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兀自划过。接近地球时，地球引力让它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在转瞬之间，它穿过大气层，和空气摩擦时着火燃烧；刚刚逃脱永远困在地球的危险，它便拖着逐渐失温黯淡的身躯，在空旷的宇宙里继续前行。
——保罗·克利，《演讲手稿》，1921年
现在我们接过火把
并将那红色的虞美人花
穿戴在身上以致敬逝者们
不要畏惧
否则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意义
我们将把教训传递下去
那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在弗兰德斯战场
——莫伊娜·迈克尔，1918年
1918年11月11日这天早上，德意志帝国的皇帝被悬吊于纽约两座摩天大楼之间。毫无生命迹象的国王陛下在长绳的一端摇摆着，身边阳光普照，彩纸飞扬。自然，这并非威廉二世本人，而是一个饰有威风凛凛的八字胡、戴着尖顶军盔的巨型戏仿人偶。人们从楼上扔下的白色纸带，在皇帝的军盔上稍作停留后，便以一种帝王般的从容姿态缓缓飘落到其下的人间街谷。
美国东部时间清晨5点，协约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正式停战。“匈人”（Hunnen）——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人对德国人的称呼——四年来顽强作战，此刻终于屈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全世界1600万人的性命为代价由协约国取得胜利。成千上万的纽约人在打开早报后涌上街头，高楼与高楼之间是一片片欢庆的海洋。盛装打扮的人们，与身着制服的士兵及护士肩并肩、手拉手，互相敬礼和拥抱。钟声和礼炮声不绝于耳，进行曲与军号演奏此起彼伏，加上不计其数的欢笑、歌唱和齐声呼喊，连成一片如同巨浪拍岸般的轰鸣。汽车叭叭作响，载着热烈挥舞旗帜的乘客在人群中缓缓穿行。铺天盖地的手绘海报，自我标榜的演说家，三五成群的乐手，在马路上载歌载舞的人们：整座城市陷入一场即兴的街头狂欢。在这胜利的日子里，纽约人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信心满满地认为整个世界即将实现和平。
莫伊娜·迈克尔（Moina Michael）是佐治亚州一家女子学院的舍监兼教师，不久前她暂时离开了岗位。这位年近半百、身体依然壮健的女士，这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为基督教女青年会举办的训练营工作。训练营设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莫伊娜协助一些即将派往欧洲的男女青年进行准备工作。他们之中表现优异者很快就将作为民间志愿者横跨大西洋，为那里的前线士兵建造临时供应站。就在正式停战前两天，莫伊娜·迈克尔偶然得到一本《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上面刊登了加拿大军官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的战争诗《在弗兰德斯战场上》（In Flanders Fields）：“在弗兰德斯战场上，虞美人花绽放于/十字架之间……”诗句旁生动地画有双眼凝视天空的英勇士兵形象。她被吸引住了。在诗的末尾，作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即将死去的士兵，奋力抬起他无力的手，将战斗的火炬传递下去。诗句和画面在莫伊娜的心中不断浮现，她觉得这首诗像是写给她的，那些死去的人仿佛正透过文字呼唤着她。就是她！她必须伸出手来，牢牢握住那正在下坠的火炬：和平与自由！她必须贯彻这一信念，并为之奋斗：数以百万的牺牲者不能被忘记，他们的血不能白流，他们的死不能没有意义！
麦克雷的诗深深触动了莫伊娜和她心中的使命感，于是她抓起铅笔，在黄色的信封上写下自己致虞美人花的诗句，“这些为死者绽放的花”。她用一组朗朗上口的诗句高呼，把“来自弗兰德斯战场的教训”传给还活着的人：“现在我们接过火把，并将那红色的虞美人花/穿戴在身上以致敬逝者们/不要畏惧，否则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意义/我们将把教训传递下去/那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在弗兰德斯战场。”
当她把这些诗句写到纸上时，一些年轻人来到她的书桌旁。他们凑了10美元送给莫伊娜，以感谢她照顾他们在训练营的起居。她收下支票，突然有了主意：她不会把刚刚的感受留在文字里，无论那些句子本身有多美。诗，应该化为现实！“我要去买红色的虞美人花……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戴着它们。”她对不明所以的年轻人如此宣布。她把麦克雷的诗指给他们看，在犹豫了片刻后，又给他们朗诵她自己的诗句。年轻人们大受鼓舞，纷纷表示自己也要佩戴虞美人花。莫伊娜保证她会替他们弄来。于是，在停战日到来前的剩余时间里，她穿梭于纽约的大小商店之间苦苦寻觅。显然，在这座商品供应充足的世界大都会里，尽管不乏各色各样的人造花，但要找到诗中所歌颂的那种“传说中的”红色虞美人花，选择也是十分有限。直到来到沃纳梅克百货公司，莫伊娜终于有所收获。在这家纽约巨型百货商店里，无论是布头纽扣还是汽车，一切都应有尽有，甚至还有水晶餐厅。她买到一大朵红色的仿真虞美人花，可以放在她的书桌上，此外还有两打四瓣的虞美人花。回到营地后，她便把花别在那些即将启程前往法国执行任务的年轻人的大衣翻领上。一种符号的流行总是有着平凡无奇的开始。几年之后，“国殇虞美人花”便将成为整个英语世界悼念一战牺牲者的经典象征。
