“云遮月”的韵味儿唱出来的，叶家门里除了老四，谁都不行。父亲说的老四是指我的四哥，四哥整大我二十四岁，我们都是属耗子的，性情上就有些贴近，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长得帅气，人也清高，三十多了，还没对象。老人们常为此事操心，我想，恐怕只有李玉茹那样的漂亮姐儿才配得上他。有一回他业余演出《四郎探母》，将演出剧照拿回家来让大伙看，母亲和大伯母举着照片细细地瞧，不是瞧四哥，是瞧他旁边坐着的铁镜公主，看“公主”跟“四郎”是否相配。两个老太太将“公主”姓字名谁家住何方兄弟几人父母作甚问了个遍，听说“公主”尚待字闺中又穷追不舍，问是否有可能真嫁四郎成为叶家媳妇。四哥说那女的个儿太矮，穿着花盆底鞋还不及他的肩膀，母亲说个儿高了不好，女孩儿家大洋马似的看着不舒坦。四哥说那女的才十八，母亲不再吭声了。是啊，岁数太悬殊了过不到一块儿去怎么办？我为四哥感到遗憾，安慰他说我将来一定长得很高，陪他去唱铁镜公主一定很般配，他对母亲说，丫丫这模样演刘媒婆不用化妆。我不知刘媒婆为何许人，想必与父亲喜欢的谭富英，与我喜欢的李玉茹一样，是个娇美俊俏的花花娘子。
每日跟父亲学唱“听他言”，并自报家门系谭派正宗。逢到我唱兄长们便撇嘴起哄，说刘媒婆的“痰”派的确唱得无与伦比，一遍跟一遍毫不相同，比天桥的绝活还绝。父亲的琴拉得很认真，托、随、领、带一丝不苟，并不因了我的稚嫩而稍有疏忽，我便也唱得极努力，信心不为兄长们的讽刺与挖苦所动，父亲说过，学戏与做人事理相通，凡事都得尽力，都得用心，不能投机取巧。
有一日随父母去吉祥剧院看戏，听说里面有谭富英，有刘媒婆，所以一整天都在盼着，不敢淘气，怕父母生气变卦而换了别的孩子。吉祥剧院在东安市场，老式的，我个子小，坐在椅子扶手上，垫着父亲的大衣，高出别人一头，就看得极清楚。台上有花花绿绿的男女在转来转去，我果断地推定那个穿粉衣的喂鸡小姑娘为刘媒婆，父亲说小姑娘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刘媒婆是那个脸上有黑痣穿肥短衫的。肥短衫是个又丑又老的婆儿，扯着公鸭嗓，挤眉弄眼很不中看。我很生气，敢情憧憬了许久的刘媒婆竟是这般嘴脸，当下我眼里便含了泪。第二折是《捉放曹》，一个戴黑胡子的男人出场，唱出我熟悉的“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战”，我才知道这就是父亲喜欢的谭富英，数日来我效仿的竟不是什么美娘子而是这么个半大老头子，窝窝囊囊地追着个大白脸，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一个人站那里傻唱……现实与想象的错位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一种失望的悲哀终于使我失却了看下去的愿望，我将身子缩进座位，盖着大衣，在“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作差”的慢板中昏昏睡去……
按说我的“戏剧生涯”到此该画个句号打住，孰料，一个出乎意外的转机将我对京剧的热爱推向了更新的高度。还是那天晚上，一阵紧锣密鼓将我催醒，直起身见台上一着白甲英俊男子正平地跃起，横身悬空又旋转落地，游龙似的洒脱，比穆桂英更有吸引力。我马上问这是谁。父亲说那是《长坂坡》里的赵云，独闯重围，单骑救主，是个了不得的英雄。我说我就当赵云了，再不更改。父亲说你怎么能当赵云？武生可是不好演的。看戏回来问遍兄长，果然无一人会演赵云，都说没那功夫。我很瞧不起他们，决定自己练，遂脱了小褂，掂来根扎枪，嘴里给自己打着家伙点儿，围着院里的金鱼缸跑开了圆场。不知是谁按下了快门，至今给这个家庭留下了一张小丫头光着膀子耍扎枪的照片。二十多年后，我领着还未成亲的爱人进门，便有好事者将此照片拿给他看，倒把他弄得很不好意思。
八九岁时，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我决计去报名。那时父亲已去世，便与母亲商量，她不答应，一气之下我在墙上拿大顶抗议，声称不答应就决不下来。母亲不睬我，也不让大家睬我，人们从我身边过来过去，任我头朝下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竟没有一个肯为我说句话的。我下不来台，开始寻事，喊着七哥的小名开骂。七哥过来，揪着我的两腿把我摔在砖地上，使我一颗门牙脱落，我号啕不止，扯住老七让赔牙。母亲说我们不懂事，她一个寡妇拉扯我们已经很不容易，我们却还要这样让她为难，说着掉下了眼泪，七哥在母亲的泪中认了错，我也在母亲的泪水中绝了唱戏的念头。这一念之差是否使中国京剧界失了一个角儿，我不知道。
那时都唱样板戏，我也进了文艺宣传队，人们赞赏我这一口脆亮京白，就让我演阿庆嫂。有小时的戏曲功底，演阿庆嫂也没费多大力气，那大段的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唱下来也很自如，自我感觉颇为不错。给兄长们写信，告知演阿庆嫂的事，以期得到祝贺，然而却如同当年在墙上拿大顶一样，没得到一个人的反响。演出在即，队长找我谈话，说让我演沙奶奶，将阿庆嫂角色交一王姓女子担任。王系广西人，说话带有明显的咝咝腔，而且台形也略显粗短，与阿庆嫂形象相差甚远。我谈了自己看法，队长似无商量余地，我则只好由青衣改唱老旦。临上戏前，队长又让我改演革命群众，即初场迎接伤病员，末场迎接新四军……后来，我得知这一串的更改是因了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时，我便离开了宣传队，自此再不唱戏，连口也懒得张了，紧接着是一场大病，嗓音被彻底摧毁，由此唱戏的一颗心终究是冷了。
转眼年已不惑，一切也都看得开了。现今五彩缤纷的舞台和电视屏幕较几十年前丰富多了。我的女儿当然再不会出现当年刘媒婆、谭富英一类的错位，这个追星族所追的星星也已不是她母亲当年推崇的穆桂英与赵云，而变作郭富城、张学友之类。其热烈程度较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还是爱看戏，爱看谭富英、梅兰芳后代传人们演的戏，从那些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中，体味到中国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体味到昔日无数个甜酸苦涩的梦。
前不久，有人说我长得与某历史人物相像，就有人想邀我去演电视剧。照例写信给诸兄长，征求意见，哥哥们的回信如出一辙，均持反对态度。我亦就此罢休。
我的家庭使我认识了戏，爱上了戏，却又阻碍了我与它的亲近，有时把我推入很尴尬的境地。遂得出结论：此生与戏无缘。
颐和园的寂寞
《打渔杀家》是京剧的优秀传统剧目，一名《庆顶珠》，又名《讨渔税》。
说“讨渔税”倒是很直截了当，因为，戏里满是催要渔税的词，而且，那场很著名的架也是为了渔税才打起来的；说它叫“庆顶珠”就让人颇为费解了，在我的印象中，戏里面除了划船和打架以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宝贝的成分在其中了。倘若打鱼的父女真有宝贝，早早充作税银交给丁府，不是也可免了老爹爹公堂之上那顿板子吗？我将疑问说给我的老父亲，父亲说我听戏听得糙，把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给漏掉了。他说：“萧恩到县衙去首告，挨了40板子，还让他到丁家赔礼道歉。萧恩忍无可忍，带着桂英趁夜色渡江，以献庆顶珠为借口，进入丁府，杀死丁的全家。这便是‘庆顶珠’的由来了。”
但我总觉得牵强，“献珠”这个借口实在是戏里的败笔，把它作为戏名来提出，更是喧宾夺主。好在《庆顶珠》这个又烂又俗的名儿没叫起来，足见不喜欢它的人多，不只我一个。这就好像我“王八丫丫”的小名没在叶家以外广泛叫开一样，实在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之所以喜欢《打渔杀家》，是因为这出戏我们叶家的人都会唱。不只是唱，而且还要演，那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十分的地道，很有梅兰芳和周信芳的做派。至今，我的影集里还有我的大哥叶广厚和大姐叶广英在家里演此剧的“剧照”。照片上演教师爷的大哥光着膀子，系着带长穗的腰带，装出了一脸的凶恶；演萧恩的大姐带着髯口，梳着小抓鬏，更是一脸的认真。照片出自20世纪20年代父亲的德国相机，相当清晰，画面上的大哥有十岁，大姐最多不过五六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能粉墨登场，除了可以看出叶家众子弟的多才多艺以外，也足见《打渔杀家》在叶家的深入。如今，照片上的两位“演员”都早已作古，那悠悠的琴声与唱腔却传了下来，一直传到了我这儿。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教书，那是今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旧时在京城是一座很有名的学校。校长是徐悲鸿，著名画家齐白石、徐燕荪等也都任过该校教师；王雪涛、李苦禅等大家均毕业于此。我的三大爷也在这所学校工作，老哥儿俩打小居住在一起，没有红过脸，没有分过家，兄弟孔怀，为小辈们做出了好榜样。老哥儿俩不唯画画得好，而且戏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晚饭后，老哥儿俩常坐在金鱼缸前、海棠树下，拉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悠扬，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我的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笙笛锣镲也是现成的，呜哩哇啦一台戏就此开场。首场便是《打渔杀家》，《打渔杀家》完了就演《空城计》，然后《甘露寺》接着《盗御马》，《吊金龟》接着《望江亭》，戏一折连着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
母亲说：“狐仙都出来了，散了吧。”
我们家院深房大，老北京传说大凡这样的大宅门都有狐仙与人同时居住，狐黄灰白柳（狐狸、黄鼠狼、老鼠、刺猬、长虫）是家神，是不能轻易得罪的。据说，我们家的狐仙晚上常常变成白胡子老头出来在院里各处溜达，有人还听到过狐仙的咳嗽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逢有这种情况就要早早地回避，不要撞克了。
听母亲说狐仙出来了，大家这才收家伙，各回各的屋。
弟兄们这么热闹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我比我的大哥整整小了三十六岁。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是光绪十四年生的人。
虽然没有和父兄们在家里唱大戏的荣幸，但我却敢大言不惭地对兄长们夸口，说我在颐和园的大戏台上唱过《打渔杀家》，德和园的戏台不是等闲之辈能上的，那是杨小楼、梅兰芳一代宗师们给西太后唱戏的地方。我至今尚能背诵出戏台两侧的楹联：
山水协清音，龙会八凤，凤调九奏；
宫商协法曲，像德流韵，燕乐养和。
