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大学改革
最关键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既然大学教育的奖赏那么丰厚，为什么一个不上大学的穷人要为一个上大学的富人的教育纳税呢？这是对政府资助大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一般人认为，政府资助大学，是因为从大学教育获益的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是社会整体。一个教育水平高的社会，比教育水平低的社会更有竞争力。维德则指出，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的效益实际上是递减的。
如今，全球都掀起了大学改革的风潮。欧洲的大学要引入市场机制、调高学费，中国也有了一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闹。大家改来改去，样板全是美国的大学。
美国的大学无疑是世界上最为优异的。前哈佛大学的一位院长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于1990年就宣称：“2／3到3／4世界最好的大学在美国。”经过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扩张和大学的空前繁荣，这个比例以今天的标准看恐怕还是低估了美国大学的实力。大部分诺贝尔奖的得主是由美国大学培养并在美国的大学教书。一流的国际学生也把美国的学校作为首选。虽然美国是世界上的独霸，但其GDP最多不过为世界GDP的1／3。除了美国的军队外，很少有美国的一个产业部门在世界上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
但是，美国的大学体制并非没有问题。相反，美国的大学正处于危机之中。危机是什么？如何对应？美国人自己也众说纷纭。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析大学危机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什么是美国大学的理念？保守派和自由派观点分立，争论不休，远非那些虔诚的模仿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诸多的问题中，公众最关心的，还是价钱问题。美国的大学固然是世界最好的，但也是世界最贵的。一流名校的学费，许多已经上了4万美元。若再加上生活费，一年的费用就达到5万美元，超出了美国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当然，并不是所有大学都是这么贵。即使贵的大学，也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一般老百姓不会花几万美元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但是，大学费用的上涨率，在过去25年中平均每年超出了物价指数的上涨率35％，而且超出了家庭收入的上涨率。一个中等家庭为了支付一个孩子的学费，要比20世纪50年代多工作三倍的时间。
也正是因为如此，大学教育成为一个烫手的政治问题。民主党强调加强对大学的投入，提高奖学金，共和党则强调控制大学的成本，尽可能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最近经济学家维德（Richard Vedder）出版的《为了学位而破产》（Going Broke by Degree），就是在共和党的立场上提出的惊人之论。他认为，大学费用不断升高的原因，在于大学的运作不受市场规律的制约。联邦和州政府以及捐助人对大学的资助，使大学不守财政纪律，花钱没有边际。
在维德看来，大学费用上涨的原因虽然有多种，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大学内职工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在其他产业部分，生产同样数量的钢铁、汽车、玉米等所花费的工时不断减少，所用的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但在大学，教育同样数量的学生所需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却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大学没有产业化，没有经受市场竞争。大学运营的经费，主要靠联邦和州政府的经费以及私人捐助，不是靠学费。如果大学单靠学费活的话，大学就要处处考虑成本。成本一高，价钱一贵，消费者就不买，生产者就丧失了竞争力。可惜，现在美国大学的生存哲学则完全相反，靠的不是节衣缩食，而是靠“斗富”、“寻租”，看谁能花大价钱请来明星教授，看谁能够建设豪华设施。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其实比的是投入（如校友捐助、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而不是产出（如传授知识的总量）。大学弄得越气派，第三方（政府和捐款人）的投资就越多。在维德笔下，美国的大学经营，多少有点像不靠门票吃饭的中国足球俱乐部。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维德的荒唐之处。他甚至说，大学毕业生在市场上的价码高，并不是因为大学教给了他们什么，而是大学录取本身把劣等人才过滤掉。企业喜欢大学生，是因为他们的智商、工作伦理、冒险精神等，在人口中属于前百分之几十的人。这种人不管受什么教育，表现都会超出他人一头。换句话说，大学的主要功绩不是培养人，而是选拔人。选拔人是个很便宜的过程，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钱。这种理论如果成立的话，美国的大学就应该取消，实行中国的科举制了。
