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唐景崧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
同治七年（1868），散馆，入吏部文选司为候补主事。
一
从明朝英宗皇帝时起有个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有两层意思：一是翰林院乃朝廷储才备相之地，凡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的人都有平步青云的机会；二是没有点中翰林院庶吉士者，入内阁无望，遑论在朝中揽权执重了。
清承明制，但到了雍正帝以后挑选翰林院庶吉士更为严苛，不仅考题难度大了，而且增开朝考——殿试后接着由皇帝主持再考一次，并亲自决定谁进翰林院为庶吉士。因为一甲三人已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庶吉士则自新科进士排名靠前的二甲、三甲中挑选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乙丑科同治皇帝总共钦点七十七名翰林院庶吉士，唐景崧以二甲第八名绝对靠前的名次入列，过关斩将，仕途似乎一马平川。
所谓翰林院庶吉士，简单说是个三年时间的短期职位，无品无级，重点练习办事。唐景崧是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1865年6月2日）入庶常馆学习的。原以为既已入朝为官，这种学习应该会轻松快乐一些，比如隔三岔五喝杯小酒、猜猜谜语啦，没想到宽严与否全由教习的脾气性格决定。而今次的两位大教习是大学士周祖培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全庆，都以严厉著称，有他俩管着几乎天天见不着笑脸，丝毫都不敢苟且。生活上也是十分清苦，虽然每人每月可到户部领取四两五银钱的生活津贴，但像唐景崧这样出身寒微的人，这些津贴勉强够个人吃用而已，根本没办法照顾父母家人。
时间晃眼就到了同治七年四月（1868年5月），经过一千多个日夜的勤学苦练，时间确实长了不只一点点，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明洪武十八年（1385）创立的庶吉士制度有它的道理，其作用是能将书生与官员实现有效衔接，以至四百七十多年后，唐景崧他们这一茬庶吉士们亦能受益于理实相融、内外兼修。面对即将散馆，庶吉士们无不信心满满，期待着授职履新大展才华。所谓散馆，在现代语境里就是毕业。既然是毕业就得考试，以考察三年学习的成效并作为授职依据，因此这个毕业考试跟朝考一样，又是一次决定仕途去向的重要考试。考试后的去向有三：一是留在翰林院做编修、检讨，二是分配到六部候用，三是签发全国各地做知县。三者虽然品级相当，但地位、待遇和今后晋升的空间有天壤之别。比如编修，虽也是个七品，但可以入值内廷，常有机会接触皇帝，一旦被皇帝看中就有可能进入权力中枢，明朝的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张之洞莫不如是，因此，朝中谁也不敢低看了编修，甚至连高官厚禄者都不惜纡尊降贵攀亲交友，岂是县令可以相比的。
事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散馆考试就是冲着翰林院编修的职位去的。谁留谁去，就看考试成绩和运气了。三年前，唐景崧是以第八的名次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的，只要正常发挥，留在翰林院做编修一点问题都没有。退一步说，每一届庶吉士都会留下四五十位做编修，担什么心呢？
散馆考试照例在紫禁城的保和殿进行，考场的氛围仍旧隆重而庄严。展开试卷，唐景崧吃了一惊，这个试题比他准备的简单多了，只考一赋一诗：
