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宜菁[1]
王尔德是一名奇特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与时俱进，而且历久弥新。想要理解他的作品为何能通过时间的试炼，必须先回到他对文学艺术的信念上。王尔德相信杰出的作品会随着时代的演进，通过不同的读者、相异的时空，不断产生新的意义和能量。好的作品不仅可以反映人生，更能映照出观看、阅读的人。的确，王尔德作品的魅力之一，正是在于每位读者都能在其中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而且常常是自己存而不察或察而难悟的一面。阅读他的作品，进入他的世界，就像是揽镜自照，总是能让人重新正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进而珍爱自己。如《理想丈夫》中的主角郭林勋爵（Lord Goring）所言：“爱自己，是一辈子罗曼史的起点。”（To love oneself is the beginning of a lifelong romance.）王尔德将作品视为揭显读者自身的魔镜。有着如此“读者取向”的作家，最看重的就是读者自身接触作品、面对作品时，所产生的多样、多变的印象与情感。
王尔德曾说：“批评家评论的唯一目的就是记录他自己的印象。”又说：“真正的批评家评论的目的是体会及记录他自己的心境。”可见“印象”一词在王尔德笔下，也有“心境”的意思。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印象”有着诸多不同的含义，它们会随着情境或背景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不论是印象还是心境，主要还是回归、指向个人的情感、情绪甚或激情，是内在印象而非外在的感官印象。终其一生，王尔德一直想参透此种因心境变化而引发的种种内在印象，他将其称为“神秘的心境”。对他而言，当读者阅读其作品时，越从自身出发去感受和省思，就越能一窥其中堂奥，特别是《自深深处》这部书信体的作品更是如此，因为它有个明显的诉诸对象——“你”。
一八九一年，是王尔德创作生涯真正迈向高峰、大放异彩的一年，他的重要作品陆续出版。同年，他与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王尔德昵称他为波西（Bosie）]开始交往。一八九五年，王尔德尝到名利双收的滋味，但就在这一年，波西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在王尔德常去的俱乐部内，留给他一张名片，指称他为“鸡奸者”，王尔德随即对其提出诽谤告诉。此案经过三次法庭诉讼审理后，最终王尔德却戏剧性地成了被告，并于同年五月以“严重猥亵行为”的罪名，被判定有罪，服苦役两年。同性恋作家与位高权重的贵族之间喧嚣一时的诉讼就此画下句点。不断挑战当权者与传统成规的外来者终究不容于社会，遭到制裁，锒铛入狱。王尔德给恋人道格拉斯的长信《自深深处》，便是写于一八九七年一月至三月间，也就是王尔德出狱前几个月。
本书主要收录王尔德的《自深深处》一封长信，《说谎的式微》与《人的灵魂》两篇评论，以及《我眼中的王尔德》一文。这些作品间不仅有着镜像般的文本互涉关系，也共同营造出丰富、幽微的内在印象。《自深深处》让读者一窥王尔德瑰丽、诡谲的情感生活，也引导着读者探寻文字的秘境。一八八九年，柏拉图式的对话语录《说谎的式微》首次发表，刊载于文学月刊《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文中，王尔德戏谑地以当时尚年幼的两个儿子之名来为两个对话者命名，此篇文章经王尔德稍做修改后，于一八九一年与另外三篇评论以《意图集》（Intentions）为书名结集出版。《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写于同年，刊登在《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上，一八九五年又另外发行单行本，题目则简化为《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淡化了原来的政治含义，却突显了在《自深深处》中同样可见的深沉关切，也就是对人的本质的探索。一九〇〇年，王尔德在巴黎过世，纪德写了篇名为《怀念》（In Memoriam）的文章来追思王尔德，收录在一九〇三年出版的评论集《托词》（Prétextes）中。本书附录的《我眼中的王尔德》即为此文的节录，文中纪德回忆了他印象中的王尔德，在他笔下，王尔德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皆展现了生命与作品间紧密的辩证和映照关系。
