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持人把手掌指端放在嘴唇上，露出很漂亮很生动的惊愕表情，继而笑道，您可真是个幽默的人！制片人攥着双拳像动画片里的肉食恐龙一样盯着老板，我听见他小声对导播说，准备插播广告。现场的观众以为这一切都是导播安排好了的，在活跃气氛，所以都认真而配合地冲老板大笑起来。谁也没想到，老板真的站起来并背向了观众和镜头。女主持人眼睁睁地看见老板飞快地解开了自己的皮带，老板扭头对她轻松地笑笑，弯下腰，双手扶着皮带把裤子向下褪去。我看见老板白色的三角内裤勒在他结实优美的屁股上，同时听见一片类似鸡被杀死前一刻的艰难惊呼，好像人人都被流弹打中了。
由于保暖内衣广告的及时插播，电视机前的观众基本上没看清那个展览自己的臀部和三角裤的家伙究竟是不是广告里的模特儿。直播室里的监控电话叫起来的时候，制片人正气急败坏地摔门而去。
妈了个逼，神经病！制片人骂完这句话后把所有的人凉在现场走了，导播、摄像师和工作人员跟在他后面鱼贯而出。女主持人尴尬地对老板笑笑，现场观众如梦初醒。老板若无其事地掏出一支烟来叨在嘴上，往回装烟盒时，手停在半空中，像是想起了什么事，然后用眼睛在现场观众中寻找着，目光与我对接时，我看见他的笑容很灿烂。他又弹出一根烟来，凌空向我抛来，那支烟在直播室特制的天花板下规规矩矩的现场观众头上划了个白色的弧，带着哨声向我飞来。它让所有的目光在我的身上聚焦，我满身大汗，却周身发冷。
回来的路上，老板一言不发，我也没有说话，我们都保持着各自的沉默。
作为公众人物，老板在媒体上频频亮相已为云姐司空见惯，那天晚上的直播情况她像往常一样没有兴趣看。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曾经带着惊悸的表情对我说过老板像个陌生人的云姐，对老板从眼球脱落后不间断的一系列反常表现并不感到过于惊惧和担忧，一次，老板去厕所后，云姐神色平静地对我说，你不要太担心，他只是心理压力太大了，我想过些天说服他去看心理医生。
去看心理医生？我吃惊地望着云姐，觉得她真的太不了解老板了，在我的直觉里，老板的心理素质很好，他只是厌倦了什么。我望着云姐垂到额前的一茎卷发，那张优雅的面孔仿佛一只栖息的鸟被惊动了，一丝细微的紧张神情像一片落叶飞快地飘过窗前，她的鼻翼微微歙动，嗓音低涩地说，邵儿，我觉得他越来越陌生了，现在他也就跟你在一起时像个正常人，你劝劝他吧，我觉得他患上精神了。
云姐，其实没那么严重……我望着眼前这个一直让我觉得凄苦无依的女人，试图安慰她。云姐缓缓地把一只握着拳的手臂伸出来，另一只手把那手臂上的袖子轻轻地向上拉去，于是我看到在那细白的皮肤上布满一块块三角形的血斑，像是某种吸血的昆虫，它们的存在使眼前这薄薄的皮肤下隐约可见淡蓝色的血管的手臂触目惊心。
怎么会这样？我惊呆了，猛地握住那曾经给予我无限安慰的手臂，脑子里闪现着数不清与眼前的情景有关的影像。云姐不易觉察地叹口气，把袖子捋下来，双臂环抱，眼睛看着一边的沙发扶手说，他用剪刀戳的，自从出事以后，他的精神一直不稳定，常常突然间就发起火来，深更半夜折磨我……
我难以相信老板如此残忍，更不相信他能对云姐做出这样的事来，但我没有理由怀疑云姐所说的一切，她手臂上的伤疤足以让任何人想像出事情发生时的情景。我仰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倦意趁机袭来，竟然又睡着了。
直播事件后不久，检察院又让老板住进了天镜宾馆。后来他们找我谈话，在天镜宾馆的一个房间里，一位穿便衣的中年妇女热情而矜持地问我：你是总经理助理，你老板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状况你都了解一些吧？
我回答：他以前很正常，自从因为杨大洋的事来过检察院后，就不大对劲了，刚开始不太明显，只是偶尔有些失态，后来眼睛出了问题，出院以后平时也开始不对劲，直到那次电视台直播时突然严重起来，我想……
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年妇女把身体往后靠了些，一副欲擒故纵的样子。
我小心翼翼地说，我认为他可能是患了精神病……
你真的认为他患了精神病？中年妇女皱了皱眉头，歪着脑袋审视我。
我回答：是的。中年妇女虽然没穿制服，我依然浑身躁热，虚汗淋漓，不停地抹着鼻子尖。幸好她可能对自己的威严很自信，也看惯了别人在她面前冒汗，看起来还信得过我的话，点点头，示意我说下去。我把坐姿调整到一个相对舒服的状态，尽量语调平稳地说，老板一直很成功，突然间出了这样的事，肯定对精神造成一定的冲击……
中年妇女用聊天的口吻说，如果只是为了杨大洋那五千万，他应该不会精神崩溃吧？
我说，不一定是为了钱，他是个很敬业的人，突然什么事都没有了，可能不适应这样强烈的落差吧。
中年妇女点点头说，我们已经跟他家属谈过了，他太太也认为他的精神有了问题，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会考虑让他住院治疗的，不过先要给他进行精神鉴定，希望你能继续配合我们的调查。她站起来伸出绵软的胖手来叫我握。
走出天镜宾馆，凉风一吹，我才发觉内衣完全被汗水浸透了，冷嗖嗖地贴在背上，转个身都困难。
给老板做鉴定时，我和云姐都被叫到了天镜宾馆，许多天来，我们终于又见到了老板，他的精神显得很好。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轻专家像个长辈一样微笑着用小手电查看老板的眼睛，一边问道，感觉怎么样？
老板呵呵一笑：不怎么样！你有口臭啊。