这个联是西太后过六十岁生日时，亲自撰写的。我父亲教我认字，就是从这几个字开始一天五个一天四个地认起的，也只是识字，至于那意思，是一点也不明白的。
为什么我能在德和园出乖露丑呢？这还要从我的三哥说起。
我的三哥叶广益和三嫂鲍贞都在颐和园里工作，我很多时候是和他们住在那座美丽的大园子里的。德和园大戏台东边有个夹道，那里有几个相同的小门，我们就住在其中的一个门里。门小院子却大，里面北房一排，前廊后厦，高大宽敞，连那睡觉的雕花木炕也是嵌在北墙里，古色古香，十分的与众不同。我仔细地观察过，小院不少，小孩子却没有一个，这使我感到寂寞。我渴望着回到城里，回到父母身边，但我也深谙父母无暇顾及我的难处，母亲在数天前又为我增添了一个叫做叶广荃的小妹妹。
我们家别的不多，就是孩子特多，按大小排行起来，大大小小一共十四个，七男七女，我是第十三个。孩子多了就不珍贵，也不娇气，多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捎带着养，不似今日的独生子女，上小学六年级了还要家长每天在学校门口接来送去。我常想，那时候我不过四五岁，家里把我撂在颐和园怎么就那么放得开呢？负责照看我的三哥对我更是大松心，他和三嫂白天上班，让我一个人可着园子到处乱跑，到哪儿去他连问也不问，好像这个园子就是我们的家，让人放心极了。所以，在颐和园，我像大草原上的羊一样，每天只要在吃饭的时候到颐和园东门口的职工食堂找到买饭的三哥即可。三哥夫妻俩工作都很忙，没时间做饭，我也只好跟着他们吃食堂。对颐和园职工食堂的饭我不敢恭维，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难吃的饭。当然，在以后我吃了不少食堂之后才明白，东宫门的饭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后来，三哥雇了一个很能干的、清瘦的老太太给他做饭，老太太做的饭很有水平。冬日的下午，老太太常常坐在火炉边一边跟我聊宫里的故事一边捏小点心，她烤出的小点心花样繁多，小猫小兔小鸟形态生动活泼，别说吃，就是玩也很有意思。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是宫里御膳房的厨子，死了。她无儿无女，没别的特长，只会做饭，被号称美食家的三哥接到家里来。这样，我随时都有点心吃了，再不要记着钟点跑食堂，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福不过的事了。
这都是题外话。
一个被叶家的人叫作“王八丫丫”的很淘气的小姑娘在园子里孤寂地住着，那实在是一段磨人性情的岁月。我常常坐在谐趣园水榭的矮凳上，望着亭台楼阁，以孩子的心，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与眼前景致和我有关的美丽故事。故事里自然要有园子的主人公皇上和老太后，不能少的是年轻的渔家女桂英和她的老爹爹萧恩，我一定更是其中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夕阳西下，晚霞凄艳，园中的水色山光使人想到《打渔杀家》那段西皮导板：
白浪涛涛海水发，
江岸俱是打鱼家，
青山绿水难描画，
树枝哪怕日影斜。
湖水和江水一样，在夕阳里飘散着一股忧愁，一股难以说清的寂寞和惆怅。戏中英雄老去，归隐江湖，洗尽了当年的意气，只有天真的幼女相依为命，最后只好“双双走天涯”了事。那情景真的要让人为之伤心一哭了，我想，如若我认识桂英，一定要参与进去，助那父女一臂之力，倘能叫上我那些齐整英俊的哥哥们，萧家不但能够打赢，说不定那个小女子桂英的终身也会有了依靠……
知春亭畔有元朝宰相耶律楚材的祠和墓，祠内供奉着耶律楚材的塑像，是个穿白袍的老头儿，三缕黑髯垂在胸前，很和蔼可亲。三哥对我说，当初西太后修复颐和园的时候，认为自家的花园里搁着个外人的坟有点不伦不类，就想把它起走。耶律楚材给太后托梦说，你修你的园子，我住我的家，咱们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就是你们的乾隆建园时都没敢把我请出去，你能把我怎么样？西太后从此再不敢提迁坟的事，这座坟就理直气壮地在皇上的家里待下来了。我听了以后，很佩服耶律楚材的勇敢，把他看作和萧恩一样的人物。当然，那时对这位为元朝立赋税、设郡县、建户口的历史名臣并无一点了解，所见只是个白袍子，就叫他白大爷。没事儿就往白大爷那儿跑，跟白大爷去说话。白大爷是这座园子里我能看得见的、肯陪我聊天的好老头儿。久而久之，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了白大爷，三哥常问我：“今天没上白大爷那儿去吗？”
这些通连天地、混乱古今的遐想，借助这美丽的山水而生，我相信，它们在我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我创作以御医为题材的小说《黄连厚朴》，以皇亲、王爷为题材的《瘦尽灯花又一宵》以及以家族文化为背景的小说《本是同根生》和《祖坟》等作品中，很难说没有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上海文学》的编辑在评论这些作品时说：“在她的小说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郁，一种对世事人生的茫然和感动，那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
我想这茫然和感动大概就是来自这山与水吧！
有一回在西堤，我看见有一对情人掉到湖里，男的淹死了，浑身青紫地被抬到东门口的门诊部，用席子盖着，搁在墙根儿，跟他一块儿来的女的坐在台阶上哭。本来，逛颐和园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却死了一个，那一个怎么能不悲伤呢？我看那个女的哭，就也在一边陪着她哭。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很想不通的事情。看热闹的人很多，人们多把我当成了死者的家属，劝那个女的说：“你不要哭了，你也要为身边的孩子想想。”也有的人说：“唔，孩子还这么小，爹就淹死了，真惨！”我想，那个女的虽然没说什么，心里一定对旁边我这个陪哭的感到莫名其妙。我哭着想，我们家的人怎么就不怕我被淹死呢？假如席子底下躺着的不是那个男的而是我，我三哥该如何向父亲交代？于是，我就很希望我也能死一回，不为别的，就为让他们也为我好好哭一回，省得我在家里老像被人忘掉一样。
我的生活单调又无聊，西苑有飞机场，飞机每每到了这里已经趋于降落，飞得很低很低了。从我头顶飞过的飞机，不但机翼上的号码看得一清二楚，有时连里面的驾驶员也能看得见。只要外面飞机一响，哪怕正在吃饭，我也要把饭碗推开，飞快地跑出屋门，向每一架路过的飞机热情地挥手致意。现在想想实在是没意思，但有一段时间它竟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每天都在焦躁地等待着飞机的到来，来一架，我在“大前门”的香烟盒上记一架，天长日久，记了好几张烟纸，都是飞机的号码。以我的文化水平，能认识的也就是那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可笑的是，我在记录一架飞机和一架飞机的号码时没有断开意识，所以，记到最后，竟是满篇的、毫无头绪的1234567890数字，分不清谁是谁。
这大概与那次陪哭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戏台所在的德和园今日已经成为园中的重要游点，据云需另购门票才能进入。彼时它是去后山和通向排云殿的通道，一度是我的娱乐场。有时园子里晚上给职工放电影，幕布就挂在慈禧看戏的颐乐殿前，观众则坐在大戏台上看。这情景大概是老佛爷当年万万想不到的。记忆中的大戏台远没有现在这般鲜丽辉煌，更没有这么多熙熙攘攘的游客，那时的人似乎很少。颐乐殿西面有门，有时我从后山转进殿里，在西太后听戏的南炕前向大戏台遥遥望去，繁华歇，风云灭，昔日的热闹早已无迹可寻，唯有太阳晃晃地照着，除了看到大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像外，再也看不出其他。于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个耳朵又聋、眼神儿又不济的老太太坐在这儿能把《打渔杀家》看出什么味道来。
大戏台上的青石条和起伏不平的木板台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就是薄暮时分喧闹嘈杂的燕子了。“依依宫柳拂宫墙，楼殿无人春昼长”，傍晚，游人都出园了，大戏台前只剩下了我和那些燕子时，双方便都显示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活跃。燕子们这时就故意撩逗我，从我耳畔嚓地飞过，掠起一阵风——它们不怕我这个小人儿。我自然也按捺不住表现的欲望，跑上台去，对着那空旷的院落，对着那些黄黄的琉璃瓦，对着玻璃后头的“慈禧”，表演我的《打渔杀家》。
我拉着架势扯开了嗓子吼道：“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
没人喝彩。四周寂然无声。
“我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
没有掌声。头顶小燕啾啾。
稚嫩的细嗓，柔弱的小丫头，与那古旧庞大的戏台、恢宏的殿宇，实实的不相称，而那叱咤风云的气势，那乳犊不惧虎的精神却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父亲来了。
我像过节一般高兴。
晚上，父亲和我睡在外间屋的炕上，我给父亲看那些飞机的号码，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让父亲很是为难了半天，他说：“你这是什么呀，鬼画符吗？”
父亲看不懂，我很伤心。
后来，父亲就开始教我大戏台上的楹联了。再后来就走到哪儿讲到哪儿，那真无异于一段段美好的文化讲座，一曲曲流动的音乐。整个园子，数谐趣园的楹联最为清丽秀美：“菱花晓映雕栏日，莲叶香涵玉沼波”“窗间树色连山净，户外岚光带水深”。如那景色一样，这也是让人永难忘却的佳作。
父亲从不在三哥这里多住，一则因为工作，二则他说睡觉的炕“不干净”，使他净做噩梦。父亲说，这炕自砌成以来，不知睡过多少恩恩怨怨的人，百年前的事都到梦里来了。为此，三哥借了玉澜堂门首西边一张床让父亲去睡。那里是值班室，没有古老的恩恩怨怨的炕，只有两张木板床，但父亲在那里大概只住了一宿就回来了。他对我说玉澜堂的怨气太重，戊戌政变后，慈禧在玉澜堂的霞芬室和藕香榭殿内砌了高墙，专作关押光绪之所，不宜人住，特别不宜我们姓叶赫那拉的人住。在玉澜堂只睡过一晚上的父亲，竟能借此而发挥，编出了一个他在夜里与光绪品茗谈古论今的故事。应我的要求，那晚自然又有萧恩和他的女儿桂英，孙悟空和猪八戒来凑热闹，甚至连自沉于昆明湖的一代文豪王国维也由水中踏月而出，加入清谈之列。于是，出自父亲口中的玉澜堂之夜，人鬼妖聚集，热闹非凡，实实地让人向往了。如此看来，父亲以其艺术家的想象力，深入浅出地为他的小女儿编撰着一个又一个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故事。多少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由玉澜堂之夜溢出，潜入一个孩子的纯净心田。
