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五种等级
孝是要分等级的，但是这个等级是会改变的。为什么？经过十年寒窗苦，你取得了很高的学历，马上就改变了你的社会地位。有等级而不能改变，那比较可怕。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很灵活，有什么可怕的？
中国人对数字，是很讲究的。一、三、五、七，然后是六、九、十八、三十六、七十二。我们老用这些数字，是有它的用意的，这些数字不仅仅是数字而已。在西方人看来，数字就是个数字，而且它是死的，没有生命力。中国人的数字主要是这几个，其他很少用。同时中国人的数字是变化的，不是固定的。比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真的是七十二人吗？不见得。孔子有七十二贤，怎么那么刚好啊？这都是我们凑合凑合，取这个数而已，数字后面有更深的用意。
《孝经》把孝分成五个等级。这里又用到个数字五，这跟我们只有“五伦”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亲眼看到多少人，想用他的名望，用他的声势，来创造“第六伦”，最后下场都是很难堪的。所以我们还是少动歪脑筋去改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因为我们老祖宗是半人半神。那时候他们是通天的，他们所理解的绝对比我们现在通透。现在不少人鼓吹“第六伦”，可是没人响应。“五”是什么意思？“五”代表你所掌握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掌握的东西才叫五，如果掌握不了，那就是六了。六是很可怕的，不要以为六六大顺。六六大顺就是要警告你，再往下就完了，逢七就变了。很多人学知识，学到一知半解，甚至于断章取义，以自己的偏见去做定论，然后到处去传播，那样只会害更多的人。这种人就是黑心人。我们现在只知道黑心粮食，其实黑心人更多、更可怕。
孝所分的五个等级，第一个，天子之孝。天子的孝是做给天下人看的。我们不是天子，也没有成为天子的机会，何必要求自己做给天下人看？即使做给天下人看，也没有人理睬。
第二个，诸侯之孝。诸侯是讲霸道的，不是讲王道的。我们一直认为王霸之争，就是你实行王道，他实行霸道。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天子，他就没有什么资格讲王道。诸侯没有资格讲王道，只有天子才有资格讲王道。天子的这个位阶，是需要讲王道的。我们最怕的就是天子霸道。在中国没有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之前，整天把和平挂在嘴边是没有用的。你得有点霸气，等到全世界都差不多知道你的时候，你再开始收敛回来。单纯王霸之争没有意义。而是你首先能够处在一种位置上，你才有办法展现你的声望和你的威力。
第三个，大夫之孝。中国从古至今，当官的人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记住一句话：身在衙门好修行。你身在衙门再不修行的话，会怎么样？愧对祖先。你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当了官，是祖先几代的德全都投注在你身上，让你去发扬的结果。你是顶了祖宗的光环，然后来为人民服务，你不是为你自己才当官的。如果你一下把祖先的名声整个搞垮了，那你对得起祖先吗？
第四个，士之孝。士就是读书人。
第五个，平民百姓之孝。所以，有时候做平民百姓蛮好的，一到下班，就没有什么事了。公司股票涨跌，或者未来会不会垮掉，统统与他无关。平民百姓回到家，一杯小酒，就几个花生米，饭后，跟家人聊聊天，共享天伦之乐，日子照样舒舒服服的。
同样是孝道，却由于各人的身份、地位、品德修养、判断力和胆识并不相同，所负的责任、抱持的心态、采取的方式以及实践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孝经》第二至第六章，分别说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民百姓所行的孝道。通常我们把它称为“五孝”，也就是五种等第不一样的孝，但是孝敬父母，则是共同一致的目标。我们现代人，不受这种固定的身份地位所局限，反而具有更大的弹性，可以随时依据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做出不一样的表现。
天子以孝道教化天下万民
自天子以至平民百姓，都应该恪尽孝敬父母的责任。我们常说“天尊地卑”，并不含有天贵地贱的意思，而是一种“定位”，不牵涉到价值的估量。天地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只是位置不同，各有其不一样的功能。天子与百姓同样是人，所以我们说：“尧何，人也；舜何，人也。”大家都是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然而天地生人，是要我们做不一样的人，才能够分工合作，使人群社会产生最大的功能，在生生不息的代代相传中，提升人类的伦理道德。让我们从“人禽之辨”当中，认识各自的责任。然后在尽心尽力完成责任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品德。这才是完美的人生，也是做人的真正价值。