一、《自深深处》
王尔德，十九世纪晚期震惊英伦海峡两岸、横跨文坛与艺界的奇葩，以其作品，更以其人生，不断挑战创作成规，逾越传统框架，在文艺界引发诸多争议，也在历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页。这位伦敦一流剧院炙手可热的剧作家，上流社交圈的天之骄子，却在一夕之间声名狼藉，因同性恋丑闻锒铛入狱，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短短几年，王尔德便从生涯的高峰跌落到谷底，四十余载戏剧化的精彩人生，高潮迭起，生前就不时跃上各大报纸头条，逝世后更成了后世传记作者的最爱。
这位胆大的爱尔兰裔文豪，以其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行事风格而著称于世。他热衷于怪异的穿着与谈吐，酷爱自我标榜，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公众场合屡屡引人侧目，时人对其议论纷纷。他在世时，大众新闻媒体如报纸、杂志方兴未艾，各种传说、报道就常围绕在其左右，在他身故之后更不断产出、衍生出各式各样的传记，这也造就了他在普罗大众读者想象中人胜于文、格外鲜明的作者形象，甚至进而混淆其人与其笔下的角色，仿佛虚构的人物皆是他的化身，皆是代他发声的傀儡或替身。昔日王尔德曾是欧陆美学运动、世纪末美学的指标性人物，今日更是西方酷儿[2]运动的偶像，建立起教主般的地位。在风行一时的解构学说中，他也不时被奉为先驱者。
王尔德在当代的理论或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常被用来代表“颠覆”或“翻转”等能松动僵化成规与权力关系的正面价值，但他在一般读者的想象中却往往大异其趣。王尔德的作品普遍带有诙谐、戏谑色彩，嬉笑怒骂，极尽嘲讽之能事，而读者较熟知的也是其喜剧作品如《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等。除了剧作外，王尔德其实也创作诗歌、童话、小说和撰写批评文章。一般比较陌生的或许是他在出狱前写给其恋人波西（道格拉斯）的长信，也就是本书所收录的《自深深处》。这部他生前最后的散文长作，也是最接近王尔德自传的作品。他在信中谈情说爱，剖析人生的现实与残酷，也畅谈艺术的抽离与超越。虽是抒发同性之爱，但诚如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拉冈（Jacques-Marie-émile Lacan,1901—1981）所言：“在爱恋中，没有性别的分野。”个中的酸甜苦辣，纠缠不清的恩怨情仇，刻骨铭心的相逢与别离，既是个人的也是普世的。但凡为情所困的世间男女都应当能感同身受，为之动容。
王尔德在出狱前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自深深处》一文：
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封信，因为它最终关切的是我人生的心态、人格的发展、我所失去的、所学习到的以及希望达到的。终于，我看到了真正的目标，我的灵魂可以单纯、自然、确实地朝它而去。……我的一辈子全靠它了。
在这封信中，王尔德试图界定及解释《自深深处》的书写，解释这一作品对其生命的意义，并已预见其未来的影响与重要性。
很明显，王尔德的《自深深处》所诉诸的读者对象绝非只有道格拉斯一人。当他说到“我的一辈子全靠它了”，他所关切的不仅仅是入狱前的生活记忆，或是出狱后的自我发展，更是存活在文字中的生命，也就是后人对他的总体评价。王尔德有意将后世的读者当作最终的仲裁者，而他毕生所寻觅的真理或真相终将存在于读者的诠释中。一九六二年《自深深处》完整手稿的出版，的确赋予了后来的传记作者重新评议和想象的空间，而读者也终于能毫无窒碍地进入作家的私密世界。
《自深深处》的出版过程本身深具传奇故事色彩。一九〇五年首次出版时，仅以节录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信中涉及王尔德与波西亲密生活的章节一概被删除。一九〇九年，王尔德指定的遗嘱管理人，他生前的挚友罗斯（Robert Ross）将《自深深处》的手稿托付给大英博物馆，由该馆保管五十年。职是之故，首次出版之后发行的各个版本，不论是转译本还是罗斯口述本，皆避免不了穿凿附会、情节杜撰或是错误横生的情况。真正可信的版本直到一九六二年才由哈特—戴维斯（Sir Rupert Charles Hart-Davis，1907—1999）注释编订出版，之后其他完整、可信的译本才陆续出现。