三哥见我每天闲得实在无聊，就给我找事，让我去后山挖取开紫花的兰草，嘱我一定要连土弄回，栽在南墙背阴处。这种草在后山大片地长着，有很多，只半日工夫，我便弄回不少，沿墙栽了数排。尚不过瘾，又从后湖偷来睡莲，养在洗衣服的绿瓦盆内。彼时虽不懂“寂寞梧桐深院”的风雅，却也有“似此园林无限好”的追求，很为小院的美化花了一番工夫。
睡莲死，幽兰枯，满园秋风萧瑟时，父亲来看我。我吵着闹着要跟他回家，我说我实在不愿在这不是人待的地界住下去了。那时我还不会说什么“保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培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一类很有水平的话，我只是一味地闹。记得是在谐趣园的知鱼桥上，父亲望着阴冷的水、枯败的荷叶说：“此景难得，此境难寻。景为水残，时为秋残，这是千古文人能够享受和欣赏却难以解释和理解的心境，你这个小东西置身于绝美之中却茫然不觉，实乃愚钝不可教也。”这些话我自然听不懂，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是教训我的话，心里更是十二分的不平。
三哥在一旁说：“您说这些话是对牛弹琴，这孩子混沌着呢，她根本听不懂，每天只是傻吃傻玩。夏时挖回一院子马莲，以为是兰草，揪回一盆荷叶，都是没根儿的。”
父亲告诉我，颐和园里有一种叫作哈拉闷的东西，这东西时而有形，时而无形，荡于园中各处，常为人所见。又说因了哈拉闷的存在，这园子才有了生机，有了灵气。
我说：“我要去寻找哈拉闷，找到了捉回来，蛐蛐儿一样地养在罐里。”
父亲说如此甚好。
第二天，父亲亲自陪着我在颐和园里寻找哈拉闷。
在后湖的绿水中，在大殿的螭吻上，父亲几次说他见到了哈拉闷，我则一无所见。
父亲回去了，留下了继续寻找的我。在以后的时光里，我已无心对付燕子和兰草，而将一腔热情扑在哈拉闷上，我发誓要找到那个父亲看得见我却看不见的精灵。颐和园由东向西，自南至北，从龙王庙的码头到北宫门的石阶，从西堤六桥的桥墩到仁寿殿的流水沟眼儿，这些人迹难到的所在都被我细细地窥探过，不能说找得不认真。从1750年乾隆修建这个园子至今，想必还没有一个孩子将这所园林阅读得如此仔细，如此淋漓尽致。
一个炎热慵懒的夏日中午，我拒绝午睡，要去寻找哈拉闷。三哥无奈，将我扯至后山四大部州的藏庙遗址前，指着散落在荒草中须弥石座上雕刻的光身小怪说：“这就是你要找的哈拉闷。”
我说：“不是，哈拉闷是活的！”
我的语气之坚定使三哥没有反驳的余地，他气愤地将我扔在太阳下那堆红色的断壁残垣中，独自回去了。
我执拗的脾气不招人待见。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点题外的话。三哥其实不是我父亲的孩子，严格地说他应该是父亲的侄子。但是，他的父母早早就故去了，由我的父亲将他抚养成人，他是我们众多孩子中身世最为坎坷的一个。三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把我的父亲看作他自己的父亲，把我们也看作他的亲兄妹。在七个哥哥中，我最喜欢的是三哥，我对他的依赖，是女儿对父亲的依赖。1994年，他七十一岁，患了癌症，临终前他忍受着病痛给我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信的最末一句话是：“丫丫，你是我抱大的。”万语千言的疼爱尽在这一句话之中。
我曾一度把寻找哈拉闷的希望寄托在颐和园后山独有的白水牛儿身上，水牛儿捉来不少，骑在路边的石凳上依次排开，挑选其中个大、长相齐整令人有好感的，捏在手里唱：
水牛儿，水牛儿，
先出来犄角后出头哎，
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肝烧羊肉哎，
……
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大概没有谁不会唱这首歌。
那些水牛儿在我声嘶力竭，青筋高暴的呼喊中终于有了动静，水牛儿的露头绝非因为热情的呼唤或是烧肝烧羊肉的感召，而是受不住捏着它的热手的炙烤才极不情愿地探出头来。水牛儿先伸一角，再伸一角，慢腾腾地展开身子，甚为不满地张望一下，很快又缩回壳中。整个过程忍耐、惊喜与失望紧紧相连。
在对水牛儿的艰苦呼唤中，并没有唤出我梦寐以求的哈拉闷。
长大以后与文学有染，也有了一把年纪和阅历，便明白那哈拉闷是父亲用来哄小孩子的东西。文学造诣精深的父亲让他的孩子去寻觅一种精怪，从寻觅中感受中国文化艺术的底蕴，认识艺术魂魄的神奇魅力，经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民族文化体验。后来，我问过哈拉闷究竟为何物？人说，哈拉闷系满语，是指水怪一类。颐和园里水多，早年或许有过哈拉闷的传说也未可知……
其实，对哈拉闷的真实语意我已无心追究，那是语言学家们的事情。然而，哈拉闷对于颐和园，对于文化艺术乃至于整个宇宙人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入乎其内，故有精神、有生气；出乎其外，则有形象、有高致。这便是父亲说的时而有形，时而无形了。童年时代，是为寻找而寻找，看来是一种游戏，然而，游戏的本身又何尝不是目的？与艺术一样，是一种心的感动，是一种欲罢不能的状态。一个普通的理念，足足让人认识一生。
我的聪明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教育竟然是这样的。
1955年的中秋节，父亲恰住园中，那晚他携了我与三哥三嫂同去景福阁观月。
景福阁原名昙花阁，位于万寿山脊东端，乃听雨赏月的绝佳之地，最受乾隆喜爱。后来，西太后重修改建成厅堂，赐名景福阁。中秋那晚，年少的我，无赏月雅致，而为三嫂所带糕饼吸引，一门心思只在吃上。
父亲见状对三嫂说：“我花甲之年才得此女，自然怜爱有加，虽他日为鸡为凤不可预期，然资禀尚不愚笨。今放逐园中，如野马笼头，驯致为难，实出无奈，还盼鲍贞耳提面命，严加教训，否则，恐终成猪犬。”
三嫂说：“小丫丫才六岁，正是混沌未开之时，为人一世，快活也就是这几年罢了，何苦拗她。”
当时我口啃糕饼，偎依在父亲怀抱，举目望月，银白一片。居月光与亲情的维护之中，此情此景竟令我这顽劣小儿也深深地感动了。以后读了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更觉那逝去光阴的可贵，以致每每见月，便想起景福阁。那美妙绝伦的景致还当存在，而那恬静温馨的亲情却是再不会有了。
那夜的月似乎给了我某种启示，父亲第二天要返回，说是要去河北彭城。我从内心突然生出难以割舍的依恋，这种依恋的深重绝超出了一个六岁孩子的经历。那天，我执意要跟父亲同归，任谁怎么劝也不听。我死死地拽住父亲的衣襟，整整五个小时没有松开，这使本应吃过中午饭就离开的父亲一直拖到了晚上。我那反常的举动使大人们无措，他们不知我那天是怎么了，为什么那么不听话，咧着嘴肆无忌惮地哭。
三哥说：“今儿这孩子是邪了。”
那晚，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父亲答应领我回家。
我和父亲手拉着手向颐和园的东门走去，那天的月亮又圆又亮，照着我和父亲以及我们身后那些金碧辉煌的殿宇。那晚，父亲穿着深灰色的春绸长袍，白色的胡子在胸前飘着，一手拄着他的藤拐杖，一手拉着我，一老一小的身影映在回家的路上。我把父亲攥得紧紧的，心里真怕他突然变卦，又把我送回园子里去，尽管我当时仍止不住一下下地抽泣，但还是带有讨好性质地跟他说了不少笑话。我想让他因为我的存在而愉快、而幸福，而不感到我的多余。
回到家，母亲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小妹妹在发烧，老七叶广宏又逃了学，他把书包藏在了警察楼子里，自己跑得不见了踪影。警察按照本子上的地址找到学校，又找到家，我们到家的时候，那个肇事者还没有回来。到半夜，七哥才回家，一问说是到动物园看猴去了，没钱坐车，是从西郊走着回来的。
母亲一个晚上都在抹眼泪，那个叫广荃的妹妹在床上不停地哼哼，她不闹，很乖也很懂事，睁着一双大眼睛恐惧地看着训斥儿子的父亲……
这就是家，这就是生活，从这我也隐隐地感到了家里为什么总是希望我住在颐和园的缘由。我在这个家里只能添乱，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第二天，父亲就去彭城了。
我和母亲把他送到大门外，母亲怀里抱着软弱得抬不起脑袋的小妹妹，小妹妹伸出小手跟父亲再见。
父亲走了几步又回过身来说：“回去吧。”
我和母亲都没有动。我无法揣度父亲当时的心情，他是个事业型的人，对于离别、对于亲情似乎并不在意，那一句轻轻的“回去吧”便是告别，与妻儿的告别。
当时我鬼使神差地追上了父亲，接过了他背上的小包袱，我说我要送他一程，送他上车。我背着小包袱将父亲送到北新桥，送上了开往前门火车站的有轨电车。
没有经验的我竟然跟着父亲上了车才将包袱交给他，车要开了，父亲把着车门拨开众人大声说：“让我的孩子下车！”
车开了，父亲站在车尾向我挥手，示意我快些回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我那颗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悲哀。
那一别，竟成了生死的诀别。
我是父亲的孩子当中最后见到他的一个。
有一天，突然说姥姥得了急病，将母亲叫去。
我是后来随着三哥广益、四哥广明、五哥广延一块去的，我不明白姥姥病了却让这么多哥哥去干什么。路上，三哥难过地抚摩着我的头说：“要紧的是今后这些小妹妹们怎么办……”
三个哥哥站在黑暗的胡同里只是唏嘘。
我感到了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我绝没有想到是父亲，因为一个星期前三大爷还给我母亲读了父亲写给他的信，信里说在彭城那个小地方竟然还能看到京剧，行头好，唱功也好，演的是《鸿鸾禧》和《打渔杀家》……
到了姥姥家，姥姥很健康，没有一点生病的样子。
我说：“姥姥，您不是病了吗？”
姥姥没说话，大舅把我拉过去说：“丫儿，你得懂事。你不能哭，你得为你妈想想，广荃还小，你别吓着她。”
我懵懵懂懂跟着大舅进了屋，屋里有一桌子纹丝未动的酒菜，这种非同一般的阵势让人的心底一阵阵发凉。
母亲见到我，哭了。
母亲说：“你父亲殁了。”
我一下懵了。我已记不清当时的我是什么反应，没有哭是肯定的，从那儿我才知道，悲痛至极的人是哭不出来的。后来，我见到书上有“抚棺临穴而无泪”的说法，觉得它太贴切了。
原来，父亲突发心脏病，倒在彭城陶瓷研究所他的工作岗位上。
母亲那年四十七岁。
母亲是个没有主意的家庭妇女，她不识字，最大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娘家到婆家，从婆家到娘家，临此大事，只知道哭，将父亲的后事全部托付给在彭城工作的堂兄——我的六哥叶广成。因直系血亲没人来奔丧，六哥就和研究所商量，将父亲的棺木暂时囚封在峰峰矿区滏阳河岸，以待不日来人扶柩回京。
原以为是数月的事，孰料，父亲的棺木在那陌生之地，一囚就是二十年。
父亲的亲儿子们谁也没想起接父亲回家，我至今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当时这一失策之举，酿成了她终生的遗憾。
