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2016年4月21日
【导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遭遇连续天灾人祸的中国农村，悄然刮起一股清新之风，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彭禹廷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将救国的重心投向农村。他们认识到，“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故发起成立了诸多类似今天NGO的社团组织，不仅筹划救济活动，更着眼于从农技改良、工商扶助、文化教育、乡村自治等方面，进行建设性的改造。有统计显示，这一时期南北各地先后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机构600多个，各种实验区上千处。这场由知识界发起、汇成时代潮流的运动，被称作“乡村建设运动”。
在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中，没有出国喝过“洋墨水”的梁漱溟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激进“排外主义者”。他对“欧风美雨驰而东”深恶痛绝，说“西方功利思想进来，士不惟不以言利为耻，反以言利为尚”，认为近代中国农村沦陷的根因是风俗败坏、社会失序、文化失调。因此他将乡村建设作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阶段，提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举办识字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改造活动，将解决广大农民教育问题放到了救国之首位。1930年梁漱溟在河南辉县创办“村治学院”，次年深入山东邹平、菏泽搞实验，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试图从乡规民约到重建伦常，从改造农村到改造社会，从恢复中国社会形态的文明理性到恢复中华文明的自信。
尽管这场昙花一现的运动，很快被残酷的战争以及激荡的社会改造大潮所淹没，但这群一百年前的“90后”知识精英的济世理想，依然启发着后来者。
有意思的是，时隔80年，还是在梁漱溟先生做乡村建设实验的山东，自2013年初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义工讲师的身份下乡讲授儒学。他们的主要组织机构，是尼山圣源书院。他们的活动半径，从孔子诞生地尼山延展到全山东省；他们的“义工讲师团”成员，从大学教授扩展到乡村教师、乡镇干部乃至普通农民。他们多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对新时期乡村文化的荒漠化问题、对乡村社会的传统人伦瓦解问题有着切肤之痛。他们希望在孔子故乡借助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并通过半个月一开课的定期教化，让留守农村的民众回归纯朴厚重的公序良俗。而这场新的乡村建设运动，有一个更为儒雅的名字：乡村儒学。
短短三年时间，从市县到乡镇社区，“尼山书院”、“乡村儒学讲堂”、“百姓讲堂”已经遍及全山东，乡村儒学运动（“运动”二字为笔者所加，有别于三十多年前的政治含义）成了闻名全国的现象级社会改造典范。
这场“乡村儒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发起人和力行者，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哲学的教学研究，并热心于大众儒学、民间儒学的传播。他在山东大学义务开设“四书原典”公益讲堂16年，不设学分、公益开放，来者不问、往者不究，每周一次、从不间断，被山大师生尊誉为“颜四书”。而他的介绍栏中，还有一条：复圣公颜子第七十九代孙。
2016年3月29日清晨，利用一个会议的前隙，颜炳罡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畅谈了他对乡村儒学的社会实践、中国儒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以及比较热闹的海峡两岸“新儒家”之争等问题的思考。（文柳理）
“新儒家”分大陆与港台是个假命题，“政治儒学”是条走不通的死路
凤凰国学：刚才您提到了“当代新儒家”，也有人说“当代新儒学”，您觉得这两个概念有区别吗？另外，“当代新儒家”与九十年代说的“新儒家”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颜炳罡：我觉得“当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家”这两个概念，从一般老百姓、一般学者的立场，好像是一个概念。其实它里面有细微的差别。“当代新儒学”是从学术形态的角度讲的，“当代新儒家”是从人物的角度讲的。首先你是不是儒家？然后是不是新儒家？你是新的还是旧的？没有新的东西你也不能称为“当代新儒家”。再一个，是否活在当下？活在当代才可能成为“当代新儒家”。宋明理学也是一种“新儒学”，也叫“新儒家”，但那是活在古代，不是“当代新儒家”。
“当代新儒学”，它是儒学在当代发展出的一种新的形态，或者新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成为“当代新儒学”。所以我说，当代新儒家和当代儒家，当代新儒学和当代儒学，这些概念应该做区分。而且，“当代新儒家”也不是因为生活在当下就能够新了。有些学者，比如说钱穆先生、马一浮先生，他们是“守先待后型”的儒家人物，他们不愿意、也不想开创儒学的新形态，但他们生活于当代又卓然成家，他们是当代儒家。他们的思想体系也是生活在当代，可以叫当代儒学，未必叫当代新儒学。
