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无惧 法庭较量
处在危险境界，李时雨想早点离开上海。怎么离开？公开辞职，会打草惊蛇；只有秘密撤走，才是上策。护照问题，他想到了找王抚洲。王抚洲曾在北大法学院当教授，是李时雨的老师，现在任南京直接税总局当局长。李时雨来南京后，利用这种师生关系，请王抚洲帮忙解决护照问题。王抚洲说：“你若仍在军统工作，我可以托唐纵照顾你；戴笠死了，他说话一样有力。若是愿意去东北，我可以给你安排个直接税局分局长职务。”
李时雨说他要去东北，在营口找工作。因为他的同乡同学王家善率领一个师在营口驻防，会得到他的照应。真巧，正好直接税东北局局长张维来此，王抚洲介绍他俩见面。张维说营口准备设直接税分局，当时就委任李时雨去当分局长。出乎意料，事情办得竟如此顺利。李时雨拿到王抚洲给他开的护照，高兴地回到了上海。
到家后，李时雨委托内线石玉祥给他买去北平的飞机票，准备先到北平，然后转赴东北。不料，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出了问题。
1946年9月17日上午，余祥琴来电话，叫李时雨立即去他家。李时雨立即警觉起来，觉得不对头，但又不能逃脱，是福是祸，只得硬着头皮去看看，听天由命了。李时雨来到余祥琴家，其女秘书盛吉小姐直给他使眼色，年轻的陈会计也向他使小动作。他俩的示意，使李时雨顿时感到出事了。余祥琴在收拾东西，有点不大自然地对李时雨说：“刘方雄副区长请你到市政府调查处去一趟。”没说是啥事儿。李时雨临走时，送给余祥琴一条金表链，说：“留个纪念吧！”意思是说，他一旦被扣押，请他作证营救。余祥琴诚恳地说：“你放心吧，我余某人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李时雨坐着自己的三轮车来到了市政府门前，对车夫阿根说：“这辆三轮车送给你啦！一个小时后，我若不出来，你就在我家门口等上两三天，告知来人，说我被捕了。”阿根含泪走后，李时雨来到调查处，果然大势不妙。刘方雄对他说：“对不起，请你到南市看守所去！”李时雨问他为啥事？他没有告诉，只是问他“还有啥要求”？李时雨提出叫刘绍奎来，他有事交办。刘方雄立即打电话，把刘绍奎叫了来。
刘绍奎是山东人，很讲义气，原为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头目（就是探长）。李时雨任司法处长时，他当审讯科长。他与日本人办事，能站在中国人一边。所以，李时雨对他的印象很好，成为知己朋友，可谓莫逆之交。当时李时雨叫刘绍奎把自己家里的一个手提箱拿到他家里去保管起来，并把他的衣被送到南市看守所去。他还委托刘绍奎将其证件寄还给王抚洲，并对他告知此事，请他设法营救。
李时雨与刘绍奎告别之后，军统特务就给他带上了手铐，用吉普车押送到南市车站路军统看守所。此处原为地方法院和保安司令部的看守所旧址，李时雨很熟悉。现在这个看守所，为军统所用。这里所羁押的人，大都是军统的人和共产党的人。军统的程克祥、阮清源和彭寿也被关押在这里。过了几天，余祥琴也被捕。不过，他和阮清源只被押10多天就放了。他们都是戴笠死后，两派争夺权力，以强凌弱，狗咬狗而已，没啥大问题。
李时雨被关押的原因与他们则不同，他是因“通共”嫌疑被捕的。他被关押在看守所三天之后，才开始审讯。首先问他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他说没有。其次，问他弟弟和太太因何案而被捕，他答：“都是因抗日嫌疑。”又问他都认识哪些共产党人？他说一个都不认识。后来军统特务说他就是共产党，逼他承认。李时雨不承认，他们就用严刑拷问了两天两夜，尽管如此他还是矢口否认。军统特务写的记录，李时雨既不看也不按手印，以防他们捣鬼。这一下可激怒了军统特务，对他又是毒打，又是压杠子、灌凉水。李时雨一点儿也不口软，破口大骂：“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却来迫害我这样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他们对李时雨无可奈何，只得另打主意。过了几天再提审时，他们又问他是怎样打进汪伪组织当伪官的，李时雨趁机把早已编造好的那一套履历陈述一遍。
李时雨知道，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人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特别是混进他们组织的所谓“异党分子”，一经查实必死无疑。所以，李时雨啥也不说，使他们无法定案。后来，李时雨想，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必须设法活动，使他们早日送自己去法院，即使按伪职判罪，也不会处以死刑。何况有许多证据和理由，可使自己摆脱“汉奸”的罪名。
