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宣传 再斗色狼
就在张露萍入狱后不久，一位陌生人突然来到成都川康绥靖公署求见余安民将军。来人将一封绝密信交给余安民后立即离去。余安民拆开信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令爱余慧琳小姐（现化名张露萍）日前被卷入军统局电讯总台泄密案，现关押在重庆军统局稽查处看守所，速设法营救！”余安民深知案情重大，更知道军统局头子戴笠之狠毒，便带了重金去见四川省主席张群，求他出面救人。
过了几天，张群告诉余安民说：“戴老板回话，姑念你女儿年轻幼稚，只要她写封《悔过书》，承认自己上了共产党的当，表示今后不再跟着共产党搞破坏活动即可放人！”余安民随即按照张群要求，写了封“劝余慧琳悔过”的亲笔信，托张群转交戴笠。
正当余安民焦急地期待着早日从狱中将女儿接回家养伤时，张群打来电话电话：“你那位千金小姐非常固执，就是不肯写悔过书，还说什么她跟共产党毫无瓜葛，根本没什么过可悔！惹得戴老板大怒，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
戴笠对“军统电台案”非常重视，将张露萍等人视为“要犯”。1941年春，张露萍和她的六名战友，被敌人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监禁。
“息烽集中营”又名“阳朗新监”，对外名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以下简称“息营”），它坐落在贵州息烽县城南六公里阳朗坝猫洞。这里原来是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寨，川黔公路从它面前经过。三重二米高的围墙、矗立的碉堡、密集的铁丝网，几百名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紧紧围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大牢房。其中“义斋”为女监。从1938年秋到1946年7月，整整八年时间这里先后关押了1200多名“犯人”，被杀害和折磨死的达600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韩子栋等同志和马寅初先生、黄显声将军，都曾长期被囚在这里。
国民党的监狱，按照“人犯”重要性的不同程度，有着严格的区分。国民党军统特务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为“中学”；由于“息营”的规模和地位远在其它监狱之上，息烽集中营关押的是从全国各地押来的“要犯”，军统称之为“大学”。它是抗战时期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牢，是蒋介石残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场！
张露萍来到“息营”后，一直被关在“义斋”，监号为“253”。同监的还有徐林侠（中共党员、杨虎城将军秘书宋绮云的夫人）、黎洁霜、黄彤光、宋振中（徐林侠的幼子，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等人。
张露萍来到息烽集中营后面临的第一次考验，是被带进刑具室，解除从白公馆带来的几斤重的活镣，换上十几斤重的死镣。熊熊烈火烧红了铁镣接头处的铆钉，在铁锤“当当”的敲击下，张露萍的踝骨震痛如裂，她闭着眼，咬着牙，汗水淋漓，不哼一声。特务们看到这种极少给女子使用的死镣钉在这个姑娘脚上，而她连喊都不喊一声，不由暗暗吃惊，暗暗佩服。
开始一段时间，张露萍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身受重刑，遍体鳞伤，面容十分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开朗，谈笑风生，经常给宋振中和难友们讲故事，受到了难友们的尊敬。她特别疼爱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宋振中，教他识字，给他讲故事。一次，他给宋振中讲孙悟空大闹天宫，孩子入神地听着，还不时频频点头。从此，宋振中对母亲讲，他要做一个孙悟空，手执大棒，把坏蛋们通通打死。日子久了，宋振中对张露萍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他经常躺在张露萍怀中，“张阿姨”，“张阿姨”地叫个不停。
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设于西南大后方三座秘密监狱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所。据说，蒋介石之所以把集中营建在这里，就是取“息烽”有“熄灭烽火”之意。共产党不是要“星火燎原”吗，他就要熄灭烽火。同时，蒋介石还把军统直属的“特训班”等16个机构设在息烽县城周围，一度将全国各地的“政治犯”也集中到这里。抗战期间这座仅2000多人的县城中，就驻扎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等各类人员15000多人。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熄灭共产党的烽火。
1941年夏，军统认识到这个监狱用折磨的办法逼“政治犯”低头，毫无效果，就派周养浩接任“息营”主任。周养浩原名周霞民，毕业于上海法学院，也算是军统特务中的秀才。此人善于投机，工于心计。他探知蒋介石改变了对付共产党人的策略，就给戴笠草拟了军统局狱政改革方案。戴笠此番派他前来，就是着手“狱政改革”，玩弄“精神感化”的花招。
这个国民党军统少将衔的高级特务头目上任后，由戴笠援意并经蒋介石批准，一反前任何子祯酷刑逼供、吊打犯人的手法，大搞所谓“狱政革新”，梦想从“精神软化，攻心为上”的策略中，得到用酷刑和杀戮得不到的东西。
周养浩采用了一些伪装的“开明”、“民主”措施，把被囚的“人犯”改称为“修养人”，强化了对“修养人”的思想控制和“精神感化”。他还装模作样组织犯人开展文艺活动，设立了狱中图书馆。
这时集中营已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许晓轩、韩子栋。
罗世文，1904年生，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而后他协同萧楚女、杨闇公等领导重庆地区群众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3月，罗世文在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中统特务逮捕。
