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则不同，一个教授的去留，有时就决定这个学校的某一学科的兴衰。比如耶鲁的中国史只有3个终身教授，日本史只有1个终身教授（目前空缺）和1个助理教授。如果最好的中国史教授到其他学校，耶鲁中国史的半边天就塌了。而目前由于没有找到日本史的终身教授，日本史几乎就在耶鲁消失了：没有研究生来报考，报考了学校也没有办法接收。斯坦福的中国史职位也空缺了许多年。几年前一位朋友去报考，人家干脆把报名费都退回来，告诉你根本无法考虑。再比如研究唐诗的宇文所安，他在哈佛，哈佛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他若去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就是第一——一个人定天下。所以，特别是在一个小学科，你可以看到因为一个教授的去留，一个系从顶峰跌到谷底。哪个学校敢大意？
正是这种严酷的竞争，在一些学校创造了严酷的制度。哈佛、耶鲁的低层教职不设“终身轨”，便是一例。这种制度背后的理论是：我们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的所有教授都要是世界一流的。当一个终身职位空出来后，就得招天下豪杰来“打擂台”，最后的胜者拿到这个职位，绝不能从自己的低层教授中选一个，因其教了十年书，辛辛苦苦，学术成就也不错，于是就授予职位。因为你若不挑最好的，年长日久，你的学校就不是最好的了。
所以，当你在这种学校当了十年左右的低级别教授，该评终身教授时，首先要看有没有空缺，如本领域的教授退休或另有高就；如没有，你只好走人，就算你是本领域的头号明星也没用。如果有，那你就得和天下豪杰竞争。哈佛的低层教授最终能在本校拿到终身职位的，只有30％左右。怎么挑最好的人呢？理论上，是学校发信给有关学科的知名学者，让他们写出他们认为的本领域的顶尖学者。可想而知，每个人的意见都非常不同。不过等把这些专家的意见汇总齐了以后，大概还是可以选出几位领先的人，你可以排个座次。然后从第一位开始请起，不得已而求其次。当然，学校还都公开广告招聘，你要觉得有实力，可以自报家门。最后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三四位，请到学校访问、演讲，进行最后的竞争。
不过，这只是理论而已，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多了，其中当然有人际关系问题。你若跟本校教授合不来，即使学术上好也未必能入选。因为人家挑选的，是自己要一辈子与之共事的同事，谁也不愿找一个刺儿头来。据耶鲁的一位教授说，当年他来时，评审会里有位教授说：此人不好，他批评别人的东西时太尖刻。但另一位教授不同意：这不能算学术问题，你批评别人时也很不给情面嘛！结果，他过了此关，成了终身教授。也正是基于这类经验，一些教授公开在课上对学生讲：在你没有成为终身教授前，不要批评终身教授。美国的学术自由，从当了终身教授开始。这话不能全信，也不可不信。
更实际的问题，是你看上人家，人家未必愿来。在美国，一个教授在一个学校安家立业非常困难，因为还有个配偶工作的问题。在纽约、波士顿，情况好一些，城市大，机会多，配偶找工作容易。但在耶鲁所在的纽黑文这类大学城，就难办了，城市小，配偶找工作极为困难。最难办的是学术夫妇。即使在大城市，大学的职位也很有限，两人在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就职非常难。有些小学校利用这一点，又可以占点大学校的便宜。比如笔者一位朋友本在伯克利教书，丈夫是同校的博士后。伊利诺伊大学想要她，就在她丈夫博士后期满后给他们夫妇两个工作，于是两个人都去了伊利诺伊。
但顶尖学校要个个教授一流，就不能采取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策略。因为一个人一流，并不见得其配偶也一流。据说杜克大学是顶尖学校中比较照顾夫妻关系的，招揽了不少夫妻教授。结果麻烦来了。因为离婚率太高，很多夫妻教授在杜克团聚后，又离了婚。离婚的夫妻，自然不愿在同一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地共事。于是当年拼命一起往该校里挤，如今争先恐后地要从该校逃走。结果可想而知：这些离婚夫妻中学术比较强的一位，很快就被别的学校挖走了，原来作为配偶被照顾进来的较弱的一位，没有人愿意要，只好留在杜克。杜克成了离婚落魄学者的收容所，真是有苦难言。
所以，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再牛的大学，最后也得变通，不得已而求其次。不过，好大学对学术水准把得甚严，找不到人，位置就空着，宁缺毋滥，实在不行就以访问学者充数。
这种严酷的竞争制度，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说没有“终身轨”的制度，对年轻教授不公。此话不假，但不这样就不能保证一流的学术水平。即使在耶鲁这样的学校，选终身教授极严，但草包教授还是颇有不少。所以严格本身并没有错误。往往心肠一软，法外开恩，草包就乘虚而入。要知道，所有已雇的终身教授，都是不能解雇的。谁敢不小心？
另一种批评则更难对付。这派人认为，这种没有“终身轨”的制度，一门心思去挖学术明星。但一个学者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是他在没有成为明星的时候。一旦功成名就，往往就失去了创造力。所以，这种制度忽视了最有创造力的实力派，找了一群名气大而正在走下坡路的招摇派，花钱甚巨，但对提高学术水准帮助不大。
哈佛大学的新任校长、前克林顿政府的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就有这种看法。他当年28岁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授，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而且47岁就“衣锦还乡”，成了校长。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少年得志，他对年轻学者特别看重，认为哈佛不可专雇过了气儿的名人。今年，他连续否决了两位终身教授的任命。第一个受害者是54岁的斯坦福大学音乐教授Karol Berger。虽然哈佛音乐系教授一致通过把本系的一个终身教席给他，但萨默斯推翻了音乐系的决定；另一位是政府系从剑桥聘请的54岁的政治理论教授Istvan Hont。
政府系研究了他的著作达一年之久，请了20位校外专家评定他的水准，最后一致通过，但仍没有过萨默斯这一关。虽然萨默斯不敢公开说他否决的理由是这两位教授年龄太大（这样说是“年龄歧视”，在美国是犯法的），但大家都知道年龄是他的唯一理由。这两个否决在校内引起极大争议。Berger教授称，萨默斯自己的专业是经济，就如同数学、物理一样，容易少年得志，他不理解人文领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一般的人文学者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50岁以后。Hont教授则称，他本是匈牙利难民，花了好长时间才到了英国，并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他比同行们起步晚十年，如今正逢盛年。说他太老，创造期已过，简直是天大的冤枉。
可见，尽管这套制度引起种种非议，但任何改革同样也会引起种种非议。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就总体而言，这套制度促进了学术竞争，特别是拿到铁饭碗以后的终身教授之间的竞争，为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不过，这种竞争不能强调过度。许多教授找到满意的学术环境后，很知道珍惜，并不会为几个钱而轻易放弃现有职位，特别是本校也有对应出价的能力。所以大牌教授虽然流动，但总体而言还是稳定的。
再说一遍，这仅是笔者作为局外人的观察，读者姑且一听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