钦命赋题诗题：学问至当荛赋，以先民有言询子刍荛为韵；赋得清江一曲抱村流，得花字五言八韵。
考完试以后唐景崧感觉不妙，自己的长处在策论两项，今次不考了，只考诗赋二题，偏又是自己的薄弱环节。成绩公布，果然糟糕透了，在所有七十五名考试者当中，位列第五十九名。大意失荆州，彻底考砸了，唐景崧沮丧到了极点。
虽然遭遇重挫，但还得涎着脸去听命授职。四月二十八日，吏部引见全体散馆庶吉士，得旨：二甲四十六名全部授职翰林院编修，三甲前六名授职翰林院检讨。唐景崧名列三甲第十二，已无缘翰林院，与另外十三名中下等级者着以部属用，三甲最后九名着以知县即用。“着以部属用”是什么意思？就是分配到六部中的某个部里，在主事一职上学习候用，也就是常说的“候补”。
结果已无法逆转，唐景崧只能在叹息之中默默地接受既定的事实。没过几天便接到吏部的一纸签条“以主事用，签分吏部”，就是说将唐景崧安排到吏部做主事了。
有清一朝设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通称“六部”，吏部居首，其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郞，职掌天下文职官员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吏部下设文选、考功、稽勋、验封四个清吏司以及清档房、本房、司务厅、督催所、当日处，分担本部事务。
在外人看来，分配在职掌文官命运的吏部工作，唐景崧应该高兴才是，近水楼台不说，吃香喝辣肯定不成问题，但这要看安排在吏部哪个内设机构里做主事。研究晚清历史会发现，六部的机构设置有个奇特现象，都有一个叫“额外司员”的内设机构。顾名思义，是用来安置空额之外或者说编制之外司员的，它没有职掌更没有权力，纯粹就是一个让编外官员“候用”或“候补”的地方。唐景崧踏进吏部门槛第一天就被领到“额外司员”的机构报到，他怎么高兴得起来呢？且吏部只有十五个主事编制，挂在“额外司员”的候补主事就有六十三人之多，只能等到十五个主事出缺，才有机会挤进去，但这种机会可以说少之又少。历朝历代没有退休制度，更没有退居二线的说法，要出现主事岗位出缺无外乎：一是有主事升迁，二是有主事“休致”，三是有主事卒殁，四是有主事被革职。如若熬到这四种情况的某一种情况出现，候补的主事们就会像饿狼扑食一样，或背地里蝇营狗苟，请托钻营，或对同事暗下毒手，栽赃陷害，或相互倾轧，无所不用其极，上演一出出闹剧丑剧。因此，有许多耐不住煎熬的候补主事挂冠而去，也有许多痴心不改的候补主事郁郁而终。唐景崧则既不想半途而废，也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就一直在“额外司员”里候补着，直到十五年后一纸请缨，才跳出这个泥潭。
当然，在“额外司员”做候补主事也是吃朝廷俸禄的，既然吃了俸禄就不可能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干的不是主事该干的事，如唐主事自从进入“额外司员”第一天起，就被打发到文选司做勤杂，一直到离开的那一天止，做了十五年。
文选司职掌中央和地方所有文职官员的额缺设置，以及官员的选授与升迁调补等，有职有权，肥得冒油。初期，唐景崧还幻想着有出头之日，凭着一腔热情埋头傻干，几乎将司里最脏最累的活都揽到自己手上，甚至连值夜这种活也接下来，经常替人当月值宿。可是任凭干得再好，在文选司额员的眼中，他不是文选司的在册职员，更不是在职主事，终归不过是役派来协助工作，做勤杂事务的编外人员。因此，评级考功没他的份，油水好处也与他无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唐景崧觉得自己的努力没什么意思，不仅眼前看不见仕途上有任何希望，而且自入吏部以来的所见所闻，让他那股向上的精气神也饱受煎熬。
