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身《女声》 忍辱负重
关露离开76号后，曾向党组织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战工作。但党组织没有同意关露请求，而是根据工作需要，派她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女声》刊物去当编辑，担负更加严峻的工作任务。
《女声》是由日本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合办的中文刊物，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中国名字叫左俊芝。她富有自由民主思想，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他们正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关露去，是希望她能接近佐藤，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找到日共党员，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女声》为综合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考虑到宣传效果，日方除了对这些时事评论控制外，要求只要不发表抗日的、宣传共产党和苏联的文章，其他都可以发。关露进入《女声》后，逐步成了这本刊物的实际负责人，担负起《女声》编辑业务。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简，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关露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量把这份日汪政权的宣传刊物，办得尽可能远离政治和淡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色彩，把它的重点放在讨论跟女性日常生活有关的种种问题，发表了诸如《中国妇女求学问题》、《青年妇女的缺点》、《怎样做一个新妇女》、《职业妇女与无职业妇女》等文章。从表面上看来，这些文章主要是谈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实际是用一种新的妇女观唤醒中国女性，培养她们的独立意识，最大限度地把《女声》办成宣传中国女性解放的阵地。
同时，关露充分利用《女声》编辑的公开身份，注意发现和采用进步文学青年的稿件，其中有丁景塘的《星底梦》、《向日葵》，杨志诚的《舟山群岛上的渔盐农妇们》、《秋潮》等。在关露的努力下，《女声》的销售量达到了每月6000份以上，有好几次还过万份，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关露一面搞好编务，一面把收集到的情报资料送给地下党。
1943年8月，日本当局为了拉拢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领的殖民地文学界人士，决定在本土召开所谓“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恰好佐藤俊子要派关露代表《女声》去参加大会。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关露迅速向当时的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吴成方汇报。吴成方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能代表《女声》去日本一趟，可以看到和听到许多有用的情报，当即指示关露要尽可能成行，关露答应了组织的要求。
事实上，关露非常清楚此行对她来可能是凶多吉少。一来，当时正值中日战争期间，一旦日本政府将她作为人质不让回国，她将在异国他乡受到身心的巨大摧残，甚至可能客死他乡；二来，即使日本政府不会下毒手，但是在国内，因为多数人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地下工作，肯定要背负“汉奸”的骂名。
关露还为此曾经犹豫过，但是想到灾难深重的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四万万同胞还处在水生火热之中，地下党也一再要她“放下包袱，大胆工作”，她终于鼓起勇气战胜了自己的胆怯，说服了自己。出发前，中国的赴日代表包括关露、张爱玲等十几个人全被登报，并配发照片。关露看到自己的照片登在报上，不仅潸然泪下，她又一次犹豫了。
正巧，潘汉年给她一个新的任务，交给他一封信，要她到日本后亲自将信给秋田教授，并再次鼓励她要勇敢。因为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本国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老朋友秋田恢复与他们的联系，恰好佐藤俊子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事业，关露不再犹豫，再次上路了。
在日本，关露圆满完成了交信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方代表都要发表所谓“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如一家”等内容的讲话，关露断然拒绝，并向日本人抗议到：我是搞文学的，是妇女刊物的代表，不懂政治，这个题目我不会讲。最后，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最终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日中两国妇女要加强交流，要多学习一些对方国家的语言，以利于各方面的交往等等，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片言只语。
