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先修养身心，改正性格的缺陷，然后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会喜怒哀乐，心是主因。所谓相由心生，心中的所思所想都会在脸部表情、身体动作上表现出来。如内心愤怒，在表情上就会表现为严肃、狰狞，在身体上就会表现为肌肉绷紧、拳头握紧等。身体表现只是一种表象，其实反映的都是内心的东西。当然，身体的表情和动作也会对心情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生活中，有些人以为只要自己在人前表现得礼貌得体，就能给人留下好印象。其实不然。一个人的礼貌得体指的并不是几句礼貌用语、身体坐卧行走的姿势，而是一种达到礼貌得体标准的修养，有了这种修养，一个人做出来的动作才会受人欢迎。这种修养就是对礼节的一种认识和养成。当然，如果懂得礼节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但是不去做，那也发挥不出价值。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明白，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先修养身心，改正性格的缺陷，然后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早年的曾国藩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常有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的时候。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曾国藩的两位朋友来家里拜访。饭后，曾国藩看到下人有做得不到位的事，就大发脾气，怒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了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为了制怒，控制情绪，他总结出了三步功夫：内省是第一步的功夫，善念也罢，恶念也罢，首先要能够省察清楚；然后才谈得上第二步的功夫：“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而要清楚地察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心静”又是前提。一个人若是天性恬静，自知极明，则没有话说；若这一方面的禀赋有所不足，则不得不借助于静坐等手段，以牢锁心猿，紧拴意马。
除此之外，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害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忌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工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说罢了！”
曾国藩主张身心交养。他认为修身和修心应该同时进行，或者互相促进。他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是：血气刚强时，要用安静加以柔和；思虑深沉时，要用坦诚忠直作为要求；勇敢坚毅但过于凶暴时，要用经常的训导加以辅助，使其不越正轨；行为急躁时，要加以节制；气量狭隘时，要设法使其胸怀宽阔；品行卑下，贪图小利时，要用远大的志向进行激发；才能低下，学识平庸时，要用良师益友进行辅导；举止轻浮，生活懒散，自暴自弃时，要使之明白由此引起的祸患；单纯朴实，诚恳忠厚时，则要使这种品行符合礼乐，并引导其学会思考问题。
曾国藩反对用药。他给李希庵的信中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的训导。他如此阐述养心的方法：
首先要心安定，然后气才安定；气要安定，然后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后，身体才会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办法，就是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它，一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是以静制动。凡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由于气弱。气弱则精神颓废。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改变。比如贪早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够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是气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怕死，困扰于心，就是做梦，也难以安静。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心中自然会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总结起来就是“惩分窒欲，少食多动”。
从曾国藩的身上我们看到，修身修心是为将来成就大事所作的必需的准备。一个有远大目标和人生抱负的人，是懂得不断完善自己的。他们懂得今天的每一点改变都是为将来实现更大目标的一种积蓄和准备，等到时机成熟，就能一飞冲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