张露萍是车耀先的女儿的同学，小时候早就认识车耀先。车耀先也是在1940年3月在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捕，关押于贵州息烽的。许晓轩1938年入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1940年4月被捕，后关进息烽集中营。
韩子栋，山东省阳谷县人，1908年出生。于1932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有学生的公开身份，不久又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卧底，深入敌特核心，截取了不少重要情报。过了两年时间，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韩子栋不幸被捕入狱。特务机关对他百般摧残，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韩子栋坚贞不屈，严守机密，使特务无计可施。国民党当局将他列为政治犯，判处无期徒刑。抗战爆发后，特务机关又将所有政治犯迁徙数省，解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他也在其中。
中共秘密支部早已洞悉周养浩的奸计，便利用他的所谓“开明”措施，改变斗争策略，采用合法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团结教育战友识破周养浩的伎俩，与特务展开特殊的战斗。秘密党支部决定：凡是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可以设法利用合法关系，打进监狱内部，去当“工作修养人”，以便为党工作，争取和教育一切可以团结的难友，和敌人进行斗争。
在教诲室里工作的李超明是因参加秘密反蒋活动被关进来，车耀先设法把他争取到革命力量方面来。李超明可以定期去女监，于是便成为张露萍与车耀先之间的传话人。通过他，张露萍和狱中党组织有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又同敌人展开了新的较量。
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中共地下党临时支委认为，周养浩采取的所谓“狱政革新”手段更为阴险狡诈。狱中地下党支部决定：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狱中“囚犯”应该出去参加“工作”或劳动，以便“将计就计，挫败阴谋；保存力量，以待时机”。
张露萍根据支部的指示，在狱中参加了缝纫厂劳动，同时作了一些宣传工作。
狱中办有《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张露萍不断写诗作文，在上述刊物上发表。
在特定节日，狱中会举办文娱演出活动。张露萍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曹禺的名剧《日出》等剧的演出中，均担任了主角。特别是在《日出》的演出中，她对陈白露这个角色作了精彩的表演。她通过对这个心地善良而在旧制度下备受摧残的女性的形象表演，强烈地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社会罪恶，唤起人们对新社会的向往。
然而，周养浩却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狼，他见张露萍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尤其是看过话剧《日出》以后，对陈白露的扮演者张露萍起了邪念。周养浩以提审为名，把张露萍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周先是称赞张露萍的才能，诡称要呈报上峰开释她。接着，露出一副丑恶的嘴脸，嘴上说要张露萍“感谢”他，身体却向张露萍逼近。张露萍一眼就看出周的卑鄙动机，立即严加痛斥，她愤怒地大骂：“周养浩，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了人！”显示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这个流氓还不肯罢休，对她动手动脚，被刚烈的张露萍“啪！”、“啪”打了两记重重的耳光，打得周养浩以后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过后，一个特务找到张露萍说：“周主任杖打你是出于无奈。”又说：“周主任很关心你，亲自批了300元特别费，要你到会计室领取。”接着，特务把条子递给张露萍。张露萍接过条子，当即把它撕得粉碎！
狱中的战友知道这事后，纷纷向她表达敬佩之情。
英勇就义 惊破敌胆
当时张露萍虽被判了死刑，但除了叛徒安文源的一面之词，敌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实她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务们还真以为她是张蔚林的女朋友，是误抓的“特务家属”，天长日久，对她的看管松动了一些。她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除尽可能照顾难友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把狱中党组织的指示和决定，秘密传递给难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大家坚持党性，斗争到底。
张露萍还在狱中写过一首诗《七月里的榴花》，诗中除了表达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还透露出她做好了为革命事业随时牺牲的准备：
