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工艺
青铜工艺的一般情况
在原始社会晚期，人们在寻找石料和玉石的过程中发现了自然铜矿——红铜，最早的铜器于1973年在陕西临潼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是一件铜片，经碳14鉴定距今约5900年。之后在河北大城山遗址及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又陆续发现了许多红铜制品，多为小件工具和装饰品，有刀，锥凿，指环等，主要以冷锻加工制成，但从发现的铜渣看，说明已出现了熔炼，大概是由于红铜熔点高，难于制作且质地软不耐用等原因。很长时期治铜发展很慢，日常生活中仍以石器、陶器为主，这一阶段在历史上称作铜石并用时期。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发明了用铜和锡的合金制作器物，这种合金呈青灰色，被后人称为青铜器。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一把铜刀（甘肃马厂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器具有熔点低硬度高等优点，而且不易锈蚀，填充性好，能铸出精细的花纹。
青铜器的制作由冷煅发展到熔铸，又从用单扇范制作简单的工具和乐器发展到能够制作空体的容器，在工艺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空体容器须用合范法，它的做法大体为，先用细泥做成器物的样子，然后在上面雕刻纹饰，纹饰凹下去的部分用刀直接刻画，凸出的部分用细泥贴塑，泥模做好烘干后，就要制作浇铸时用的内、外范。外范先用调和拍打成扁平状的细泥捺在陶模上，使原模上的纹饰反印在泥片上，等泥片干后按所要铸造器物的形体特点分成若干块，并在相邻两片间做出若干个三角形的榫，这样便制成了外范。内范的制法可将原来的泥模刮去一层，刮去的厚度刚好是器物所需的厚度，内范也可另外制作以保留原模，然后合范，合范时常在内、外模之间设子母扣以防错位，合范后用泥土加固外范并留出浇铸孔，浇铸后经脱范打磨等工序使器物最终完成。这种合范法在商周时普遍应用，对一些造型上较突出的部分还采用了分铸法，如器物的耳部以及突起的雕塑，商代“四羊尊”（湖南宁乡出土）的羊角就是分开铸成后嵌入羊头的外范内再浇合在一起的。到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人们开始用失蜡法制作铜器，能浇铸出复杂多变的造型体。它的大致做法是先用蜡制成器物的模型，然后反复淋上细泥成一定厚度，待泥干透后加热使蜡质流出再将铜液灌入，这种方法一直延用至今。
我国古代青铜工艺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很大影响，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从重量到体积均为世界同期所仅见，器重875公斤，通体高137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从当时出土的炼铜坩锅容量看，制作这样大的鼎一次需用七八十个坩锅，由200余名熟炼的工匠在短时间内一次浇铸完成，其场面的壮观可以想见。商周时期青铜器出土的数量之多也为世界同期所罕见。
我国对青铜器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很久以前就受到重视，古代的研究至宋代达到高峰，并已著书立说，现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关于青铜器的著录为宋代元年间的（考古图），其中收录商周至秦汉青铜器共224器，其后宋徽宗年间又有（宣和博古图）收录青铜器839器，这一工作一直延续至今。当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青铜器被破坏者也不计其数，后来遭帝国主义盗运出国者更甚。