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工之王”从中统到开国上将
1955年国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授衔仪式。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毛泽东主席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了他。李克农成了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的一位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尽管李克农没有领过兵、打过仗，但他起的作用一点也不逊色于领兵打仗的将军。他是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在国共两党隐蔽战线的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说“他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大功臣。”那么，被人称为“特工之王”的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开国上将的呢？
投身革命 屡遭通缉
李克农，祖籍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巢县一个小康之家。1910年以后，他们举家迁居到安徽芜湖市，李克农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芜湖度过的。
李克农的父亲李哲卿（又名李道明）虽然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但他知书达理，且为人正派，思想比较开明。李哲卿年轻时，曾在地方政府及海关任过职，积累了一定的家产。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使李克农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他曾就读于安徽公学附小和圣雅阁中学，少年时代便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他所就读的安徽公学，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基地。在这里读书期间，他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不仅接触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的书刊，还结识了陶行知、蒋光慈、恽代英等中共早期党员，受到他们的影响。
1917年，李克农来到北平，在北平的《通俗周刊》做发行工作。张勋复辟，被迫回芜。也是在这年，他娶了赵瑛为妻。
次年，在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的蒋光慈与校外的钱杏邨、李克农等人组织“安社”（以英文“无政府主义”一词的汉语译音“安那其”为名），出版油印小报《自由之花》，猛烈抨击反动军阀政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安徽公学的一名学生领袖，李克农积极参加了芜湖学生运动。与高语罕、朱蕴山、钱杏邨（阿英）、宫乔岩等，常在科学图书社相聚，并给《皖江日报》撰稿。不久，李克农到安徽安庆市的《国民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因反对苛捐杂税，被安徽省参议会议长晋恒履控告入狱。一周后经学生会等群众团体请愿，才获保释。
1920年李克农曾就任省政府秘书。第二年，赴安徽六安任县政府第二科科长。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企图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芜湖是教会学校较集中的地方，仅中学就有4所。1925年李克农回到芜湖。5月11日，圣公会中学学生因为拒绝参加祈祷，与校方发生矛盾，教会学校开除领头学生，导致该校与其他三所教会中学举行罢课，芜湖学生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学潮。李克农、钱杏邨等推举王稼祥等人作为代表前往省政府教育厅请愿，最后教育厅为学生办理了转学手续，学生取得初步胜利。
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纷纷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在此后的一两周内，国内的游行示威、罢工、罢课活动就达600多起。6月初，芜湖成立“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上海，李克农、阿英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并负责“外交后援会”宣传事务。后来，大批学生从教会学校退学，为了使这些退学的学生有书可读，使他们能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李克农与宫樵岩、钱杏邨等在大观山脚下创办民生中学。学校创办伊始，李克农担任事务主任，宫樵岩担任该校第一任校长。民生中学不但收容了被教会开除的学生，还培养了许多贫苦人家的子弟。
学校成立不久，钱杏邨因抨击时局，被军阀通缉，只身去了上海。
1925年9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兼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张秋人，从上海来芜开始建党，要求超龄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不久成立了芜湖第一个党支部，由张秋人担任支部书记，委员有王坦甫、周范文。1926年3月，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召周范文赴上海，当面指示安徽建党工作。4月，周范文由上海回芜，将党团组织分开，正式建立中共芜湖特别支部（简称“芜湖特支”）。
