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我说：“很好，我很愿意去。”用的二十多位文武官员，都是由各部调来的。我把要同我出发的文武官吏都集合在一起，一面讲话，一面规定几件事如下：一、不许喝人家的茶；二、不许吃人家的饭；三、不许收人家的礼物；四、不托人家代买东西；五、不介绍人求差事；六、不借人家的钱。只要把这以上六条切切实实地守住，我们大家确守时刻，按照预定的规程去做事，一定不会有坏的结果。大家回答都愿确守。
就是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地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爆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顿，走了几步又坐在那边去了。我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一九三八年十月)
那天晚上十二点钟由武昌开车向长沙去，因为汪精卫知道我开车的时候，蒋介石当然更知道。所以我就加了一点小心，对跟我的彭团长说：“天若一亮，车就停住，所有车上的人，都从车的左右下去，距车路有五百公尺至一千公尺，找地方去休息。”火车走了半夜，天刚一明，火车停住了。我对朋友们说：“快下车。”我走了没有几步，有人说:“露水太大了，把鞋袜子都湿透了。”我说：“不要管，赶紧散开。”就这样走了有五六百步远，到了一个小山冈上，那里有造好的机关枪盖沟。同时，敌人的飞机，就有几十架来到了，对准火车轰炸，一来一往炸了有好多次。最后，炸弹掷完了，就用机关枪低飞扫射。因为我们全都在盖沟里面，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死或伤。敌人的飞机走后，知道后边的铁路，被它炸毁几段，前面的桥梁，被它炸毁一段，火车两旁炸的是五步一个坑，十步一个坑，像预备栽树的一样，炸的那两路大坑，都是距离铁路七八步远。这一次上前去，桥梁坏了，向后去铁路坏了。这是不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个人同日本人设好了的一个陷阱呢？可是到底也没有成功。九点钟彭国政团长找了几位工程师，商议如何修理桥梁。这些工程师们非常热心，他们说：“难修是很难修，我们要特别努力，在明天天亮以前，把它修好。”他们确信这是可能的；真的，他们一夜没休息，在早上三点半钟，桥梁已经修好了。我谢了他们，就开车，果然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这个地方叫羊楼司，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某日的事。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到了长沙。我在这里看军队，主要的是注重战斗动作和战斗教（演）练，并且告诉军队多做实弹射击。看那些官兵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演太差。我到了岳麓山，祭了黄克强先生的坟，又祭了蔡松坡先生的坟。黄克强先生的名字叫黄兴，是同孙中山先生一起创造中华民国的；蔡松坡(锷）先生民国元年在云南起义，也是推翻满清的大革命党。袁世凯在民国四年做皇帝，松坡先生讨伐袁世凯，我同蔡松坡先生是连在一起讨袁的。这一次来到蔡先生的坟前，祭祀他，觉得有无限的感想。假如克强先生与松坡先生不死，中国或者不至于这样坏。我也看了赵炎午先生，他就住在岳麓山。他有位老弟是德国留学生，在长沙这个地方，有名的有正义感的人。那是因为有一天有三个德国人要过江，撑船的人慢了一点，三个德国人上去就打，把那撑船的中国人打得很厉害。炎午先生的老弟看不下去，上去把三个德国人都打倒了。赵问那三个德国人：“你们国内可以打人吗？为什么在我们国内随便打人？”那三个德国人说：“不对，不对，是我们的错，请你原谅！”因为这位赵先生既会说德国话，又有勇气，并且是很爱护同胞，从此以后，长沙人都特别尊重这位赵先生。
我从长沙到常德，再往益阳的路上一个小县看了周震鳞先生。他对我说：“军队的军纪太坏了，老百姓简直的不能活。军队要吃鱼，他不到塘里去摸，他们把塘里的水都放了，这一来塘里所有的鱼都弄走了。鱼都弄走了，还不要紧，最厉害的是水没有了，将来栽秧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吃鱼，简直是要人的命。”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很重要，马上我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介石回电说：“已叫军政部派人去查了。”
到了益阳附近，看见贵州省送来的新兵，每人都背着一条毯子，人人都是面黄肌瘦，风大一点都可能刮躺下了。有些有病的，就掷在路旁无人闻问，还有没死的兵，就被他们的官长埋在土里。我看这种情形，真是破坏抗战，只使敌人欢喜。我也把这些一件一件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蒋总是回电说：“已经命令该管机关改善了。”若是实在地看看，真是一点也没改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坏。