近30年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政策法令，并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对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发掘，找到了商代青铜业的源头，对河南郑州二里岗和河南辉县琉璃阁以及河北藁城的发掘，使我们看清了早商青铜器的面貌。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和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文化的研究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仅安阳一地1969年至1977年间就发掘了939座墓葬遗址，其中仅五号墓葬（妇好墓）一地就出土了随葬器物1600余件，其中青铜器440多件，并有一些前所未见、具有很大研究价值的精品，如“三联觚”、“偶方彝”等，其中的几面铜镜将我国铸镜史从以前所知的春秋提早到商代。最近对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场的发掘，更使青铜工艺在我国具普遍意义。
青铜工艺作为奴隶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青铜器上的铭文直接反映出奴隶社会的真实情况。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大多刻铸有铭文，也称钟鼎文和金文，它和甲骨文同为我国最早的文字。商代铭文简单，一般三、五字甚至一、二字，如武丁、母戊等，仅表示为谁而做，属于谁等或者是简单的族徽；西周后出现长篇铭文，最长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共497字，铭文的增加除与统治意识有关外也由于文字的发展和铸造技术的提高。铭文内容涉及到祭典、占卜、训诰、征战、赏罚、诉讼、契约等许多方面，如西周重器大盂鼎有周康王一次赏赐给贵族盂众多奴隶的记载，周孝王时的岦鼎铸有贵族之间用奴隶交换马和丝以至发生诉讼的记载，西周中期重器虢季子白盘记述了奴隶主子白与西北少数民族俨狁的征战情况，很多铭文还记载了祭祀规模，残杀奴隶以及交换田地，开垦荒地等情况。铭文字体早期为象形文字近似于甲骨文，至西周逐渐规整，字体线条挺拔雄健，春秋后向多样化发展，出现鸟篆等夸张字体。
青铜器的大规模铸造，表现出当时劳动力的组织和分工日益严密以及一大批有专门技术的工匠涌现。青铜器的制作在商周二代，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以其用途分类有食器、酒器、水器等日用器以及乐器、兵器、工具、杂器等，其中以食器、酒器、乐器为多而工具较少，这一方面说明青铜器在当时还很贵重，不足以大量制作工具，而生产力的根本改变只有到铁器时代才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青铜器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它们大量制作食器、酒器并对这类日用器物百般珍爱，生前极尽享用，死后还要寝而埋之，同时这部分日用器除实用外还多用于祭祀和典礼而被称为青铜礼器，不仅大量制造而且极其精美，成为青铜工艺的主要品种。
青铜器的主要成分是铜和锡，古代工匠们还掌握了不同的铜锡配比以使性能更适合于各种器物的功能，如锡的比例在15%左右则很坚韧，当锡的比例增加到25%左右，虽硬度增强但韧度会降低而显得刚脆。商周时期的这些技术成就在《考工记》中作了总结，其中就有记载着不同类型器物铜（古代称金）和锡的配比（古代称齐）。如有：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乐器、食器配比）。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工具配比）。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帗之齐（刺杀兵器配比）。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砍杀兵器配比）。