王尔德不仅在信中详述了他与波西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也省思了他最关切的艺术与存在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本书附录《人的灵魂》实际探讨的主题，也就是个人主义的精髓。囚禁于监狱之中，写作对王尔德而言，的确让他可以暂时逃离身陷囹圄的状态，从现实的情境中抽离出来。而这也是他在狱中生活的最大体认：只有通过艺术，通过创作，方能达到极致的超越，从而趋近理想的存在，一种真正个人主义式的存在。任何小我的存在皆离不开现实，不论为名或者为利，都会带来现实的反扑与制衡，尤其是当一个外来者（爱尔兰英国人），受限于现行的权力结构，却冲撞既得利益阶级（英国贵族及伦敦上流社交圈），自然难逃当权者的惩处。王尔德自己也承认，当他运用他所讥嘲的社会与律法，借以对抗道格拉斯的父亲时，他即已背离艺术，背离个人主义。他因而感叹他之所以入狱，不是因为太多的个人主义，而是因为过少的个人主义。
自责责人的矛盾情绪与难以抑制的情欲让王尔德在清算对方的同时，却又渴望收到对方的只言片语。在王尔德身上，情感的拉扯和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感叹自己真心换绝情，另一方面他却又尽可能地美化恋人的任性和偏执。身陷爱恨交织的情感之中的王尔德，谈到自己数次分手未果之时，提出许多“命中注定”的荒谬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何频频回头，为何无法甩开一个在他口中一无是处、带给他苦难折磨的登徒子。王尔德虽然认为道格拉斯无情无义，每每在危难时弃他于不顾，却又忍不住为他缓颊，他感叹对方性格上的“缺乏涵养”及“盲目、混乱的自我”，甚至称对方为无可救药的“滥情主义者”。
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纠葛不清的情爱，也伴随着王尔德浓烈厚重的哲思。沉湎于旧日恋人的苦痛、难堪的回忆之余，王尔德也谈论自己，描述个人存在的状态、人格的养成及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并在情书的后半部逐一探讨他所关切的几个主题，如艺术、爱、生命、悲伤、不幸、痛苦等，试图借由哲学性、抽象议题上的反省思索来留下“我”的印记，通过重新检视人生的种种经验与历程，完整地呈现出挣扎中的心灵图像。
《自深深处》虽是“我”对于过往的追忆，但在信中，很多时候，王尔德与其所依恋的“你”却似乎是一体的两面。“你”这个信里诉说的对象，其实是“我”在追溯、想象及重建过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仿佛书写者必须通过一个难以割舍的讯息收受者，一个不在场却又好像面对面的他人，来谈论自身，来建构自“我”。就像一面镜子，镜中人是他欲望的对象、幻想的分身，更是他理想的倒影，以及由之而来的苦痛的根源。
阅读《自深深处》，不仅是面对书写者的一面灵魂之镜，更像是进入一座镜之迷宫；其中反射出的镜像，迂回曲折，层层叠叠，难以穷尽。我们不妨从文本互涉与交织出发，通过其他的书写、其他的面具，通过文字的假象或拟像等种种视觉欺蒙的效果，来尝试了解和诠释，从信中的声声探询中发现更多的回音与共鸣。
二、《人的灵魂》与《说谎的式微》
王尔德的作品涉及的文类甚广，举凡戏剧、小说、诗歌、散文及批评等皆多有涉猎。尤其是在他的同一作品中，不同文类之间的界限往往难以清楚区分。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批评论述中夹杂着虚构、戏剧成分，而虚构作品中又蕴含着批评论述。王尔德的论述所涵盖的内容与讨论的议题甚广，除了文学的范畴外，还兼及哲学、美学、艺术等领域，并且在概念处理上的延展性及错时性方面，也创造了多元诠释的可能。
王尔德的作品除了类型多元，在遣词用字上也倾向于创造多音、多意并陈的效果，不仅诙谐、嘲弄、充满寓意与想象，而且具有强烈的对话性质。本书所收录的两篇评论，其中一篇《说谎的式微》，即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并融入戏剧的成分与元素，一方面免不了带有抽象思维论辩的无时间性，另一方面却又有意无意地营造出虚构叙事的时间感。除了设定对话场景发生的地点（诺丁汉郡的乡间别墅），还借由读者所熟悉的戏剧形式与虚拟的现实感，诱引其进入思维辩证的世界，并在对话中不时通过小物件（如香烟）的交换与咏叹以及对于人物及周遭景物的描述与感受，来赋予抽象的论述故事性，并注入想象的色彩，从而强化虚构现实的氛围。因此，王尔德借着戏剧虚构的形式，演绎并形构出他心中不断激荡与淬炼出的理想批评家，也是理想的读者与艺术爱好者。