最让唐景崧伤怀的是“文酒之会”盛行，满朝公务废弛。“自乾隆以后，重臣兼职者多，遂不恒入署。而阅折判牍，移入私宅。且事繁，私宅亦不得见。往往追逐数月，司官以为苦事。”大臣们不上朝，只在家中办公，那些职位低微的官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寻欢作乐，偷奸耍滑，每日只到衙署签个到，小坐一会儿便开溜了。泡在这缸污水里，天长日久，唐景崧的筋骨也被泡酥软了，成了一根折不断、挺不起的“老油条”。于是也学着到吏部点个卯，稍坐一会儿，便去喝酒或者看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倒也乐得个逍遥自在，“忍把浮名，换了浅唱低吟”。
后来，唐景崧在回顾吏部这段经历时说：“余十五年吏部主事，潦倒在文选司中。”“潦倒”二字，道尽了十五年“候补”生涯的颓废、失意和绝望。
二
唐景崧二十七岁进吏部，直到四十出头离开，这个年龄段，正是成家立业的黄金时段，对任何人而言都是耗不起的。唐景崧却偏在这个阶段仕途上毫无长进，陷入绝望的境地，可以说在“立业”这个方面已然失败，那么“成家”呢？
先给他算笔经济账。三年庶吉士的时候，每月廩饩银四两五银钱，够自己吃用而已。到吏部候补主事六品官，每年正俸大约是六十两银子，什么概念呢？晚清普通京官每年维持最低限度开支需要一百两银子，而且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只能按六折发给，再加上其他七除八扣，实际到手三十二两左右。除了现银也还有俸米三十石（一石约一百斤），但六品仅发老米，而老米多不能食，只好折给米店，“两期仅得好米数石”。另外，地方官有养廉银，京官则给“恩俸”。乾隆即位后，考虑到京官薪俸太少，生活困难，下诏给京官加薪，不论品级高低，一律按原俸加倍发放，俸米也按照原数加倍发放，这就叫“恩俸”。光绪朝的“恩俸”如正俸一样也是要东扣西扣的。
唐景崧在吏部这段时间先后娶了三位夫人，三个男孩也陆续出世；同治七年二弟唐景崇来京参加会试，就留在这里跟他一同吃住，继续读书备考；同治十年父母携三弟唐景崶及两个妹妹举家迁移了过来。算算一家子多少口人了？租住房子、烧炭买柴、油盐酱醋……生活的重担几乎全压在唐景崧肩上。作为长子，唐景崧尽力去做，孝敬父母、善待弟妹、照顾妻儿，一大家子倒也长幼有序，兄妹相谐，穷得其乐。而且，每有闲暇便往戏馆里去，听那出《京官曲》：
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这曲儿唱的几乎就是唐景崧的真实写照，每听一遍心中就减轻些许压力，激起一片浪花。
维持一大家子低水平正常生活已是不堪重负，而官场交际又添新担。唐家要摆脱目前的生存危机没别的办法，只有靠他在官场混出个模样才行，要混出个模样，就绝对少不了人际交往。清代官场中的人际交往需要什么？少不了是要花大把的银子的。诸如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得给座师及师母“各送贺礼祝敬如初谒时”；朋友乡亲有红白喜事，封包送礼还不能太薄了；同僚之间的职务升迁，三邀四请也得凑份子参与；还有年节集会、联谊团拜、以文会友、梨园看戏；等等。全家人只好再勒紧裤腰带支持他。何况唐景崧本就是性情中人，喜群欢好交友，尤其好交酒友、诗友、谜友、戏友。有记载说，一谜友来家中拜访，谈至傍晚，唐景崧留客道：“秋菊始花，霜蟹正肥，三壶两盏，一醉方休如何？”说罢急忙叫仆人市上买蟹，仆人皱眉告诉他，家中已少米下锅，哪里来钱买蟹？唐景崧避开仆人，进内室攫下小儿帽上银饰，让仆人典当易钱买蟹，以谜为筹，吆喝至五更方止。
