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语有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又有语曰：创业要趁早。但又有文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如此等等。
然而，从军队大熔炉中走出来的任正非，44岁才是自己青春的开始……
一 谁言青春无两季
人生几度春秋，青春短暂而珍贵，但对于一些注定不平凡的人来说，青春并没有年限。古有姜太公，70岁方出山助武王伐纣，辅佐文王，创建泱泱大周，而被封为齐国君主；今有44岁开始创业之路的任正非，以一股非凡的闯劲，建成一个庞大的通信帝国。
创业从来不嫌太迟，青春也并非年轻人的专利，心怀激情，青春可以随时出发。
1.人生遭遇滑铁卢
人生比被生活打击更凄惨的事情是什么？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打击。
1983年，任正非和当时2万多基建工程兵一起，集体转业到当时刚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深圳，帮助深圳的发展建设。
革命建设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对于刚刚起步的深圳来说，任正非这样的技术尖兵其实是拥有巨大的用武之地的。尽管他的军旅生涯就此报废，但那时的深圳特区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发展进程。有很多在内地拥有稳定工作的有志之士也放弃已有的生活，闯荡深圳。离开部队的任正非，将在深圳开启他的另一段人生。
离开部队，任正非转业到当时的南油集团，彼时，任正非的原配夫人孟军为南油集团工会主席。南油集团是由招商局集团、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的，是招商局集团和深圳市政府全面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主营地产物流。
尽管已经离开那个让自己充分找到成就感的部队大营，但任正非从来都不是一个任命运摆布的人，苦难的生活教会了他永不放弃。
为了能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任正非又开始了重新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对深圳这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城市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并开始去融入这样一种生活节奏。
为了更快地证明自己，任正非向南油集团的领导主动请缨，要求去管理集团下属的一家电子公司。
生活又开始好转，任正非重新意气风发地上路了。到电子公司上任后，任正非很快就谈成了一笔200多万元的大生意。毕竟是第一次谈成这样的大生意，任正非自然极为慎重，从生产到发货，他都亲自把关，并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将货发出。不幸的是，当货物发出之后，对方的货款却迟迟收不回。一开始对方还找理由推托，但到后来，对方甚至连他的电话也不再接，然后，任正非才终于意识到，这是被欺骗了。
被骗之后的任正非没有继续在南油集团待下去，这件事对于任正非刚刚激发的热情来说，是极大的摧毁。
然而，苦难还远未结束。由于种种原因，任正非的发妻对任正非也越来越失望，最终提出与他离婚。而他的一双儿女——孟平和孟晚舟，也被带离了他的生活。
事业遭遇重大打击，家庭生活上也妻离子散，这成了任正非生命中最低谷的时期，没有之一。
对此时的任正非来说，他甚至连悲伤的权利和时间也没有。“文革”期间，父亲任摩逊的一番话，将家庭重任担在了他的肩上。那句“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弟妹妹”成为任正非必须前进的理由。
已然40多岁的任正非，妻离子散，两手空空，中年人该有的和睦美满的家庭生活与此时的他没什么关系。与此同时，他还有年迈的父母以及侄子需要照顾，他不能倒下。
那时，任正非不得不与父母和侄子一起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每天买死鱼、死虾，晚间去市场买一些卖不掉的菜，对于已经40多岁的中年人来说，这是一种怎样的苍凉？
英雄总是需要经过千锤百炼方能彰显剽悍的人生，直面最惨痛的一切，才能甩掉一切重新开始。面对打击，有人倒下，有人哭泣，有人认命，有人怨天尤人，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将一切反击回去。
即使经历了这一切，任正非从来没有倒下，他那坚韧的性格经过这许多苦难的磨砺，早已经坚不可摧。当华为这两个字从他手下创建的时候，谁也不曾预料，一个属于任正非的时代已经悄然开启。
2.落寞军人凤凰涅槃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只有战胜内心的恐惧，扛下所有生活的磨难，才能重新起步。
