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第二天我们坐在厨房里的橡木桌边喝茶时，母亲说，“我们该做点儿什么呢？”
“做什么？”我问。
当然，我觉得我们除了放任自流，不能做什么，可这样她会感觉病怏怏的，尽管她的样子不是如此，或者不表现出来，而我就会很难过，尽管我会掩饰会否认。我们会一如往常地隔着一道鸿沟看待彼此。
可当我刚刚回到家时，她仍然表现得像是停泊在自己安全港湾里的凯特·古尔登。凯特·古尔登总有事情做，什么项目啦，计划啦，同时进行很多项目、计划啦，所以如果她在织毛衣，而炉子上没在煮一锅东西，简直就是罪恶。
“我们需要一个项目，”那天早上她说，“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有过这样的事吗？我总是那个跑进跑出的人，而她是那个宅在家里的人。不知怎的，凯特·古尔登和艾伦·古尔登最终单独在一起了，在寻觅某件两人可以共同参与的事，这让我们俩奇怪的亲密处境凸显出来。
“我猜我可以用大号订书机，而你可以教我。”我记得我没什么热情地说了这么一句。
“不不不。”母亲不耐烦地说。她冲着茶杯低下聪明的脑袋，向里吹气，一股雾气在她的脸边氤氲开来。“不是这种事儿，”她的眼睛瞅了会儿别处，而后慢慢说道，“一个读书小组。”
不论是那会儿还是现在，她声音里的那种语调让我知道她早有此意，只是假装才想到而已：“一个读书小组？”
母亲大笑起来，语带虚伪的颤音，内含一丝焦灼。“艾莉，”她以一种只对我说话时用的细声细语说道，“你准备就这么一直重复我说的话，就好像这是你听过的最震惊的事？”
“不，我——我很抱歉。一个读书小组。很好。我们还找谁加入呢？”
“噢，没别人了，我觉得，你不觉得吗？我们俩一起读书、一起讨论。我总想加入一个读书小组，可朗霍恩只有两个小组，而我实在不适合加入任何一个。乡间俱乐部的年轻女人们那组，只读些垃圾；教师们妻子的那组，读的书我似乎闻所未闻，书的作者也从未听过。我猜这些书意义重大吧。”
“意义重大？”我说。
“你又来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我们的项目，母亲为其取名为“古尔登女孩书友会”。那天下午，我们就去了杜安书店。那是个九月的午后，感觉像八月末，温热、潮湿、有点儿阴天，树枝低垂，碰到了尘土飞扬的人行道。我们买了三种平装书，各买了两本，分别是《傲慢与偏见》《远大前程》《安娜·卡列尼娜》。回家后，我们仔细地将它们摆放在休憩室的书架上，俩人都退后片刻，看看效果如何，似乎它们是种静止的生命。
这些书让我们最初的那几个月具象了。虽然我们候诊的时候总是带着书，当化学物质慢慢滴落，微小的液滴流进身体的支脉时，母亲经常靠在活动躺椅上读书，可读书跟化疗泾渭分明。当我每天花大量时间打理日常生活中的洗衣、吸尘这些我觉得乏味的琐事时，她就会喊我：“该读书了。”
“太棒了，”我跟卢尔斯讲电话时，她说，“在你自己的领域，她都胜你一筹呢。更别提教授爸爸了。”
“卢尔斯，我讨厌你的一个做事方法就是，对一件事总过分阐释。我们买了书。我们在读书。我们会讨论这些书。那又怎么样？我从没说过她愚蠢啊。”
“感谢跟我分享，亲爱的。我从没想过她愚蠢啊。我的意思是，她很可能猜出你会厌倦，会看到你的厌倦，这会提醒她你在那儿的原因。可是，她却发现了某种保证不会让你厌倦的事情。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我真希望卢尔斯见见我母亲，但是不知怎么，我从未安排她们俩彼此认识。她们在识人方面都比我聪明。不过两人只通过一次电话，当时我外出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了。我记得事后问起卢尔斯她们的谈话内容。“扎染。”她说。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确定这是否是句玩笑话。