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杀矢之齐（射杀兵器配比）。还有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等。人们曾用这一配比表对出土器物进行现代化学定量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大体相符的，如对驰名中外的司母戊大鼎进行分析，结果是铜为82%，锡为14%其余为铅等杂质，而《考工记》中所谓钟鼎之齐足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铜为84%，锡为16%。由此可见商周青铜工艺在技术上的成就。
青铜日用器的种类
商周时期，一些日用青铜器由于用于祭祀和典礼时的陈设而被赋予特殊意义成为青铜礼器，尤其到了西周，奴隶主为了加强统治，规定了一整套礼制，在从事祭祀和典礼活动时对使用的礼器在数量和规格上作了严格的限制，以使贵贱有等，上下有别，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如《周礼》载有：“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礼器作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象征，一方面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当时的工匠熔进了自己的才智和艰苦的劳动使青铜日用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青铜日用器在造型和装饰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有四个时期，即早商期、殷商期、西周期、春秋期。
青铜 日用器从用途分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日用杂器，其中主要是食器和酒器。
食器 食器又可分为煮食器和盛食器二种，煮食器主要有鼎、鬲、甑等，盛食器主要有簋、篮、盔、豆等。
鼎 煮食器，造型主要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扛搬运。早商的鼎，腹腔圆而深，耳小直立于口缘上，三足为锥形。早商晚期出现四足方鼎，这在成型技术上是一大突破，1974年在河南郑州出土的二件“杜岭方鼎”可为代表，其中一件通高100厘米、长62厘米。殷商后，方鼎大增，鼎腹由深变浅，两耳增大，因浇铸方式的改进，足成圆柱形，柱足开始较短，逐渐增长，“司母戊鼎”可为代表。殷商时还偶然出现分裆式柱足鼎和片状扁足式鼎，但数量不多未形成主流。西周早期鼎形承自晚商，中期后鼎腹进一步趋浅、下腹趋于平底，下腹壁外移，柱足上端渐粗而足跟部有外延成兽蹄形的趋势，“大盂鼎”、“卫鼎”可为代表。西周后期又变化为耳渐外移，口渐敞，下腹内收使器身成半球形，足成兽蹄形，“大克鼎”，“毛公鼎”可为代表。到春秋中晚期鼎的形制变化更大，大多增有器盖，晚期盖有环，反置可作盘用，由于加盖，耳进一步外移成侧耳，兽蹄形足更加明显。春秋晚期还出现了形状相同，大小不一的列鼎形式。从早商至春秋历一千余年，青铜鼎的造型从微观看变化甚大，但从整体看仍未脱出两耳、三足、中腹的基本形制。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在祭天敬祖时必不可少，对它的使用也最为严格，鼎还被看作国家政权的象征，传说中；大禹制九鼎、象征九州，虽实物未见，但以后文献多记载以占有九鼎为取得政权的象征。如有：“粲有乱德，鼎迁于殷”又有：“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春秋诸侯楚庄王问周定王的使臣王孙满周王室九鼎的轻重，以示对周王室的轻视，以后“问鼎”一词成为谋取政权的代词。