1988年，任正非仅以2万元的注册资本创办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电信设备。这一笔简短的叙述，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对当时的任正非来说，那是抛弃所有，以一种壮士断腕般的勇气所踏出的一步。
这个时候的任正非，已经处于人生的最低谷，没有退路之后，人反而会变得更豁达。对此时的任正非来说，那些所谓的人生理想、雄心壮志、家国情义等在此时看来都是如此地微不足道，因为活下去才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诚如马斯洛所分析的那样，生理需求才是人类最基础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什么都不会去想，只想让自己更好地活下去。
正是基于这种需求，华为才出现在了任正非的手下。多年以后，当华为已经不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发愁了，任正非曾经在一次员工报告大会上激动地说过“华为活下来了！”话毕已然老泪纵横。其实，只有任正非自己才清楚，这“活下去”是多么的不容易。
其实，华为的成立带着一股很浓烈的深圳色彩——背靠香港，将香港的产品卖到内地，赚取中间的差价。当时，有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找到任正非，让他帮着卖些设备，遭遇了系列打击的任正非并没有更多出路，他选择了投身这条贸易的洪流。
华为刚刚成立之时，条件十分艰苦，一切都在艰难中起步，当时他们租了一间破旧的厂房，但谁也不曾预料过，未来他们会在中国甚至世界通信制造业上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在那时，一切都还刚刚开始。
由于个人原因，刚刚创立的华为位于深圳南山区南油工业区里，那栋楼的每一层都是在仓库基础上改装的，而仓库的另一头则是用砖头垒起的墙，隔出一间间的单间，就成了员工的宿舍。这些单间里没有阳光，甚至不用钥匙，直接进即可。
虽然注册名为技术公司，但华为刚开始所做的事与技术并没有太大的干系，只是纯粹的贸易，用一句老北京话来说，那叫“倒爷”。
当然，这不是任正非一个人的选择，那是一个时代的选择，时至今日那些如雷贯耳的业界大腕其实曾经都是“倒爷”，比如万科的王石，又比如联想的柳传志等，那个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从“倒爷”开始起步。后来，人们给了“倒爷”一个更好听的名词，叫作“贸易”。
3.新鲜的身份——倒爷
成功有时是一种偶然，但在这种偶然中肯定也伴随着某种必然。对此时的任正非来说，那个叫作“程控交换机”的产品给他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所谓程控交换机，也称为数字程控交换机，其实就是电话交换机，以计算机的程序控制电话的接续，说得更明白点就是只有先安装了程控交换机，电话才能接通。
在中国刚刚开放的时代，交换机市场还处于被国外的公司垄断中，在一片处女地般的市场中，世界各国的交换机生产商都对这片市场虎视眈眈，进入中国市场就意味着大把大把的银子啊！
而中国由于没有自己的技术，不得不忍受国外生产商那高昂的价格，即使这样，拿不到货对经销商来说也是家常便饭，某些企业的订单甚至能排到下一年！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中国自身没有技术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由于人为制造出来的紧张感。
信息产业部前部长吴基传曾经对那个时代的现状发出感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通信状况的落后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对通信的需求呈现了雪崩式增长，通信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当时，装电话要批条子、找关系、走后门，即使交了几千块钱的申请初装费，往往也要等很长时间，甚至一两年才能装上，各行各业、广大群众，还有外商都怨声载道。同时，利用装电话吃、拿、卡、要，通信质量差，服务水平不高，成为社会反映的热点问题，还被国务院纠风办列入了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重点。”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群魔乱舞，谁拥有资源，谁能通过各种渠道拿到产品，谁就可以傲视群雄，独据一方。军人出身的“倒爷”任正非恰好成了其中的一员，通过一位朋友，他开始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从此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大步前进。
事实上，那个时候的任正非和华为完全是一穷二白的，他根本付不起天价的供货费。但是，英雄之间总会有几分惺惺相惜。尽管任正非此时还是一个穷困的倒爷，但14年军旅生涯早已让任正非的心志和视野得到极大的磨炼，香港老板被他非凡的气质和不俗的谈吐而感染，最终冒极大风险给予华为授信额度。据称当时任正非拿到了2000万元人民币进价的货物，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卖出了4000多万元人民币。在如约归还香港老板的货款和利息之外，任正非赚到了创业道路上的第一桶金。