在日本期间，关露还参加了日本文学界妇女座谈会、中国留日学生座谈会等活动，结识了日本女作家稻川洼子、同盟社记者村山谦和一些留日中国学生，了解到战时日本的一些经济、政治情况和日本国内各阶层人士对中日战争的态度等问题。她在日本处处留心，多听多看，把搜集到的材料记在日记本上。
就在关露到日本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时，国内隐蔽战线的斗争也在激烈进行。在李士群的软硬兼施下，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这使得戴笠、陈立夫对李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戴笠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但都因种种原因没能得逞。
为除掉李士群，国民党特工想了许多办法，甚至派中将唐生明卧底汪伪，去策反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他成功地策反周佛海等人后，经商议，谋杀工作由周佛海主持，丁默邨从旁协助。周佛海接到除奸令后，制定了杀死李士群的3个策略。“上策”是利用日本侵略势力，即日本军人和李士群之间的矛盾杀死他；“中策”是利用李士群与其他汉奸的争斗除掉他；“下策”就是直接派军统特务搞暗杀。经过反复比较，最终军统采纳了“上策”，要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李士群。
恰在这时，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奉调回国。他的继任柴山兼四郎中将对李不听使唤，早就不满意。李士群掩护日本宪兵悬赏缉拿的军统特务余祥琴逃脱之事这时又被查知。周佛海乘机找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请他帮助干掉李士群，冈村满口答应下来。冈村原打算派人行刺，因为李士群防范很严，几次都没有得手。最后决定用下毒的办法。
1943年9月6日晚，李士群接到冈村少佐的邀请，在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里为他设宴。李士群不想去，因是日本人请客，碍于面子，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一同吃饭的只有四人：冈村、熊剑东、李士群及其随行的伪调查统计部的次长夏仲明。席间，冈村的夫人将日本风味的菜肴一道道端上桌。李士群心里有戒备，看见别人动了的菜，他才稍加品尝。最后，冈村夫人端上了最后一道菜，是一碟牛肉饼。冈村介绍说这是他夫人最拿手的菜肴，请李士群赏光尝一尝。
看到其他3人把面前的牛肉饼都吃得精光，李士群也吃了三分之一。两天后，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开始是腹痛，接着上吐下泻，送医院抢救。经检查，李士群中了阿米巴菌毒。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的屎液培育出来的一种病菌，这种病毒当时只有日本才有。人只要吃进这种细菌，它就能以每分钟11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在繁殖期内，没有任何症状，等36小时以后，繁殖达到饱和点，便会突然爆发，上吐下泻，症状如同霍乱。到了这时，人就无法挽救了。1943年9月11日，李士群在交代完要手下干掉熊剑东的遗命后，便一命呜呼。
关露回到上海，首先得到的就是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在家中神秘暴毙的消息。有人认为是日本人得知李士群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便设计毒死了他。更多的人认为是特务头子戴笠非置他于死地不可，才借日本人之手除掉他的。
“奸”榜留名 转移归队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关露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关露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有文章称，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她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感，把日本社会的思想动态，写了3份材料，准备交给地下党组织。第一份材料叫《留学生的日记》，写通过中国留学生的眼睛看到的日本社会动态；第二份材料叫《滑稽的代表》，写“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期间会场上、宴会上的各种丑态；第三份材料叫《秋雨的声音》，写日寇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民的痛苦生活、厌战情绪和文化界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冷淡蔑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从那时起，关露再也没有得到党组织的任何指示。她只好坚守阵地，靠自己的笔去战斗，一直到日本人投降。