鬲 煮食器，多用来煮粥。鬲最初应由鼎演变而来，鬲比鼎小，三足，足上部肥大内空、下部为锥足，这样设计主要为增加受热面积，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陶鬲，用铜铸鬲始见于早商但数量极少，商代鬲多深腹，身高大于腹径，至西周变为腹径大于身高的横宽式，且口沿外移，器腹变浅并出现器盖，西周还发现方鬲，在陕西扶风庄出土一件方鬲，下部成有门开启的炉膛，四面有供出气的小孔更有意义的是一扇门外铸有一个断足的人守门，这很可能是受过刖刑（砍掉脚）的奴隶，或者是战争中失去脚的士兵。
甑 煮食器，功能与现代蒸锅相似，有方、圆两种，实际上是由上部的甑和下部的鬲结合而成，中间有一带孔的铜片。青铜甑流行于商周和春秋，至春秋时还出现上下分铸的贩，这样更为适用。在殷商妇好墓中发现一件三联弨，上部三个甑置于长条形带六足的器身上，器身案面留有与甑相合的三个圆口，整器绘有纹饰。
簋 盛食器，在金文中也写作“□”，簋始见于殷商，延用至春秋，其间形制变化较大，基本形体为圆腹、侈口圈足，早期无耳，西周后簋常带盖，有双耳也有四耳，且有耳垂并在圈足下出现方座，西周后期还有圈足下三个支点的形式，至春秋又有去掉圈足的三足式簋或一种无足的形式。簋在青铜礼器中，重要性仅次于鼎，从文献记载中与考古发现中可知簋在陈设中常以偶数出现以和鼎配置，如有五鼎四簋、七鼎六簋等。
弣 盛食器，盛粮食的日用品，形体为长方形，有盖，盖打开为相同两器，这一特点在古代器物中称却置或却立，器身与器盖各有四个短足，早期出现时为斜壁、浅腹，后期变为直壁而深腹。
弤 盛食器，与弣同为西周后新增的容器，形为方中带圆而似椭圆形，两旁有兽耳或附耳，下为圈足或四足，同样有盖成却置形式。
豆 盛食器，是盛调味品的专器。豆很早就有陶制，铜铸始见于西周后期，形制主要为上有盘，中有柄，底为圈足。开始盘浅，柄短而粗至春秋时又派生出一种有盖的豆，盖与器身相合后成球体，器盖上有四钮，器身有四环耳，体现出实用生活中的追求。
2.酒器
可分为盛酒器和饮酒器二类，盛酒器有尊、彝、壶、卣、□、觥
尊 盛酒器，尊在青、鍊等，饮酒器有爵、仚、角、觚、觯等。铜工艺中有二种意思，在青铜铭文中常用尊和彝统称整个青铜礼器，宋朝以后又习惯把商周青铜器中的一种器形称为尊并延用至今。这种器型始见于早商，形制一般为圆形，侈口、圈足。尊开始也仿自陶器，在陶尊的圜底上增加了圈足，殷商时盛行长颈，大侈口，鼓腹，高足。另有一类鸟兽形尊，形体为动物造型，所见有鸡，鸭，鸟，马，象，虎，鸦等多种，在其背部凿口并有盖可注入酒，这种鸟兽尊在当时是专用祭器，在祭祀时盛酒不饮而灌于地，湖南礼陵出土的商代象尊，整器形象逼真而又具装饰性，满身饰纹，象鼻处还雕一虎形兽，器盖又为一小象，体现了工匠的高超技艺。
彝 前面已提到彝和尊可作整个青铜礼器的称谓，鸟兽尊也可彝相称，同时还有一种盛酒器被称为方彝，这在文献和青铜铭文中未见，显然也是后人所定。这种酒器在商代与四周较多，西周中期以后少见，形制为高方身，带盖，盖似大屋顶，顶部有纽，器身多带扉棱，腹有曲直两种，在殷墟妇好墓中还出土一件“偶方彝”，为两彝连成一体。
壶 盛酒器，以铜铸壶始见于殷商，形制也仿自陶壶，而陶壶又仿白天然瓜瓢。壶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有相应的象形字。壶为有盖，耳，圈足和圆腹的基本形制，早期为贯耳，到西周中期以后成半环耳，盖成圈顶可倒置作杯盘用，至春秋晚期越发盛行，形制也越发华丽，这时一般为长颈，肩部有两伏兽，盖作莲花装饰，1973年河南出土的一对“莲鹤方壶”为当时的代表作，充分体现出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特点对青铜工艺的影响，这时的壶完全取代了商和西周早期的尊，而比尊更为实用和华丽。
卣 盛酒器，青铜铭文有其字形，且有“柜鬯一卣”的记载，柜鬯是古时一种精制的有香味的酒，可知卣是专盛高级香酒的酒器，这大概是卣全部带盖的原因。考古发现的卣很多，形制多为圆或椭圆形口，深腹，圈足并有盖和提梁，基本形体也源于瓜瓢，卣在殷商时为长颈，圆形或方形体，至晚商时为短颈和椭圆形体，西周中期以后少见，可能因为卣的功能为壶所取代了。还有一些卣作成猫头鹰一类动物的外形称作鸨卣，西周时还出现圆筒形卣。
盛酒器，也可盛水或贮酒。□的形制开始也源于陶，殷商晚期才有铜铸但数量极少，造形多小口扩肩，下腹瘦，小平地，肩部有两耳，耳前有鼻，商代有圆形和方形两种，西周多圆形。