在这种倒爷生活过得越来越顺利的时候，任正非又开始了他的“不安分”，当时美国AT&T、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法国阿尔卡特，以及日本NEC和富士通几家公司垄断了中国所有的通信设备市场，俗称“七国八制”，民族企业在这个时候完全看不见踪影。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对于这种被国外企业肆意“扫荡”的现状有极大的不满，“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为了拥有自己的技术不再受制于人，任正非决定自己开始做研发。
“外国人到中国是为赚钱来的，他们不会把核心技术教给中国人，而是指望我们引进、引进、再引进，企业始终也没能独立。以市场换技术，市场丢光了，却没有哪样技术被真正掌握了。而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技术。”正是认识到了这个根本的关系，任正非开始告别他“倒爷”的身份，踏上一条任重而道远的研发之路。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天上掉下一块东西，人们觉得只要是馅饼就已经喜出望外了，实际上天上掉下的是块金子。就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他觉得这是一块黄灿灿的金子砸到了自己的身上，尽管有些痛，却是硕果累累。
二 淘尽黄沙始到金
就算天上掉下来的是金子，那也不是人人都能捡得着的。因为金子往往不会赤祼祼就出现在人们面前，淘尽黄沙始到金。这条掘金的道路，任正非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
1.倒爷的研发情结
要致富，先修路。古往今来，莫不遵从这一定理。信息公路虽然是条虚拟的道路，但它的价值和作用却绝不亚于任何一条现实的道路。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部队时所从事的恰好是军事通信方面的工作，他比当时的更多人都清楚，信息工程是条多么重要的道路。到今天，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信息高速公路的发达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活跃程度，但20多年前，人们远没有今天的认识和判断。
北京大学的李宗楠教授曾经如此总结：“美国之所以发达，有两个基础工程是重中之重，一是遍布全国的高速公路网；二是渗透到每个经营单位的电话网。”这也是任正非决定开始研发之路的原动力。因为在倒卖交换机的过程中，任正非清楚地知道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
“我过去倒腾别人的东西，经常受制于人，经常是要货的时候你没货，或者随便加钱。”对于这段受制于人的倒爷生活，任正非有着切身的痛楚，他那强硬的个性也注定了他不可能永远受制于别人，所以他必须拥有自己的技术。恰好他自己是通信兵出身，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任正非还不懂得利用的话，那我们也不会认识现在的任正非了。
不过，研发是条不归路，它需要巨大的资本来做支撑，即使如此，研发也不一定就能取得成功。一群同样身怀梦想的年轻人跟着任正非一起，决定在这条研发路上共同走下去。
这一次，任正非的目标同样是“活下去”，不过，这次他是要华为“活下去”。曾经的军队生涯锻炼了他坚毅的性格，同时也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激励年轻人。那时，任正非说了一句话，要让员工以后能买阳台大的朝南的大房子，以后可以用来晒分到的钱，所谓“晒钱”的传奇故事就是这样来的。这样具有煽动性的话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拥有十足的力量。
倒爷时期积攒了一定的资金，此时任正非做足了准备。他将整层楼分隔为单板、电源、总测、准备四个工段，外加库房和厨房。十几张单人床就那样密密地排成排，这还远远不够，还有用泡沫纸箱板上加床垫的地铺，这就是参与研发的所有人的住所，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任正非带着一群对未来充满希冀的年轻人以此为家，吃住都在这栋楼上，经常连外面刮风下雨都不知道。
楼里没有空调只有吊扇，深圳的夏日，热得几乎可以将人烤化，但为了研发，所有人在机器的高温下挥汗如雨，夜以继日地作业。设计制作电路板、话务台，焊接的电路板，编写软件，调试、修改、再调试。累了就地休息，醒来继续未完的事业。夏日里蚊子太多，值班的员工就用套机柜的塑料包装把自己从头套到脚，然后在脸上挖几个洞以保证呼吸，这下就再也不怕蚊子了，不过，一夜下来，几乎和蒸一个桑拿差不多。
那时候，任正非几乎每天都到现场检查生产及开发进度，开会研究面临的困难，分工协调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遇到吃饭时间，任正非和公司领导就在大排档同大家聚餐，由其中职位最高的人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