钱杏邨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组织派遣潜回芜湖民生中学，准备策划武装起义。在钱杏邨的影响带动下，李克农也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李克农经杨士彬、俞昌准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成立。李克农虽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公开职业却是国民党芜湖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没过多久又担任安徽省委委员。在此期间，他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从事进步活动，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几天后，芜湖大批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被捕，有的被杀害。4月18日，芜湖国民党右派策划反革命事变，李克农事先获悉，及时通知同志们转移，使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隐蔽。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的情况下，李克农等人潜往巢县，他成了敌人悬赏通缉的对象。
8月12日，蒋介石被迫下野，情况有所好转。11月27日李克农返回芜湖，恢复民生中学，并自任校长。他以民生中学校董事会主席身份主持校务，将此校办成中共安徽省临委的秘密活动点。根据党的指示，他在校内成立“济难会”，组织学生反对蒋介石和新军阀陈调元。
芜湖有个青帮头子叫马玉伯，在北伐军进入芜湖后，迫于形势装出革命姿态，拿出一部分钱财支持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暗地里却与国民党右派勾结，想借机称霸芜湖。为了掌握他的动态，也为了掩护身份，奉中共芜湖特支指示，李克农与钱杏邨打入芜湖青帮组织，建立关系，探听消息，进行革命斗争。
一天晚上，李克农和钱杏邨备了一份厚礼，到马玉伯家登门拜访。因为李家与马家早就有联系，马玉伯显得非常热情。当李克农与钱杏邨表示想加入青帮后，马玉伯接收了他们。接下来，李克农与钱杏邨在马家灵牌前烧纸行礼，以示入门为弟子，马玉伯则在一旁还礼。仪式结束后，马玉伯请他们两人坐下来喝酒，对他们加入青帮表示欢迎。
此后的一段时间，马玉伯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有了缓和，但不久由于形势的变化，他又彻底倒向了国民党右派一边。尽管对马玉伯的工作没有最终取得成功，但这是李克农第一次尝试“打入”对手内部开展工作的经历，为以后的潜伏工作积累了初步经验。
1928年1月27日，芜湖国民政府公安局围捕“济难会”负责人王绍虞等40余人，大肆逮捕共产党。1月28日清晨，军警包围民生中学，进行搜捕。李克农打算去民生中学安排撤退，但快到校门口时见国民党军警已包围学校，只得赶紧化装潜往上海，他走后遭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省长陈调元下令通缉。
李克农直奔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到南京再去上海。没想到刚出下关车站，又碰上国民党士兵在抓人。原来，南京也在通缉李克农。他见情况不妙赶紧回身逃走，士兵在后面紧追。跑到一个路口时，李克农与一辆人力车相撞。车上的人认出了他，把他拉上人力车，并让车夫拉上他快跑。这个救他于危急之中的人，是曾在芜湖民生中学当过体育教师的国民党上校军官王振武。王振武思想进步，了解情况后将李克农带到第六军驻南京办事处躲避风头。身为暂编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王振武，安排李克农暂时在政治部担任中校秘书。后来局势稍微平静时，他护送李克农乘火车前往上海。因为这事，王振武被国民党革去了官职。
打入中统 归属特科
到上海后，李克农很快与与钱杏邨取得了联系，并将组织关系转到春野书店支部。春野书店支部由瞿秋白直接领导，李克农通过春野书店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在“春野支部”过组织生活。刚来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李克农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与地下党员潘汉年等人一起，参与党在上海的一些小型报纸的创办。如他与潘汉年一起，创办了《铁甲车》小报。当时条件很差，但他们干得非常开心。
1928年冬，他被调到中共沪中区委，担任宣传委员，继续从事文化工作。他遵照党的指示，经常上街撒传单、贴标语，搞“飞行集会”等活动。
早在1928年2月，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成立了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构，是中统（CC系）的前身。开始的时候，党务调查科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帮助蒋介石扫除异己势力，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当蒋介石当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党务调查科把目标转向了共产党。到了1929年冬，国民党为了控制局势，着手建立秘密特务组织。
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的陈立夫，为了迎合蒋介石“剿共”的需要，计划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秘密侦察、审讯的特务机关，对外名称是“中央俱乐部调查科”（后来改为“中统”）。陈立夫把这件事交给他表弟徐恩曾来办，任命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同时兼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徐恩曾这人曾留美学习电气工程，但对如何建立特务机关当时还是个外行。于是就找到他的浙江湖州同乡、当时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秘书的钱壮飞说：“陈老板让我出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招兵买马，扩充机构，专门对付共产党。我此次去南京任职，需要一个得力助手，我想带你去，做我的机要秘书，你愿不愿意？”钱壮飞表示要考虑后再答复他，实际上他是要向党组织汇报此事。
李克农与胡底早就认识，经胡底介绍，李克农又认识了钱壮飞。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的三位中共情报英雄，此时聚在一起。钱壮飞说：“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扩大人员，为建立国民党特务机构作准备。目前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向社会公开招聘。”三人研究认为，这是打入敌人内部的绝佳机会。李克农当即表示，他会迅速通过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向党中央报告。他自己准备报考无线电管理局，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接到李克农的报告后，中共江苏省委将此事上报了中共中央。
