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名校的奖赏大，激发了高中生的野心。美国的考试服务业，一下子成为一个富得流油的产业。高中生的学术表现也有所提高。就个人而言，野心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成功的基石。但就群体而言，野心带来的未必就是成功。特别是当大家都同时有了野心、你发奋我也发奋的时候，马上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式的水涨船高的局面，野心在个人成功中的价值就可能贬值。
科恩（Katherine Cohen），耶鲁大学的博士，一个大学前录取办公室的官员。她开了一个名字响当当的公司：常青藤智慧（Ivywise）。该公司的业务，是给学生提供申请大学的咨询。虽然一个学生的咨询费就达29000美元之巨，该公司却照样生意兴隆。
美国的大学录取，相当于中国的高考。不同的地方是，人家的程序复杂得多。如果光看分数，只参加SAT补习班就够了。但是，SAT的分数只是录取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你还要提交带有自传性的短篇作文、个人简历、高中成绩、课外活动记录，以及各种成就证明，许多人还要经过面试。因此，如何包装自己，就成了一个复杂的学问。科恩对学生的专长就在于此。她指导学生如何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变成简历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长，对学生进行模拟面试，对之进行全程录像并作细节分析，向学生介绍每一所大学的特征、课程，甚至推荐学生读“目标大学”的教授的著作。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她再根据学生的实力，确定申请战略。
这一耗资甚巨的申请咨询，反映了美国式“高考”的激烈程度。这种“高考”竞争，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白热化。其中的原因，当然有人口的因素。“二战”结束后美军回国，夫妻团聚，拼命生孩子，生产了所谓“婴儿潮”一代。克林顿、布什、戈尔，都属于这代人。这代人在20世纪60年代进大学，刺激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自20世纪90年代起，他们的孩子（第二代“婴儿潮”）也渐渐到了上大学的年龄。这代人不仅人口多，而且要上大学的意愿远比父辈强，特别是女性进大学的比率远远超出第一代“婴儿潮”，使得大学一下子应付不及，竞争加剧。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美国这几十年的社会、经济转型，塑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青春期”。现在美国的高中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野心的一代。他们的野心，提高了大学竞争的砝码。
先看几个数据就可以明白。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55％的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希望上大学，42％希望成为专业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中毕业班的学生90％想上大学，70％想成为专业人员。有学者还研究了这些学生的野心与其教育计划的吻合度。方法是先问学生长大想干什么，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读多少年书。被访问的学生说出了470种预期的职业。于是研究者再去根据人口统计，调查每种职业现有的从业人员实际受了多少年教育，以此比较现在的高中生的就业理想和教育计划。那些计划接受教育的年限正好符合所追求的专业要求的学生，属于“野心与教育计划吻合”的群体。那些明显高估了自己理想的专业所需的教育时间的，属于“高估教育”的群体。那些准备接受教育的年限，达不到自己理想专业的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时间的，属于“低估教育”的群体。调查结果显示，有437％的高中生属于“野心与教育计划吻合”型，有401％的高中生高估了教育的价值。只有161％的高中生低估了教育。
这样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高中生中，普遍的潮流不仅仅是重视教育，而且是“高估”教育。不过，这种调查的方法本身，恰恰说明孩子们对自己的前途设计比学者更有前瞻性。学者们自作聪明，觉得调查一下现在一个护士平均受了几年教育，就能判定未来一代的护士所需要的教育年限。孩子们则不同意。现在的警察大多没有上大学，以后的警察大学生越来越多。美国经济不断向高端的科技产业发展，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多，高等教育普及率提高。即使是同一行业，对教育的要求也不断看涨。所以，大家心里都没有安全感。不断“高估”教育，给自己多留一些保险系数。
知识的升值，使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那些拥有法律、医学学位的人平均一生的收入为440万美元；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为340万美元，拥有硕士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为250万美元，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为210万美元，拥有高中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仅为120万美元。1999年，高中毕业生年收入平均为25900美元。大学生年平均收入则达45400美元。那些有高级职业学位者的平均年收入几乎到了10万美元。有人还对1972年高中毕业班的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这些学生在1986年的收入。调查样本显示，男生的大学入学智能测验SAT（大概相当于我们的高考成绩吧）成绩每高10分，这些人在1986年的收入相应提高4％。
美国自19世纪南北战争后，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优势在于大规模的制造业，是地道的“世界工厂”。这一“世界工厂”，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美国货畅销世界。其中的一个结果是，美国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同时由于“新政”以来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得到比较充分的保护。所以，那时候的高中生一毕业，就有工厂的工作等着他们。这样的工作不仅稳定，而且薪水不薄，福利甚好，一个人的工资就能养活一家。同时，工厂不会迁移，常常是一个地区的居民，祖祖辈辈都在一个工厂做工。
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毕业出去求职，人家问你的第一句话就是：“有高中毕业证书吗？”只要有，工作就稳了。这样的现实，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高中生的特点：高中是进入社会的准备。大家并不太注重读书，对体育和社会活动却很重视。同学之间彼此也很亲近。明摆着，再过一两年出了校门，大家都是一个工厂的同事，一个社区的居民，而且许多人马上就结婚。所以，高中时需要的，不是在功课上彼此竞争，而是创造一个社会大家庭的感觉，为以后一辈子和睦相处、确定自己在当地社会的位置打下基础。那时的男女生，许多基本上在学校已经订了婚，一毕业就办喜事了。女孩子婚后回家当贤妻良母，上高中操心的自然是情郎，而不是功课。