这条路走得很辛苦，因为研发几乎就是个无底洞。一直到1991年，华为的研发还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但公司的现金流[3]却面临断流的危险。借贷、将到账的合同预付款投入到生产与研发中去……任正非想尽办法填补公司的现金不足。与此同时，各地客户不断催货，每个人都处于一种紧张的气氛中。
由于研发进程缓慢，货物迟迟发不出去，所有工作人员曾经连续6个月发不出工资，任正非不得不以24%的高昂年利息借钱来继续研发产品和给员工发工资。
“当时我们不懂事，误上了电信设备这条贼船，现在想下都下不来了。”多年后，任正非曾经如此感叹，他说，“如果当时我们开的是饭馆，那么现在利润可能更高，我也更舒服。”当然，任正非说话不无调侃，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未尝不是他对当初那段艰苦岁月的一种笑看。
2.“小米+步枪”的胜利
研发向来是个无底洞，因为巨大的投入可能会颗粒无收，所以没有多少企业敢于执着地将研发之路一走到底，尤其是企业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但任正非显然是那个敢于去吃螃蟹的人，这种认准目标勇往无前的精神会让人忘记此时的任正非已经是一个超过45岁的中年人了。任正非的这种闯劲虽然是他非凡魄力的体现，同时更是他对现实那种不安全感的体现。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挫折之后，他对生活充满了不安全感，需要对生活有控制感，研发就是他对企业有控制感的体现，因为有了研发，他可以不用仰仗别人的技术。
不过这条路是一条需要用金钱来铺就的路，华为却不是那个可以大把花钱的“土豪”，任正非没有那么多可以花的钱，没有钱买自动测试设备，他们只能发挥聪明才智，用一些土办法代替。
研发人员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来测试交换机，用放大镜一个个地检查电路板上成千上万的焊点。测试任务很重的时候，恨不得将一个人分成两个来用。就这样不管是普通研发人员还是部门经理，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测试、攻关。虽然当时环境艰难，但是每个人对未来都抱有信心，有位工程师为了早日研发成功，甚至将眼角膜累得脱落，最后不得不住院手术。
皇天不负苦心人。1991年12月，华为开发出的BH-03交换机终于通过了全部的基本功能测试，电话打出接入畅通、音质良好，首批3台价值数十万元的交换机发货出厂。不过，此时公司收到的预付款也已经全部用完，账上资金也几乎用完，再发不出货就有破产的危险。
1991年12月31日晚，华为全部员工在这层有历史意义的楼里开了一个庆功会，他们吃的是简单的自助餐，但庆祝仪式却极为隆重，因为第一个有华为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产品终于出厂了。这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胜利，成为华为创业崛起之路上极为关键的一步。
自此之后，任正非带领华为人在研发的道路上开始昂首前进，未曾停歇。
3.市场：农村包围城市
研发取得成果，该考虑的自然是市场的事了。
长时间以来，程控交换机市场都被外国企业所垄断，“七国八制”统治江湖已经多年，中国企业大多沦为那些外国企业的打工者。华为这时候破壳而出，市场已经准备好接受他们了吗？
机器研发成功后，任正非便开始思考如何突破外国企业的市场封锁线，这些国外的电信巨头都是资本雄厚的大集团，凭现在华为想与它们抗衡简直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想通过常规的道路开辟市场，估计华为活下去的机会极为渺茫。
那是一个混战的年代，新兴的中国企业想从外国企业虎口夺食，内外竞争都不可避免，为了将华为这样的中国新兴技术企业扼杀在初生阶段，国际电信巨头们依仗自身雄厚的财力大肆杀价。
与此同时，国内同类企业也开始迅速发展。邮电部与比利时贝尔公司在上海合资成立了上海贝尔公司，内外合资，将国外的技术引进，所以在管理与工艺装备上都与国际相接轨，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迅速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位；后来与华为共称“大中华”之一的大唐电信在此时也开始勃发，他们有着多年国家级科研打下的雄厚技术储备，在技术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华为的老对手中兴，与他们同处深圳，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几十年如一日。
外有强敌围攻，内有对手环伺，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要如何带领华为突破重围？
军人的烙印这时候开始在任正非身上得到显现，他把市场开发当作与研发同等重要的一场硬仗来打。