白大褂一愣，有点不知所措。老板喊我：邵儿，这个人的口臭脏了我的耳朵，倒杯水来给我洗耳朵。我看看老板，又看看专家，他们都看着我，所有的人都等着看我的反应。那个瞬间我已经不能思考，又仿佛思绪万千，不知什么力量突然左右了我的意志，我把心一横，向屋角的热水器走去。云姐伸出手来阻止我，我轻轻把她推开了。几乎在场所有人的手都伸出来阻止我，仿佛一只大乌贼向我伸出它杂乱的触角，但我的动作从容而果断，我拿起纸杯，接满一杯水，在一片神情各异的目光中脚步坚定地向老板走去。我看到，他激动地伸出手来接，那笑容像窗外冬日上午的阳光一样明朗。他其实一直很健康——我突然想。
老板把纸杯接过去，慢慢地侧过头，把脑袋伸出床沿，让一只耳朵朝上，把杯子里的水向耳朵眼儿里灌去，竟然灌进了半杯水。然后又把另一只耳朵朝上，往里灌水。我看到灌这只耳朵的时候下面那只耳朵里刚才灌进的水像一股银线一样流出来，在射进窗来的阳光下流溢出神话般的七色光彩，好像老板的两只耳朵眼儿是直通的，上面一个往进灌水，下面就流了出来。在场的人都开始窃窃私语。我环顾四周，又一次如陷梦境。
老板把一杯水都灌进耳朵，拨楞拨楞脑袋，抬起头来，两眼通红地望着专家，奇怪地问道，怎么，还不快走？还想害我再洗一次呀！
专家没说话，拍拍老板的肩膀，率先走了出来。我看着一屋子人一下子都不见了，剩下老板一个人坐在床上，还有我站在地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那位跟我谈过话的中年妇女站在门口对我说，小邵，你出来一下。我看看老板，他笑笑，舒服地躺了下去。
我跟着中年妇女走进另一个房间，看见那些人都没有走，坐在房间里的那一大圈沙发上。我坐到云姐旁边，她看看我，没说话。专家站了起来，看着我们说，刚才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人的精神的确应该进行治疗，不过只是心理因素引起的轻度精神疾病，不属于精神错乱，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会安排他接受静心疗养。
我望望中年妇女，她和蔼地对云姐说，回去准备准备，咱们一起送他去医院。
她的意思让我们准备钱，我和云姐谢过他们，走了出来。
午饭后，我们回到天镜宾馆，和检察院的人一起把老板送到了精神病院的疗养病房。我和云姐商量好的，给老板要了最好的病房。老板很平静，对我们说，你们都回去吧，我累了，想睡会儿。我说，你好好休息，什么也别多想，我们明天来看你。老板笑笑，拍拍我的肩膀，我鼻子一酸，赶紧拉上云姐走出病房。
我开车送云姐回家，我说，我一直弄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云姐笑笑说，这样挺好，住医院比住监狱好！
我想安慰云姐几句，又不知该说什么好。云姐叹了口气说，奇怪啊，明明他在医院，我现在却感觉他在家等我呢，好多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一手开车一手接听，居然是吕小姐，她神神秘秘地说，邵总助，警察刚刚来过公司调查案子了。
调查案子？我的心揪紧了：调查什么案子？
听说去南方疗养的王副总，现在又回来了，向警方举报老板设计陷害他的事。
王副总？陷害他？老板？
是啊，你忘啦，就是叶圆圆的那件事情，现在说是叶圆圆又跟王副总重归于好了，向警方交代说当年的事情是受老板的指使。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啊！
我说，调查就调查吧，老板都这样了，还怕调查？墙倒众人推啊，王副总这是落井下石，有他后悔的一天。
吕小姐对我的话深信不疑，附和道，就是就是，老板一定会回来的。然后她仿佛犹豫了一下说，邵总助，我还听说一件事。
我说，你说吧，我听着呢。
吕小姐压低声音说，有人说在欧洲看见过杨大洋，他跟他侄女一起在街上溜狗呢。
我不由失笑，对吕小姐说，好了，你去忙吧，我现在已经不是总经理助理了，别被他们看见你老给我打电话，回头我找你吧。
挂了电话，我感到了一个噩梦的落幕。
云姐问我什么事，我给她讲了，云姐听了并不激动，大概已经处变不惊了。
回到家里，我和云姐并没有想象中的因为老板在生活中的消失而更加亲切，相反，一种奇怪的冷漠笼罩在我们之间。云姐给我倒水，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有一些客气的味道。我又有些犯困，趁着还清醒的时候问云姐：你胳膊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云姐不吭气。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愿承认老板是个残忍的人，他要是个卑鄙的人，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云姐叹口气：我知道这事瞒谁也瞒不过你，我知道你心里别扭，我胳膊上的伤疤是我自拿剪刀扎的，与他无关。
我笑了，突然间感到无比的轻松。
云姐看看我，接着说，不过这事他不知道，我只让你和检察院的人还有医生看过，如果不是这样，没人会真相信他在这种关头疯了。人家会认为他在玩弄花招，想逃避审查。现在好了，一了百了了。
我仰面朝天，无声地失笑，胸中有点悲酸，由衷地感叹：你还是爱他的啊！
听不到云姐的回答，我无法抵御巨大的困倦，闭上眼睛，进入了梦乡，睡得像个跋涉了十万八千里终于钻进一个草垛的流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