两天后，江苏省委的同志通知李克农，中央对他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让他和胡底、钱壮飞一起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们三人成立一个党的特别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同时，中共中央批准钱壮飞可以随徐恩曾去南京。
接受组织上下达的任务后，李克农进行了认真准备。他觉得此事事关重大，不能浪费这次难得的机会。1929年12月，他不但和胡底一起通过了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的考试，而且还荣登榜首。这次考试有三个科目：三民主义、科学常识、用古文写一篇作文。李克农文史知识功底好，科技方面知识也懂得不少，所以发挥得非常出色。因为他考了第一名，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徐恩曾先让他担任广播新闻编辑，准备日后对他重点培养。
打入敌人内部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特科，归中央特科领导。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常往来于宁沪之间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李克农与中央特科的陈赓单线联系，获取的情报由陈赓转呈中央。
中共的情侦工作，是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周恩来认为地下党必须设立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通过隐蔽斗争，防止敌人破坏，保卫党的安全。当年5月，周恩来在当时处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会（此军委会负责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活动，并不掌握军队，与日后的军委会不可同日而语）下设特务科，又称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7月15日，汪精卫等人发动“七?一五”事变之后，中共中央被迫转移至上海租界内。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特务工作处改组为特别行动科，加强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1927年11月，周恩来建议成立中央特科。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主要骨干人员为曾经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的陈赓、顾顺章等人。
1928年春，中央特委为了训练秘密工作干部以适应新环境中对敌斗争的需要，开办了为期20天的训练班。当时陈赓与中央特科绝大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这个特训班。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由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打狗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科长顾顺章（兼）。1928年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科长李强。
打入徐恩曾的无线电管理局后，为了在敌人内部站稳脚跟，李克农工作非常卖劲，各项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为了取得徐恩曾的信任，李克农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都替徐恩曾分忧，这使徐恩曾非常高兴，渐渐地就不把他当外人，公事私事都不避他。就这样，李克农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中统特务机构站稳了脚跟。
徐恩曾观察了李克农一段时间后，发现了他业务能力很强，非常能干，就提拔他担任电务股股长，将他视为值得自己信赖的人。
徐恩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有他们3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南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内部各派，或者其他党派的情报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的官不大，只是个股级，但他的权力却不小，当时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都归他管。掌握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利用这个条件，后来李克农安插了不少自己的同志到国民党要害部门任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施计除恶 “苏大”较量
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克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叛徒、打击国民党特务和营救被捕的同志。李克农等人利用工作之便，注意查找叛徒，一旦发现线索就通知中央特科，采取有效措施铲除叛徒，以保证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
上海警察局有个姓王的督察队长，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不少共产党员牺牲在他的手中。为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陈赓指示李克农：要设法把这个坏家伙除掉！
李克农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实施除恶计划。摆要他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既达到除恶的目的，同时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和钱壮飞、胡底商量，一致认为不宜操之过急，要等待机会。