中华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人跟禽兽要有区别。老实讲禽是禽，兽是兽，合在一起那就不好听了。当我们单独说的时候，“飞禽”“走兽”，没有恶意。可是一旦变成“禽兽”，就麻烦了。我们骂人骂得最难听的词，就是“禽兽不如”。而且，“禽兽不如”只能用来骂一个人不孝，不能用来骂其他的东西。
比如一个人吃饭不像吃饭的样子，你能骂他禽兽不如吗？那所有人都责怪你怎么这样骂人。一个人工作做坏了，你能骂他禽兽不如吗？“禽兽不如”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只能用来骂那些不孝的儿女，其他的都不能用这句。因为你乱骂人，人家会看不起你。我们一个人生下来，背后牵连着整个家族，这也是外国人很难了解的事情。因为外国的小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我们不是。
既然天子和百姓同样是人，人格平等，为什么天子排在前面，而百姓排在后面呢？这是由于人类的聚集，呈现一种直立的喇叭形态。上面的口很大，所占的人口数量却很少；下面的嘴很小，但是所占的人口数量却非常多。真正居于高位的人并不多，而挤在底层的广大百姓为数最多。天子高高在上，表示所担负的责任非常重大。百姓群聚在一起，实际上眼睛都向上仰望，万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天子的身上。天下人民，都以天子的言行作为典范，同时也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天子身上。这并不是“他主”，一切由天子定夺，而是合理的“自主”，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要不要拥戴这样的天子，所以才有“民贵君轻”的说法。自古以来，得人心者昌，便是最好的明证。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一人即为天子。由于明君也和一般平民百姓一样，是父母所生，所以孔子说：“为天子的，敬爱自己的父母，就不敢不敬爱别人的父母；对自己的父母恭敬尽孝，对他人的父母也就不敢怠慢。天子高居上位，若能以身作则，以敬爱的心来侍奉自己的父母，他的品德就能够教化天下，作为四海之内的万民百姓共同仿效的楷模和典范。这样的天子，能够恪尽孝道的责任，自然获得万民的衷心拥戴。有了值得庆贺的善行，所有平民百姓都可以放心地依赖他了。”
天子高居万民之上，主要是责任重大。要负起教民、养民、安民的责任，必须获得万民的支持，有足够的向心力，才能够完成这样重大的任务。《论语·颜渊篇》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正是天子以孝道教化天下百姓的最佳写照。天子好像是风，老百姓好比是草，风来吹草，草一定顺风而倒。
为什么亲爱自己父母的人，不至于厌恶一般的人？因为能够孝敬父母，就表示品德修养相当良好，具有这样的爱敬之心，自然容易由亲及疏，从自己的父母推展到其他的人。这样推展下去，便可以教化天下万民了。
“刑”字和“型”字相通。不需要说服，也不必训诫，更别说什么三令五申或者威胁利诱，自然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参考力”，使老百姓自动自发、心悦诚服地像草那样顺风而倒。这样的教化，才是仁道的天子。
清朝最后一位天子退位之后，中华民族不可能再恢复帝制，因此天子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所有的炎黄子孙，血液当中都流着“独当一面”“我说了算”的高度自主性。我们的文化基因当中，皇帝心态仍然十分浓厚。我们的各行各业，都出现很多“关起门来当皇帝”的主持人，甚至于各个角落，也都充满了“莫名的皇帝”，譬如“路霸”“巷霸”“行车霸”“占地霸”“勒人霸”等没有经过严格教养、却自认为是“皇帝”的人，实际上比往昔的天子更加可怕，而且防不胜防。
任何一件事情，当我们不需要再向上请示，便可以拍板定夺、做出最后的决定，这时候“我说了算”已经直接与天相通，等于是天子了。我们对天子之孝的修养，所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感化的力量，自然应当格外小心。以免行天子的权力，却未能善尽天子的责任，造成反效果，终究要由自己来承受，不如谨慎小心较为妥当。
孝行感动世界，让世人觉得自己也愿意仿效。透过网络的争相传播，仿效的人也愈来愈多，大家的反应不但良好，还具有持久的参考力。这样，我们就已经是现代的天子了。可见“平天下”对古代的人来说，难度很高；对现代人来说，简直人人都有机会。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诚孝敬父母、反求诸己，而不是博取新闻版面，企求一夕爆红。唯有长久、持续性的孝行，才真正是君子之德风，世界万民都是草，能够产生“风行草偃”的巨大影响。
现代信息传播快速，几乎瞬息即能传布全球。上网的人愈来愈多，各式各样的迷哥迷姊，简直是朝夕勤劳，从不松懈怠惰。倘若发挥这样夙夜匪懈的精神，自动自发地发掘、传扬、仿效、学习孝道的行为，岂不就是人人都可以平天下的美好境界？只要愿意，马上可以心想事成。
