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件给那些占据领袖地位的人一个很好的教训：要想无条件、无原则地忠于朋友，就别出来当领袖。因为对朋友的忠诚，就是对公众的傲慢。同时，施莱费尔事件也给正在陷入信誉危机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警告：不管你的理想多么崇高美妙，不管你的设计多么充满智慧，制度的设计者不能直接从自己设计的制度中捞取利益。道德上的清白，是思想信誉的基础。在公益与私利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
最近哈佛校长萨默斯被迫辞职，国内媒体普遍强调他2005年年初失言提出男女在科学上可能有先天不同的假设，无法被遵守“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的公众和教授们所容。其实，这仅是一个浅层的原因。有不少人猜测，萨默斯辞职，可能和另一个不太被注意的事情关系更大，那就是萨默斯与安德烈·施莱费尔（Andrei Shleifer）的私交。
这位施莱费尔非同小可。他是哈佛经济系的明星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施莱费尔和一位哈佛出身的律师乔纳森·海（Jonathan Hay）受命设计俄罗斯的私有化计划，并充任当时的俄罗斯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的顾问。这一俄罗斯计划，直接受到美国国际发展局（United States Agency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支持，因而得以用联邦政府的资金帮助俄罗斯发展金融市场。施莱费尔主持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的代理。
然而，这两位设计改革的人，却想着从改革中捞一把。他们违反了避免利益冲突的原则，竟在俄罗斯投起资来。这就好像美国政府把纳税人的钱交给这位大学教授，让他在俄罗斯设计一个制度，为自己“改善投资环境”。结果，美国政府为此起诉施莱费尔、乔纳森·海以及哈佛大学。2005年夏天，这一诉讼终于达成了协议。两人虽然都不承认自己犯了法，但施莱费尔同意支付200万美元的赔偿，乔纳森·海则将根据他日后投资的回报来支付罚金。哈佛大概出血最多，同意赔偿政府2650万美元的赔款。
这件事情虽然开始和萨默斯无关，但他当了校长后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施莱费尔一直是萨默斯的密友和心腹。施莱费尔被美国政府起诉，丢尽了哈佛的人，哈佛内部当然也必须讨论对他的处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萨默斯由于和施莱费尔太密切，不得不回避整个过程。不过，萨默斯承认他曾经督促一位院长保护施莱费尔。最终，哈佛并没有给施莱费尔任何处分。这里萨默斯起了多大作用，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哈佛关键时刻放了施莱费尔一马，无疑激怒了许多教授。
2006年1月，美国一位调查记者戴维·麦克林蒂克（David McClintick）在《国际投资者》（International Investor）杂志上发表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调查，题为“哈佛是怎样栽在俄国的”（How Harvard Lost Russia）。据哈佛的计算机教授哈里·列易斯（Harry Lewis）说，这篇文章发表后迅速被人送到一些终身教授的信箱里，许多教授开始给他打电话，一些过去很长时间没有打过交道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授，也找他沟通，表示严重关注。2月7日，在萨默斯和教授的会议上，有人公开在此事上挑战萨默斯。一位工程学教授在会上告诉大家如何在网上找到这篇文章，并当众质问萨默斯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萨默斯回答说他由于避嫌而对此事不知情。前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院长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认为，这样的答复明显不诚实。虽然他本人强烈地支持萨默斯的治校主张，但是萨默斯这样的态度，已经使许多像他这样的人无法再支持校长。
没过几天（据萨默斯自己说是2月15日），萨默斯就决定辞职了。
施莱费尔事件在萨默斯倒台中究竟起多大作用，也许连萨默斯的心腹们也估计不出来。不过，这件事却是一个抹不掉的污点，远比在一个会议上对男女在科学上的天分漏嘴提出一个假设要厉害得多。同时，这一事件给那些占据领袖地位的人一个很好的教训：要想无条件、无原则地忠于朋友，就别出来当领袖。因为对朋友的忠诚，就是对公众的傲慢。同时，施莱费尔事件也给正在陷入信誉危机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警告：不管你的理想多么崇高美妙，不管你的设计多么充满智慧，制度的设计者不能直接从自己设计的制度中捞取利益。道德上的清白，是思想信誉的基础。在公益与私利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