过了一段时间，机会终于出现了！一天中午，这位姓王的督察队长来到李克农的办公室，把一个皮箱放在李克农的办公桌上。他对李克农说：“这里面的东西都是从共产党窝点里搜出来的，兄弟我实在太忙了，你看一下这里面还有没有油水。这方面你是内行！”箱子装得满满的，李克农打开箱子一看，里面装的全是各种书籍和文件。
李克农把里面的资料仔细检查了一遍，将一些可能被敌人利用的文件销毁了。几天后他主动到警察局去找督察队长王某。来到王某的办公室，李克农故作神秘地说：“王队长，这是从你交给我的那些资料里找出来的东西。”说着，李克农把一张破旧的纸片放在王某的面前。王某一看，纸片的右下角有一个不太清楚的“豪”字。
当时周恩来曾化名“伍豪”，国民党特务也获悉了这一情况。王某看到这个“豪”字，一下子就兴奋起来，迫不及待地问：“这是中共头子伍豪吗？”
李克农见他上钩了，故意吊他的胃口：“别着急，好戏还在后面，有用的东西在这里呢！”他边说边用一根蘸了酒精的棉签在那张破纸上轻轻地擦拭，不一会儿，一行清晰的字出现了：永和路2号。
王某问：“这个永和路2号是共党头子伍豪的住处，还是共产党的接头地点？”
“据我分析，这很可能是共产党头子伍豪经常活动的地方，甚至有可能是他的老窝。”李克农接着把自己的分析依据告诉了王某。王某觉得李克农推断得有理，双眼都发亮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兄弟，咱们升官发财的机会来啦！这既然是块肥肉，可不能让别人给抢了，我马上带人去端他的老窝！”
王某原以为李克农对他的做法会立即表示同意，但没想到的是，李克农却让他“冷静一下再说”。李克农对他说：“现在我们还不能轻举妄动，避免打草惊蛇。共产党我们是抓了不少，可都是些小鱼小虾，没有太大的价值。我觉得我们应该以静制动，先观察几天再说。只要我们派人严密监视，他们是跑不了的。等我们侦察清楚了，伍豪确实在里面，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王某觉得李克农说得有道理，就照他说的办，暂时不打草惊蛇。他对李克农说：“李兄果然高明，兄弟我自愧不如！难怪老板如此器重你。就按你说的办，我马上派人日夜监视。事成之后，兄弟保证不吃独食，有你的一半功劳。”
为了迷惑敌人，李克农让陈赓有意在永和路2号一栋三层高的小洋楼安排人员进进出出，这些人行色匆匆，脸上表情神秘而紧张。特务们越看越觉得这些人像中共地下党的人。没错，这些人都是中央特科的人员。他们艺高人胆大，在引诱特务们上钩。
督察队长亲自带领特务们蹲点守候，志在必得！而李克农却没时间陪他们，他忙里偷闲悄悄来到了南京。徐恩曾亲自在酒店设宴，为他和胡底接风。在饭桌上，李克农故意说给徐恩曾听：“老板，前不久我发现了一处共产党的秘密联络地点，而且似乎还和共匪首脑伍豪有关系。我及时地把这个地点告诉了警察局督察队王队长，但不知为什么，他们至今没有动手。我担心，一旦共匪嗅出什么，就会全部消失。”
听说与共党首脑伍豪有关，徐恩曾非常重视，要钱壮飞马上打个电话给上海方面，查一查原因。他强调说：“谁敢延误战机放走了共党头子，格杀勿论！”
第二天一早，李克农乘火车返回上海。一下火车，他通过交通员转告陈赓：让永和路2号的同志全部撤离。他刚到单位上班，督察队王队长就来到他办公室，神情不安地说：“李兄，情况不太妙。南京方面来电话，要求我们立即行动，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准备今天晚上就动手。你对共产党的情况比较熟悉，晚上一起去。”
“南京方面怎么会知道这事呢？”李克农装着不解地问。
王某说：“是呀，我也感到奇怪，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徐主任很不高兴，大发雷霆。钱秘书打电话来说，徐主任对我们的做法非常不满。”
李克农说：“既然如此，那就马上执行主任的命令。”
接到李克农的情报后，中央特科的人员已马上撤离。当晚10时左右，特务们见永和路2号的灯已灭，马上冲上去破门而入，想抓共产党首脑。经过检查，一至三层全是空的，连个人影也没有，共产党早已人去楼空。
因为放跑了共产党要员，上峰怪罪下来，不久督察队长王某因为“贻误战机”的罪名，被革职查办。
1930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等人的中原大战爆发。老蒋忙于抽调军队去对付冯玉祥，后方一度比较空虚，因而对共产党的搜捕也一度有所松懈。中共中央决定趁此机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红军、扩大苏区，夺取更大的胜利。这次会议的意义十分重大，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央特科接到了负责保卫这次会议的任务，陈赓指示李克农等人，要注意搜集敌人的情报，密切掌握敌人的动向，确保会议的安全。
中共中央将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消息，不久还是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知道了。警备司令熊式辉召见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对宋再生说：“共产党要召开全国性会议，图谋发展他们的势力。此事关系到党国的安危，非同一般！你要特别重视，作好周密安排，最好在他们开会时将他们一网打尽，这样便可彻底解决党国的心腹大患！如果成功了，可获得蒋委员长悬赏的50万元。”
蒋介石悬赏50万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从中也足见国民党方面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宋再生和熊式辉是浙江诸暨的同乡，因为这层关系，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很受重用。他与上海市公安局、侦缉处、租界巡捕房关系非常熟，信息灵通，权力也大。熊式辉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体现了他对宋的器重与信任。
没过多久，宋再生就知道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但他没有去向熊式辉报告，反而找到陈赓把熊式辉交代他的事向中央特科作了汇报。原来，这个宋再生是个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中共秘密党员，他归属中央特科，一直归陈赓领导。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他为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由于安排缜密，保卫措施得当，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两天的会议开得非常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当会议结束，与会代表安全撤离后，宋再生才向警备司令部报告，并带着军警特务前往会议地点围捕。他们到达现场时，早已人去楼空，最终一无所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