有能力的天子，远不及有福德的天子。有能力办事，不如能够知人善任。聚集贤能高士、群策群力，效果更胜于单打独斗。有福德可以泽及万民，发挥无比的教化作用，才是万民最大的福气。“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风光，人人翘足引领、期待殷切。历史印证：有孝德的帝王，大多创造盛世；不能作为人民表率、对父母的孝敬不足以教化万民的君主，大多政绩平平。
相传尧帝到了晚年，要大家推荐合适的接班人。当时以孝敬父母闻名的舜，受到大家热诚的推荐。尧帝经过三年的考察，认为舜的品德和能力足以担当国家大事，便请他来摄政，代理共主的职务。舜的母亲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作象，性情十分凶暴。他们三人常想把舜害死，好让象独得财产，但是舜对父母的孝敬及对兄弟的友爱，却始终如一，当了天子以后，也没有改变。
父母生我，使我有机会可以“无中生有”，从“没有我”生出“我”来。虽然我们一直到现代，仍然有很多关于生死的问题，但是“父母不生我，我就生不出来”是活生生的现象。父母是我们的根本，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人不能忘本，所以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即使天子高高在上，拥有很大的威势和权力，毕竟也是父母所生，同样不能忘本。何况天子应当成为万民的典范，所以在孝敬父母方面，必须经得起“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严格考验，才能获得万民的爱戴。不但站得安稳、坐得安宁，并且能够福泽广被，为万民造福。
我们不是天子，也不能以天子自居。我们所能够做的，是从自身做起，好好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姊妹。有机会为人群社会服务时，更应该在孝悌方面做得更好，发挥强大的影响力。有朝一日有缘获得大家的认同，那就修齐治平，逐渐有所提升。有治国、平天下的表现，即使不是天子，也享有天子的福分了。
诸侯施仁政以孝道为基础
从西周到春秋约六七百年间，尊称国君为天子。国君代表王室，可以分封诸侯，相当于现代各省的省长，或者各州的州长，代表天子在各自的领地为人民服务。
可惜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不守分，借口天子无道而各自订定制度、互相争伐。终于进入战国时代，天子名实俱亡。孟子于是放弃孔子原先倡导的“尊王”主张，周游列国而极力推展王道，希望有一位诸侯能够代替东周以统一华夏。他认为实践仁政是统一的最佳途径，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然而列国依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就算凶年饥岁、民不聊生，也不能暂时停息。
儒家的理想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所以，仁者应该居于高位，而且要以孝道作为人民的典范。天子有天子以孝道教化的责任，诸侯也必须在这一方面，做出良好的示范。
诸侯的地位仅次于天子，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民之上”，居于直立喇叭的上位，已经高高在上了。依据“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在上位的人往往得意忘形而骄傲，以致居高而危，容易遭受来自四方八面的攻击；甚至于功高震主，引起天子的猜疑，产生不信任的疑虑。诸侯的爵位固然得来不易，要想长期保持，实在也十分困难。诸侯章一开始就提出“在上不骄”，才能“高而不危”的道理，希望诸侯能够节俭费用、遵守法度，务求“满而不溢，高而不危”。因为只有“满而不溢”，才能长期保持富裕；也唯有“高而不危”，才得以长期维持显贵。诸侯“富贵不离其身”，社稷的保有才能够长久。这样，与民众和睦相处，获得人民的拥戴，又可以安天子的心，应该是最合理的表现。
大自然的规律原本就是“满招损”，水太满了必然向外溢出；同时居上而骄也是人之常情，除非品德修养良好，否则很难避免。而“骄必败”，又是不易的规律。诸侯想要做到“在上不骄、制节有度”，必须心目中有天子，随时抱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凡事谨慎，处处小心。而心中有天子，就要以心中有父母为基础，否则必然虚而不实、伪而失真，很容易为天子所识破。至于天子左右的人，对诸侯说三道四，加以攻讦和破坏，更是难以避免。因为不孝敬父母而心目中有天子的诸侯，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快就会原形毕露，被人揭穿虚假面具的。
何况“保有社稷，和其民人”是诸侯应尽的责任，可以看成诸侯对祖先的孝道。倘若骄奢淫侈，丢了城邦，辱及祖先，使百姓受苦，那就是大不孝了。
孟子用“德”与“力”来区分“王”和“霸”，认为仁政必须以德服人。既然如此，就必须反对动用武力、反对战争。一直到宋代李觏，才明白指出，“王”“霸”不过是名位的不同，并不是施政的本质有所差异。“王”是天子的称号，以安天下为其神圣任务；“霸”即诸侯的代号，以尊重天子、配合政策为宜。以动不动用武力、有没有发动战争来区分“王”“霸”，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因为我们不想战，而敌人未必厌战。尤其是现代，强国借地球村的美名，订定很多看起来十分动人，实际上却在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条约；加以资源日益短缺，分配愈来愈不均匀，各种区域性的大小战争恐怕很难避免。治国“以道不以力、尚德不尚武”固然是至理名言，有时基于“定于一”的需要，非动用兵力不可，也以合理为宜。