一天下午，我和母亲打包好我们的书，去河滨公园野餐，还带了床旧被子铺在山丘的草地上，从那儿可以看见朗霍恩全貌。蒙哥马利河毫无生气，呈棕色带状，在我们下面流淌，两岸生长着臭椿树。离一侧岸边稍远的地方，一排松树之后，是公共网球场，那里总是嘭嘭作响，总是人满为患。穿过河就是朗霍恩大学的校园了，这里的建筑群呈同心圆分布——三十年代坚固的哥特式建筑，五十年代没什么特色的宾馆建筑，以及玻璃墙面晃瞎人眼的新建科学楼。校园中心是座庞大、塔楼林立的红砖大厦，曾为塞缪尔·朗霍恩所有，是他和矮小结实、面相喜庆的妻子曾经的住处，行政楼接待区的壁炉台上挂着她的肖像画，她身穿黑色锦缎，珠光宝气。她叫米妮，两人没有子嗣，当时还是孩子的我觉得真是让人难过。不过大学就是这样才建立的，它的校训用拉丁文写就，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孩子”。
教学楼耸立在一座高高大大、岩石累累的悬崖之上，下面是蒙哥马利河。教学楼后面，顺着下倾的地势便到了宿舍区，这里散落着一座座丑陋不堪的小房子。学校后门再远一些的地方，视线之外，是一座采石场。两座步行桥和一座行车桥将大学与镇子相连，招生办公室为申请候选人提供行车指南时，尤其是为其家长提供行车指南时，总是让他们走这条路，而不是那条下了公路，路过采石场和卡车库的直路。朗霍恩是所很好却又不大为人所知的小型文理大学，与索思摩学院和哈弗福德学院[1]勉强有点儿渊源，要想赢得人心和生源，就得在开车经过朗霍恩地界儿的家长们身上多费心机。
我俩盘腿坐在被子上，吃了鸡肉三明治和红洋葱黄瓜沙拉。母亲除了日光照射中头发之下的头皮有些许迹象，嘴巴周围出现一些纹路之外，看起来很健康。我们不得不走崎岖些的路时，她会挽着我手臂，不过动作轻柔、饱含爱意，使得此举更像是陪伴而非必须。现在也是如此。吃蓝莓的时候，我躺在毯子上重读《傲慢与偏见》，母亲在一块蓝色背景布上绣着向日葵。而后她拿出她自己那本，我小睡了一下。
天气宜人，是个野餐佳日。太阳温暖着我们的胳膊、双腿，一阵微风吹乱了我的书页。一枚网球在波光粼粼的棕色河水和小山一侧墨绿色植物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它轻轻跳动，从突出的岩石边缘弹开，朝下面的河水掉落。
球经过时，我醒了，身体有层虚汗，还麻了，在落日下的被子上蜷缩着。我想起那个夏夜，我和乔就在这个地点的正下方裸泳，而后就在某片灌木丛低矮的树枝下做爱。那是个月圆之夜，我到达高潮之后、他高潮来临之前，他还在我身上，那呼吸、哼声参半的声音是静寂之夜里唯一的声响——啊啊啊啊——我躺在那儿，头偏向一边，看到四周散落着各种球，网球、表面有塑料球拍划痕的威浮球[2]，甚至还有一枚从高尔夫练习场穿进网球场的高尔夫球。
这回忆与情色无关。我的头发里揉进了小细枝，一块疙疙瘩瘩的老树根划伤了我的大腿，事后我跟乔提及这些球，他很郁闷，指责我在交合时貌合神离。于是，这记忆让我感到孤独。我的视线穿过河水，望向大学，心想父亲此刻是否在那儿，我知道如果我问母亲，她肯定知道，爸爸每个学期的课表她都牢记在心。
可是，她提起了他，打破了沉默。她盯着河对面，眼神空洞。她说：“我记得这本书。我遇见你父亲的时候正在读它。我记得我很欣赏这本书，却也略有不悦，因为它跟人们惯常做的浅薄事一样，把姐姐描绘得甜美、居家、善良，但屈于聪明、善谈的妹妹。简和伊丽莎白。现在我记起她们了。我觉得不公平，简那么好，伊丽莎白却受到赞赏。”
“我猜奥斯汀在反抗。她这种女人知道社会上尊重的是甜美、善良的女孩，而不是伊丽莎白这种口无遮拦的女孩。”
“但简·奥斯汀的手段应该比这高明啊，将女人只刻画成这两种类型——”