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位妻子，父亲去世时非我母亲所生的哥哥们已经成家立业，各人有各人的日子，顾及不到我们。而我母亲所出的五姐广芸、七哥广宏，以及我和小妹妹广荃，最大的不到十五岁，最小的不到三岁。弱息孤儿，所恃已为活者，惟指父亲，今生机已绝，待哺何来？
我怕母亲一时想不开，走绝路，就时刻跟着她，为此甚至夜里不敢熟睡，母亲半夜只要稍有动静，我便呼地一下坐起来，这些我从没对母亲说起过。母亲至死也不知道，在她那些无数凄苦的不眠之夜中，有多少是她的女儿暗中和她一起度过的。
年年寒食，我都与母亲在大门外烧些纸钱，祭奠千里之外父亲的亡魂；岁岁中秋，奠香茶一杯，月饼数块，徒作相聚之梦。随着岁月的迁延，年龄的增长，内心负疚愈深。对父亲，我生未尽其欢，殁未尽其礼，实是个与豚犬无异的不孝孩子。
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
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忧愁。
就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带着一身重孝走进了北京方家胡同小学。
这是一所老学校，在有名的国子监南边，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曾经担任过它的校长。我进学校时，绝不知道什么老舍，连当时的校长是谁也不知道，只知道我的班主任叫马玉琴。她是回民，是一个梳着短发的美丽女人。在课堂上，她常常给我们讲她的家，讲她的孩子大光、二光，这使她和我们一下拉得很近。
我的忧郁、孤独、沉默、敏感，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有一天课间操以后，她向我走来，我的不合群在这个班里可能是太明显了。
马老师靠在我的旁边低声问我：“你在给谁戴孝？”
我说：“父亲。”
马老师什么也没说，她把我搂进怀里。
我的脸紧紧贴着老师，我感觉到了由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热和那好闻的气息，我想掉眼泪，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泪，就强忍着，喉咙像堵了一块大棉花，只是抽搐、发哽，马老师轻轻用手拍着我的背。我知道，那时候我只要一张嘴，就会“哇”的一声哭出来。
老师什么也没问。老师很体谅我。
一年级期末，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
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进了一家街道小厂，这就为我增添了一个任务，即每天下午放学后将3岁的妹妹从幼儿园接回家。
有一天，轮到我做值日，扫完教室天已经很晚了，我匆匆赶到幼儿园，小班教室里已经没有人了。我以为是母亲将她接走了，就心安理得地回家了。到家一看，门锁着，母亲加班，我才感到了不妙，赶紧转身朝幼儿园跑。从我们家到幼儿园足有汽车四站的路程，直跑得我两眼发黑，进了幼儿园差点没一头栽到地上。推开小班的门，我才看见坐在门背后的妹妹，她一个人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等我。阿姨把她交给了看门的老头儿，自己下班了；那个老头儿又把这事忘了。看到孤单的小妹妹一个人害怕地缩在墙角，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内疚。
我说：“你为什么不使劲哭哇？”
妹妹噙着眼泪说：“你会来接我的。”
那天，我蹲下来，让妹妹趴到我的背上，我要背着她回家，我发誓不让她走一步路，以补偿我的过失。我背着她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妹妹几次要下来我都不允许，这使她的心感到了较我更甚的不安，像当年我讨好父亲一样她也开始讨好我。她在我的背上为我唱那天新学的儿歌，我还记得那儿歌是：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小熊小熊点点头呀，
小洋娃娃笑嘻嘻。
路灯亮了，天上有寒星在闪烁，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葱花炝锅的香味由别人家里溢出。我背着妹妹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的影子映在路上，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行清冷的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淌进嘴里，那味道又苦又涩。
妹妹还在奶声奶气地唱：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是第几遍的重复了，不知道。
那是为我而唱的，送给我的歌。
这首歌或许现在还在为孩子们所传唱，但我已听不得它。那欢快的旋律总让我有一种强装欢笑的误解，一听见它，我的心就会缩紧，就会发颤。作家唐君毅说得好，人周围往往构成一片无限的寂寞苍茫的氛围，“以此氛围为背景，尔后把我们有限的人生，烘托凸显出来。人生如在雾中行，只有眼前的一片才是看得见的，远望是茫茫大雾。人生如一人到高山顶立，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四周是寂静无声。人生又若黑夜居大海中灯塔内，除此灯光所照的海面外，是无边的黑暗，无边的大海……”那时，我年纪虽小，已经感到了雾的迷蒙，山的孤寂，夜的恐怖……
但我至今不能忘记在我人生之路上给予我理解和爱的人们，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将伴我终生，珍藏至永远！
游艺市场的热闹
民国期间，北京评剧界曾经排演了一部叫作《锔碗丁》的新戏。说的是北京齐化门（朝阳门）外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
有一户姓丁的人家，以锔盆锔碗为业，后来不知为什么发了，有了钱，娶了儿媳妇。婆婆虐待媳妇，每日非打即骂，媳妇不堪忍受，趁无人之际一头扎进水缸，自溺身亡。此事引起媳妇娘家人和街坊们的愤怒，不答应丁家，要求大办丧事，为媳妇鸣冤。娘家和街面儿上的主事提出，出殡那天必须是内棺外椁，番、道、禅三棚经，三十二人大杠，清音锣鼓外加西乐队。这也还罢了，最有意思的是要求婆婆打幡，儿子抱罐，让他们充当孝子的角色。那母子拗不过众人，只好答应。出殡那天自然十分热闹，据说观看者不下数万人，那个虐待媳妇的婆婆和儿子在围观者的唾骂、厮打中被搞得不人不鬼，声名狼藉。后来有文人将此事写成了戏，在京城演出，相当轰动，事主丁家认为这戏有辱名声，花大价将《锔碗丁》买断，才将舆论压了下去。丁家经此折腾，家道很快衰败，下场非常凄惨。
我的母亲是亲眼看见了那场声势浩大的出殡仪仗的。她说：“丁家所住与我家不远，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丁家打媳妇也是特狠，把猫装在媳妇裤裆里，用棍子打猫，这样虐待媳妇，媳妇不扎水缸还等什么？”
我为看不到《锔碗丁》的戏而遗憾，与父亲们唱的《空城计》《盗御马》相比，《锔碗丁》似乎更让人觉得亲近。它看得见摸得着，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不像诸葛亮，不像窦尔敦，只在戏台上才能见到。
能与锔碗儿的为邻的母亲，料不是生长在多么出色的地方。母亲的娘家在齐化门外坛口，一个叫南营房的一大片低矮平房的地方。用父亲的话说，那儿是“穷杂之地”。
我不喜欢姥姥家却很喜欢那五方杂处百业云集的“穷杂之地”，因为，那里有很多难以说清的乐趣。南营房的北面是日坛的坛口，大约自清末以来，那里就形成了一个不大的，但很热闹的游艺市场。说评书的、说相声的、拉洋片的、唱评戏的、卖各样小吃的、卖绒花的、套圈的、变戏法儿的，间或还有耍狗熊的、跑旱船的，商贩艺人，设摊设场，热闹极了。每次回姥姥家，我都是冲着那些五花八门去的，看姥姥是个名义，奔热闹才是真心。
去姥姥家必须穿过游艺市场，进游艺市场必须经过一个“虫子铺”，铺外的桌子上永远摆着几个大玻璃瓶子，里面用药水泡着许许多多死虫子，蛔虫和蛔虫在一起，绦虫和绦虫在一起，虫子呈淡粉色，扭在一块儿，看着让人恶心。那是这个市场让人最不愉快的地方，我顶怵头的就是过那个虫子铺。偏巧，铺子的掌柜的跟姥姥家熟识，我和母亲每次从那儿过，他都要跟我们打招呼，母亲就要停下来跟他说一会儿话，两个人说来说去便要从桌子上的虫子说到我肚子里的虫子，仿佛我肚子里的虫子的数量绝不少于那些瓶子里的数量。让他这么一说，我的肚子马上就疼起来了，真像有万千条虫在里面蠕动，唬得我连自己的肚皮也不敢碰了。末了，掌柜的就送我一包打虫子药，听他的话好像我如果不吃这药，到最后肚子里的虫子就会把我吃了一样。
母亲会很认真地把那药给我吃了，所以，一去姥姥家我就得打虫子。后来我想，没让那个卖野药的把我药死，实在是我的命大。
姥姥的家门口就是群众剧场，最早是个戏棚，后来加了围墙，添了座椅，搞得很像个现代剧场了。群众剧场只演评剧，我们家人管它叫落子，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记得当时在剧场演出的角儿当中有个叫鲜灵芝的，还有一个叫吴佩霞的，都是花旦。我看她们演过《秦香莲》《豆汁记》《潘金莲》，似乎还有《小女婿》和《刘巧儿》之类，记不清了。群众剧场是很群众的，它没有吉祥剧院那种压人的气势与严整，有的只是随和与亲切。比如我看到一半戏时想回家抓一把铁蚕豆，喝点凉白开，那么，尽管回家就是了，喝了水，抓了豆回来照旧坐下来看，没人问也没人管。这在其他剧场大概不行。
评剧的戏词大多通俗易懂，与京剧相比更接近老百姓，用现在的话说是更具有平民意识。例如，同是天黑了，评剧就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京剧就该跟人绕弯子了，说：“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不知道什么是冰轮，什么是玉兔的真能被绕糊涂了，其实就是天黑了。相比较，我更喜欢评剧，我母亲也喜欢评剧。
最让我喜欢的玩意儿是看拉洋片的。一个大匣子，里面装了亭台楼阁的画，也有不少西洋景在其中，匣前有镜头数个，交了钱就可以趴在镜头上往里看，里面的画可以放得很大，如同真的一般。这也还罢了，最吸引人的是拉洋片的本人，手脚并用，锣鼓齐鸣，那张嘴也不闲着，“往里看吧您那又一张，和尚的脑袋他就长出了烟枪……”很多时候那唱词和匣子里的画片对不上号。拉洋片的唱怪声，出怪词，做怪样，能把人笑得前仰后合。有时候，我不看那片，专听他唱，他的唱远比那些画工粗糙的片子好看。现在的小孩儿已经完全见不到拉洋片的了，但我总觉得这个行当失传了真可惜，那通俗诙谐的唱词，来自社会底层，那怪诞夸张的扮相，未张嘴已让人喷饭了，锣鼓响起，嬉笑怒骂，眉飞色舞，令人闻之观之，觉乎听得过瘾，野得牙碜。
那个拉洋片的唱得最拿手的是《大花鞋》，说是跟天桥“大金牙”焦金池学的，是焦的入室弟子。我每回去都盼着他唱《大花鞋》，可他就不唱，他是等人多了，还得他高兴的时候才唱。所以，并不是每次去了都有听得到的福气。
因为听得多了，《大花鞋》那词还略记一二：
“南山有个二姑娘，二姑娘要上庙里去烧香。