觥 盛酒器，也作饮酒器用。觥这种器形最早为牛角所制，到商代和西周盛行铜铸，形制为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器身有流，有錾（提梁），有圈足或四足，有盖并做成有角的兽头形，有些觥内还附有酌酒用的勺。觥如作为饮酒器容量很大，在文献中记载有用觥劝酒，可见商周奴隶主饮酒风气之盛，觥于西周晚期绝迹。
鍊 盛酒器，也可作调和水与酒的器具，同时可以温酒，青铜铭文中有其象形字体。蚕的形制一般为深腹、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錾，三足或四足。益开始也仿自陶器，早商时始有铜铸，早期流在顶上，口在顶后端，三足肥大中空，錾在背部，蚕的形体很可能由新石器时代的陶□演变而来。至殷商时将流、口下移至腹部且出现不用錾而用贯耳者。西周早期为深腹、圆口、有盖和流，足为柱足。西周晚期又生袋足至春秋时体成扁圆形，且将錾做成龙形，盖做成凤形，流成曲线。鍊在礼器中虽不重要，但自早商至春秋未曾中绝，且春秋益形已略可看出后世茶壶的雏形。
爵 饮酒器，也可温酒，同时爵也作为饮酒器的总称，爵、、觚、觯、角被称为五爵。甲骨文，金文中均有爵的象形字，基本形制为圆腹，口前端有流可供饮用，另一端有尾与流保持平衡，腹侧有錾，口沿近流处有二栓，腹下有三锥足。爵最早也有陶制，陶制的爵，流很长，三足常为圈足并透孔供扬火时透气用。以铜铸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其所出青铜爵也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形体单薄，束腰，素面、平底、三足细长、流与尾均细而长，这时已采用合范浇铸，至殷商时平底改成圜底，为浇铸技术的改进，到殷商晚期底凸出成半球形，腹体拉长，上柱下足及前流后尾均舒展得体，整器给人以华美之感。一直到西周中期形制无大变化只是更加精美，而于西周晚期绝迹。
温酒器，形制除无流无尾外与爵基本相同。在殷商时也是在祭祀时盛酒灌于地的礼器。□的容量比爵大，早期也为陶制，早商时始有铜铸，为锥足、平底，至殷商时平底向下凸出，演变方向与爵相似，也到西周后绝迹。
觚 饮酒器，考古发现中常与爵同出。形制为长身，束腰、侈口，口足部均成喇叭口状。觚的造型最早也仿自陶器，陶觚系平底无圈足，到早商时始有铜铸，这时加圈足，下底开始外侈，还发现有的圈足下系一小铃，大概为增加祭祀时的气氛。早商觥短粗至殷商和西周变得高耸而华丽，觥同样至西周后期绝迹，同时出现一种带柄的铜杯，杯身与觚很相似，可能是觥的代用品。
觯 饮酒器，形制为圆腹，侈口且束颈鼓腹、圈足，有盖，整器似一小瓶，全无流、尾、板等附件，很适于手执。觯始见于商，西周时发现方柱形觯，也在西周晚绝迹。
角 饮酒器，也可作温酒用。角的形制为无柱无流，口沿前后有对称的两尾，其余也与爵相似。角原系兽角制成，殷商始有铜铸，发现很少，为五爵中之配器且从造型看不以实用为主，也在西周后期绝迹。
五爵在西周后期均告绝迹，这一方面与西周时禁酒有关，另一方面这种用于饮酒的器物在当时可能已采用其它材料制作。
3.水器
这一时期的水器有鉴、盘、匜、盂、缶、瓿等。
鉴 盛水器，鉴除盛水外，还可供人淋浴或盛冰，在铜镜大量生产前，鉴盛水还可用来照人容貌。鉴的形体较大，有圆和方两种形式。
釭 盥洗器，与盘同用，铜匜殷商时未见，是西周后新增的品种，从器形看也仿自瓜瓢，为长椭圆形器身，前有流、后有錾，少量带盖，西周时多为四足至春秋出现三足或无足的匜而且数量大增。
盘 盥洗器，也可盛冰。古时有沃盥之礼，沃是浇水，盥是洗手洗脸，一般用釭浇水，用盘承接，考古发现中常盘，釭同出。青铜盘也有很大的可供洗浴，其形制为圆形、浅腹，早商数量很少一直到西周中期才逐渐增多。商代盘无耳、圈足，西周中期后加耳，还出现长方形盘，著名的虢季子白盘即是。
盂 盛水器，也可供盛物，形制为圆腹，侈口、圈足、深腹、有附耳。考古发现较少，主要出于商和西周，除圆形外还有方盂。水器中还有缶、瓿等但都在春秋后才出现且数量不多。
青铜日用器的造型