“你真这么看她？”
“嗯，是。还有一本书的情况也是一样。”她再次看向河对岸。“《小妇人》，”过了一会儿，她说，“有个妹妹是作家，有个姐姐儿女成群。”
“乔和梅格。”我说。
“如出一辙。”她说，“各国女作家不应该狭隘地把女人分成聪明和甜美这样的小类。女教授在大学里的教务茶会上和事务上，也如法炮制。”母亲放低声音，放眼望去，“‘噢，你管家——真是太太太有趣了。’”她大笑起来，我却没有。
“也许奥斯汀就想让她们成为典型呢。”我说。
“不，她们都很真实，简和伊丽莎白都是。简崇拜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自我崇拜。”
“不对，”我说，“伊丽莎白也相当崇拜简啊。”
“真的吗？哪儿表现出来了？你这遍读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些，指给我位置，告诉我你读完整本书了是不是还这么觉得。”
“我以为你说你读过这本书了呢。”
她就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话似的，继续说道：“我记得看到他们的名字我都能念出来，真是松了一口气。我刚读完一些俄国小说，那些名字让我崩溃。《战争与和平》里的人名都好长，我会跳过去。惊讶吧？”
“我猜大部分人都这么干。”
“我不是说人物名。我是说我读俄国小说家的事儿。”
“不惊讶啊。”我回道。其实这让我吃惊。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应该是更小一些的时候，因为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怀了你，如果不在干洗店上班，就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我就那么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读书。大多数时候，我父母会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放我假，我就会去那儿，在那儿学习。我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把这当成不上大学的一种补偿。有一回，我发现了一张英语专业大一学生的阅读书目，就一本不落地读完了上面列的全部图书，不过后来，你父亲说大部分书都不怎么好。”
“可你不是在图书馆遇见他的吧？”
“我是在洗衣店遇见他的。他有件运动西服夹克，是件海军蓝便西服，他把它拿过来洗。拜阿姆斯特丹大道上那家意大利餐厅所赐，衣服上有一大块番茄酱渍，每当客人拿来的东西实在是脏，母亲就会咂咂嘴。他讲了一个好笑的故事，是关于带一个女孩去那家餐厅的，那女孩的父亲走进门来，用胳膊肘打了他的叉子，还把酱汁弄得两个人满身都是。我记得那女孩是他论文指导老师的女儿。那插曲扼杀了爱情。或者是因为我。”
“外公外婆肯定都是很棒的监护人吧？”
“他拿外套来时，你外婆只说了句‘周二洗好’。我还是一直在图书馆读书，直到他认出我来，然后我还是继续在那儿读书，直到他带我去匈牙利面包店喝咖啡，我仍然继续在那儿读书，直到他带我去了那家意大利餐厅。那会儿，他的头发漆黑，也更清瘦些，但不消瘦。他过去很帅。”
“现在也是啊。”
“是啊。”
父亲那张匀称的脸上，有些地方瘦了，有些地方松了，那很是单薄的嘴更是成为负累了，因为中年人的纹路如括号般在嘴边浮现。他就跟那种漂亮女人一样，跟那种人们说“她年轻时绝对是个美人胚子”的女人一样，年轻时是个帅哥。