令人不禁要问，仅就唐景崧吏部候补主事官俸，一家人日常用度尚且拮据，怎么还能呼朋唤友，豪气冲天？作为候补主事，无职无权，受贿腐败似无可能，但他的确是可以捞点“外快”的。一是陋规性的“印结银”。所谓“印结”就是清末为了防止来京参加会试、大挑和捐官者被人冒名顶替，规定需有在京为官的老乡为其出具担保书，称“印结”。为人出具印结是有风险的，一旦被担保人有假，出结官必被问罪。于是便出现了交易，需要出具印结者免不了要向出具官馈赠钱物。初时找谁都可以，馈赠多少也没个定数，久而久之，京官们为了方便来京老乡和规范馈赠，商定成立“印结局”，由进士出身等有身份的同乡京官主持，凡需要出结的来京老乡，直接去“印结局”交纳“印结银”即可办理印结。朝廷虽没规定，却也默认。“印结局”将“印结银”统一核算后，按等级分发。唐景崧人缘广，故找其出结者也多。这项收入不是很稳定，但却是唐景崧一年收入的大头。二是来京地方官的馈赠。外官馈赠京官，夏有冰敬，冬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这项收入因人而异。
即使如此，仍解决不了入不敷出的窘境。唐景崧燕怀堂结下的至交、临桂词派领衔人物王鹏运戏言曰：“若知薇卿乎，仅余一裤矣！”堂堂六品京官，家中只剩一条裤子了。王鹏运的戏言未免有些夸张，但朋友之间拿家事开玩笑，除了说明两人关系亲密外，再就是说唐景崧这个家的确贫寒。
及至光绪八年（1882），离开吏部即将出关抗法之前，唐景崧交给二弟唐景崇两千多两银子的借款单叫他保管，才真相大白，原来唐景崧一直靠举债支撑着这个家。
唐景崧为朝廷尽忠“立业”之路不顺，反倒促成他倾心于“成家”。家虽穷得叮当响，一家人却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正是在这段穷苦的岁月里，二弟唐景崇中进士并钦点翰林，接着三弟唐景崶又中进士并钦点翰林。谁人知晓这个震惊整个京城的奇迹背后，作为兄长的唐景崧付出了多少？
尽管官场不顺，家境窘迫，但唐景崧并未因此消沉下去，生性乐观豁达的他反而激发出广泛的兴趣爱好。吏部那张椅子时不时去点个卯、小坐一会儿，便可相约相邀，或取乐诗文，或纵情山水。那时候的文人喜欢玩，也会玩，特别是像唐景崧这样多才多艺的才子，更是玩得出花样，玩得出水平。不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唐景崧常以四个朋友圈为核心，结社活动。
觅句堂诗酒唱和“觅句堂”是龙继栋京城寓所名，出自黄庭坚为陈无己（师道）写的“闭门觅句陈无己”诗句。龙继栋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状元龙启瑞之子，同治元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不第，留京居三年返乡，同治十年再次抵京，任职户部候补主事。此公少承父学，博学群籍，尤擅诗词，且热情好客，喜交朋友，其寓所便成了唐景崧等京城文化名人“以文字饮”的最佳场所，亦是晚清京师有影响的文学“沙龙”。
龙继栋除了与唐景崧同是桂林老乡外，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唐景崧之弟唐景崇娶龙继栋之妹为妻，二人是姻兄姻弟，所以往来甚密。此外，常来“觅句堂”唱和的人物，据《唐景崧日记》载，多为桂林老乡，有韦业祥、王鹏运、侯绍瀛、谢元麒等，外省人则有浙江袁昶、安徽俞炳辉、山西王汝纯、顺天白子和等。这班人“性好冶游”，常常是公暇之余结伴而出，或近郊诸佛寺，或名区胜地，放情山水，饱览名胜，归来则饮于龙继栋之“觅句堂”，选调联吟，把酒唱酬。“觅句堂”唱和之作，多为咏物和纪游。唐景崧在《题〈槐庐诗学〉》中描绘道：“竟陵烛钵今销歇，觞咏何当快主宾。”略可窥见唐景崧及朋友们举酒高歌、意气风发的神采，可惜雨打风蚀竟没留下一诗半稿。
光绪八年（1882），随着唐景崧和龙继栋相继离开京城，热热闹闹十余年的“觅句堂”诗酒唱和也落下了帷幕，但留给京城士子们的却是久远的怀念。王鹏运在《忆旧游·记开帘命酒》小序中称“曩与薇卿、伯谦诸君，联吟于槐庐之觅句堂，曾倩子石作图纪事，致乐也”，念念不忘当年联吟雅趣。唐景崧也曾在《请缨日记·跋》中不无深情地回忆“盖觅句堂中交情缱绻”。