七月里山城的榴花/依旧灿烂地红满在枝头/好似战士的鲜血/好似少女的朱唇/令我们沉醉/也叫我们兴奋/在榴花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无数滴的血呵/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这七月的红河啊/它冲尽了民族百年来的耻辱与仇羞/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今天/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流血/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当时狱中环境恶劣，吃霉烂菜，1944年一次流行性痢疾，就死去27人。同张露萍一起被捕的赵力耕，因长期戴死镣关在阴冷的重禁闭室，得了重病，几乎瘫痪。当张露萍得悉战友赵力耕由于敌人的折磨，上肢出现瘫痪症状后，张露萍与“息营”敌方交涉，而后变卖了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了营养品给赵力耕送去。
同室难友徐宝芝在牢里生下一个女孩，身体极度虚弱，更无奶水，张露萍除平时帮她料理小孩外，还设法买了只母鸡来喂养。她在狱中把母鸡养得又肥又大，鸡生的蛋全部给小女孩吃。难友周大泉劝她杀了滋补身体，她却要留给“小萝卜头”和徐宝芝刚生下不久的这个“狱中之花”小难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对组织安排的事，张露萍更是不顾个人危安，努力去做。她曾通过在国民党里工作过的李任夫，与狱中支部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联系。此事后被周养浩发觉，竟以破坏监规为由，召集全监“修养人”，当众把李任夫打了四十大板，进行镣禁，并罚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镣禁于义斋重禁闭室，罚吃盐水饭半个月，以示惩罚。周养浩是借机发泄他以前挨过张露萍两记耳光的心头之恨。
1945年初夏，戴笠由重庆到贵阳，曾在息烽暂时停留，刚坐下就接到军统局本部的急电报告，说军统西安看守所发生了中共党员牛子龙领导的越狱暴动事件，打死了警卫和看守多人。于是，戴笠即要周养浩停止“新政”，并对“息营”囚禁的“政治犯”分批秘密处决一部分，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敌人疯狂的大屠杀开始了！一批批革命者被活埋在猫洞刑讯室底层；一批批革命者被押赴蔡家寨刑场，倒在血泊中。
罗世文、车耀先被秘密转押遵义，后来与韩子栋又转押到重庆渣滓洞。
眼看抗战即将胜利，戴笠考虑后认为张露萍等人的利用价值不大了，顿生杀机。6月下旬，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等七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周立即召集“息营”警卫组长刘振乾、警卫股长荣为箴、行刑队长李行观等人密谋策划。
1945年7月14日，天刚亮，“义斋”女管理员张家启打开牢房，轻声对张露萍说：“253号，你收拾一下，今天要送你到重庆去开释。”
张露萍从女看守的脸色中看出了征候。她深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党的尊严，捍卫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
张露萍沉静地梳头，整容，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的脸，并和徐林侠、黎洁霜等难友一一握手告别，从容地走出了“义斋”。
就在张露萍临刑离开牢房前，宋振中紧紧抱住她的双脚放声大哭，不让她走。张露萍平静地哄他说：“‘小萝卜头’，阿姨还会回来看你的！”宋振中不相信，哭得更凄楚了。张露萍牺牲后，宋振中悲痛得几天没有吃饭。直到他和父母转囚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都还经常在梦寐中喊着“张阿姨！”
在领出她的皮箱后，张露萍迅速从中取出她在重庆进行秘密工作时用过的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和红宝石戒指，给自己穿戴上，再现出自己当年战斗的英姿。又从皮箱中拿出一个打火机送给黄彤光作纪念。接着，她要黎洁霜拿出口红，请黄彤光给她化妆。她微笑地对黄彤光说：“请你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我最后的一次了。”
黄彤光接过口红，为张露萍化妆。由于心情沉痛，手不断地发抖，擦不上去。张露萍安慰她：“彤光姐，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张露萍再一次和难友们握手告别，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难友们预感到张露萍此去凶多吉少，禁不住用手绢揩着泪水。
在一辆美国道吉军用卡车的驾驶室里，周养浩紧闭双目，面色冷漠。车厢上，十几名军统特务荷枪实弹，警视四周。
张露萍走上刑车，已经被押坐在车上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等人看见了她，张蔚林惊异地喊了一声：“妹妹！”其他人一起喊“张小姐！”张露萍几乎是同时亲切地叫了张蔚林一声“哥哥”，接着叫了冯传庆、赵力耕等战友的名字。
刑车缓缓地驶出“息营”大门口，加快了速度。张露萍一下子站起来，放声高唱《国际歌》，战友们也大声地跟着合唱。
特务们狂喊：“不准唱！不准唱！”慌忙去捂张露萍等人的嘴。
刑车到距息烽县城三公里的半边街时，突然转弯开到快活岭军统特务的一座被服仓库的大门前。特务们要张露萍等人下车休息，说要在这里拉被服到重庆去。
张露萍神情安详，从容地同战友们踏上仓库门口的石阶。当她刚走上第七级石阶，刽子手们从后面开枪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六名战友相继倒在血泊中！张露萍脚上中了一枪，身躯一震，转过身来，看了看躺在身后的战友们。她面露悲愤和鄙夷之色，怒视着刽子手们，用尽力量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国民党特务见枪声响过，张露萍依然没有倒下，个个面面相觑。面对敌人的枪口，张露萍对刽子手们蔑视地一笑，手拍胸脯说道：“笨蛋，朝这儿打，再补一枪！”
张露萍的大无畏精神和浩然正气，吓得刽子手们胆战心惊，恐慌万状，倒退几步。嗜血成性的警卫股长荣为箴，从一个吓呆的士兵手中夺过枪来，朝着张露萍的胸部射击。结果张露萍身中六枪，血，染红了她的衣襟！她咬紧牙，怒对暴徒……
当天下午，特务行刑队返回“息营”，难友们才确信张露萍等已经殉难，大家禁不住失声痛哭。
难友李任夫原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李济深将军秘书，当晚他在一块小小的牛角片上刻下了“2531945714”一行字来悼念这位年轻的女英雄，铭记着这个壮烈的日子！