衣裳做了十几箱，就剩下一双花鞋没做上。
红缎子买了三十六匹，钢针就买了一皮箱。
十八个裁缝纳鞋底，还有十八个裁缝做鞋帮。
花鞋上绣了一个莲花瓣，绒线就用了四箩筐。
裁缝将花鞋做完毕，十八个丫鬟就抬到上房。
脱下花鞋仔细看，不好！花鞋里挤死了俩裁缝。”
那丰富的想象足让任何一个小孩子着迷，艺术的感受力或许由此而诞生，艺术的表现力或许由此而培养，也未可知。总之，坛口的游艺市场用父亲的话来说是“趋之者多为下流”，用我的话来说，不啻人间之天堂。
我还爱钻到书场里去听成本的《薛丁山征东》《精忠岳传》等等，一天是绝听不完的，要连着听几天，这样，不得已就得住在姥姥家。尽管心里别扭，但为了那勾人心魄的故事也只好委屈了。那时，在我的小心眼儿里不能说没有嫌贫爱富的心思，长在深宅大院，与之相入相化而不觉，到了“穷杂之地”，竟是百般的不习惯，嫌姥姥家破，嫌房里的气味不好，嫌院子污浊脏乱，嫌一帮表兄弟没规矩。我甚至为卖开花豆的舅舅感到羞耻，卖开花豆，这算什么事呀？我竟然会有这样的舅舅！我从不到舅舅的摊子上去，虽然开花豆很香，尤其是刚炸出来的开花豆，对人的诱惑更是难以抗拒，但是，我从不吃它们。有一回，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回娘家，刚一进门，我们就要出去，谁也不愿意在那破房子里待。姥姥生气了，骂我们是一群狼崽子。
狼崽子们在姥姥的骂声中，站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龇牙咧嘴，狼相十足。
而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压根儿就没到姥姥家去过。
不管怎么说，“穷杂之地”给予我的是另一个生活侧面，是小百姓的柴米油盐，是小门户的喜怒哀乐，是高雅之外的平常，是阳春白雪们所排斥的下里巴人，这无形中成了我生命中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以为我所经历过的就是温文尔雅、雍容华贵，再没有其他了。其实错了。
1994年，我写了两篇小说同时发表在《延河》杂志上，一为《学车轶事》，一为《本是同根生》。《小说评论》的主编李星先生为这两篇东西作了一个短评，他在评论中坦诚地写道：“叶广芩好像是要给喜欢概括、喜欢抽象、喜欢将复杂的创作现象简单化的评论者出难题，她故意将大俗和大雅的东西联袂推出，让你难以把握哪个更代表真实的叶广芩？”是的，的确是让朋友为难了。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何以能写出《学车轶事》这样很通俗、很平民化的反映社会底层的作品，何以就“获得了一个认识社会各阶层真实生活状况的视角，给读者提供一个认识当今市井社会真实面貌的窗口”。我想，这怕是不了解我生活的另一面的缘故。
话又说回来，父母亲的结合，于贫困出身的母亲来说，不是幸福，是个悲剧。
1995年清明，我母亲所出的四个子女将父母的骨灰安葬在北京香山东麓法海寺旁的山坡上。墓地周围满是桃林，那时漫山的树，枝叶未绿，粉艳的花已将半山遮掩。透过花丛，可以看见秀丽的玉泉山古塔和碧绿的昆明湖水。这片山紫水明、景致优美的处所是父亲生前所喜爱的，他在1924年写的一篇笔记中详尽地描述过这个地方。当然，在他滞留于法海寺，陶醉于香山“春云如粉，春雨如丝”的绚丽时，绝不会想到这里就是他将来永眠的墓地。他的另外两位妻子，我们的另外两位母亲大概也知道这里，甚至有可能随父亲来过。家中保存的大量的他们游览西山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可能。来过也罢，没来过也罢，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们的骨殖并未葬在这里，而早已随着祖坟的失去而荡然无存。在此与父亲合葬的是我的母亲，是那个在叶家多少有些被看不起的“南营房的穷丫头”。这或许是后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也是父亲众多子女间不能和睦相处，乃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因之一。
在合葬父母的那个温暖的春日，我们将父母的骨灰轻轻放入穴中，与他们做最后的告别。墓穴渐渐封严，透过越来越小的缝隙，我向穴中望了最后一眼，母亲在父亲身后站立着，已昏暗得看不清所以然。
我听到一声重重的叹息，它来自母亲。
谁都有过人生的辉煌，在这鲜花环绕的墓地，我试图找到母亲的辉煌。
这似乎很难。
母亲生时，我曾与她谈论过辉煌的话题，以她的看法，她的定亲与出嫁当是她生涯中最鲜亮的一笔了。
旧时，北京人结婚，堪称繁杂的时期当是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仅婚前的繁文缛节就让人难以一一说清。古语有“六礼已成，尚未合卺”一说。“六礼”所含“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母亲说大宅门的叶家仅“放定”就放了两回，先放小定，又放大定，亲事才算定妥。放大定时，叶家一切按照满族宅门府第的规矩，派媒人与家中掌事主妇来到齐化门外坛口母亲的家中。母亲很为那个放定的队伍而骄傲，那大约也是她一生中头一次看到的属于她的壮观和热烈。叶家是我的五婶妈去放的定，随同五婶妈去的还有二十四个红漆描金的抬盒，由穿红吉服的抬夫们抬着。二十四个抬盒，摆了半条胡同，红了半条胡同，很是惹眼。南营房自明代起就是驻军的兵营，房屋矮小拥挤，邻居多是卖炸回头的、修脚的、戏园子扫堂的、打小鼓的……总之，净是些没见过世面的穷人。街坊们见了这隆重、这排场都以为陈家搁置了多年的姑娘许了个什么大人物，算得上这片姑娘出阁的最高档次了。殊不知，那为陈家人挣足了脸面的排场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专为让人看的摆设。我好奇地问过抬盒的内容，母亲说有染了红胭脂的活鹅一对，以代替古礼聘娶用的雁。还有花雕一坛，绸缎四匹，如意一个，戒指手镯各一对，龙凤喜饼一双，干鲜果品四碟……在这些东西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过礼大帖”了。关于这个大帖，我在收拾旧物时竟意外翻出，可惜已被蠹虫侵蚀大半，断句残文，甚难辨认。今聊将可识者录之如次，以为当时风俗之证。
“天地合卺坐帐交冠带面向；
喜神正东迎之大吉；
送亲人堂客土木命大吉；
宜娶送亲人忌猪马牛三相大吉；
宜新人上下轿用辰时大吉；
产妇孀妇毛女不用大吉；
一路逢井庙孤坟用红毡遮之大吉。
……”
说来也是天意，连遇井庙孤坟都要用红毡遮挡的花轿却偏偏忘了遮挡警察，而且是日本占领时期的伪警察。
民国二十八年夏日，母亲身穿大红礼服坐在花轿中颤悠悠地经过齐化门时竟被警察拦住，说是要检查。官事无人敢拗，只好由人去查，所幸检看花轿内部时请出来一个女巡警，女巡警打开轿帘伸进头，将母亲的盖头掀开，惊诧地说：“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啊！”
母亲向我描述这些的时候已经五十有五，五十五岁的母亲当然早已退出了美人的行列，然而，她那喜形于色的表情却再现了彼时的辉煌。我不能与母亲同乐，自然也不承认那个虚假的辉煌，母亲被恭维做美人的前提是送亲太太偷偷向掀轿帘的女巡警塞了四块大洋。母亲容貌再姣好，出嫁时也已三十二岁，三十二岁的女人在那个时代已是半残的花儿，值不得警察大惊小怪。
母亲的盖头不是被父亲揭开而是被警察揭开，这点也令我不满意，我视此为不祥。从过礼大帖上看，设计得周密严谨的婚礼当是十二分的圆满与和谐，但事实是花轿一进门，母亲便知道了：属兔的、比她大六岁的丈夫并非如庚帖所写“山林之兔，五行属金”，而是“蟾宫之兔，五行属木”。看起来，天上的兔子比山野的兔子高贵了不少，但这一高贵竟又长了一轮，也就是说父亲比母亲整整大了十八岁，而且还有前房的儿女……这些都是事先瞒了的。叶家坑人，实在坑得厉害，简直有些不择手段了。这无疑是因了母亲娘家的穷、没有势力，才敢这样瞒天过海地欺辱，换了别人，大概是不敢。母亲得知如此，当下如五雷轰顶，变得木讷呆傻，连步子也迈不开了。后来，母亲对我说：“为这个我哭了几天，叶家人从南营房请来了你姥姥，你姥姥站在我的床头说，闺女，认命吧。”
母亲就认了命。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母亲进门不久，父亲第二位妻子的大儿子、我的二哥便偷偷离家出走了。他离去得坚决又彻底，毫不拖泥带水，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座大宅门，走出了这个热热闹闹的家，再也没有回来。可怜了初为人妇的母亲，她不得不跟着众人到前门火车站去堵截那个执拗的儿子，背着“一进门就挤兑走前妻儿子”的黑锅，踟蹰在车站站台上，其难堪可想而知。后来又有话传出，说那儿子是在母亲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上了火车的，这便将母亲推向了更加难以辩白的窘境……事实是否如人所云，时至今日我也无机会向这位异母兄长问个明白，其实问如同不问，没多大意思，那些远年故事经过时间的磨砺，早已如风一样地散了。
这便是母亲谓之辉煌的婚礼了。老夫少妻，白发红颜，不足相当；豪门小舍，深院陋屋，贫富悬殊。如果说婚礼是一出悲苦戏紧锣密鼓的开场，那以后的日子就是愁烦、绵长的二黄慢板了。
母亲在叶家敛眉就食，俯首觅衣，妯娌们不是内务府官员的格格就是巨商的千金，大宅院里没有母亲的位置，名为太太，实为仆人，连饭也是与佣人在一起吃的。吃不饱饭，饿了的时候就抓一把生米放在嘴里嚼，这情景我记事以后还经常见到。
父母亲不但年龄相差悬殊，文化修养的差异也很大。母亲只看小人书，她对父亲的那些之乎者也不感兴趣。父亲是搞美术的，母亲却不懂画，她只欣赏烟盒上的大美人儿。有一回，母亲教我唱“妈拍着，妈抱着，你好半天没吃了妈妈的乳哇”。大概是妈妈哄小孩子的曲儿，调子很好听。后来，父亲跟母亲有一通好闹。原来，有人听到了，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原来母亲教我唱的是《马寡妇开店》里面的段子。《马寡妇开店》是属于淫荡的小戏，流行于游艺市场那样的地界并不奇怪，但进入大宅门已不仅是荒腔走板，而是有伤大雅了。
从此，我再也没见母亲张过嘴，母亲也很少带我们回娘家了。
听说那个热闹的游艺市场到1957年以后才逐渐消失。
不去姥姥家的结果是姥姥常来，舅妈也常来。来了都是悄悄的，见了父亲便杌陧不安地陪着笑。她们来的目的是为了向母亲要些钱，母亲没有钱，钱都在父亲手里，所以，她们见了父亲就直不起腰来，眼皮也不敢往上抬。这使我很为姥姥家的人难为情，也为母亲难为情。
很快，我就为自己难为情了。
因为父亲的死，家里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我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就此打上了句号。