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限制工厂运营的环境法越来越严，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企业纷纷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迁出美国，结果，制造业的工作越来越少。那些高中毕业生能干的，大多是服务业中的低端工作，如麦当劳、沃尔玛中的售货员、清洁工、餐馆的跑堂，等等。而这些工作不用说养家，就是养活自己也很难。而且说没有就没有，像临时工一样朝不保夕。同时，如今男女平等，婚龄推迟。女孩子长大后要和男生一样在市场上竞争，高中不能忙着谈恋爱，而是要长本事。
现实已经给这些还在上高中的孩子们上了一课。他们没有退路，如果不想永远当下层社会的打工仔，就一定要出人头地，所以一个个都野心勃勃。这就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中生的独特生存状态。首先，他们把学业摆在第一位，为了功课拼命竞争，即使参加社会活动，也是为了申请大学积累资本。同时，他们在青春期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高中情侣结婚的也越来越罕见。这一来是彼此竞争激烈，二来是功课太紧张、无暇顾及社交，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一毕业就在本地工作、成家，一辈子不离开自己的家乡。现在的高中生，毕业后就出去读大学，和高中的同班断了来往，利用高中的时间交朋友、建立自己的本社区的人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越是有能力、野心大的学生，越要远走高飞，回来的机会就越少。青春期的野心，已经使优秀学生越来越集中在几所超一流大学，各州的顶尖高中毕业生，全向“常青藤”流动，因此这些人大学毕业后很少回来，造成各州的“脑力外流”。
这一点，看看美国最精英的高中生毕业后的走向就能明白。1942年设立的“西屋奖学金”（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旨在发现高中生中的科技人才，全国每年只有40人入选最后一轮。从1960年到1989年，一半进入最后一轮的学生集中到7所精英大学读书。其中1／5到了哈佛，其次是MIT、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加州理工学院、康奈尔。1964年设立的“总统奖学金”（Presidential Scholars Program），旨在选拔全国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每州只有两个名额，如同参议员的名额一样，另有15个机动名额。从1987—1989年的数据看，这些学生中的一半也都到了7所精英大学读书。哈佛吸引了这些学生中的18％，其次是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MIT、杜克、密歇根。
上名校立即会为自己的事业带来优势。《财富》杂志1990年的调查印证了名校这块敲门砖有多硬。《财富》征集了将近15000位在《财富》500家精英企业和500家精英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等）中任CEO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的CEO是大学毕业生。其中19％来自“常青藤”。培养这些CEO最多的还是7所精英大学，依次为：耶鲁、普林斯顿、哈佛、西北大学、康奈尔、哥伦比亚、斯坦福。
高学历、名校的奖赏大，激发了高中生的野心。美国的考试服务业，一下子成为一个富得流油的产业。高中生的学术表现也有所提高。就个人而言，野心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成功的基石。但就群体而言，野心带来的未必就是成功。特别是当大家都同时有了野心、你发奋我也发奋的时候，马上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式的水涨船高的局面，野心在个人成功中的价值就可能贬值。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希望长大成为企业总裁、工程师、律师、医生、体育明星。但是，根据对2005年的就业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希望成为律师、法官的高中生，到2005年他们真正成年、开始在这些行业就职时，实际的职务空缺只有这些学生人数的1／5；在作家、艺术家、娱乐圈和体育界中，竞争者比实际位置多出14倍。所以，有些人担心：这些孩子是否野心过度？
野心过度也好，野心勃勃也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高中生，已经与上两代人大不相同。在未来十到二十年间，他们将构成20~5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改变美国社会的景观。
首先，美国是一个注重平等的草根社会。而这一代人，从小就一心想往上爬，对自己生长的社区没有太大的承担。他们的理想是成为脱离草根社会的精英。他们的成功可能使一些基层社会失去大量人才。其次，这代人之间竞争惨烈，结果是贫富分化空前之大。如今美国的高考，特别是进入“常青藤”的竞争，已经成为未来成功的通天梯，家长常常在孩子三四岁时，就开始加大教育投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家庭，就有了巨大的优势。他们可以一年支付两三万美元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支付两万多美元的大学申请咨询费用，以及各种各样昂贵的暑期班、家庭教师等。这使得穷家庭的孩子很难与之竞争。
这一代高中生无疑将是美国受教育最好的一代。同时，他们又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满足成人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代。他们的生活都围着考试和各种各样的申请转，想方设法让自己被别人接受，而不是挑战既有的权威。他们虽然重视教育，但是动机常常并非是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追寻，而是六位数的工资。1986年，耶鲁毕业班竟有将近一半的毕业生跑到大国际金融集团First Boston去面试。1969—1970年，美国通过资格考试的新律师有19000人，这个数字到1989—1990年就涨到47000人。但是，辛辛苦苦创造知识但工资菲薄的博士却没有人读。从1969—1970年到1989—1990年，美国的博士和本科学士的比例已经从0064下降到004。结果，博士课程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
未来的美国，阶层可能不断分化，并且逐渐固定。这代人长大后，不仅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有发展出一个变相的贵族社会的可能。到那个时候，美国也许又需要一场新的社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