凤凰国学：那所谓的“新”是指什么？
颜炳罡：1994年我发过一篇文章，叫《当代新儒家“儒”的特质与“新”的意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辨识。儒的特征是什么？它新的意义究竟新在哪里？我指出儒的特质有三：一是礼敬孔子或者说宗师仲尼；二是同情地了解儒家经典；三是坚持道德优先的原则。当代新儒家之所以为“新”，不在于外在的新，而是形态的新。当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最大不同之处：是当代新儒学为了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有机地融合西方文化、外来文化的元素，开出了儒学的新形态，或者说由此开出一种儒家新的理论形态。
宋明理学的“新”，从外在来看，就是把印度的佛学和中国固有的道家、道教的东西融汇到儒家的思想体系当中，更新了儒学形态，叫宋明理学，或者陆王心学，或者程朱理学。它确实在思辨层面上超越了佛教，它反佛教又利用佛教，实现了自己的华丽转身，借助于佛教的智慧来重新实现了儒学的新生。
那么当代新儒家新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说的当代新儒家人物，尤其像是梁漱溟先生，像牟宗三先生，像熊十力先生，包括唐君毅、徐复观等所谓的当代新儒家，他们新在哪里？他们是想借助西方的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再造儒家的思想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新的。用牟先生的话说，本内圣之学以解决新外王。“本内圣之学以解决新外王”，那就意味着对儒学形态、儒家体系来一次再造，融合西学，再造儒学。这是极其简单地说。
凤凰国学：您怎么看去年以来包括今年年初大陆和港台新儒家的对话？比如“新儒家”的这顶帽子，应该戴在哪些代表人物头上？两岸的儒家学者对当下使命的看法分歧在哪里？这样的现象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很正常？
颜炳罡：我首先要说，“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是个虚假的命题，不是个真命题。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是一个特殊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一个概念。儒家就是儒家，整个华人世界、整个的港台地区、整个中国地区，儒家就是儒家，没有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这样的区分。大家所关注的都是儒家，所有的儒家都应该是孔子之徒，都应该是儒家之道的信仰者，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大陆和港台新儒家这样一个虚假概念的划分。
很简单，当初所谓的“港台新儒家”，我们大家都知道，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牟宗三先生，他们哪一个不是从大陆去的，包括钱穆先生，哪个不是大陆人？怎么能把他们说成港台新儒家呢？而大陆新儒家，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一个特殊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本身就有很大的荒谬性，就不准确。现在到了21世纪，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之间有充分的交流，关注的儒家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所同大于所异。再来炮制所谓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对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出于媒体的炒作，学术本身不是这样的。
我与李明辉、林安梧、郭齐勇、陈明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我们关注的问题都差不多。大家在一起交流没有任何障碍。海峡两岸的学人关注的问题所同大于所异，你只要是个学者，只要本着中道理性的原则去看待当代中国的发展、当代世界的发展、当代人类命运的发展，去关注人类文明今天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关注整个华人世界的生存状态，那么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同大于异。一定要搞出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这种对立，那是虚假命题，不是一个真命题。
第二个判断，今天所谓的大陆新儒学就是“政治儒学”，港台儒学就是“心性儒学”，这是一个极其偏颇的认知。
首先，港台儒学不能归于心性儒学。我们都知道，像牟宗三先生也好，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也好，老一辈的所谓“港台新儒家”，那个时候退守到港台这样的地区，他们是出于对国家民族文化命运的高度忧患和担忧，他们的政治意图和政治意向非常的明确。而且牟先生“新外王三书”所谓的“坚守道统”“建立政统”“开出学统”“三统并建”之说，他对“政道”与“治道”的区分以及政道如何在中国落实，如何突破打天下、政权更迭的局面，使中国社会运转走向一个正常轨道，都有很好的设计，哪能把他们简单地视为心性儒学呢？