“华为在自己的家门口遇到了国际竞争，知道了什么才是世界先进。我们是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学会了如何赢得竞争。”他将在部队学到的一切都带到了华为，华为召开员工大会之前，经常号召大家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在特定的时期，能迅速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同时，为了让员工有更强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任正非不断地将各类生存观念灌输给他们，“活下去是硬道理”“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些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在市场经济时代同样适用。任正非认为，当企业面临生存的危险时，为了市场销售增长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可耻的。
市场竞争是惨烈的，天下掉下来的就算是金子，但首先你得留着命，没被金子砸死，然后你才能享受这个金子。
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虽然并没有亲身经历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和成长史，他显然有着足够的认识，他知道该如何避敌锋芒，然后再出其不意，一击制胜。
这其中，“农村包围城市”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对于任正非带领的华为来说，此时此景，“农村包围城市”显然也是适合竞争的一种战略选择。因为，城市的市场各方雄踞，刚刚起步的华为明显无力与其正面抗衡，而尚未开发的农村市场，则更利于弱小的华为实现抱负。
最终，任正非和他的华为，不仅逐步地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还像毛泽东一样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非凡胜利。
三 技术才是真金子
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里曾有一句台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是一个连小偷都知道的“真理”。有了人，有了钱，一切都会朝着预想的方向走去。
1.为了人才不择手段
要想从事研发之路，挖掘到“技术”这块真金，过硬的人才储备才是关键。当决定要走研发这条道路之时，在挖掘人才这条路上，任正非从来都是费尽心思，甚至不择手段。
坦白地说，任正非所做的第一款产品带着浓浓的拿来主义，尽管后来任正非及华为一直强调他们企业与军方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华为成立初期，任正非还是不可避免地沾了军队的光。
通常情况下，最先进的技术都是军方首先使用，通信技术更不用说。任正非的14年的从军经历在这方面积攒了不少的人脉，在华为的成长初期，这些人脉关系或多或少地给任正非带来了好处。
借助军队的技术，第一款产品做了出来，但研发从来就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没有持续的研发，这条技术之路任正非很快就会走到尽头。
为了将这条研发之路持续下去，任正非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人才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任正非当时广泛深入地进入到国内各大高校，邀请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尚称华中理工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理工高校的教授带着老师和学生到华为来参观访问，期望与高校形成技术合作。
在这期间，任正非发现了郭平，这个后来成为华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的金光闪闪的人物。当时，郭平刚刚从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院毕业不久，并且留在了学校当老师，他跟着自己的研究生导师一起来到华为参观。
任正非对于郭平这样的高才生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为了吸引郭平的到来，任正非可以说是散发出了自身的全部魅力。而年仅23岁就已经研究生毕业的郭平同样有着打拼天下的意愿，他被任正非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企业家做大事业的胸怀所镇住，同时又被他热情和诚恳的待人态度所吸引，于是自然而然就成了任正非麾下的一员大将。
华为公司第二款自主研发的产品正是由郭平主持进行的。除了主持华为的研发工作，郭平还根据自己的资源，主动去为华为公司吸引一些新的大将加盟进来，郭平的大学同学郑宝用就是这样被拉进来的。