小家出身的母亲不是不会计划，而是无以计划，家中从此靠典卖来维持生计。先是父亲的文物字画，后来是母亲的衣物首饰……母亲不忍与旧物相别，打点完东西就让我提着到委托商行去跟人讨价还价。后来，我写的家族小说里面有不少地方涉及了古玩方面的知识，比如对明清瓷的鉴定、对古玉真伪的辨别等等，有的读者以为我或在收集古董，或是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的常客。殊不知，那闻名中外的潘家园我至今也是一次没去过的。我的古玩知识是通过卖自家物件而获得的，其学费便是难与人言的酸涩、无奈和感伤。今天，也常有朋友拿了市场上买来的所谓古董让我辨真伪，已属游戏性质。他们说：“搁你是一目了然的事，搁我们就是一辈子钻不完的学问。”我开玩笑地跟他们要鉴定费，我说：“知识也是财富，以前体现不出这一点，现在社会发展了，应该给知识以应有的价值体现。我们叶家用上百年的家底才培养出了我这么一个宝贝，价值自然是不低的。”
而在卖家底的当时却远没有今日这般潇洒，母亲从我手里接过卖东西的钱时，那手常常是发着颤的，脸也变得苍白无色。我也觉得悲苦难言，不敢与母亲对视。
1960年，物价奇涨，东西奇缺，母亲的腿肿了，我的腿也按出了坑。街道补助我们五斤黄豆，那是救命的豆子啊！但我们却迟迟没有去领，因为，就是那五斤豆子的钱，我们也拿不出来。
母亲从箱子里摸出了一个鼻烟壶，让我去把它卖了。
那是个乾隆年间的套料鼻烟壶，粉料的底，淡蓝的彩，制作之精美细致，一望便知是出自宫廷作坊的物件儿。这是父亲生前最喜爱的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鼻烟壶了。
我拿着它奔了寄卖店，我要用它来换回那救命的5斤黄豆。
我将那个小壶小心地递过去，在对方接过的同时我注意地看了他的表情。训练有素、老谋深算的古玩商哪里会有什么表情流露给我。他并不看那壶，却说：“你们家又揭不开锅了吗？”
我低低地回答：“是的。”
他说：“你们家没有大人？”
我说：“父亲死了。”
他说：“你妈为什么不来？”
我说：“她要看我的小妹妹。”
他说：“你妈何必死守着，她应该改嫁。”
我看着他，紧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说：“你才这么大，还有小妹妹，你们这么卖东西总不是长事。”
我说：“我妈不嫁人。”
他还说了很多改嫁有益的话，他是什么目的，我不清楚，但我认为他跟我说这些是明显带有欺负人的性质，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欺负我们叶家无人。情急之中，我大声说：“我有七个哥哥！”
“七个哥哥”保护了我，慑于“七个哥哥”的威力，那个人不敢造次了。
我进一步敲定说：“我大哥叫叶广厚，二哥叶广生，三哥叶广益，四哥叶广明，五哥叶广延，六哥叶广成……”
还没有报出老七的名字，那人已经从柜里面甩出来一元五角钱。
是啊，有七个哥哥的主儿，谁敢惹！
问题在于那个善于算计的人就没想起问问这七个哥哥是不是都是母亲的亲生。
我一路小跑回家，将实情一一相告，母亲听了当下红了眼圈。
母亲说：“你长在贫困之家，要争气，此时咬得菜根，即便他年得志，也不能为绮丽纷华所动。”
我将母亲的话深深地刻印在心底，至今不敢忘记。
钱，没有不行，多了也无益，经我手从家里倒出去的古玩字画何止千万，现在看来，那一切都是虚的，看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如今再回过头来看财产，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当时毕竟年纪小，不知世事，将那些脏话带给母亲，使正处于烦恼之境的母亲徒乱心曲。
真是混蛋至极！
然而，我做出的更混蛋的事情还在后面。
1962年，有邻居为母亲介绍了“一个人”。那邻居也是好心，她看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是太难了，有心提溜我们一下。只是提起，并未见面，我便将此视为世界末日的降临，外面的人欺负我们，我们可以跟他们去打，但我们不能自己从里面就散了。为了“那个人”我跟母亲有一场好闹，我当着四姐的面大声指责母亲，从四姐的尴尬里我应该完全体会到母亲的难堪，但是我不，我有意地让她下不来台。我内心深处的邪恶与自私，在那件事情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恶毒至极！
我以绝食来抗议这件事，每天一言不发，坐在廊子上晒太阳，那形象大概与“母夜叉”无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老七叶广宏不叫我丫丫而改叫“母夜叉”，他把夜叉的“叉”字发音故意高挑，以示为我的专有，避免与别的夜叉相混淆。这件在别人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我把它看得过于认真，孩子们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在跟母亲对着干。而我的执拗、我的霸道，在叶家又是出了名的，这就苦了母亲。她几次找人叫我去吃饭，我均不理睬，我的心里装满了愤懑，我不能管父亲以外的任何男人叫爸爸，也不允许毫不相干的人进入这个家庭充任父亲的角色，我的父亲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叶家的大门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现成的大宅院，现成的妻子，现成的子女，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地当现成的爸爸，没门儿！
甭管他是谁！
绝食的第三天，我已无力在廊下呈夜叉状，而改为静默卧床。
傍晚时，母亲端着一碗红小豆粥来到我的床前，母亲将粥放在桌子上，搓着手并不离开，明显地她是想跟我说什么。我将身子掉过去，把后背冷冷地摔给了母亲。
半天，我听见母亲声音低低地说：“……那事儿，我给回了……”
泪水由我的眼中涌出，依着我的本意，该是抱着母亲大哭一场，但倔强的我有意不回过头去，以继续显示我的冷淡，显示对她行为的不屑，让她做进一步的反思。
无奈中的母亲，再没有说什么，她……跪在了我的床头。
母亲这一跪，无异于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我实在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知道，我这一刀，直扎进母亲的心里，我对母亲的伤害太大了。为此，我后悔一辈子、内疚一辈子，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恨不得把自己揍一顿。让母亲下跪，我成什么了？如果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所经历的磨难，是苍天因此而给我的惩罚，那么，我情愿这苦难更深重一些，非此不能减轻我心里的压力。全中国大概再也没有我这么不懂事、不孝顺的孩子了。我今天把这件事写出来，是让人们看到我的丑恶，看到我的卑鄙，我要让所有的人为此而诅咒我，以赎我的罪过。
如果说当初媒人的哄骗使母亲落入陷阱，那么，我后来的这一举动则如同落井下石，是我，将母亲生活中最后一点希望也给掐断了。男女不杂坐，叔嫂不通问，寡妇不夜哭，母亲在沉默中以礼自防，这一切都是做给女儿看的，女儿已经“懂事”了。
“懂事”的女儿考进了北京女一中。
我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是拔尖的，我把对家的爱，对母亲的爱用在发奋学习上。我将来要让母亲过好日子，就必须好好学习，让母亲省心，这是我应该做到，也是能做到的。那时，母亲所生的大女儿，我的五姐叶广芸已经工作，每月给母亲十元钱；三大爷虽也接济一些，经济仍是十分紧张。我和七哥利用暑假打工再挣些钱，他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我剥云母、拆线头……我们要自己挣出新学年的学费。
愁苦憔悴的母亲变得沉默寡言了，病从心起，病贫交加，更无可诉之人，每于灯昏漏转之时一人独坐床头，呆呆地望着某一个地方，那思路分明已经走得很远、很远。母亲的生命在油尽灯枯的摇曳中苦熬，其情其景之悲，令我至今难以回首。
后来，我由学校分配去了陕西，母亲越发地虚弱了，她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孩子们回来。”这孩子们，指的就是在关中农场养猪的我和在陕北插队的妹妹叶广荃。
心血耗尽的母亲在弥留之际保存着最后一口气，她在等待着陕西的两个女儿的归来，她有话要对我们说。那口气足足拖延了三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等待，什么样的毅力啊！世间大约只有母亲才会有这种等待吧？当我和妹妹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来，扑在母亲的床前时，母亲已经昏迷，已经没有气力说话了。我们千百遍地呼唤着母亲，她没有反应，只有一行清泪由眼角淌下，滴到枕头上。人说这是辞行泪，是临终的人留给亲人最后的祝愿与嘱托，是全部生命的凝结。我料定，母亲的生命凝结里只有悲苦、只有辛酸，母亲的嘱托里只有担忧。
三十二岁出嫁，四十七岁守寡，六十六岁故去，一生坎坷颠踬，艰辛备尝，何曾有过舒心？何曾有过辉煌？
我问七哥，母亲临终到底要跟我和妹妹说些什么？七哥说，母亲所念，只有两个未出阁的小女儿，她反复叮咛，两个女儿将来择婿，一定要门户相当，年龄相当……
为此吃尽一生苦头的母亲是怕了。
春天，我再次去香山基地看望母亲，与母亲的维系已被冰冷的石板隔开，再难触摸得到了。母亲在灿如云霞的桃花中安然睡去，不再为人情冷暖揪心，不再为红盐白米犯愁，她得到了永久的安宁。
我在墓前站立许久，母亲无言，我亦无言。
我要离去了，正待转身，大风忽起，山林呼啸，花雨纷飞如雪，远望近观，湖光山色尽在扑朔迷离之中。风将石桌前的鲜花果品吹乱，风将我的心祭与无数花瓣高高扬上天空。
山大恸，人亦大恸。
母亲好辉煌！
太太与姨太太——老辈故事
无论是当面直呼还是背后指谓，满族人都称祖母为太太，我小时候也一直这么叫，自己未觉得丝毫别扭，因为那里毕竟是北京，是旗人集中之地，我说我太太如何怎的，尽人皆能理解，无一产生误会。