三矫堂诗钟斗捷嘉庆、道光时期福建出现了一种限时吟诗的文字游戏，叫“诗钟”，咸丰年间传入京师。开始并没什么影响，同治、光绪时期朝政废弛，人心贪玩，形成一股“诗钟”热。一时间，京城“钟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那些科举出身的大小官员、进京参加会试的士子以及各界名流无不趋之若鹜，“都下宴集相率为诗钟”。
这等好事怎么少得了唐景崧，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他将租住的寓所取名为“三矫堂”。三矫者，龙、虎、鹿也，语出《道藏》，意含深远。文友们相聚于此，“三矫堂”便成为京城名噪一时的诗钟会所。后来唐景崧回忆道：
余曩宦京师，尝与朋辈作文字饮，而诗钟之聚为尤多。维时作者则有李宪之、黄晓眚、敖金甫、周生霖、谢子受、周子谦、余搢珊、鲍印廷、王幼霞、龙松琴、韦伯谦、俞潞生、白子和、李燕伯、唐芷庵诸君。京曹多暇，时时习此以为乐。季弟禹卿游岭南，制精具以归。于是，诗钟以余所寓三矫堂为盛。
通过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常到“三矫堂”参加诗钟活动的除了“觅句堂”那班老朋友，还增加了许多新面孔，“其中跻显仕、掇魏科，去者颇不乏人”，就连新点翰林其三弟唐景崶也成了积极分子。这么多的文人雅士追捧，“三矫堂”的诗钟活动在整个京城堪称首屈一指。
诗钟具有如此魔力，怎么个玩法呢？
一方面，它是一种文字游戏。诗钟限一炷香工夫吟成一联或多联，香尽鸣钟，所以叫“诗钟”。诗钟吟成，再作为核心联句各补缀成一首律诗，游戏结束。最后是点评环节，先由点评人挑选最好的联句评述其妙，其他联句则指出瑕疵。这是一个相互学习提高的阶段，因为联句是文学作品，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往往是见仁见智争得面红耳赤，场面异常火爆。
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赌博，时称“雅赌”。要不是按一定比例抽取“赌资”用于钟友们的酒食消费，清寒的唐景崧根本无力发起组织这样的活动。既然是一种赌博，就具有相当的刺激性、竞争性和残酷性，有人耽于此道不能自拔，也有人倾家荡产，甚至命丧赌场。后来有人评价唐景崧“久官京师，脱略不羁，好与博徒游”，大概指的就是他喜好诗钟这种活动。
唐景崧不仅是“三矫堂”诗钟活动的组织者、领头人，而且是京城当之无愧的诗钟高手，诗钟大家李嘉乐赞其为“钟中将帅”。光绪十八年（1892），唐景崧在台湾布政使任上应召入京，等候皇帝召见期间，昔日钟友得其消息，设宴迎聚，把酒叙旧，感慨万千。席间李宪之提议说：“景崧兄是钟友的骄傲，为我们争了光，此次回京，我们重整旗鼓，大战一场如何？”唐景崧连忙起身拱手：“宪之兄谬赞了。各位兄台，小弟这段时间俗事冗务缠身，等有时间再说吧。”在场诸位觉得机会难得，纷纷请求赏光赐教，唐景崧不好拂了钟友的一片盛情，便答应下来。于是与一众好友摆开战场，“鏖战数日，于车马酒食日不暇给中，而从容乐为，其所嗜如此”。
后来唐景崧离开京城，依然对诗钟情有独钟。在台湾任职期间，于光绪十九年（1893）辑录刊刻了《诗畸》十卷，共录诗钟六百四十五题四千六百六十九联、七律三十五题二百二十一首，涉及钟友五十八人，可谓诗钟集大成之作。
伏魔寺谜社遣兴 玩得了诗钟的人，大都喜好谜语，唐景崧尤甚。京城菜市口胡同与北半截胡同相交处有一座寺庙，叫伏魔寺。伏魔寺坐北朝南，中路为三进院落，西路后部为二进方丈院，东部为一窄巷，寺后有一大片空地。唐景崧别出心裁地借用伏魔寺这块空地，与灯谜大家韩芸谷、田其年、古铭猷等发起组建谜社，猜谜遣兴。
仅半年时间，伏魔寺谜社便在京城众多谜社中脱颖而出，吸引灯谜名家鲍恩绶、陈应禧、胡蕙馨、张秀涛、张延秋、陈心言、黄公度等相继加入，带动众多谜友参与，一时风头无两，“文人丛集，澄思骋妍，厥趣斯永”。谜社活动的高峰期是元宵、中秋两节。每逢佳节便在伏魔寺悬棚列彩举行灯谜盛会，文人雅士、社会名流以及灯谜爱好者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连伏魔寺香火也给带旺起来，喜得寺庙主持连呼“阿弥陀佛”。