对虞美人花的狂热，诞生于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时刻：就在这一秒钟，全世界有数百万人在庆祝，有数百万人的生活被打断，还有数百万人不是陷入巨大的哀伤，就是咬牙切齿地发誓报复。然而从下一秒钟起，虞美人花便进入历史，化为未来。一方面，它提醒人们去面对那刚刚才成为过去的现实，不能轻易遗忘。在这层意义上，它属于整个世界“追思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到学校、政府机构和兵营里举行仪式，竖起纪念碑，把死难者的姓名镌刻在石碑上。另一方面，莫伊娜·迈克尔的想法着眼于未来，因为人们已经流了太多血、做出太多的牺牲，在他们的坟头上应该有自由绽放的鲜花。对她来说，这是托付给下一代人的责任。这一期许无疑是天真的，来源于一个突发的灵感和她虔诚的信仰。战争结束了，这不仅仅是向她、也向她的许多同时代人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未来将如何？这个问题促成对一种让生活更美好的自由发想，却也带来了焦虑；它孕育了种种颠覆性的创见、梦想和渴望，却也酝酿出可怕的噩梦。
在1918年，保罗·克利（Paul Klee）创作了《巴黎彗星》（Der Komet von Paris）这幅充满讽刺和寓意的作品，它描绘的恰恰是这种介于过去和未来、现实和愿景之间的状态。克利创作这幅用水彩上色的钢笔画作品时正在巴伐利亚皇家飞行学校任职，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画上其实有两颗彗星：一颗是绿色的，拖着长长的弧形尾巴，另一颗则是呈六角星状的大卫之星。它们环绕着一位走钢丝的人的头部，他拿着一根杆子，在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高空上踩着若有似无的钢丝维持平衡。《巴黎彗星》不是特例，保罗·克利在这一时期投身于抽象艺术的创作，诸多作品都出现了高悬于城市天空的星体。在画中，远方的巴黎——敌人的首都，却也是艺术的故乡——如同一座现代伯利恒。一直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前期一触即发的氛围里——彗星都象征着未知的变数，被视为某种征兆：历史性事件的爆发，影响深远的变革，抑或是彻头彻尾的灾难。它是我们从未设想过便突然在远方现身的种种可能性，也是我们还无法清楚辨识的未来。彗星的小姐妹流星邀请人们许下美好心愿；但同样作为罕见天象的陨石，则以撞击地球的破坏力带来了恐慌。1910年，一月大彗星和哈雷彗星在短短几个月内先后来访，到处都有人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1918年6月30日，美国北达科他州又传出理查顿陨石坠毁的消息。它们给克利的创作提供了灵感。
在克利笔下，走钢丝的人努力地保持着平衡。一头是地球的建筑奇迹埃菲尔铁塔，另一头则是无法预测又充满危险的宇宙。画中人悬在中间，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尽管头已升至云中，却越来越有失去平衡、一头栽下的危险。围绕他头部飞舞的星星，与其说是灵光乍现，倒不如说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茫然的醉鬼。扭曲的双眼似乎在表明，星星已让他天旋地转，失足坠落只是迟早的事。
可以说，保罗·克利出色地让《巴黎彗星》成为对1918年现实生活的绝佳讽刺：人们在狂喜和失败主义情绪之间来回摇摆，满怀希望又不无担忧。闭上眼时有无限美好的憧憬，睁开眼却是严峻的现实。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这天，欧洲的昔日世界宣告毁灭，人们在一片断壁残垣中庆祝革命的爆发。帝国土崩瓦解，世界秩序有待重建，对于那些迷信彗星具有神秘启示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异象的应验。在这百废待举的关键时刻，对未来的设想犹如流星雨般四面飞散。难得历史显得如此开放，一切都重新分配，并完全掌握在人们手里。难得过去显得如此必要，它带来的教训可迅速转换为拯救未来的良方。难得面对一个彻底改变的世界，你没有任何借口，只能行动起来，为自己对将来的期望而奋斗。要有全新的政治理念、全新的社会，还要有新文化、新艺术和新思想。人们宣布，20世纪的新人已经从战火中诞生，他们将免受旧世界的侵蚀。如同凤凰涅槃，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应从灰烬里自我振作。一切皆有可能，愿景如旋转木马般转得飞快，以至于这个时代的许多人都有了眩晕感。
本书接下来将出场的人物，都是走钢丝的人。他们对当时事件的看法取自各人在自传、回忆录、日记和信件中的自我陈述。本书呈现的真实是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的真实。它们可能和已有的历史书籍相悖，有时，我们的时代见证人甚至会自欺欺人。他们不无惊奇地目睹彗星梦幻般划过天际，也亲身经历了现实如陨石般迅速燃烧、冲撞、冷却、僵死。在凌空万丈的一线间，他们颤巍巍地摸索前行。在如此高度上，有些人成功保住了平衡，如莫伊娜·迈克尔；有些人则万劫不复，如威廉二世陛下——对他来说，至少在他巨型人偶的脖子上，那根细绳变成了绞索。
另一方面，这些时代见证人所留下的经历和回忆也向我们指出，一战结束后产生了可怕的对立。在19至20世纪世界的剧烈变动中，对未来的种种设想和渴望放飞了人类，却也让他们彼此疏远。他们互相敌对，甚至彼此排除——许多新涌现的时代先知中，就有不少声称自己的主张只有通过摧毁其他对手方能实现。于是，这些针对美好未来的激烈斗争带来的不是渴望已久的和平，而是新的暴力。新的受害者由此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