我们家有太太和姨太太二位祖母，太太是旗人，娘家有权势，其娘家兄弟来探望时每次均备厚礼，肃容上坐，气焰逼人。人们称太太时爱在前面加上一“秃”字，我以为是无发或少发，但自从在一张照片上欣赏过伊那满头翠钿与珠花之后便大惑不解，问家人：如此绿云绕绕何以言秃？答曰与祖父口角，一怒之下剪断青丝，因获秃名。祖父崇信释氏，常居寺院不归，尤常去西山潭柘寺，逢有重大节气，寺里也有人来家走动，彼此往来，互有利用。清末，传言潭柘寺出了“大仙爷”“二仙爷”，且甚灵验，由此京西路上，善男信女接踵于途，酒肆茶棚相挽于路，很是热闹，所谓“大仙爷”与“二仙爷”，实则是两条菜花蛇，被和尚们宠在神龛内，用玻璃罩儿罩住，供人瞻仰，其情其景大约与今日在动物园爬虫馆观蛇相差无几。那两条蛇终日盘作一团，偶尔缓缓移动，吐吐芯子，就算给足了面子，惹得一帮男女受宠若惊，叩首拈香，欣喜若狂。我的祖父最后一次赴潭柘寺即在此时，虽是京城显贵，也给庙里送了不少钱米，不过却也未见受到怎样的热情款待。大寺院的僧人与国家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敏锐的嗅觉绝非一般人可比。对于祖父，他们深知此时之爷已非彼时之爷，那炙手可热的权势亦将随着大清江山国势的倾颓而消失殆尽。结果，那漫不经意的冷淡，那推以各种说辞的怠慢，使我的祖父在这座自元代起便名驰遐迩的古刹中生活得并不愉快。加之京城祖母吵闹，姨祖母的推波助澜，祖父愈加不快，矛盾愈加深化。有人传言，祖父去庙中居住，是为了某一小尼。其实潭柘寺是僧寺而非尼庵，潭柘寺附近更无尼众，此类传言纯属子虚乌有。然而我的太太却坚信不疑，着人将祖父拉回家中要他“说个明白”，吵闹激烈时太太用剪刀剪去了头发，理由是既然祖父喜无发之尼，她不如也了却青丝，博祖父之爱。众人畏惧太太刚愎自用的性情，无人敢拦。此类戏剧在这个家庭中并非首次上演，专利权应归乾隆之后那拉氏——本族姑奶奶。在当时，乾隆与她的长期不睦已经众所周知，当乾隆正以中华帝国自得，欣赏自己的“十全武功”时，后院起火，即便是万乘至尊，也不得不急急回銮，关起门来处理家事。后宫内燃起的猜疑、嫉妒之火，使那拉氏将自己一头乌发剪却，与皇帝从此恩断爱绝，再不相亲，以致死后陪葬东陵，也冷冷地远离着她的大行皇帝。或许仿此先例，太太便毫不犹豫地，轻松地将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不成模样。这在当时颇为轰动，西城的舅爷带人来家中一通好闹，致使这个家族元气大伤。自此，人们呼太太时往往爱在其前加“秃”字，虽难免有失敬之嫌，但太太乐于接受，她要以此“秃”字与祖父较劲，也与那压根没出现过的尼姑抗衡。这一切我当然没见着，这场纠纷在叶氏家族展开时，我尚不知以何种形式在冥冥中飘荡，当我以人的结构在这个家族出现时，祖父与太太均已作古多时，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见到的祖辈只剩下了姨太太一人。听说姨太太进这个家门的时候貌甚美丽，做饭的老王初见姨太太，竟吃惊地将一摞细瓷碗打碎，那时伊只有二十六岁，届时祖父已是步履迟缓，须发皤然的老翁了。老夫少妻，我难以想象他们之间究竟有多少共同语言，但也正因了这悬殊的年龄，才使我与姨太太在这个家族中得以相见。母亲说，我尚在学爬时便由姨太太看护，那时她下肢已瘫，终日靠在窗前的炕上，观树影的移动，数雀儿的飞落，寂寞无比。我每被母亲放在她身边，她那冷漠的眼神才有了些许生气，对她来说我毕竟是个活物啊。我在懵懂中能有此“善举”，能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以喜悦和安慰，这不能不感激我贫苦家庭出身的母亲，感激她之所以为“南营房的穷丫头”才有的善解人意，感激她的爱心与善良。母亲说，每天早晨姨太太都早早地用刨花水梳了头，将身子周围收拾干净，眼巴巴地盼着我了，母亲抱我进屋，先给姨太太请安，再由我给姨太太表演“虫虫，虫虫飞——呀，拉屎一大堆呀”之类把戏，然后才将我放到炕上。母亲用长枕头将炕沿堵了，怕的是万一我掉到地上，姨太太无法把我“捞”上来。堵过炕沿，母亲再为姨太太沏茶点烟，待她抽过几口说：你忙去吧，这才道声：让您受累了，缓缓退出。接下来便是我的节目了，偌大土炕几番纵横爬滚之后便在姨太太的扶持下开始学习站立，而后便会自己扶着窗台蹒跚移动，而后又学会撕窗户纸，捅窟窿，实在无奈了便是哭喊混闹。这时，姨太太就会拿出一些她认为不会使小孩子发生危险的物件给我玩，诸如铸着福寿字的小银锞子之类。据说我当年曾毫不犹豫地撕过一张某皇帝写的斗方，母亲吓得变了脸色，并非认为大逆不道而是视为不吉。姨太太却说，撕就撕了吧，这位皇上也不是中兴时期神强力固的君主，窝窝囊囊的，写下的字有此结局也不为怪，倒是这丫丫有此奇举，将来不知应在什么上。母亲拍打着我说，一个丫头，能怎么样？的确，撕过皇上手迹的我却也并没“怎么样”，倒是随着时代前进迈进了新社会，当了真正的国之主，家之主。我曾问过大伯母，自家人为何毫不避讳地在太太前头冠以“姨”字，且“姨”全然不含血亲之语义，纯属鄙视不屑之口吻。大伯母说，妾终归是妾，到死这个“姨”字也是取不掉的。姨太太出自苏州，并非京师人士，汉人，是祖父从八大胡同的妓院买来的，其家世情形从未听她谈及过，不过从女孩儿时即被卖入娼家，也可见其家境之贫寒悲惨，内中的隐痛想必难与人言。姨太太被买入时，祖父已有四子一女，看来绝非为延续子嗣而纳。有亲戚说，祖父所以敢冒太太之醋雨酸风而不顾，很大原因是倾倒于姨太太那口漂亮苏白和那使人柔肠百转的昆曲。然而姨太太自进入叶赫家门，一改过去做派，敛气吞声，谨慎度日，再不开口吟唱。为此祖父大为恼火，却又奈何不得，很快对伊失去了兴趣，令其独居西跨院小屋。姨太太深知祖父年事已高，难以长久凭恃，太太性情又烈，非容人之辈，遂竭力奉迎几位儿媳，以求在家中立足，其用心之良苦，想来让人心酸。
在很长时间内，太太的刚强猛烈与姨太太的凄婉柔弱成了这个家庭色彩鲜明的对照，响亮京腔与绵软苏白的强烈反差，使得这个家庭的孩子们常常发生语言上的混乱，发生北调南腔，不伦不类的情况。太太在性情上冷峻刚毅，在政治上，在子女教育上也是一点不糊涂的。清室退位前夕，京城有人密传，说袁世凯要将诸皇亲显贵驱进皇宫，关在北五所的空房里，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不共和便不放人。这一来非同小可，各王公近支纷纷逃避，醇王缩在府中再不上朝，恭王避往日本人占领的旅顺，肃王去了德国人占的青岛，庄王住进了天津租界，大部分与清廷有瓜葛的人也躲进了东交民巷……当时有人奉劝祖父寻地暂避，祖父说，时至今日躲避岂能奏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依着旗人的心愿自然盼的是大清国兵强马壮，铁打江山一辈辈传下去，皇上存在一天，大家就跟着享福一天。可问题是眼下要钱没钱，要兵没兵，人心全变，连王爷们都跑了，偌大江山让个不懂事的孩子和女人撑着，孤儿寡母，又向谁要主意去？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革命党答应不伤皇上和太后，还是以退位为上策。若是硬抗，京畿地区必定兵祸大起，百姓受害。太后能使江山社稷善始善终，德莫大焉。有人说这番话实则是太太说的，因为祖父那时已病体沉重，昏迷糊涂，病榻之上决说不出这等有板有眼的言辞。总之，究竟是祖父还是太太所发之议论，对这个家族已无多大关系和实际意义，事实上，精明的太太早已将她的儿女作了安排，留洋的留洋，学工的学工，除了大爷从政以外，三个儿子均各有所长，与一般只知提笼架鸟熬大鹰的八旗子弟拉开了距离。太太的逝去正如她的性格一样，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据说伊一日正坐在炕桌前抽烟，大爷将荣获袁世凯所授文虎勋章的事说与伊听，太太接过那张证书，视之良久，未发一言，最终用手点了点那上面的字，要说什么都未道出，就溘然去世了。有人说是乐极生悲，因喜而伤心，但更多的人说是气的，长子为袁世凯谋事，已为不肖，又弄出个什么勋章来，气也把老太太气死了。我去年回京省亲，七兄把这张证书拿给我看，这是太太临终时的症结所在，我企图从这张极平常的文件中寻出那位经历过改朝换代的祖母的思绪，但是没有做到。
儿时我曾听父亲和三大爷谈论过他们的母亲，如何有胆有识，如何怜爱他们，如何含辛茹苦，如何是巾帼佼佼者，但我从未听他们谈过姨太太。有一回我指着西跨院的小屋问他们姨太太是不是像人家说的那样漂亮，他们说，姨妈么——她自然漂亮，丑夫人俊太太啊。我注意到了，他们对姨太太称“她”而不是“怹”。“他”与“怹”在老北京人口中正如“你”与“您”，是很有分寸，很有讲究的，不可随便乱用。父辈们对姨太太称呼的一字之差，使我对姨太太在儿子们心中的分量，在这个家族中的位置一目了然。母亲说，姨太太不知害了种什么病，晚期十分可怜，口腔里的肉一块一块往下掉，全身糜烂，体无完肤，脓血满炕，污秽不堪，除了我的母亲送茶送水，去照顾外，西跨院终日无人迈进。最后几日，姨太太拼着力气向人哀求：疼啊——来个人哪——看看我——没有人应声，没有人去，更没有医生到来，致使这位在这个家庭中做了几十年姨太太的江南妇人在凄苦孤寂中带着对人世的无限嫉恨与绝望愤愤离去，死不瞑目。每次回家，望着几经易主的西跨院小屋，我都在心的深处为那位曾爱护过我的姨太太而心伤，甚至产生过将她的故事讲给今日之新房主听的冲动。细细一想，摇头作罢，今日之人谁肯倾听一个数十年前毫不相干的老女人的故事呢？就逝世这件事来说，姨太太较太太也是受尽痛苦与煎熬的，这大约就是命了。至于她的陪葬，更不能与太太相比，一口薄棺，四个杠夫，棺内除了她用过的水烟袋再无其他，连衣裳也是旧的，那双脚因肿烂而无法穿鞋袜，便光着……就这，下葬后不久的姨太太又经受了另一次劫难，墓穴被盗，骨错尸移，惨不忍睹，对此我不再赘言，那是我另一篇文章《祖坟》里的内容了。我曾探询过姨太太姓名籍贯，全家数十口，竟无一人说得出。只是我的母亲告诉我，说有一次姨太太跟她提过，说在家作女孩儿的时候小名叫“随风”。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太怪，不像人名，特别不像女孩儿的名字，问母亲是否记错，母亲说绝对没有，是姨太太亲口说的，“随风，而不是什么别的。”尽管母亲很坚决，我总认为百余年前人的名字，口误总是有的，况且姨太太又是南方人，“风”“凤”未必分得清楚。及至不久前我读清末某人笔记时，见到有“珠玉随风”“书香满纸”二句，才猛有所悟，能以“随风”二字为女命名者，必是书香门第而非一般草舍人家，既是如此人家，为何又使女儿落此下场？这个谜至今难解，怕也永远解不开了。
两位太太已随着祖父连同他们的时代匆匆走去，留给后人诸多的思索与遗憾，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在想，我连同我的时代不知将给我的后人留下些什么……
旧家拆迁杂感
北京市城建改造的速度让我吃惊，今年年初回家还在东城的老屋与老七聚首，喝着专门从东直门打来的豆汁，吃着青豆羊油炒麻豆腐，听着小孩子一声声“姑奶奶”的喊叫，八月再回来，老旧的宅子便荡然无存了，变作了一片瓦砾场，变作了一片拾掇不起来的苍凉。
“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那经过锤炼的美丽再难寻觅了。我居住的老宅是一座带花园的三进四合院，前庭有海棠丁香，后园有柳树榆树。前廊后厦，磨砖对缝，青石台阶，朱红漆柱，体现出叶氏家族昔日的殷实严整和传统的生活情趣。叶家的十四个孩子曾经在这里出进盘桓，哭笑玩闹，争打吵斗，几无一刻安宁，我的兄弟姐妹们在这里演绎出了多少故事，生化出了多少情感，数不清了。默默无语的院落，百余年来容纳了太多的欢乐和辛酸，太多的浮躁和沉重……
也就是今天吧，随着文化环境的宽松，随着人民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理解，这座宅院和这些人成了我创作的不尽素材，成了我的作品中一道深厚的文化背景，那些陈年的人和事，如久存的佳酿，不绝如缕，由那尘封的坛子里冒出，让人心醉。如今，院子没有了，人也早已四处分散，空剩一片旧址让人伤感。我想象着最后的留守者老七离开这里的情景，步履蹒跚的老七拄着杖一定在大门前伫立了许久，这个家族也只有他，有缘分和这座老宅告别。
北边的拆迁还在继续，墙壁倒塌的声音不绝于耳，我站在夏日的骄阳下，在暑热中寻找昔日失落的阴凉，狗一样在废墟上寻嗅，寻找家的气息，寻找那落于砖头瓦块中记忆的丝丝缕缕。两个逃避午睡的小孩子，在树荫下远远地看着我，一脸的不解。他们是胡同里谁家的孩子，谁的后代，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对他们来说这里或许比游乐场好玩，他们只是因了这断壁残垣而兴奋而新奇，跟我完全是两种心态。东面环城路上车来来往往，嘈杂烦乱，现代气息的声浪阵阵逼人。原本这里是条静谧的深巷，房拆了，遮挡没有了，就显得空旷而直接，就有了抬头见南山的突兀，有了光天化日的惶恐。让人感到历史进程的脚步，迅猛、粗犷，甚至有些无情。
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别无选择。