于是，李时雨就与外面暗暗通信，请刘绍奎转信给王抚洲，再托唐纵说情释放自己。如不能释放，就及时送法院，脱离军统魔掌。军统看守所比一般监所要严一些，但也不是铁板一块。那时，有钱能使鬼推磨，监所内也有跑“封包”的。即犯人将写好的信，用纸包好，写明地址及收信人姓名，放风或送饭时，交给熟识的看守，就能送到。也有的看守主动悄声问犯人：“有送的吗？”因为两头都给钱，所以看守都乐而为之。也有的看守勒索讲价多要钱，敲诈犯人。犯人也只得大方点，花钱讨方便。
军法处没抓到证据，无法定案，很不甘心，便派一个小特务假装犯人押进李时雨的监室，来摸他的底。小特务谎称他是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和李时雨套近乎。这一伎俩被李时雨一下就识破了，他于是将计就计，诈称他是冤案，受迫害，说他是打进汪伪组织的地下工作者，“党国功臣”，不会冤沉海底的。小特务深受感动，最后说了实话，言称李时雨是好人，回去一定多加美言，不讲坏话。
军统关押李时雨三个多月，没查出“异党”罪行，加上外边疏通，1946年12月，便把他的案卷送交上海高级法院，人转押至提篮桥监狱。这是一所能容纳数千犯人监狱，设备也比较齐全，有抽水恭桶，可以看书读报，比较方便。
第一次提审是在沈院（原警察局副局长卢英的公馆），以后改在高法检察处临时庭。开庭之前，李时雨会见了几位相识的记者，他向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务必按他的申诉据实报道。第二天，上海报纸便大登：“李时雨昔日是楚园座上客，今日成为楚园阶下囚。”媒体报道后，就把案情传给了我们的党组织和有关同志。李时雨的部下、少校军法官周光辉，通过上海律师事务所为他找了一个可靠的辩护人。孙凤云想方设法，弄到一分国际问题研究所派李时雨打进汪伪组织的证明。余祥琴也出庭作证，把他俩编造的那套假履历说得千真万确，形成铁的事实。
法庭上，法官问余祥琴：“李时雨既然在军统工作，军统为何又以汉奸案将其押送法院呢？”余祥琴回答说：“李时雨是戴笠直接派遣打入的，此事只有戴笠知道。如果戴笠活着，是绝不会把李时雨当汉奸押送法院的。”律师蔡企文的辩护也很有力。本来按证据，理应作出无罪判决。可是，因为法院得听军统指使，只得折中一下，算他“协助抗日有功”，予以减刑处理。结果，判处李时雨七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主办人员对说情人说：“这是军统的案子，而且早有密示，我们谁敢不遵办？”可见，国民党的“司法独立”，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提前出狱 继续战斗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反饥饿、争民主的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政府迫于财经困窘、囚粮不足，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先是1948年，国民党宣布释放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人；翌年2月，他们又宣布释放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这样，李时雨就被提前释放了。
李时雨走出牢门的第二天，报纸上就刊登了他出狱的消息。党组织看到这个好消息后，便派人寻找他。李时雨也积极寻找“母亲”。他从过去约定的关系中，很快就找到了张执一，回到了党的怀抱。
经过国民党牢狱之苦后，李时雨并未惧怕。当党组织要他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下一步工作怎么开展，联络点设在哪里？李时雨想起了一个朋友——黄雨斋。黄雨斋是汇中银行总经理，后来兼任浙江劝工银行总经理，李时雨和他是1943年在一次应酬宴会上，经司法科长刘绍奎介绍认识的。他们相识后，经过几次接触，李时雨发现黄雨斋和一般的金融界人士不一样。他是知识分子，曾当过记者，精明干练，为人豪爽，思想进步，爱国抗日，所以李时雨和他逐渐交上朋友。黄雨斋是个人才，他凭自己的才干，在上海集资创办两个银行及几处私营企业，成为爱国资本家。
最令人感动的是，1946年上半年李时雨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为此他打算离开上海。黄雨斋知道此事后，为他出了一个主意。黄雨斋说他在家乡浙江省余姚县有个自办小学，建议李时雨到那里去避难，这样比较安全。对外则说是他请来的国语教师，掩人耳目。后来，组织决定李时雨去东北，虽然他没去余姚，也很感激黄雨斋先生的诚心帮助。李时雨坐牢时，黄先生雪里送炭给他送去一条灰色毛毯，他后来一直保存留念。