仁政所以能够“王天下、得人心”，必须具有先决条件，那就是：同一民族。倘若民族不同，侵略者怎么可能实施仁政？即使如此，被侵略者也不一定以仁政为恩惠。战争十分残酷，当然应该极力避免，但是以战止战，用武力来制止外来的武力，仍然很重要。
仁是一种动机，仁政即秉持仁爱的心态来为人民服务。然而，实施仁政并不能完全排除武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中都地方的宰官，才到职一年就很有绩效，四方的官吏都尽力仿效他。于是升任为司空，再升迁为大司寇。齐国看到这种情况，就派使者邀约鲁定公前来会盟。定公毫无武装便要出发，孔子说：我听说有文事的必须要有武备，有武事的必须要有文备。从前凡是诸侯出了自己的国境，一定带全了必要的官员随行，请您也带左司马、右司马一道去。定公采纳此一进言，率领军队到夹谷与齐王会合，结果使占尽优势的齐景公，不得不归还夺自鲁国的土地。所以，文武并重才有可能实施仁政。
政治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组织关系，包括政与治两个层次。政是管理众人事务的统治权，必须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是统治的根本核心所在；治则是实施统治权的步骤和方法，也就是维持国家事务的正常运作。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相信“大位天定”，认为上天与天子之间，存有某种神秘关系。国君称为天子，表示他是人间与天上联络的合法代表。西方人认为这是“君权神授”，我们却把它称为“道政合一”，象征天道与人道的密切结合，而以道德来指导政治。人间政权的转移，在于上天对原有君王道德修养的失望，因此把天命收回，另立新君。
既然天子是“命随德定”，诸侯为天子所任命，当然要全心全力辅助天子，使其明德敬德、自强不息，以永保天命。但是，中华民族的融合，并非依赖武力，而是文化的成就。舜为东夷人士，文王出自西夷，殷人、满人也都可以入主华夏。我们所说的王道，应该是变化气质的文明力量。周文王时代，周公表现得十分贤孝。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他是周公的兄长。周公建议对于殷商故地，仍旧交由商纣的儿子武庚治理，使商人依然拥有自己的土地，形成灭宗庙而不灭人民的良好方式。武王灭商后患了重病，不久便抛下尚未安定的国家亡故了。他病重时，有意传位给周公，但是周公坚决不接受，后来担起辅佐周成王的重任，在治理朝政方面，完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功。周公虽然不是诸侯，却充分表现了诸侯的孝道，令人十分钦敬。
历来改朝换代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某一个人。《易经》第四十九卦为革卦，明白指出革命必有战争，将致生灵涂炭、文物遭灾，非不得已万不可妄行。天地变革因而四季顺序而行，历史上商汤、周武王的革命，既顺应天道也应合人心。革命必先革心，去暴为仁，去戾为祥。天子与诸侯倘若都能以孝道感化人心，彼此重仁义且依循伦理而行，全心全力配合来共同为人民服务，自然没有革命的必要。国泰民安，各人谨修其德。
《易经》第三十六卦为明夷卦，告诉我们道德往往由逆境产生。环境愈恶劣，愈容易看出道德修养的正邪。因为道德的功能即在拨乱反正，所以“逆来顺受”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以忍耐的态度来面对困难的环境”，而是抱持大忍、大容的心态，逆流而上以冲破难关。把至孝的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必能死而无憾！
卿大夫践行孝道而为群臣表率
推行仁政必须依靠圣君，只要圣君以身作则，必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但是圣君实在难得！由尧舜至于汤，有500多年之久；从汤到周文王、再由文王到孔子，也都相距500多年，可以证明圣君之不易求。因此，我们又希望贤臣的辅助。只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政治便能清明，人民就能幸福。但是用人的权操在君王手中，人主未必知贤，而贤人居高位之后，也可能因权力使人腐化，而变成不贤也不能。于是圣君和贤臣必须兼顾并重，才能彼此配合，真正为人民服务。
圣君不多见，显得贤臣更加重要。诸侯虽然名为人臣，实际上大多是天子的家族，其身份较为特殊。于是设置官制，以九卿、二十七大夫，来为天子治理国家事务。他们的官职很高，仅次于诸侯。诸侯也比照办理，设置卿和大夫。但是这里所说的卿大夫，专指天子的朝臣，因而显得特别尊贵和庄重。
为人处世，动机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动机看不见，不容易觉察，所以表现出来的行为态度，就成为大家用以辨识、判断的主要依据。卿大夫的衣服、言语和行事三件容易辨识和判断的现象，于是成为大家关注的项目。