一个张露萍牺牲了，还有更多的“张露萍”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1946年周明、傅亚娟、赵幼芝和柳茂才四位20多岁的红色女谍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打字员。稽查处是军统保密局直接指挥的特务机构，打字员是个不起眼的职务，但上呈保密局，下发各部门的公文，很多都经过她们的手。如她们巧妙获知新四军设在上海的经营钢材、医药、纱布等专供部队给养的大华公司被叛徒出卖后，立即向组织上汇报。使叛徒金柯想以地委书记的身份潜入解放区阴谋加害部队首长时，一到解放区便被立即逮捕。
在解放军渡江前夕，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有一特务伪装成了进步新闻记者，借以诱捕中共地下党。不料这家伙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作“匪谍”抓了进去，特务记者喊冤叫屈，吐露实情，说是中统局的人，是去诱捕中共地下党张执一、李正文的。稽查处半信半疑，于是发一公函致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查问有无该记者其人。这份公函交付打印时落到了四位女打字员手中。得到这一情报后，党组织迅速布置张执一、李正文两人从上海撤退，才避免了又一次损失。
四位年仅20多岁的女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内部后，将数百份敌人的机密文件源源不断地送出，使用权敌人的计划屡屡扑空。在敌特机关机关卧底的女共产党员还有很多，她们在完成张露萍烈士未竟的事业。
老帅亲证 沉冤昭雪
张露萍等人的牺牲，也使她父亲余安民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本质。早就不满蒋介石政权崇洋媚外、政治上黑暗腐败的余安民，1949年秋与田颂尧共同接受了地下党转达的刘伯承元帅的建议，接受“中国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司令员的任命，与任星炳参谋长一起积极对胡宗南部队进行策反工作。
打入军统时，张露萍一度曾被蒙上了“叛徒”、“特务”的阴影。由于张露萍等7人从事的是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他们在狱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张露萍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迹不为人所知，他们更是与烈士资格无缘，“军统电台案”也一度成了疑案。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人民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中美合作所”牺牲的烈士们，遗憾的是张露萍等7位烈士未被列入《被害人士登记表》，只在《白公馆被难人员名册》里记载了他们是军统电台工作人员，没被列为革命烈士。更为不幸的是，余安民已在“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于1950年12月被镇压。
为了还历史真相，曾在国民党军统局工作的沈醉开始为澄清这一疑案积极努力。沈醉1914年生，湖南湘潭人。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28岁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后来再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第二批特赦人员），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沈醉1962年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披露了张露萍等七烈士如何在军统开展秘密工作，结果被军统发觉而后牺牲在贵州息烽快活岭的事实。“文革”中，沈醉因此被扣上了“美化军统特务，丑化共产党员”的帽子。面对造反派的质问，沈醉淡定地说“这是我受了党的多年教育和周总理的指示，如实地写历史，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乱说”。随后，沈醉在《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魔窟生涯》中，继续披露这一军统案的真相。“文革”结束后，当选为政协委员的沈醉，在第一次行使政协委员权利的时候，就提出了张露萍等七人的冤案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再次关注。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沈醉的回忆文章，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除了沈醉，还有一些人为张露萍冤案而牵肠挂肚，韩子栋就是其中一个。韩子栋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也是当年息烽集中营秘密党支部委员。当时的支委罗世文、车耀先在重庆被杀害，韩子栋幸存下来。他对张露萍等人的英雄行为赞佩有加，每年清明时节，他总要到张露萍等七烈士墓前祭扫。1980年春，韩子栋获悉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查清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立即写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他最后写道：“我作为狱中的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完全可以为他们7人作证，证明他们确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