虽然在抗击日本的情报战线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受到地下党的高度认可，但是身在日伪心脏的关露始终没有放弃离开上海到延安根据地的打算。她曾用暗语“想去看望母亲”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枫写信，胡绣枫当即将姐姐的心愿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邓颖超作了汇报。不久邓颖超告诉胡绣枫，说延安已和上海地下党联系过，上海仍要关露留在那里工作。胡只好给姐姐回信说：“母亲不要你来，希望你继续留在上海照顾弟妹。”
身处敌人心脏之区，时时刻刻都面临着险境。但关露既投身于革命事业，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她每天上班前都要想好口供。在这些如履薄冰的日子里，她没有忘记主动打开工作局面。在联系出版业务时，关露结识了太平洋出版印刷公司的两位工作人员卢潇和杨丰，在与他们的接近过程中努力争取和影响他们的思想。后来，卢潇调到汪伪政府的物资统计委员会工作。这个机构专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调查日军占领区的军用物资的品种和数量，也统计一部分日军在占领区计划掠夺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的财产。关露让卢潇把敌人的物资统计表偷抄了一份。
1945年4月，一直关心和保护关露的佐藤俊子因患脑溢血去世了，关露显得更加孤独和寂寞。她接替了《女声》总编辑的职务，日本领事馆也派了名誉董事。《女声》历时3年多，编印38期，成为上海沦陷期间一份有影响的妇女刊物。日本投降后，《女声》随之解体。
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八年的艰苦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蒋介石迅速组织人马四处收复“胜利成果”。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毛人凤族侄）抵达上海，除了接收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外，还开展“肃奸”运动，通过调查收集了一份日伪时期的汉奸名单，并准备一个个逮捕、暗杀。关露的名字也赫然出现在他的逮捕名单上。
这一情况被当时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上校参议、关露的大学同学、地下党员钟潜九获知。事不宜迟，他马上通过秘密渠道将消息通知了关露。关露找到长期联系她的吴成方，提出迅速转移到解放区的要求。吴成方做不了主，遂向中共南方局、向周恩来报告。当时，周恩来正陪着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以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获悉关露的处境非常危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迅速做出了尽快将关露转移到的解放区的指示。
那是1945年9月的一天下午，趁着毛泽东正在会见“小民革”常委的间隙，周恩来抽空把李剑华夫妇叫到曾家岩50号楼上去，详细询问关露目前在上海的情况。因为李剑华准备随同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去上海的事，已经由陈家康向周恩来汇报过。李剑华向周副主席介绍了关露在上海的危险处境。周恩来当即指示李剑华说：“请你到上海后转告关露同志，要格外小心，警惕敌人加害她！如果敌人知道她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故意把她抓去，用汉奸的名义除掉她。事不宜迟，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她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
周恩来的嘱托，李剑华铭记在心。到上海后，李剑华第一时间找到关露，转述了周恩来对她安全的担心，叫她马上找组织，请组织把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李剑华建议说：“最好是转移到解放区，比方苏北新四军一带。”
过了两天，夏衍找到关露，转告了组织上决定先把她转移到一个小城市或是农村。在那里有自己人的武装保护，安全有保障，不会出问题。夏衍特别叮嘱关露在没有转移之前，暂时把自己隐蔽起来，在家等着，不要抛头露面，组织上正在想办法，不久就会有人联系她转移。为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加害她，关露把自己隐蔽在熟人卢潇家中。
10月14日清晨5点天还没有亮，卢潇把关露送到静安寺。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已经停在那里了。车上坐着两个美国记者和交通员戴善。刚离开上海不过20分钟，前面一个有大栅栏，这是国民党军队和农村共产党游击队的警戒线。有五六个国民党兵持枪把守。
吉普车开到大栅栏边突然加快速度，直接冲了过去。又开了一阵子，到一个石拱桥附近停下来。组织上已经和此地的老百姓约定好，由当地百姓用船把关露他们送到游击区。在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接待了两位美国记者，关露被聘为司令的临时翻译。当天晚上，楼适夷安排关露在一个老乡家睡了一夜。第二天便随部队行军。走在半路上，关露从一只小船上岸休息的时候忽然碰见袁殊、鲁风，还有两个女的。大约都是在上海国民党的统治下有危险，呆不下去了，才都被转移到解放区。10月30日，关露和袁殊他们一起转移到苏北淮阴新四军根据地。
背负骂名 牺牲爱情
胜利地逃脱了国民党追杀，回到自己多年梦想的解放区，对于当时的关露来说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她认为，自己可以忘却以前的在日伪政权下的愤懑和苦闷，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但是，关露的梦想很快落空了。