郑宝用和郭平一样，毕业后也留在华中科技大学当老师，并且1989年他还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受郭平的“蛊惑”来到华为后，郑宝用立刻被这种实干的精神所吸引，并且为之而着迷，为此，他甚至连博士学位都不要了，直接投进了华为的怀抱。
郑宝用来到华为之后，任正非如获至宝，当即将他任命为总工程师。在郭平和郑宝用的主持下，华为研发出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技术产品HJD48，这款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进入市场后，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任正非对郑宝用的重视程度或许从他的工号就能看出来，任正非的工号是1号，郑宝用则是2号，加之由他总管研发，所以郑宝用也就成了华为的“二号首长”。
如今，郭平和郑宝用都是华为公司的常务副总裁，他们和任正非一起，享受了华为这份胜利的果实。
除了这两员大将，任正非后来还淘来了一位与华为成长十分密切的大将，那就是李一男。
提起李一男，今日的任正非多少有些爱恨交加的感觉，毕竟那是他曾经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可能继承人，最后却与他分道扬镳了。
但在当时，李一男那个“天才少年”却是华为的一个奇迹。和前两位大将一样，李一男也是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不过天才就是天才，他是从少年班毕业的。他是在华为实习期间被任正非发掘出来的人才，所以毕业后他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华为，此时距离郭平他们加盟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
正式加盟华为后，李一男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被升为华为工程师，半个月时间便升任主任工程师，半年后，他已经升到了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他被提拔为华为总公司的总工程师，接替郑宝用的位置。年仅27岁，李一男就已经成为公司的副总裁，可见任正非对李一男的重视程度！
当然，李一男绝对是有足够的实力才担得起任正非的这份“厚爱”，当时，郑宝用主持研发的第二款产品JK1000空分式端局交换机在市场上反响一般，而任正非也希望能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这在当时是多么大胆的想法，任正非却把这副重担压在刚刚毕业一年的李一男身上。
天才的力量是不容小瞧的，李一男在重压之下将C&C08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研发成功了，并且很快打开了市场，这也是李一男能这么快成为华为副总裁的原因。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任正非与李一男这种亦师亦子的感情没有持续下去，2000年，李一男出走华为，北上创业，尽管后来他又回到了华为，但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华为，这对任正非来说，是一个不算小的打击。
除了这种主要的技术和管理力量，任正非还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而那时的任正非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挖人。那可真是费尽心思的挖人啊！
那时，华为与西安邮电十所（西安大唐前身）合作开发交换机，在合作过程中，任正非就用高薪将人家的技术人才给挖过来。据说，十所来的人每年回家过年还得配备一个新任务，那就是再带几个原同事到华为来，这种模式在很长时间内居然是华为对外的合作模式——先进行合作，有了业绩之后再用高薪挖对方墙脚，以至于后来好多企业不敢跟华为合作了。
为了挖人，任正非确实没有少动心思，他深知人才对技术企业的重要性。有一次，他得知邮电部要在西安举办一个程控交换机学习班，全国从事交换机开发的单位都将派技术骨干去参加，这可是一个挖人的好时机！
他安排华为的人去参加这个学习班，去的人有两个目的——白天学习，晚上到各个宿舍去招人。后来为华为立下赫赫战功的毛生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被华为从长春电信设备厂游说过来的。后来成为华为副总裁的徐文伟也是从那次学习班上“挖”过来的，当时，徐文伟的原公司很生气，甚至通过当地派出所将徐文伟抓了起来，大费周折才解决了问题。
当然，这样的方法不可能一直使用，不然任正非就会得罪整个行业，当华为一切步入正轨后，与高校合作和从校园招聘大量的新生人才就成了任正非的最新做法，通过这种方式，任正非也淘到了不少技术骨干，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华为的中坚力量。
2.视能工巧匠为财富
任正非对研发人员的重视从来都是不容怀疑的，重视归重视，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让他们始终保持成长，而任正非对员工的要求是要成为“能工巧匠”。