事实上，大学费用的上涨另有原因。不错，由于大学费用的上涨超过了家庭收入的上涨，美国家庭为了支付一个孩子上大学需要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说明人们承担大学教育的能力越来越低。相反，美国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原因很简单，知识升值了，受大学教育的人和没有受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最近对年龄在18~64岁的宾夕法尼亚州劳动力工资的调查统计，高中毕业生平均年薪仅为22129美元，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年薪则为44517美元，受研究生教育的人平均年薪则高达64597美元。如果本科以四年算，研究生以两年算的话，在大学多待两年，年薪就高出2万美元左右。
另外，学费上涨多少也被夸张了。前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和高级行政官员埃伦伯格（Ronald Ehrenberg）就指出，在1997—1998学年，在学费2万美元以上的大学（这些大学的学费如今都涨到了快4万美元）的大学生，只占大学生总数的55％。全国私立学校的平均学费为13785美元，公立学校为3111美元（如今已有显著上涨）。另外，奖学金的因素还没有计算在内。至于大学学费接近或超过4万美元的学校，也并不是那么可怕。比如，哈佛大学就免了家庭收入4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学费，普林斯顿则用奖学金代替了贷款来资助学生。在常青藤，资源之充足令人难以想象。比如，笔者在耶鲁读书时，一些运气好的学生，一年竟能得到4万美元左右的奖学金去日本学日文，学费生活费全包。一次，一个学生说他要花一个暑假的时间去中国旅行，不知道去哪里好。笔者说这首先要看经费来决定。他竟说经费是学校给的，没有限制，值得去的地方都想去！
事实上，上常青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大学建立自己未来事业的人脉。这些大学为了选择绝对的精英，都想方没法让聪明的穷孩子上学。对于富家子弟来说，为了获得这第一等级的人脉，支付每年增长10％以上的学费根本不是个问题。
不过，维德的书中，提出了极有洞见的主张。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既然大学教育的奖赏那么丰厚，为什么一个不上大学的穷人要为一个上大学的富人的教育纳税呢？这是对政府资助大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一般人认为，政府资助大学，是因为从大学教育获益的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是社会整体。一个教育水平高的社会，比教育水平低的社会更有竞争力。维德则指出，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的效益实际上是递减的。比如，对大学第一个10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可能收益甚高，第二个1000亿收益就平平，第三个1000亿可能就是零收益。建立加州大学体系时，公共投入也许属于第一个1000亿。但现在美国则可能是在花第三个1000亿。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经费越多的州，经济发展越慢，人口正从大学密集型的州流出，证明这些州的竞争力在减退。他的解释是：这些州的政府，把经费从花钱最有效率的部门通过税收的方式提取出来，投放到花钱最没有效率的大学里。他还用一系列数据展示，追加高等教育经费最终没有扩大老百姓受教育的机会，追加的钱实际上哄抬了教育成本。最近有报道说美国的学生因为学费上涨过猛而开始去加拿大、英国留学。这说明高学费确实开始影响美国教育的竞争力。
维德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断绝对大学直接的公共资助，把钱直接用教育券的形式给学生，让学生直接去采购他们的大学教育。这样，大学就会直接面临市场，就会考虑降低成本，州立大学也应该因此而逐渐私有化。
应该说，维德虽然观点过于偏激，要把大学完全当成产业经营，但他也确实指出了大学经营的效率问题，不仅为美国的大学改革，也为中国的大学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方案。在改革前，中国的大学靠国家的投入已经有了基本的规模，维德所谓的“第一个1000亿”已经花完。如今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确实有盲目强调国家投入、抬高教育成本的恶果。北大、清华等名校接受国家投入的数量，和培养人才的数量没有直接关系。大家如此攀比、寻租，最终自然会引起学费的全面上涨。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应该有“后知之明”。不要美国大学的质量没有达到，就先攀比人家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