为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李时雨想找个职业作掩护。他想办个公司，便前往武定路黄雨斋家找他，请他帮忙，给安排一处办公地点。知道他的想法后，黄雨斋爽快地答应说：“就用我公司的牌子吧，我那劝工大楼汇中企业公司总经理写字间由你用嘛！”
如此真是再好不过了！第二天，李时雨来到劝工大楼，黄雨斋叫来管总务的人员，拿来门锁钥匙交给李时雨，并介绍说；“这位是公司新来的李副总经理，以后要听李先生的招呼，好好伺候。”就这样，李时雨摇身一变，成了汇中公司的李副总经理。
李时雨的办公地点成了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这个联络点张执一来看过，十分满意，他约定以后每隔两天在此碰头一次。从此，张执一常来与李时雨联系和研究工作。李时雨所领导的高福海、石玉祥、张继光、姚鸿章（姚浩）、钟子健等也常到此来汇报工作。李时雨的名片上印着“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头衔，开展工作很方便。
李时雨他们这段工作重点，主要是宣传我党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政策，劝阻他们不要搬走机器和物资，防止破坏生产；策反国民党军队向我军投城，阻止他们开往台湾；搜集国民党军警以及地方武装的武器配备情况等。
通过努力，李时雨等人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料，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和警察的注意，上海市公安局长、军统特务毛森派人盯梢李时雨。张执一知道情况后，立即决定要李时雨撤出上海。
1949年4月初，李时雨和孙静云奉命乘飞机飞往香港。
黄雨斋也真够朋友，他不仅是李时雨的私交好友，地下党其他同志有困难，他也一样无私帮助。李时雨去香港两个月后，石玉祥、钟子健、张维光和姚鸿章4位同志在复兴西路森内饭店公寓集中活动时，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曾去找黄雨斋。他二话没说，立即拿出200块银元予以资助。
到香港后，李时雨拿着陈邦织送给他的接关系的信件和路费，到我党驻港办事处与万景光同志接上关系。在香港等候开往天津的轮船时，李时雨和另几位同志在住所整理几天情报资料。离港前，万景光叫李时雨携带一部用线装书密写的情报资料，到北平交给罗迈（李维汉）。到达北平后，李时雨把情报送到中南海，面交童小鹏同志。随后，李时雨被分配去中央社会部工作，孙静云被分配到北平市公安局工作，结束了敌营18年的地下斗争，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烽火弥漫的漫长岁月，李时雨深入敌营十八年，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成为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充分显示了在复杂背景下，一个党员为谋求民族解放而赴汤蹈火的英雄形象。他曾为自己那段鲜为人知，动人心魄的战斗历程，题过几句诗：
敌营搏斗十八年，刀光剑影无形战。
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颜开。
解放后，李时雨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工作。1978年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82年离休。曾写《敌营十五年》、《敌营八年》和《烽火历程》等革命回忆录。当他把回忆录奉献给家乡父老时，写小诗一首，以抒远怀，籍叙离衷：
北燕南飞朝不归，漫长征途白发垂，
江山万里披锦绣，一篇史书报春回。
1987年，年过八旬的李时雨将平生积蓄的一万元人民币奉献给家乡，做为奖学金，奖励巴彦县考上大学的学生中总分数前三名者，被县委命名为“李时雨奖学金”。1988年8月18日巴彦县“李时雨奖学金会”召开首届李时雨奖学金颁发大会，兴隆镇新发屯学子迟国臣获首届奖学金一等奖。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他充满传奇的红色人生，圆满地划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