牟宗三先生之后，今天说李明辉也好，李瑞全也好，包括谢大宁、陈昭瑛也好，不能说这些人只关注“心性儒学”，他们有好多现实的关怀。谢大宁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到尼山圣源书院去，到乡村去给老百姓讲儒学，看到我们讲学的场面，他泪流满面，非常感动。谢大宁说我好像重新回到了明末那个时代，像那时的学者跟乡民讲儒学一样，他当时现场就演讲了，村民同样深受感动。两岸儒学同根连枝，彼此不分。
应该说，海峡两岸的交流和活动非常频繁，大家的诉求大致相同，所以一定要制造出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这种概念，我觉得很荒谬。
再一个，大陆就一个政治儒学能完全概括吗？政治儒学就能代表当代大陆的儒学生态吗？其实今天的大陆儒学，主流还是我刚才说的民间儒学，是它的主流意识。今天这些大部分不发声的学者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力量，只是他们不愿意随着今天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而喧嚣罢了。好多学者是处在静默的状态。他们为什么静默？与其说不如做，与其让别人做不如自己做，我知道好多学者是抱着这种心态去做的。自己保持一个静默状态，努力去做事，这才是儒家精神。今天的儒学不仅要坐而论道，更需要好多儒家学者起而行之，或者起而行动。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更重要。纷纷攘攘的讨论，只是给媒体提供了一些争得眼球的现象而已。其实儒家在整个大陆地区也好，在港台地区也好，远远要比人们看到的表面现象复杂得多，它在当下的发展，可以说水非常的深。
凤凰国学：所谓的“水很深”，指的是儒学在当代发展本身很复杂或者很艰难吗？
颜炳罡：我当然不是说今天儒学发展是个艰难状态，我是说今天儒学的发展是个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很多学者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把我的观点表达出来了，身体力行做过了，做好自己应做的或者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觉得就可以了。
凤凰国学：您刚才说大陆和台湾的新儒家之争是媒体炒作的，但我作为媒体人却并不太认同，至少我们没有炒作之心。我更关注的是，现在大陆这些以“新儒家”为旗号或者被“新儒家”的学者，他们谈新时期儒家对中国政治的作用也好，或者谈康有为也好，或者谈儒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建也好，到底有什么利弊？
颜炳罡：政治儒学这条路，在我看来，他们所做的对儒学不仅无利，而且有害，是一条死路，不是一条活路。康有为那个时代就证明破产的东西，我们今天还要回到康有为吗？我觉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我本来想写篇文章，《康有为政治儒学的破产与当代大陆现代儒学的兴起》，现代儒学的兴起恰恰是批判康有为这个路线的结果。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当中，说他对所有的学术都尊重，只有对康长素也就是对康有为呕吐。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康有为？他要反的是康有为那种运作模式，那种过度政治化的倾向，那种借助于政治势力来推广儒学的做法。可以说，这在当下的中国，不仅是无益，反而对儒学发展有害。
如果说今天为儒学的百年计，为儒学的长远发展计，儒学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应该涵养精神，就是做更深层的一种工作。你说叫休养生息也好，韬光养晦也好，儒学应该做更踏实的、基础的、建设性的工作，不要惹是生非，不要挑战你自己挑战不了的问题，不要往死里碰，去触高压电。你们是痛快了，但连累孔子也受苦受累了，把整个孔子也拖进去了，这样好吗？
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康有为搞孔教会，他想立孔教为国教，最后在各方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康有为的孔教会就是想借助袁世凯、张勋这种政治力量来推广，立孔教为国教，结果失败了。它不仅引起了社会其他宗教、其他民间团体的强烈反弹，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一批原来信仰儒家的知识分子对儒学的反感。李大钊，你要是读他早期的东西，比如民意史观、青春哲学，就发现李大钊早期对孔子是十分崇敬的，毕恭毕敬称孔子为“尼父”。自从康有为搞了立孔教为国教以后，李大钊的态度为之一变，马上成为批判儒家的急先锋。我可以用这样的说法：孔教会激起了“五四”的强烈的反传统。由“五四”的强烈反传统、全盘的反传统，当然也刺激了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梁漱溟先生说过，我今天不给孔子出头，谁敢给孔子出头？今天谈西化的有之，谈印度佛学的有之，都可以谈。一谈孔子，羞涩不能出口。所以我梁漱溟要为孔子打抱不平，我要出来。梁漱溟先生一出头就预示着儒家的崛起。
我对康有为也十分的同情，我有篇文章写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开始起于戊戌变法，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从哪里开始呢？从戊戌变法开始的。我给予康梁运动极高的评价。但是对今天借助康梁的方式来给儒学寻求出路的这种模式，我是乐观其成，但是我绝不看好。