“而且他那么聪明，”母亲补充道，“他一张嘴，你就知道他多聪明。”她的视线从河水转向我，笑盈盈的，笑容里满含快乐的回忆，可目睹这笑让我伤心，“我俯身探过餐桌，说：‘我会是理想的教师妻子哦。’而后抽身回来，满脸通红，反正乔治是这么说的，红头发，红脸蛋。我抽身回来，粉红色的高领毛衣前面整个都沾满了番茄酱。”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
“你没问过啊。”
“噢，妈妈，真是个屌爆了的回答。”我说。
“是吗？”我母亲一脸兴奋地说，“屌爆了？”
“真是屌爆了。你是说，就这么简单，就这样他就娶了你，因为你向他求婚了？”
“噢，艾莉，”她追悔莫及地说，就好像惊讶于我竟然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事，“我想他娶我，是因为我让他想起他母亲。”
回想爷爷奶奶，他们在纽约州山区运营一家夏令营。如今两人都已不在人世。我小的时候，会在学校开学前在他们家待上两周，那时来自长岛、曼哈顿和康涅狄格州的孩子们都从夏令营回家去了，晒得黝黑，浑身蚊子包。我会在马场周围的芦苇丛里游荡，把那些射偏的箭捡起来，拿给爷爷，他是个强壮而寡言的男人，小臂会将邦龙短袖衬衫的接缝撑开，露出针脚。
奶奶不同。她的样子像父亲，体态柔美，面容姣好，我在小溪里抓小龙虾的时候，她就坐在石头上，还让我用泡打粉烤饼干，每片饼干的中间会有一个大拇指印，印里填上果酱。她有股玫瑰香和面粉香，就寝时唱圣诞歌，每天早上给我梳辫子，用工艺品上的一小截毛线扎好。
“我能想到。”我说。
“我记得读《傲慢与偏见》的时候，多希望是从简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你父亲说，那样会是本很无趣的书。你父亲特别不喜欢回家之后还讨论这些。除了跟你，当然啦，那性质不同。我觉得他认为这是你教育的一部分。有时候我听着你俩聊，觉得像少年棒球联盟球员在听纽约扬基棒球队职业球员说话。”
“噢，别这么说。”
“我不介意啦。很有趣呀。”
“我就不会这么描述这事儿。”
“你会怎么描述呢？”
“很累人啊，”我随口说道，“得保持最佳状态。”
风变大了，吹动书页，掀起被子一角。我看到两个小孩在下游的步行桥下嬉戏，跟我儿时一样，向水里掷石子。
“不该把你的全部人生基于一个男人的认同。”母亲默默地补充道。
“女人结了婚就是这么生活的啊。”我说。
“我在说你，艾莉。”她说。
“我和乔纳森没到那种关系呢。”
“我不是在说乔纳森。”
我们重又变得安静。河对岸的钟楼上传出《奇异恩典》的乐声，塞缪尔·朗霍恩为了在校园里营造一种宗教之感建了那座钟楼。音乐停止时，“曾经盲目，重又得见”的词句在空气里像云朵一样，又盘桓了片刻。
“你第一次为什么没看完这书呢？”我最终说，此时乐音弥散，如夕阳西下。
母亲拿起腿上的平装书，举到胸前。在淡黄色的光线中，她的指关节就像四颗白色的圆形石头，闪着光。“我嫁给你父亲的那天，把书落在市政厅了，”她说，“书是从图书馆借的。我不得不自掏腰包，买了本新的。”
“我不太明白我们这个书友会怎么回事儿，”我说，“我们读完之后，要不要找时间讨论讨论？”
“我们不正是这么干的吗？”母亲说。
“不，我是说谈谈主题、人物啊之类的。”“我们不正是这么干的吗？”她重复道。
“所以我们是边读边讨论喽？”
“不好吗？”母亲说。
“我们什么时候读下一本呢？”
“艾伦，”她一边笑着说，一边放下书，拾起绣活儿，“你这么聪明，还要这么多指导啊。我们手头这本看完了，就读下一本呗。”
注释：
[1]索思摩学院和哈弗福德学院都是美国顶尖的文理大学。
[2]威浮球是一种新兴的垒棒运动，规则和传统棒球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球上有各种孔洞，借助空气摩擦的力量，在飞行过程中会有多种曲线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