《说谎的式微》触及文学与艺术对人及人的感受、思维、行动乃至自我形塑的力量。王尔德在文中提出几项重要的律则，打破了世俗的看法。他认为，不仅艺术模仿人生，人生也模仿艺术。而《人的灵魂》则更直指核心，探索人，尤其是经历产业革命洗礼后的现代人所面临的存在的根本问题，思索如何借由艺术解决存在的问题。论者常将《人的灵魂》视为《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The Critic as Artist，王尔德另一篇重要的批评论述，同样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的延续或扩展，主要是因为两篇评论皆关注理想的存在问题。论者也常将《人的灵魂》与《自深深处》相提并论，因为两者同样探讨自我的发展，探讨人如何突破物的限制，掌握非物质的存在。
王尔德不论是在其批评论述还是其他类别的作品中，皆不断思索人在面对纷扰、快速变化的时代时，如何修炼、如何处世、如何存在等问题，并不时揭示“无为之重要性”[《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的副标题即为“兼论无为之重要性”（With some remarks upon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nothing）]。他苦口婆心地劝勉世人化“为”（to do）为“成为”（to be）。不再是用“行为”“行动”“忙碌”来填满存在，而是要能真切感受到真正的存在，真正地活着。唯有真正地活着，才能成为真正的人（the “real man”）。
在《人的灵魂》一文中，王尔德提出四种“真正的人”，即“诗人”“哲学家”“科学家”及“具有文化素养之人”（man of culture）或者说能够自化化他之人。对他而言，批评并非只是文类的范畴，而是一种攸关理想存在，或真正存在的积极自我创造或再造的形式，也是一种接触外物、外境时，自化化人的能力与途径。批评是通过细腻的自我观察，了解、发掘他者的历程。评论则成了一种指涉外界时，自我省思和对话的工具。在“我”与“我”的激烈对话中，也造成了文中镜像的反射效果，仿佛每句话语都伴随着倒影，都会无可避免地引来回音。
自然，王尔德笔下所塑造以及所期待的批评家，既是深谙自我对话艺术的人，也是王尔德所谓的“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对他而言，具有批评的精神与能力，才可能进行创作活动。所以，他所描绘的伟大创作者，横越古今，不管是诗人、哲学家、传道者还是科学家，皆可是艺术家，皆可是批评家。比如，他在《自深深处》中即称耶稣是位伟大的艺术家。
王尔德将批评视为一种自我对话的工具，他的这种不从世俗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后来批评论述的发展，也丰富、更新了传统自我书写的概念。如此一来，批评就成了某种特殊形式的自传，而好的自传也可以是卓越的批评，能够启迪众人、振聋发聩。
三、《我眼中的王尔德》
王尔德虽是英语作家，但也通晓法文，熟识重要法文作家的作品，在《说谎的式微》中，他就曾多次引用巴尔扎克的《幻灭》、福楼拜的《萨朗波》等作品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他知名的剧作《莎乐美》最初即是以法文书写而成。从《自深深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波西将《莎乐美》译为英文，但王尔德对结果并不满意，想要退回译稿，波西还因此勃然大怒。现在流通的《莎乐美》英译版，是王尔德根据波西的原译大幅修改润饰而成。王尔德也与同时代的法国文学家、艺术家往来密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即是其中一位，他也是同性恋作家，年轻时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在当时如日中天、意气风发的王尔德。在《我眼中的王尔德》一文中，纪德还转述了王尔德与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会面的情景。
王尔德在其作品中巧妙地捕捉到了人，尤其是现代人对自我形象的追寻、困惑与执迷。从《我眼中的王尔德》一文里，也可读到王尔德在生活中，同样展现着非凡的敏锐与特立独行的姿态。纪德眼中的王尔德既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口若悬河、辩才无碍，也是一位绝妙的表演者，需要观众、需要舞台、需要掌声。