凤凰国学：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您是不是想说，今天大陆谈政治儒学的一些学者，如果过于把儒家往政治、往权力中心上靠，客观上就会给孔子泼脏水，给儒家添恶心？
颜炳罡：这不一定是这帮学者的初衷，他们对孔子还是很尊重的。他们主观上也想象有些学者说的“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儒家在过去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现在我们要重新恢复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这是他们的初衷，用意也是很善良的，但客观上在今天的中国是行不通的，我只能这么说。
儒家关心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而是人
凤凰国学：当然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对儒家有感情的人，确实会期待，希望中共在执政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引用儒家的精神，让儒家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或者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您怎么看这种心理期待？
颜炳罡：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可以分析最近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执政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把传统文化看作民族精神的标志，看作是民族精神的命脉。王岐山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DNA。我觉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是相当相当高了。
中国向着自己的主体思想或者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不是一日之功，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中国这条船太大，调头不能太快，我觉得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大家往后看，慢慢地看，我觉得政治的事情就归政治的事情，学术的事情就归学术的事情，信仰的事情就归信仰的事情。儒家关心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儒家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儒家认为，只要你把人培养成一个君子人格的人，无论你在什么体制下执政，作为具有君子人格的人出来进行执政，就可以实现儒家的理想。
过去两千年实行的是秦制，秦汉之制。那时候的政治架构并不是儒家设计的，是法家设计的，我们的奠基人是秦始皇。儒家所向往的分封制并没有实现，也不适用于中国，可是儒家后来还可以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所以儒家并不必要设计一个政治架构来规划这个国家如何来进行运作，政治学的问题就是政治学的问题，政治组织架构的问题就是政治组组织架构的问题。今天是一个学科分化非常规范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所长，也有所短。儒家的所长就是能抓住人的问题，让人成为一个君子，让人成为圣贤。有了这样的价值目标，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人，做处长，做厅长，做国家领导人，其实都是做一个“儒官”。这才是儒家的核心所在。
儒家可以为当代所用，儒家也可以为政治人物所用，但是回到儒家本身，儒家就是人的问题。我们今天有一个观念，人民的“人”等于仁爱这个“仁”，让“人”成为“仁人”。这是本，这是核心。应该在这个“本”的意义之上去开发儒学的应用系统。不是一个学者能够规划儒家的未来，规划民族的未来，每一个学者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去做这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努力，儒学能够形成的一个繁荣局面就出现了。
儒家不仅是过去式，现在式，而且未来依然是我们的精神标识，中华文明的第一位，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中国人基本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即使是反儒家的人，也不能抛弃儒家，回老家依然要孝敬他的父母，他不孝敬他的父母，他就会受到这个社会的指责；他一定会关爱自己的子女，他一定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生活，这就是儒家的人伦日用。我们今天来看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好像大家都反对他，说他是等级制度的观念。孔子其实说的是，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做得像臣的样子，君有君的标准，臣有臣的标准，父有父的标准，子有子的标准。子的标准就是孝，父的标准就是慈，君的标准就是仁，臣的标准就是忠。这仍然是我们今天一个理性的社会所必须遵守的伦理原则或者伦理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