一个人会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当然和这个人的价值观密切相关。身为卿大夫，最合适的选择必然是先王所规定的衣着。因为当朝的君王是先王的亲人，对于先王的规定应该十分认同。穿着什么样的衣物，眼睛很容易辨识，把它当作首要的法则合情合理，当然要慎重才好。
开口说话，由于言为心声，充分显露出内心看不见的那一份心意，也就是泄露了自己的动机。有些人一开口便得罪很多人，职位不高，大家并不注意，倒也无所谓。卿大夫职位这么高，影响这么大，往往一不小心就祸从口出，一开口便成为烈士，那才悔恨莫及、难以补救。说一些先王所制定的法度言语，应该更加稳妥，所以不敢乱说，只敢说妥当的话，便成为卿大夫明哲保身的不二法则。
最具有直接关系的，当然是行为的表现。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但是在天子身边，应当提高“伴君如伴虎”的警惕性。既不能平庸、犹豫、招来民怨，尤其不能功高震主，自寻灾难。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依据先王所制定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态度，当然是最佳的抉择。
服饰、言语、行为三方面都合乎规范，就得以保住自己的宗庙。现代称为祖宗的祠堂，就是祭祀自家祖先的地方。古代规定，卿大夫三庙，士二庙，庶人一庙。官职愈高，宗庙愈多，也是光耀祖宗的一种象征。万一宗庙被毁，辱及祖先，当然是大不孝。因此，卿大夫从早到晚都不敢松懈怠慢，以尽心尽力地侍奉天子。恪尽自己的责任，辅助天子也能够妥善地发挥孝道的教化，以安百姓而达成“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的美满效果。
天子的最大责任，在秉承上天的天命，发扬自己的孝道，来感化天下万民。这种教化的使命，一般人很难完成。哪怕是诸侯、卿大夫，都很不容易担负这么重大的任务。《论语·学而篇》记载曾子的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指的便是透过孝道的教化，使全民普遍提高品德修养。老百姓能够慎行亲长的丧礼，不忘记对祖先的祭祀，风俗自然趋于厚道，这才是孝的务本价值最具体的效果。
卿大夫是群臣的表率，一般人没有机会亲自接触到天子、诸侯，只能从卿大夫的身上来体会天子和诸侯的形象。卿大夫的言行举止，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他们的所作所为，必须通过十分严苛的检验。我们常说高标准，意思是远比一般人要严苛得多。卿大夫在服饰、言语和行为各方面，都成为官吏和准备出任官职的人所仿效、学习的对象，必须中规中矩，以免成为坏榜样而遭受非议。
父母是列祖列宗的代表，也是我们生而为人、来自于天的象征。对父母孝敬，形式上虽然只是仁心仁性的表达，实质上已经涵盖了一切人类永恒生命的深情大义。祭祀的功能，不但表达心中有父母的至情，同时对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祖先，以及天地生人的好生之德，表示最为深切而诚恳的谢忱。这种宗庙的精神，值得我们用心体会。
“口无择言”表示修养良好，不需要注意择言，便能自然而然说出妥当、合理的话。中规中矩，绝不招致灾祸。既不需要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有所雄辩，也没有必要口蜜腹剑，表面讨好而背后插刀。当然不能但凭心直口快，便口不择言。因为有话直说、有话实说，简直就是目中无人，很容易引起口舌之争，被众人视为麻烦制造者。
“身无择行”的最高境界，是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非常不容易做到。唯有“早晚不懈怠，时时刻刻心中都有君王”，才勉强得以达成。口无择言，能够天天说话却不惹灾祸；身无择行，能够到处行走却不制造问题。这样谨言慎行的修养，在辅助君王处理国家事务时，当然不致招惹民怨，还必为大众所欢迎，而使君王能够安心信任。
中华民族自春秋时期，便明白“国君的天职，就在于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天职指的是君王所禀受的天命，应该是利民，也就是为人民造福，而不计较自己的一切利害祸福。但是，《尚书·洪范篇》指出：“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我们只能讲求“民本”，并不能把西方的Democracy翻译成“民主”。因为希腊文的原意，也应该是“民众的政治”。用《尚书·洪范篇》的话来说，叫作“谋及庶人”。政府应该征询人民的意见，但未必要完全以人民的意见为依归，这才是对人民积极负责的基本精神。爱民、育民，还要加上教民。民本的要旨，在于“畏天保民”。为人民服务的人士，一方面要以德修身来改变自己的气质，一方面要以德为治来感化人民。千万不可基于私人的利益，追求权力而造成民不聊生的动荡局势；或者装笑脸以骗取选票，高呼聆听人民的声音、顺应民意，事后却完全不认账。倘若因此而造成人民革命，那是罪在国君而非人民。
国君施政，需要有力的辅助。现代化的政府，同样设置许多专职人员，在分工合作的运作中为人民服务，处理很多有关国防、财政、教育、安全、卫生、医疗、保险、经济、产业等事宜。我们身为国家的一分子，理应相信政府的政策和各级官吏的行政。如果有疑惑、不安或困难，可以通过正当渠道提出具体建议，以供政府参考改善。如果身居政府要职，更应该体察民情、重视民意，做好有效的沟通以化解民怨。这些措施，都是孝道的实际效用。