为此，任正非要求员工始终保持进步，要与时俱进，与华为共同成长，为了鞭策和鼓励员工，任正非还专门撰写了文章《能工巧匠是我们企业的宝贵财富》（文见附录）。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任正非对华为所需要人才的高度概括。首先，必须要成为一名能工巧匠，然后才会成为企业的财富，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任正非给他们提出了成为一名能工巧匠的具体要求。他要的能工巧匠并不是单一的个人，而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团体，无论团体中谁离开了，都不会影响到整体的运转。
这个团体中的成员首先要做的就是“苦练基本功，强化量化管理”，因为他觉得华为生产系统的管理还处于一个“很不成熟、非常幼稚”的状态，所以每一个员工都必须要苦练基本功，他可以给员工最高的工资，但前提是他们一定要对得起那些工资。
任正非在自己的文章中说：
我曾经讲过可以把那些插件能手放在一条生产线上去，把这条生产线的定额定下来，不怕他们超定额，不怕他们高工资，要给其他人树立一个榜样。要把一些认真负责的能工巧匠的工资提起来。我们并不怕给你们多发一点工资，但怎么才能多发呢？我认为就是你们个人的基本功要过硬。但不要一提比武就是比速度，我认为不要忽略质量、遵守规章、处理问题的能力。
在练好基本功之后，要做的就是“对干部的教育与提拔”，任正非一直在寻找考核干部的好方法，因为一个好的团队必须要有好的带头人，带头人的寻找和提拔尤为重要。
不过，培养干部与培养一名普通员工显然不是一回事，所要做的事情也完全不同。
任正非认为：“在干部的教育上不能急，我们不能期望一天就使我们的干部能达到日本信华那样的严格标准，应该给他们一个逐步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他们不改正，可以辞退他们。但对干部的错误也不能只批评两句、说两句就算过去了。相反，一下打入地狱也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把他们打到最底下。因为人的毛病不是一天就能治好的，工资要降，职务要撤，但不能降太多。我们要不断地加重处理的分量，每一次处理都留下机会，把我们应该做的事做完，听不听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在这个过程中，任正非更看重对干部灵魂的培养，只有灵魂深处认同了华为的理念，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的“能工巧匠”，并且能带领出来一群“能工巧匠”。这一点，任正非从来不曾怀疑。
这个聚集了“能工巧匠”的团队建立起来后，任正非所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能工巧匠”都形成“强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任何人都不会一帆风顺，企业的成长同样如此，有危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预见到危机，或者是危机出现了，没有能担当的人。
任正非认为，“即便好员工，但是他不能当组长，不能当干部，不能管三个人以上的事情，因为他的责任心还不够。打工，也要负责任，在生产线出现的一个很小的错误，如果当场解决后，浪费的财产可能是一块钱；当我们把这个机器装到现场的时候，造成的损失至少是一千块钱。间接损失包括社会影响，包括客户对我们的不信任，这个损失绝不是一千倍可以衡量的。这也损失了你涨工资可能的空间，因为利润已转化为费用，拿什么来提升？”
只有人人都树立起强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企业才能化解成长过程中的所有危机，安然前行。
当公司已经形成一个能工巧匠般的团队时，最重要的事当然还是要“尊重、承认、重现能工巧匠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既然已经培养出了能工巧匠，那就要赋予他们足够的信任，并给予他们足够的施展空间，这样，才能培养能工巧匠们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所以，你能看到，任正非对人才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他可以给人才足够的地位，给他们丰厚的回报，比业界所有公司都要高的回报，可以让他们能安心工作。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员工也得付出同等的努力，才能对得起他的这份重视与信任。
通过这种方式，任正非既得到了大量的人才，同时，又让人才始终在他的掌控中，有了人才的保障，他的掘金之路自然就变得平坦顺畅。
3.想捡金子先得有命
人才固然是搞研发的核心和关键因素，但光有人才也不行，研发可是个烧钱的玩意儿。
“开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做好投入几十个亿，几年不冒泡的准备。”任正非深深地知道，自己选择这条路有多大的风险。