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查清在敌人监狱遇难者的问题的指示，指出：“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遇难者及其家属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负责。”中央组织部还向四川省委组织部下达了有关查清中美合作所监狱遇难者问题的重要指示。接着，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从地、市、县选派人员组成复查小组，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使一些埋名数十年，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烈得以正名。张露萍、冯传庆等就是通过这次复查而重现英名的。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小组行程二万五千里，经过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一百多位有关人员，重阅了大量敌伪档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基本上查清了张露萍从延安被派回重庆和他们七人被捕原因及在狱中表现，证明了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和张露萍，原是同一个人。
1983年7月10日，中南海叶剑英府第。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在认真听取原南方局雷英夫的汇报。
叶剑英和雷英夫已是老相识了。抗战时期，他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多年。物转星移，当年在南方局一起工作的同志已有不少先后作古，但过去那一段艰难的斗争岁月仍保存在他们记忆深处。当雷英夫汇报到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组对张露萍、冯传庆等人的复查情况时，叶剑英听后激动不已：“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
虽然已87岁高龄，但叶剑英的记忆还是清晰的。是的，当年活跃在重庆的那位红色女特工张露萍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在听取雷英夫汇报之后不久，叶剑英又接见了复查组的成员，并证实：“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名同志打入戴笠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即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经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
1983年11月27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陈列大厅里，增辟了张露萍等烈士的斗争事迹，英名录上增加了张露萍等七位烈士的名字。
至此，存疑多年的“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七位烈士的英名载入了共和国最后一批解放前烈士的名册。历史是公正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1983年，张露萍被追认为国家级烈士。
1984年息烽县委根据贵州省委有关重建快活岭张露萍烈士墓的决定，已为张露萍烈士建好一座新墓，也为张蔚林、冯传庆、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等6位烈士修建了合葬墓。由于当年烈士们惨遭枪杀后，遗体被草草掩埋在这片乱坟岗子上，只有1958年，张露萍的一位狱中难友曾来整修过一次坟头。以后20多年政治风浪不断，此处再无人过问，那本来就不高的土坟经过长年风雨冲刷，早已隐没在野草杂树丛中了。幸好息烽县委的同志查找到了当年参与做棺材并殓埋烈士的王老汉，才较快找到了七位烈士的埋葬地。经他回忆，当年烈士们都分别收殓入棺。入殓时，烈士们的随身携带物品都放人了棺中，男的下葬在大坑里，女的则单独下葬小坑。这样，根据遗物和其他特征，烈士们的墓被一一找到，有关部门将他们的遗骨重新安葬。
张露萍父亲余安民的“历史反革命”问题，直到1984年6月才得到彻底解决。1984年11月1日，在成都磨盘山公墓大厅，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为余安民举行了追悼会。会上，成都市民革办公厅秘书长乔曾希致悼词。悼词中提到，余安民先生因不满蒋介石政权的崇洋媚外、政治上的黑暗腐败，在1930年左右与孙壶东同志等一道参加国民党改组派。1940年先生的亲生女儿余慧琳烈士（化名为张露萍）被捕后先生曾多方奔走进行营救……
这就再次证明余安民是张露萍的父亲这一事实，而不像有不少文章中说的余安民是她大姐夫。
现在可以告慰张露萍烈士的是，她的英勇事迹，已经在烈士纪念馆展览，同时有不少人写文章和创作文艺作品纪念她，怀念她。在1985年她就义40周年之际，她的丈夫李清同志在贵州省委领导陪同下，亲自到息烽快活岭张露萍的墓地，举行了隆重的扫墓仪式。最近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露萍烈士传略——七月里的石榴花》，兰健同志为这本书写了序。她在序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将张露萍怎样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小姐，成长为一个坚贞的革命者的全过程告诉人们，这对我们年青一代去追求完美的人格和理想一定有所裨益。”
历史毕竟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烈士们也已找到了新的归宿，她们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正在中华大地上实现，她们的英雄业绩彪炳史册，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正如叶剑英同志所说：“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把张露萍同志的事迹整理出来，不仅是对烈士的最好纪念，而且是为了教育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