在他嬉笑怒骂、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表象背后，潜藏着丰沛浓烈的情感与悲天悯人的情怀。纪德叙述他与王尔德在北非相遇时，见到乞讨的孩子，王尔德一边丢着铜板，带着欢欣的目光看着那群孩子，一边怜悯地喃喃自语，说他自己希望“败坏这座城市的道德风气”。
人格与作品的厚度与重量让王尔德在法国学界一直备受推崇。王尔德立足于英国，却在英伦海峡的另一端找到了知音。法国学者未被王尔德看似肤浅的表象蒙蔽，反倒普遍认为王尔德的作品充满睿智与幽默，而且十分幽微难解。王尔德的法文译本作品集被收录在法国出版界最尊贵的迦里玛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七星文库”（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中。通常被收在此文库的作家皆是举足轻重、已经盖棺论定的大作家，其中以法国作家居多，外国作家也有，而王尔德便名列其中。坊间随处可见王尔德作品的法文译本，有些如《格雷的画像》甚至同时有好几种译本流通。
王尔德的著作常常被列入法国大学英文系和法文系的课程之中。不仅文学系的教授谈论其作品，其他人文社会领域的学者也常引用其著作。百余年来，王尔德在法国的声名历久不坠，持续受到关注。相对于法国学者的严肃态度，王尔德在英文世界里，即使因为性别研究的风潮而获得较多的青睐，但学界提到王尔德时，似乎总免不了带有一丝嘲弄、轻慢的意味。
在法国，不仅文人、学者十分看重他，甚至称他是“法国作家”，就连市井小民对他也不陌生。尤其是王尔德自创或改编的格言警语，机锋处处，更是深入人心。十几年前法国电视台风靡一时的实境节目《诱惑岛》（L'?le de la tentation）还直接将其名言“面对诱惑最好的对策，就是屈从于诱惑之下”，大大地打在节目片头处。这样耸动的做法，无非是为了吸引观众，但同时也反映了一般大众对王尔德的熟识与喜爱。
王尔德自己对法国的人文环境也情有所钟。出狱后王尔德旋即离开英国，避居法国北部的一个滨海小镇。他一心一意想再写出一部杰作，让世人忘记他因丑闻入狱一事。但事与愿违，新作还未来得及写出，王尔德便回到巴黎，不久即溘然长逝，安葬于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墓园（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直至今日，凭吊他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王尔德过世后，许多人一直感到疑惑的是，他明明有机会远离丑闻、避开危险，却让自己卷入诉讼之中，如同飞蛾扑火，最终不可挽回。按照纪德的说法，王尔德将人生视为艺术创作，而好的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容不下无意义的重复的。究竟是出自对艺术的执着，还是对人生的参透与厌弃，以至于在看尽人生的荣耀、光辉与惊奇后，王尔德选择了以“注定”“致命”的自毁来终结完美的艺术人生。王尔德是否过于恃才傲物，以至于无法甘于平淡？他选择轰轰烈烈的人生。宁鸣而死，勿默而生。论者以为，王尔德执意对同性恋人道格拉斯的父亲——有钱有势的昆斯伯里侯爵提出告诉，之后情势逆转，他又执意以被告的身份出庭受审，是在自我惩罚，说到底是一种探索、逾越现实与想象界限的终极做法。王尔德曾借笔下的人物说：“事实令人窒息。”而根据纪德的追忆，对王尔德而言，发生过的事即成为事实，而对于事实毋庸多言。对王尔德如此天纵英才之辈而言，未曾发生的一切，才值得谈论，那才是想象的世界、艺术的范畴，更是进入未知灵魂深处的途径。
王尔德在作品中酷爱谈论假、作假以及说谎的议题，但他其实是借假谈真，借假探真。他比那些声称信奉真实、追求真实的人更在乎何谓真实，更愿意炽烈地拥抱真实。这或许可以解释他最后为何会选择回英国出庭应讯，而非留在国外暂避风头。他明知往前一步即是险路绝境，却仍不顾好友们的阻拦，执意而去。
世事反复，真真假假，似实而虚。王尔德的陨落与早逝究竟是命运捉弄还是作茧自缚？重新检视他在狱中洋洋洒洒的深情告白，光辉荣耀，凄凉落寞，不过一线之隔。在回忆与表述、真假虚实之间，文字符号究竟能传达多少事实？生命与书写，在印象和镜像之间，宛如雾里看花，镜花水月。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者为真？何者又为假？一切只能留待读者自己来取舍与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