关露来到淮阴后，许多从上海来解放区的青年都曾听过关露的讲座，认识关露。一次在大街上，迎面碰上一些在上海时听过她演讲的青年知识分子，当面骂她汉奸，关露心酸难忍却无处诉说。此时，国民党的报纸又大肆宣传我根据地收留汉奸，新四军也在开展审干运动，关露到达淮阴的第三天就被送到淮阴城郊的板闸教育学院进行审查。关露脆弱的神经受到刺激，她大病一场，医生说她患了轻微精神分裂症。
满腔热情被冷水浇灭，常年的委屈无人倾诉，她的精神临近崩溃。但是倔强的关露不服气，直接去找主持审干工作的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杨帆比较同情她，安排她在旅馆住下。关露又从撤到淮阴的老朋友楼适夷那里，得知自己的组织关系没有转来。她懵了，跟党奋斗这么多年，却连党员身份也没有了！她又去找华中分局的组织部长曾山，却没见着。
苦闷的关露偶然见到了在“左联”时期的老战友、当时正在《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副刊的蒋锡金同志。乍一相见，诗人气质太浓的关露竟激动得痛哭起来。这哭声实际上宣泄着她多年来违心地和左联老战友们的隔绝以及自己蒙受了“汉奸”恶名的委屈情绪。蒋锡金细心安慰了她一番。时隔不久，关露又登门拜访蒋锡金，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交给他，希望能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因为当时关露的问题异常敏感，蒋锡金不敢做主，便去请示社长范长江。
范长江慎重地对蒋锡金说：“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我们这张报纸是面对上海南京一带的。那里的读者只知道关露是‘汉奸’文人，并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署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慎重行事。”并且再三说道：“关露是一个好同志，她牺牲自己，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现在精神上可能受些刺激，有点不大正常，正在休养。你要好好安慰她，不要使她再受刺激。”
蒋锡金如实转述范长江高度评价关露的话，并向关露说道：“我已经请示过组织，你的作品可以发表，但是要换一个名字。”关露一听这个条件立刻就生气了。蒋锡金忘记了范长江的告诫，也激动起来，他带点教训的口吻对关露说：“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又一次大哭起来。
除了这些事，更让关露痛心的是她与王炳南感情生活的失败。她与王炳南的相识还要从抗战前说起。抗日战争爆发前，王炳南和他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住在一所独立的小楼房内。关露是他们夫妇的房客，且与王炳南夫妇俩相处很好。抗战开始后，王炳南夫妇先后离开上海，房子就一直交给关露代管。整个抗战时期，他们也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抗战胜利后，王炳南夫妇因复杂的政治原因不得不分手。
1946年春天，王炳南跟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了南京，不久就和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关露联系上了。王炳南和关露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深谈，这两位都在过单身生活的老朋友便互相萌生爱意，感情迅速升温，很快进入了两情相许境界。王炳南决定到苏北解放区去一趟，进一步发展他和关露业已成熟的感情。对此，关露更是翘首以待。
在动身之前，王炳南按组织原则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和关露的感情以及决定要去看她的计划。不料，组织上不同意王炳南与关露之事。组织上认为，王炳南要跟随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还要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如果他与背着“汉奸”名声的关露结合，怕让敌人抓住口实，不利于党的事业。王炳南思前想后，就给关露写了一封信，把这一切如实告知，并说明断绝关系。原本诗人气质很浓，在感情生活中已经屡受创伤，精神上正处于苦闷状态的关露，在接到王炳南的切断情丝的信件后，她所承受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此后，她在个人感情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掀起过爱的波澜。
担任华中分局组织部长的曾山同志后来得知关露的情况后，专门把她接到组织部谈话，关露将自己在上海工作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汇报。曾山充分肯定了她的工作，批评了她的联系人不及时向组织上沟通，并安排她住院治病。妹妹胡绣枫此时在上海为姐姐四处奔走，请有关领导为关露写了组织关系和证明材料。而杨帆也恰好从上海的报纸上发现一条消息：“中共上海方面负责人谈话，表示关露是共产党员，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进行地下工作，为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与日本共产党之间传递信件。”他迅速将报纸和自己写的证明寄往淮阴。有了这些材料，关露的心情逐渐好起来了，组织关系也恢复了。
命运多舛 精神不朽