屋的残骸中，有棵枣树伸出怯怯的荫，张开弯曲的枝，召唤着我，我走过去，抚着它粗糙的满是尘埃的干，心里涌出无限留恋。“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枣树的枝头已经结出了青青的小枣，即便到熟，它们也是那种既不甜也长不大的极普通的枣，这种没有经过调教的枣树，北京城的老院子里，几乎家家都有。
枣树的年龄比我大，日本占领北平前夕，我的父亲领着儿子们在后园挖防空洞，在洞口的位置，突然发现了一棵小苗，本可以一锹铲了它，三哥却生出恻隐之心，跟父亲商量将它留下。于是它就留下来了，并且一天天长大，像要急着报答谁似的，匆忙地结出了许多丑陋的小枣，年复一年，从不间歇。
如果说是父亲和三哥保留了它的生命，那么我便是对它最为关注的伙伴了，我们成了这座宅院里最相得益彰的一对物件。爬树的本事就是在它身上练就的，它细嫩的枝干，不知经了我多少回的上上下下，我对它每一个突起，每一个分杈的熟悉，就像我自己的胳膊腿。有一回光着脊梁在树上摘枣，遭到父亲呵斥，慌忙中抱着树干滑下，整个前胸被划得鲜血淋漓，母亲心疼得掉眼泪，说一个小姑娘家弄成这样怎么得了，责备父亲不该那样凶狠地呵斥我。父亲说全北京也没见哪个姑娘光着脊梁在树上坐着，荒腔走板得过头了。母亲气得一天没理父亲，让老七带着我上医院去抹药。老七领着我出门就把钱买了洋画，在胡同口刘太太家给我抹了一肚子紫药水……我挺着一个紫肚子进了家门……
现在，父亲不在了，母亲不在了，三哥也不在了，枣树还在，还倔强地站立在废墟之中，承载着它的感激也承载着无人能记起的紫色肚子……
一片碎瓦在我的脚下滚动，竟然发出了清脆的金属般的音响，让人的心猛地一颤。我弯腰将它拾起，沉重得如同拾起了整座屋宇。雕花的滴水瓦应该是第二进堂屋檐上的旧物，质地坚硬，击之如石，有着音乐的素质。百年来，高高在上的它饱受了戏曲的浸润，看遍了生旦净末丑的表演，称得上是老戏迷了。在我的记忆中，每日晚饭之后，是父亲领着他的一帮子侄们消遣的时光，他们常坐在石榴树下，金鱼缸旁，拉琴自娱。家里的女孩们从来充当观众的角色，宁可让五哥男扮女装唱青衣，我们也不张嘴。叶家敢站出来当众唱的女子只有两个，即大姐和我，大姐叶广英是真唱得好，她有一副好嗓子，好身段，直到老了，还能在她所在的大学演沙奶奶。我是属于起哄一类，大言不惭地吹自己是“谭派”，唱的“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一遍跟一遍不一样，哥哥们背后戏称我是“痰派”，母亲当面说我是“人来疯”。家庭的戏曲娱乐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艺术熏陶，是一种渐渐的艺术积累，我写过小说《谁翻乐府凄凉曲》，凭借的就是家庭的戏曲场面，正因为有此感受，写起来才觉得得心应手，不觉为难。
五十年代，哥哥姐姐们都成了家，搬出了老宅，父亲也去世了，“家戏”再难凑得起来。过年哥哥们来看母亲，谁跟谁在母亲这儿遇上了，偶尔还唱一出，但人已不齐，也没了伴奏，而且他们一唱还引得母亲伤感，后来索性不唱了。后来，我和四哥将那些锣鼓家伙用平板车拉到废品站，按废铜烂铁卖了。那个鼓人家不收，拉回来就扔在院子里，风吹雨打，散了架……
东城这一带要拆迁的事北京早有风闻，只是没有想到这样突然。我原本想将家里尚存的弟兄姐妹们聚齐，在老屋前做最后的合影留念。我知道，在叶氏家族中能够做这件事的只有我，但我却没来得及。我的那些七零八落的手足们现在依然七零八落，如同眼前地上散落的碎砖，再也收拢不起来了。母亲活着的时候这里是个据点，母亲死后这里是个念想，是个象征意义的家，虽然只有老七在这里住着，虽然院落已被分割得面目皆非，虽然芍药台变作了下水池，游廊扩作了小厨房，但老宅的气质是无可改变的。每回我由大西北回来，一走进院落，就闻到了熟悉的气息，这是家的气息，这气息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时光荏苒，世事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在外面，不管我是什么角色，有着怎样的荣誉与委屈，一进门，浑身的燥热便立即褪去，沸腾活跃的思考也仿佛化为固定的符号，在脑海中淡化、隐退，浸来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悠久的凝重。我惊叹角色的转换竟会这般快捷，惊叹这几十年风雨的浸淫对我无多的改变，是的，从这里走出去的哥哥姐姐们极少再回来过，我与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大约有三十多年没见过了，这个家族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就是冷漠。除了血缘上的连接，再没有别的。只有我，还自作多情地在这片碎砖中蹚来蹚去，还做着废墟上大团圆的美梦。
文人的气质，多么的幼稚可笑。
这里将要建成整齐划一的居民小区，老七是否搬回来我无从知晓。即便回来，这里也不再是我的家，我的家永远消逝了。我在一块砖垛上坐下来，身边塌下来的纸棚下隐约露出了砖墁的地面，这是母亲住过的小西屋，一场特殊时期过后的日子里，她在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潮湿小屋里带着一身病痛苦苦煎熬，我离家奔赴大西北就是在这儿和她告别的。我走的那天早晨，母亲没有起床，脸朝着墙躺着……
至今，我仍在西地游荡，京城熟识的朋友说，落叶归根，你应该回来了！我苦笑着摇摇头，他们怎知我内心的酸楚，走出去了便就走出去了，何必再撩起心内的阵阵凄凉。老宅的消逝，也是好事，断就了回首的苦辣酸甜，成就了“一为迁客去长安，北望京师不见家”的潇洒，弟兄们失去了老宅的撕扯牵绊也是一种轻松。其实，家只是在心里。
可爱又苍凉。
我十岁那年[2]
新中国成立十年我十岁，是五十年前的话了，转瞬已是六十，人生的路已经走了大半，共和国却依旧年轻。
六个十年，每一个十年都有说不尽的故事，每一个十年都有难以忘却的瞬间。作为一个普通北京市民的孩子，我是随着解放军入城的脚步而来的，1957年上小学二年级，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候入队要写申请书，少年的我崇尚英雄，就把话说得很壮烈，很辉煌，在作业本撕下的一张纸上用铅笔重重地写了“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努力奋斗”的决心，自己对申请书很满意也为能写出这样的话而激动，具体表现是把半条胡同扫得干干净净，那是出自真心。既然承诺了就得努力，收班费、安排扫除、帮助军属、排演“六一”节目，很忙，走路都是一路小跑，街坊跟我母亲说：“你们家这孩子将来是当干部的料”，可惜到后来我并没当干部，而是当了作家。
小学时唱得最多的歌是“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是郭沫若写的：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
在星星火炬的旗帜下，这首歌每每唱起来都心潮澎湃，感到自己和国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和周围的小伙伴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后来队歌改成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电影《英雄小八路》里的主题歌，因为是合唱团成员，我也参加了这首歌曲的演唱，唱的是低声部，高低音重唱合在一起是很好听的，雄壮而有力，这成了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前年跟几个小字辈去唱卡拉OK，我不习惯听他们那些沉吟的自恋之歌，让其中一个跟我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他唱高音我唱低音，谁想那小子竟然张不开嘴，结果只有我一个低声部在唱，小字辈说我是“跑调”，只恨他们少见多怪！
十岁的时候活得很充实，超英赶美，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内心的豪情高过万丈，凡是与铁有关的物件都捐到学校了，三年级的小孩子谁也不甘落后。记得有个同学，把他妈妈的剪刀捐了，他妈妈找到学校，说是正手使的东西……那神情尴尬极了，像犯了错误的模样，把我那位同学搞得很没面子。老师领着我们到东直门城楼上去捡废铁，我捡了一个长满铁锈的圆头大钉子，足有一两重，老师说许是明朝的物件，我很自豪地把“明朝”扔进筐里，“明朝”后来和许多铁一起变作了一个模样甚不清爽的金属疙瘩，老师拿着让我们看，但是我总是想着“明朝”，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
十岁时，我们忙，家长们更忙，忙着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北京的建筑行业首当其冲，最有名的是十大建筑，即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民族宫、农展馆等等，这些工程牵动着北京人的心，也牵动着我的心。我住在东城，离得最近的要数农展馆了，星期天和几个同学相约了去看建设中的农展馆，没钱坐车，全是步行，早晨出发，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了。一天没吃饭，一天没喝水，尽管疲惫却很兴奋。第二天一到班上，我们几个简直成了英雄。大家围着我们问长问短，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没有电视的，报纸也不是谁都能看到……农展馆是重要的，但我们更瞩目的是人民大会堂！那座建设中的神圣殿堂在我们的心中有着崇高的位置，任何建筑都不能替代。能进入人民大会堂不但是我们，也是全国人民每一个人的心愿。
北京的孩子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愿望没过多久就实现了。建国十周年，也是少先队建队十周年，站在高高的穹顶下，我望着头顶的大五角星，怀疑自己的幸运，竟然不相信这就是真的！
我至今还能背诵少先队建队十周年的朗诵词：
十年，幼苗长成大树，
小河变成巨流，
建国十年我十岁啊，
我和祖国一同成长！
……
那是十岁生命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后过去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到今天回想起“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努力奋斗”的话语，更感到了内涵的深远厚重，人类的解放是身与心的舒展与放飞，包括别人也包括自己，为此努力奋斗是值得的，特别是一个作家。
注释
[1]最初为北京美术学校，于1918年开办。1925年改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1934年改建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2]原文标题为《建国十年我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