到了常德，是蒋介石的心腹酆悌领着一二十人来接我。我在常德对着酆悌训练的几千保甲长讲了话。酆悌这种的训练完全是法西斯化，是完全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学的。在常德我住了一天，没有一个常德人来见我，只有一位临沣县的绅士姓侯的来见我。侯先生说邺悌下了命令，不许人来见先生，谁来见先生就枪决谁。酆悌为什么下这个命令，我一点也不明白。第二天午前我到东门外长老会的医院里，看一个病人。医院的医生对我说：“今天有一班护士毕业，有六七桌客人，请先生和我们一起用饭。”吃饭的时候，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位师范的校长，他们两个人找我到另一个屋子去谈话。他们说：“您还记得不记得，民国八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您教我们军事操练，我们永远不忘您的好处。我们想这次您来了，我们想看看您，可是酆悌有命令说：‘谁要去看冯某某，就枪决谁。’您不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吗？酆也是国民党，为什么他就这样呢？我们不懂，但是我告诉您，我们常德人恨透了他了，可是谁也不敢说话。”在吃饭的时候，医院的医生、护士及一切院中人，对待我都同家人一样，非常亲热。
由常德到西三十里的陬市看军队。听说到贵州的汽车路有些地方很窄，必须预先打通电话，那边的汽车停住，这边的汽车方能开过去，然后这边的汽车停，那边的汽车再开过来。这样行起车来，很不方便，我想还是走湖南、广西，再转贵州好，因此又回到长沙。
从长沙到宝庆，给那里的军队讲话。我看那些兵们都冻得很厉害，我知道那个带兵司令曾当过何应钦的参谋长，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士兵去领衣服？这位司令回答说：“领衣服的公事批回来了，可以去领，因为军政部里，那些办事的人们第一是叫我花钱，第二是叫我送礼，不这样衣服不发给我。”接着他又说：“今天的政治，算是黑暗到万分了，什么道理都不讲，非花钱不能办事。”我把他的名字和所说的话，一条一条都记下来，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的电报说：“已经派人查发了。”好久还是没有发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使这些士兵受冻受饿。
在宝庆附近的小山上，有一片很好的小房子，有一百多位苏联的空军军官住在这里，都是从苏联刚来到的。他们每天都驾着飞机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他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励志社黄仁霖那班人负责，并且监视得很严密。我同苏联的朋友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并且慰劳他们几句话。苏联国在我们抗战的时候，不但帮我们的飞机，并且派了航空人员，来帮我们作战。在这个时候，美国还是在卖废铜烂铁汽油给日本人呢，这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在这里的中国空军人员对我说：“苏联空军人员对于作战特别好。”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苏联空军人员值班的时候，就在飞机上睡觉，不下来，一有命令马上起飞，神速得很。”中国空军人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良好的习惯呢！
到了衡山，湖南主席张治中先生在那里办的有个训练团，都是青年保甲长，大约有五千人，很整齐，很有精神。我在那里讲了一段话。这般人员若真的教他们抗战的办法，打游击的办法，将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好的；可惜的是期限太短，战斗教练的时间又不长，收的效果一定不多。我也在衡阳城附近看过几部分军队，都是精神太差。根本原因，连官带兵，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又加上待遇不平等。原因是存心不抗战，全是敷衍；怎么会有成效呢？我把在湖南看军队的情形，一项一项地记起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且请他特别注意以下的事：一、待遇必须平等，不可是嫡系就优待，不是嫡系就冷待；二、所有官兵必须吃得饱穿得暖，不能使他们面黄肌瘦，连走路都走不动，那怎么能打仗呢？三、军队的官长家里都有父母妻室儿女，他们还靠这些军官养活着，必须想到这一点；四、军政机关批公事，发东西、领东西，不能要人的钱，要人送礼，这一件事不改革，必然走到贿赂公行的地步；五、伤兵在医院里头待遇太不好，需要改良办法。以上各点关系特别重要，都是马上非改革不可。电报去了没有回电；我又打一电报，问某某电收到没有，结果说收到了，就算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