1949年初春，关露来到北京，经廖承志介绍，来到华北大学（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三部，担任文学组组长。这年秋天，华北大学第三部解散，改组筹建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三个艺术院校。关露被调到中国铁路总工会文学创作组，从事专职创作工作。她主动要求到基层体验生活，并创作完成了以流浪儿童教育为题材的作品《苹果园》。
1951年秋，关露又被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从事创作工作。不久，随中央电影局土改工作队，到农村搞土改。回来后，又随电影局“五反”工作队到上海参加“五反”工作。应该说，这段时间关露的生活过得比较平静和安定。
但好景不长。1955年6月15日，由于受“潘杨反革命集团”的牵连，关露被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几天后，她被逼迫交待敌伪时期的问题。这次入狱，关露被审查了将近两年，写了几十万字的交待材料，终因“没有发现她有其他罪行，所以也不能予以汉奸论处”，而于1957年3月27日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不久，关露又被卷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冤案。30年代“左联”时期，关露和丁玲一起共事，丁玲被国民党绑架，关露又发表过文章《女作家印象记——女战士丁玲》“吹捧”丁玲。这次“丁陈反党集团”一出来，无论关露怎样交代，也难以说清她与“反党分子”丁玲30年代在上海的关系，因此，党籍不能恢复，工作不能安排。后来，在罗瑞卿、李克农的帮助下，总算恢复了党籍。但不久，电影局以她没有写出电影剧本为由，劝她办离退休手续，这一年，关露还不到50岁。
退休后，关露和她的好朋友冯伊涓及其丈夫画家司徒乔一起住在香山，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了香山，而且担任了香山村支部书记。但“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7月l日，关露再一次被送到秦城监狱，不得不再次一遍又一遍地写交待材料。1975年5月20日，关露带着满身病痛走出了监狱，但仍“定为汉奸，不戴帽子，拟开除出党”。
出狱后，关露一边写申诉材料，一边仍旧惦记着她的创作事业。但长期的监牢生活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加之过度劳累，1980年5月l日，关露突患脑血栓，生命垂危，经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再也无法从床上爬起来了。
1982年3月23日，中央组织部、文化部的几位同志来到关露的病床前，向她宣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经查，关露同志原在上海做文化工作，1939年秋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1942年春由组织派遣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构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其名誉。”历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渴望已久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关露从心底深处松了口气。
1982年12月5日，她因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服下过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世，终年74岁，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关露一生忍辱负重、为党的事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大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成为后世的楷模，激励我们奋进。
###后 记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报刊文章、图书资料和网上资料，因篇幅所限有些资料不能一一列举。在此，谨向所引用文献资料的所有作者、编者表示衷心感谢！
附：主要参考文献
一、范国平等著《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1月
二、叶健君、李万青《十大红色特工》，珠海出版社，2009年7月
三、万东《秘密战线上的红色特工——李直峰传奇》，载《江南时报》2005年12月6日
四、张家胜、王磊《打入国民党最高层的神秘日谍》，载《文史春秋》2005年第11期
五、刘立群《魔窟孤军——黎强打入“中统”纪实》，来源：红岩联线（网）
六、苏智良《隐蔽战线上的奇人杨登瀛》，载《纵横》1991年第2期
七、《“三面间谍”袁殊的红色人生：多重身份入敌营贡献卓越》，来源：新华网2010年3月10日（作者不详）
八、张泽石《七月里的石榴花——张露萍烈士传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
九、叶孝慎《李克前：父亲李茂堂的特殊使命是潜伏》，来博网，2009年7月26日
十、李时雨《敌营十五年》（纵横精品丛书），来源：5D军事网wWw.5Dmil.Com
十一、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金城出版社，2010年
十二、丁言昭《漫忆女作家丛书——关露啊关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作者
2010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