士以孝道侍奉上级，同时也要合理
士就是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比较喜欢用“读书人”来称呼，含有“明白道理”的企盼与期待。想不到教育普及、知识爆炸后，人们有了能够赚钱的知识，却十分不明白道理，实在是始料未及的不幸事实。
古代人读书的机会不多，读书人占人口总比例很小。所以“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大多出任政府官吏。分为上士、中士、下士，都是初级官职的称呼，职位比卿大夫为低，属于中基层的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士，是文士，并不是军队中的士官。士本来是喜欢学习、追求正道、明白道理的尊称，可惜变成“士大夫”之后，但知考试中举、做官显贵，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腐败、诈骗集团”，实在对不起“读书人”这样的称呼。现代人更添加了一份“重人轻己”的自卑感，令人十分痛心。
在子女的心目中，父母应该同等重要。徒有父精或者只有母血，根本不能成人。以孝敬父亲的道理同样来孝敬母亲，对双亲的敬爱应该是相同的。由于父母在家庭中的表现并不一样，难免造成某些错觉，认为母亲比父亲慈爱，对子女更加有耐性，也给予更多生活上的助益。但是，父母双方都应该帮助子女进一步了解，父母有其分工，对家人的贡献其实是完全相等的。现代父母为了争取子女的喜爱而互相竞争，忙于讨好子女的结果，实际上对子女的伤害十分重大。子女的感情不论偏向双亲的哪一方，对家庭和谐及分工合作都有害而无利。至少会对于父严母慈、男女有别，产生不正确的观念。
亲生父母是生我、养我、教我的生养父母。长大以后在社会担任职务，长官或老板便是提供机会让我们工作，使我们得以衣食无虞的衣食父母。倘若被人领养，那就有了领养父母。我们把原先对亲生父母的孝敬，同样扩大到这些和生养父母具有相似或相近恩惠的人身上，这是明白道理、不忘根本的做法。当然，在爱心和敬意这两方面的比重，应该会出现不太相同的情况。通常侍奉母亲时，爱心会多过敬意，如此一来，有事情不便和父亲商讨时，至少可以向母亲倾诉。侍奉长官或老板时，敬意会多过爱心，因为长官或老板与自己毕竟没有血缘关系，不可能如同亲生父母那样，对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或关心得细致周到。
士的孝道，在把对亲生父母的敬意和爱心，转化为对长官或老板的忠诚和顺从。但是，我们修养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人格，以实现道德的要求。孔门的主张是仁义并重，也就是仁必须合义，才是合理的仁。顺从是美德，却也必须合义，表现出合理的顺从，而不是盲目的服从。《论语·宪问篇》记载：“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同样是人，有上达的，先在小事细节上磨砺，逐渐向上提升而到达理想的境界；也有下达的，安于卑污的人格而不求上进。君子的顺，是顺乎天理；小人的顺，是奉迎、拍马，谄媚的盲从。动机完全不同，效果当然也不一样。
保住俸禄和职位，是手段而非目的；守其祭祀是礼的表达，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可以安心地孝敬父母、发扬家风。因此，问心无愧、对得起父母和祖先，才叫作务本。
顺从即无违，不违背礼的规范。长官或老板叫自己违法作为，当然不可以顺从。但是，态度必须恭敬，语气应该和缓，用词也要委婉。孝敬的基本修养，是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的。人生在世各有各的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应该得理而不饶人。
诸侯、卿大夫、士的孝道，实际上相差不远。都在讲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在职责范围内妥善完成为人民服务的责任。现代各行各业，必须善尽社会责任，实际上也都在为人民服务。所以，各依其职位高低、职务轻重，不妨自行比照以循序行孝，应该可以善尽孝道。
《论语·卫灵公篇》记载：“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义指合宜，也就是合理。凡事求合理，是本质。依礼来实行，才比较妥当而不至于无礼。礼是什么？便是当时当地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全世界都有礼，不过是大同小异。入境先问俗，就是避免由于不知而失礼，造成大家的不安。至于合不合理，各有不同的礼法和风俗习惯，必须尊重。
礼的起源，本来是祭祀以祈求福祉。《说文》指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尚书》说：“有能典朕三礼。”这三礼便是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后来礼的范围逐渐扩大，把所有人事规则和国家法则都包含在内。以通俗的说法，礼就是规矩。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社会也应该有秩序。