俗话说得好，你想获多大利，就得担多大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不是那么好做的，就算是满地金子，你也得有命去捡。
对那时的任正非和华为来说也是同样如此，他选择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康庄大道，但在到达这个康庄大道之前，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同样很多。缺钱，是众多从事技术研发类企业共同的症结。
起步时期的任正非同样如此，尽管凭借着当“倒爷”的日子他挣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但这第一桶金完全经不起他的“挥霍”，没办法，谁让他决定走技术之路呢！
在第一代产品研发出来之前，华为的现金流是相当紧张的，而当时想要从银行贷款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今日，到处闲得发慌的风险投资可能还能赞助一下这样的技术企业，但那时的中国，这条路还远未开通。
不仅自身的钱已经花得所剩无几，就连已经到账的合同预付款任正非都全部花到了研发和生产中去。与此同时，客户的催货电话、传真、电报等一天紧似一天，任正非正遭遇着如山般的压力，就连参与研发的员工都感觉到了。
那时候，华为还没有开始高薪招聘的阶段，所有员工都拿着并不高的工资，虽然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但加班费是没有的，并且连正常的工资都曾有连续6个月没有发出来，几乎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地步。
所幸，任正非遇到一群不错的合作伙伴。为了让公司运转下去，任正非和公司所有股东都没有任何收益，并且不断将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勉强维持公司的运转，最终熬到第一代产品的成功出炉。
其实不仅是任正非，几乎所有从事技术研发的企业在最初都曾经遭受过缺钱的日子，比如华为的老对手中兴。由于资金短缺，中兴那时候也不得不做一些贸易和见效快的产品积累研发所需的资金，他们甚至做过玩具、电子琴之类的小产品，靠着这样的方式，他们的研发之路才得以继续。
第一代产品研发出来后，打开的市场缓解了任正非的燃眉之急，至少华为可以活下去了。但任正非是一个好“折腾”的主，他当然不会满足于那一点点成就，刚刚有了一点钱，他就开始高薪招聘技术人才，那可是需要真金白银来兑现的呀！
“发展初期，高层领导90%的时间都是在寻找资金，根本无暇顾及市场、技术等问题。”任正非曾经坦白当初没钱的窘境。没办法，有钱才能继续活下去啊，有钱才能不让最初的投资都打了水漂啊。
可以说，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贯穿了华为成长的整个过程，一直是任正非头上最重要的事。他找来了最好的技术人员，所以他要为这些技术人员解决金钱上的问题。
1992年前后，任正非找来了郭平和郑宝用这样的“技术大神”，但研发需要的资金量实在太大，一代产品的货款回收也不那么顺畅，公司现金流已经面临断流的困境。资金一旦断链，不仅新产品的研发会被迫中止，之前连续几个月没能领到工资的员工估计也只有“望任兴叹”了，此时公司的士气极度低落，不少员工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任正非被迫做出了几乎算是最后一击的做法，他以高达20%～30%的利息向其他大企业拆借资金，说白了就是高利贷。除此之外，公司每个人都要尽自己全力去寻找资金，当时华为内部曾有一个政策，如果谁能够为公司借来1000万的资金，谁就可以一年不用来上班，并且工资照发。可以想见，任正非已经缺钱到了什么程度。
就在任正非快要揭不开锅的时候，他遇到了生命中极其重要的贵人——孙亚芳。和任正非一样，孙亚芳也是从部队走出来的，当时正在北京国家机关里工作。任正非接触到孙亚芳是到北京为华为办理证件，此时的任正非虽然已经面临断粮，过着朝不保夕的忐忑日子，但他骨子里那股闯劲却一直都在。正是这股属于军人作风的闯劲打动了曾经同为军人的孙亚芳，于是，孙亚芳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连同借来的钱款共计200余万元，并且辞掉了已经是处级干部的“金饭碗”，与任正非同赴深圳。
孙亚芳的出现解决了任正非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她还利用自己手头的资源，帮助华为打开了全国的市场，凭借她出色的能力，华为的全国市场很快有了起色。
1999年，任正非甚至将华为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一职转给了孙亚芳，名义上，孙亚芳成了华为公司的最高领导人，负责公司的一切对外事宜。不得不说任正非走了一步好棋，孙亚芳不仅是他的钱袋子，更是华为的“大贵人”。
至此，华为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缺钱日子，这是今天的人们所没有办法想象的时间长度。其后，任正非和华为彻底摆脱了缺钱的窘境，并拉开了企业财源广进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