唐景崧好谜，源自其父自小培养。父亲唐开旭一辈子课读为生，授课之余，每逢年节尤其喜出谜语让孩子们竞猜，既陶冶了心性，又锻炼了思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唐景崧积累了制谜、猜谜的深厚功底。居京时，官闲无事，常以吟诗作谜寄托自己的心志。如其所作，谜面“汉高恩隆汤沐易（《滕文公》一句）”，谜底“沛泽多”，借沛公恩泽多施之句，颂扬汉高祖刘邦格外施恩泽于沛县故里，迫切希望光绪皇帝能早日起用自己。又如谜面“周至文王姬昌犹未兴也（《三字经》一句）”，谜底“始发奋”，借史上周朝至周文王犹未能兴盛国力之事，激励自己要像周武王姬发发愤灭商建周那样，不甘沉寂，奋发图强。
唐景崧制谜擅长别解，谜艺娴熟。《清稗类钞》称“唐薇卿谜有绝诣”，所作大都扣合贴切，兴味盎然，其中可称脍炙人口者亦甚多。其谜有典雅大方、浑化灵通者，亦有浅白风趣、平易近人者。后之神童谜家韩英麒就十分推崇其浅白之作，说：“唐薇卿虽以浅语为谜，然学足以举之，故句句是浅语，句句有深意，尤不易学。”
被尊称“晚清谜坛巨擘”的唐景崧，不仅自己十分专注投入，而且从小培养引领儿侄辈进入谜坛，使其成为射谜高手。唐景崧《谜拾》一书就附有长子唐运溥著的《谜学》。“《谜学》，子运溥作，后生习此，贤于不弄纸笔。”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其侄唐景崇长子唐毅斋、次子唐温斋追随伯父，游于谜社，亦成灯谜玩家，分别著有《听雪书屋廋词》《卧云室隐语》等谜籍。
对谜社唐景崧用心投入，不仅花大量时间研究和筹办，而且定期开展活动，或进行知识讲座，或交流社员作品，或进行竞猜比赛，以达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唐景崧据此辑录社员优秀作品，刊刻有《十八家灯谜》一书，其中收录自己的谜作三十条。
梨园看戏交友 因老佛爷慈禧太后嗜好看戏，同治、光绪两朝京师梨园极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京城大小官员莫不相率盛行，非戏不欢。
唐景崧本就是个喜欢热闹、兴趣广泛之人，不仅公私聚会有戏必看，而且经常独自出入戏园，听戏度曲，成了十足的戏迷。这为他晚年回桂林振兴桂剧埋下了伏笔。
在欣赏舞台演出时，他细心揣摩戏中人物性格、情节安排、唱腔处理、舞台设计。曲终人散后，他依然沉湎戏曲之中，或与名角交流，或找行家探讨，并在这种常来常往中与京剧名家余紫云结下了情谊，演绎出轰动京城的梨园佳话。
余紫云是湖北罗田人，自幼随父来京，入“景和堂”从梅巧玲习花旦，并私淑胡喜禄之青衣戏。其花旦戏《打面缸》《虹霓关》《梅龙镇》等，青衣戏《祭江》《探寒窑》《宇宙锋》《玉堂春》等均极出色，与红极一时的时小福并驾齐驱。余紫云对京剧的贡献在于继承了其师梅巧玲融花衫、青衣于一炉的优良创造，在京剧旦角表演的发展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拒绝为某御史唱堂戏而遭封杀要挟，余紫云便不再登台，潜心于寓所“胜春堂”课书授徒，致力传习教授。唐景崧每有空暇就往“胜春堂”跑，听课学艺，知音察律。余紫云不把唐景崧当学生，视其为好友，但凡有求，便知无不言，悉心传授。
二人交往因戏剧始，天长日久，情投意合，结下深厚友谊。唐景崧请缨抗法，余氏得知其行前体有不适，便前去探视并重金相馈。“京班中有青衣旦余紫云来视疾，私馈五千金，公乃成行。”离京出关之时，余紫云还专为之饯行，并赠一联：
称心一日足千古，
高会百年能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