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构衅于二虏，创开边隙，使天下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愿陛下诛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在太学生上书之后，官民各界的检举材料，有如雪片飞来。就在正月之内，赵桓下诏，将王黼安置永州（今零陵），李彦抄家赐死。王黼在押往贬所途中，被开封府秘密派人处死。数日后，梁师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途中也有诏赐死。后来，要求严惩蔡京、童贯的呼声不绝于耳。赵桓先后贬朱勔于循州（今广东龙川），贬蔡京于儋州（今海南儋县），贬蔡攸于雷州（今广东海康），贬童贯于吉阳军（今海南崖县）。七月，蔡京死于流放途中，数日无人收尸；童贯在押送路上被下诏处死，首级送回东京示众；九月，蔡攸与朱勔也在贬所被处死。蔡京子孙二十三人，全部发配远恶军州。总而言之，赵桓在继位的大半年中，能把赵佶所重用的佞臣一一贬杀，人心大快。这确实是有了一番新气象，过去赵佶在位的时候，是绝对办不到这一点的。当初，恶性腐败造成国家差点覆亡，那么，现在六贼既诛，是否可以逐渐扭转社会风气，以挽救国家的危亡呢？
当时大家虽从赵桓坚决贬杀六贼的行动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不久又对时局大感失望。原因有二：
一.赵佶禅位之后，宋廷内部迅速出现了新的矛盾，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大集团。一个是以赵佶为首的太上皇集团，另一个是以赵桓为首的皇帝集团。赵佶虽然当上了太上皇，但是不甘寂寞，退而不休，仍在干预朝政。他到南方避难之时，他在镇江，赵桓在东京，同时发号施令，搞得地方官无所适从。“六贼”能够顺利铲除，正是赵佶不在东京，赵桓可以放手办事的结果。金兵退走，赵佶回到东京以后，两宫矛盾公开，朝廷上就更不好办事了。照理说，朝政应该听赵桓的，因为他是当今皇帝。但是实际上，执政的班子中多数人都是赵佶的旧人，赵佶照样指挥得动。赵桓拿他无可奈何。
二.“六贼”虽诛，余党尚在。有一段时间，赵桓的政令几乎过不了长江。金兵第一次南下之时，赵佶原无让位之意，因为受到李纲义正词严的逼迫，不得已而禅位给赵桓。当时就没有诚意，不过是想在大难将来之时，为自己找个替罪羊。到金兵撤退，他回东京，就有复辟之意，打算夺回实权。凡此一切，赵桓全都看在眼里，也就处处加以防范。靖康元年（1126年）十月十日，为赵佶的44岁生日，赵桓前来祝寿。据《三朝北盟会编》一书记载，当时赵桓敬酒一杯，赵佶“满饮，复斟一杯以劝上（赵桓），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大臣为什么踢赵桓的脚？是因为怕这杯酒里有毒。所以赵桓坚辞不饮，第二天就在龙德宫里贴出黄榜，悬赏3000贯钱，奖给敢于揭发挑拨两宫关系者之人。这道黄榜，明明是针对赵佶的。这就是说，赵佶的阴谋已被揭穿。俗话说，虎毒不食儿，而赵佶就是一只食儿之虎，远远不如禽兽。从此以后，他们父子之间连话都不说了，直到几个月后双双被掳，次年七月才在燕京见面。
赵佶赵桓父子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赵桓8岁时，其母王皇后因被诬陷，含冤而死，一直没有得到平反，赵桓为此愤愤不平，这是一些老臣都知道的旧事。后来父子之间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一些老臣都同情赵桓，敢于冒着风险帮他说话。例如赵佶南逃之前，原想叫赵桓“监国”，是李纲出来逼他禅位，他不得已而同意，赵桓才得到了这个宝座。幸亏赵桓有了这个皇帝的名分，否则，他连铲除“六贼”的权力也得不到。后人论历史，常常把徽钦二帝并称，认为他们俩都是亡国之君，北宋覆亡，他们都有责任。其实认真探索历史，我们应该把这两个人截然分开。赵佶是真正的自甘堕落，甘当亡国之君，害己害人，赵桓就不一样，他并不想当亡国之君，继位之时，颇有振作之意。他不仅在继位的当月，就采纳太学生陈东的意见，开始大规模地进行贬杀“六贼”的实际行动，而且有模仿真宗赵恒御驾亲征保国安民的想法。
当年四月，赵佶从南方回到东京，不是想来协助自己的儿子巩固政权，而是认为金兵已退，京城可保，是想从儿子手里夺回实权，所以完全不顾脸面，不讲规矩，到处伸手瞎指挥，给赵桓以极大的压力。这时蔡京、童贯等人还在，赵佶当然要力保他们。但是赵桓在抗战派大臣、东京广大军民的竭力支持之下，顶着极大的压力，还是把诛锄六贼的行动进行到底。到了七月，蔡京死于流放途中的潭州，经过验尸，得到证实的消息传到东京。民间传说，当时天下人都恨蔡京，在他流放途中老百姓万口哄传，人人追着骂他， 都不卖食物给他，让他活活饿死。这种说法当然不可靠，难道八十多岁的蔡京还会自己出来买食物，天下又有多少人认识他本人。这不过反映出当时的民意而已。不久，童贯被朝廷下诏斩首，首级送回东京示众。广大军民，特别是许多老兵，欢声雷动，狂呼万岁。大家对于赵桓这位年轻的皇帝还是颇有好感的。
赵桓出生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靖康元年（1126年）初登位，次年四月就被掳北去。当时的人评论他“帝在东宫不见失德”。“声伎音乐，一无所好”。对于赵佶所痴迷的声色犬马，酒食徵逐，他是一概不沾，每天兢兢业业地处理政事。如果他的处境稍微好一点，不处在这个腐烂透了的恶劣环境里，能够有人诱导，有人扶持，则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位中兴之主，有道明君。在他刚继位的时候，如果条件许可，李纲能够扶持他御驾亲征，他或许也能够建立像“澶渊之盟”那样的功业。
只可惜他这个毫无人性的父亲赵佶死死压制着他，纠缠着他，时时伸手抢权，不闹到国破家亡，绝不罢休。他也只好被迫反击，成天纠结于内讧，筋疲力尽。既然整个宋廷把主要的时间与精力忙于内讧，抗金的大事必然放松。很快，在赵佶与六贼余党的影响之下，“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除了少数有识之士还在忧虑来日大难之外，朝野上下已经不以抗金大事为念。连赵桓自己也听厌了李纲的谆谆告诫，最后听任那些投降派的官员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把李纲排挤出朝，调往南方。这样，就在东京的抗金气氛已被拖得几乎无声无息的时候，1126年秋高马肥，金兵已经做好了第二次围攻东京的准备，长驱南下。
东京军民得到金兵又一次南下的信息，如梦初醒，谋求抵御，手忙脚乱。从东京第二次被围到城被攻破，一共不过二十三天。这一次破城仍然不是金兵硬打进去，而是宋廷受了骗，城门是被骗开的。妖人郭京自称能以“六甲”之法战胜金人，要求招募7777个市井游民，操练“神兵”。自己披发仗剑，每天指挥许多童男童女在城楼上作法。到了“神兵”练成，他命令守城士兵一起下城，大开城门，只让“神兵”出击，结果金兵一拥而进，垂手而得东京，事后传为笑谈。这正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宋廷连这样的荒唐事都做得出来，其混乱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