礼和节合在一起，称为礼节。表示为了适应不同的身份、地位、职责，礼的规范必须要有弹性，能应变。实践的时候，各人知所节制，才能求得动态中的平衡点。譬如顺从上级，原本是诸侯、卿大夫和士的共同守则，但是各有其可从与不可从的分际，必须用心加以明辨。古人说孝，由于那时候大多一字一太极，所以单单用一个孝字，而没有孝顺这样的复名词。即使后来复名词愈用愈多，出现孝心、孝敬、孝道、孝经，也不见有孝顺的字样。孟子在《滕文公下篇》就明白指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长久以来，由于孝顺二字连用，我们几乎误认为孝即是顺、顺便是孝。因此引起很多困惑，造成很多不良的后果，实在是做学问的人望文生义、不求甚解，而又自以为是的恶果。
孔子倡导“事父母几谏”，用意即在提醒子女不应该盲目顺从，以免陷父母于不义。对亲生父母尚且如此，对长官或老板当然不必要盲从。然而，自己的职位比长官或老板低，视野较为狭窄，经验、见识也都比较不足。倘若自以为是而冒犯了长上，岂非自取其祸？所以，如何明辨当为不当为、可为不可为、能为不能为，便成为我们自己必须修炼的必要课目。从早到晚，心目中皆有父母，养成每一件事都能够念及不使父母蒙羞受辱的习惯，应该可以忠孝结合而找到可行的合理点。
孝的终极目标，在扬名显亲。前面开宗明义章明白指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学而优则仕，真正的用意即在于此。然而有了职位、得了利禄，往往利令智昏或者得意忘形，反而做出许多令父母蒙羞，连带祖先也遭受侮辱的邪恶行径。所以仕而优则学，即在警示我们：有了机会，更应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抱持“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的忠诚心态，俾能无忝这一生来人间走一趟而一无所获。这些要求，都顺天理而合乎人性。只要凭良心、立公心，不计较他人如何，但求自己无愧于心，相信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顺这个字，在中华群经之源的《易经》中出现过很多次。其中顺乎天、顺天命、顺以则、顺以动、顺以说、顺以听，主要都在顺德，也就是合乎自然的规律。下对上当然要顺，但是顺有两种情况：一为顺得合理；一为顺得不合理。中华民族是讲求合理的，凡事合理就好。情要合理，叫作合情合理；法也应该合理，称为合理合法。无论依情、论法，都必须求其合理。所以孝顺同样需要合理，顺得合理才叫真孝，顺得不合理必然是虚假的孝。顺或不顺，以合理为标准，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多加磨炼、细加斟酌，务求顺得合宜。
平民百姓的孝道在于奉养和服劳
人类有所好，也有所恶。好恶是人之常情，不可避免。大概上阶层人士好名，而广大人民则大多好利。孔子在《论语·述而篇》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表示他对自己的利，并不在意。然而孔子为政，坚持以富民为优先，而人民所最为关切的，必然是衣食。既然“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便不能够不言利。《子罕篇》中所说的“子罕言利”，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态度。至于大众，孔子必定不忘利，而务求使民富。
从事政治的人，不但不应该反对人民的欲求，反而应该顺应人民的欲求。人有上、中、下之分，仁义对上等智慧的人来说，可能有效；对中等或中等以下智慧的人而言，最好依循孔子所说“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的方式。庶人章的主旨，即在以天时、地利来诱导人民好好奉养父母，善尽孝道，并因此而养成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
子女奉养父母，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从欧风东渐，个人主义在我们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输入，造成现在很多扭曲而支离破碎的观念。竟然有人指称养儿防老是一种投资报酬的规则，完全置父母的慈爱与子女的孝心于度外！
西方从柏拉图（Plato，前427至前347）以来，就不曾出现“孝”的德目。我们则在“新文化”大量输入之前，一直把“孝”当作最为重要的德目。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一种特色，并不足以代表西方文化。美国社会流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实际上有正反两面。正的是个人的自由，而反的是个人的独立。但是，我们心中十分明白：人是独立不了的。婴儿初生下来，不能取食也不会穿衣，必须依赖父母的协助，才能够存活下来。从咿呀学语、由爬而坐，到站立、行走，无一不需要父母的帮忙。即使逐渐长大以后，仍然也要有父母的教养。
我们并不是要求子女报答父母的恩情，因为“施恩不望报”“受恩不忘报”才是我们华夏子孙的信念。父母教养、爱护、关心子女，是天生的情，称为亲情，并没有“今日给子女的，等他长大以后想要回来”的概念，和投资报酬完全扯不上关系。我们也期望子女领会：父母的生、养、教、育之恩，是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子女不过是尽心尽力，在善尽自己的孝心。奉养父母不过是最低限度的报答而已，实在谈不上报恩。由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同样是人，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实行孝道是没有区分的。正如《大学》所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孝的角度来看，应该“壹是皆以孝敬父母为本”。
“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这一句话，也可以解释为：“无论什么人，只要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践孝道，而能够使祸患不出现在自己身上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可见中文的弹性有多大！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就有不一样的说法。好比我们常说的“很难讲”，随时便可以获得印证；而“看你怎么讲”，更是立场不同，便有不同的说辞；至于“随便你讲”，应该解释为：每一个人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充其量只是说出片面的道理，没有办法完整地呈现。每一种说法，实际上都是方便说而已，必须虚心、谦让、包容，互相体谅又彼此补充，而不是得理不饶人。
不孝子的称呼，长期以来已经成为子女对亡故父母的一种自称。我们以赎罪、歉疚、惭愧的心情，自认尚未恪尽孝道的责任，而父母却提前往生，虔诚地祈求上天赦免祸患。这些都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情意上的互通。有史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将孝道规格化，也未曾把孝和法律绑在一起，而依法来干预家庭事务；反而说诚心便好、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就是尊重各人的自主性、价值判断以及实际情况，完全没有权利义务的概念，以及投资报酬的计算。
平民百姓的孝道，和诸侯、卿大夫、士最大的差异，在于没有机会通过担任公务的途径，来显亲扬名。俗语说：“人在衙门好修行。”意思是当人握有权势和资源时，自然有更多机会可以大孝尊亲。因此，我们将平民百姓的期望，安放在辛勤劳动、谨身节用，以奉养父母。因为《礼记》上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把奉养父母摆在最低的位阶，并不是认为奉养不算什么，而是借以凸显孔子有关奉养父母的评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指奉养父母时，万万不能像饲养家畜、家禽那样随便，而是必须恭恭敬敬的，否则便是侮辱父母，其罪过实在很大。
奉养父母，不限于提供父母衣食温饱，还应该加上服劳，也就是为父母解忧分劳。所以，“谨身节用”含有“保健防病，免得父母忧虑、担心”以及“节省费用，才能孝敬父母”的重大意义。实际上，自天子以至平民百姓，都应该先从这种基础的孝道做起，配合自己的情况，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尽力朝向“显亲扬名”的目标去努力。倘若不是这样，那就是有始无终，要想平安无祸害地过太平日子，根本不可能。
奉养父母，尽力分忧分劳，都应该心甘情愿而出于至诚。唯有如此，才能够态度良好、语气和缓、用词妥当，而且毫无不耐烦的感觉。同时，为了体贴父母的心情，子女必须善于察言观色。在父母的脸部表情和身体姿态上，寻求父母隐而不现的一面，务求随时改善，以使父母安心。孔子把这种修养合称为“色难”，几乎只能意会，很难言传。父母年纪愈大，往往愈不明白说出内心的感觉，子女必须用心细加辨察，这对自己的观察、判断也很有助益。
现代人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理由，来说明时代不同、条件不一样，不可能做到奉养和服劳，更谈不上什么色难。但是，我们不是自豪时代进步了、生活改善了、配套灵活了吗？为什么反而不如从前，连基本孝道都做不到呢？
当我们深入一层了解孝道的真义，以及它所衍生的令人惊奇而钦敬的辉煌效果时，所有对于孝道的疑惑、责难和推托之词，应该都可以迎刃而解，自然化于无形。照理说，《孝经》前面六章，已经开宗明义说明孝的地位崇高、作用宏大，又把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责任，分别加以阐明，应该可以得到结论了。但是，为了顾及大家的种种疑虑，《孝经》继续推出以下的十二章，其篇幅更多且内容更加丰富，便是要引导我们更为深入地钻研、更加宽广地认识，以期能够更加笃实地奉行。大家务须静下心来，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持续用心研究。须知人类自救，便从这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