商周时期的青铜日用器，由于经常被用来当作祭祀和典礼时的礼器，所以在造型设计时除要考虑到它的日常用途外，还要考虑其置身于祭坛上的陈设效果。这样，一件日用器物的造型设计就有了不同因素的审美追求，实际上这一现象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黑陶高足杯上已表现出来，那纤细的高足远超出了实用所要求的规范，从而最早体现出这些因素对器物造型具有的影响力。宗教祭祀活动在进入奴隶社会后，改变了原来从属于社会整体的原始性质而为奴隶主阶级所垄断、所解释，成为他们表达观念、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奴隶主每事必卜，祭祀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当时生活中的大事和常事。青铜日用器作为祭器被视作神圣，成为联结天神和奴隶主之间的纽带，所以青铜日用器的陈设功能还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为了观赏，它要表达的是那一时代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意志，而且是以天神的意志为旗号，要求上下一致绝对地服从。《左传》中有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体。”这正说明了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要传达出“协上下，承天体”的时代意志。
殷商和西周的奴隶主阶级在统治观念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使得这二个时期在青铜日用器的造型设计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殷商时期，这种超出实用功能之上的审美追求，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强烈，但似乎缺乏统一的标准而显得没有规律。在同样具有威严和力量感的基础上，一部分作品表现得较为适度，给人以凝重、浑厚之感，如“司母戊大鼎”、“四羊尊”、“龙虎尊”等；在另一部分作品中造型和装饰被夸张到怪诞的程度，给人以神秘、恐怖之感，如“食人卣”，“人面纹铜钺”等。同时，在一部分作品中还考虑到实用的功能，在另一部分作品中则全不考虑。例如同为饮酒器，五爵中爵和觯的造型即美观又体现了实用，在设计中没有放弃对功能的要求，而觚和角虽同样给人以美感却很不符合实用的要求，觚的大喇叭型口作为饮酒器是很不舒服的，而且底部占了整器的一半，使实际容量变得十分有限，那两头尖尖的角更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再如同为盛酒器，自和体现出了较好的实用功能，它们都有具有足够容量的深腹，卣的提梁和盖、的小口和盖均为酒的保存和搬运提供了方便，而方彝则相反，那大屋顶的盖占去了整器的一半，另一半又被底部占了很大比重，有实用功能的腹部显得十分狭小，整器又无供搬运的提梁和钮。
西周以后，虽然青铜日用器作为礼器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但在处理实用和陈设二者间的关系时表现得较为成熟，加之西周统治者表达观念比较有理性，他们更多地通过铭文等形式陈述自己的意志，而不完全靠在造型和装饰上的夸张表现来达此目的。一般的说，一件具有陈设功能的日用器物，如果能在满足实用的基础上又充分显示出陈设效果，才是理想的设计。这方面西周时期的青铜日用器有不少好的作品。例如对于簋的设计，早商的簋有在器身与器耳上有很多突起的乳丁，虽增强了陈设效果，却同时也给使用带来了很多不便，而西周的簋在圈足下加以方座，使整器显得高耸而庄重，加座后重心上移减弱了作为礼器所需要的心里和视觉上的稳定感，当时的工匠们又巧妙地在双耳下加出一段垂直向下的耳垂，耳垂虽小但方向明确，从而解除了不稳定的感觉，有的簋上还出现四耳，进一步加强了陈设中的立体效果，如“利簋”、“大丰簋”等。再如卣的造型设计，商代的卣大都在器身上有很多造型复杂的扉棱，加上凹凸分明的浅浮雕装饰给人一种激烈动荡的感觉，而西周时期的“兽耳提梁卣”，则显得高雅而稳重，器身高度和腹径的宽度似乎经过反复的推敲，使其容量和稳定性都达到最佳的选择，既实用又有很好的陈设效果，这一设计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春秋时期，奴隶制趋于瓦解，青铜日用器开始失去祭祀和礼器的特性，使用上比前随便，造型设计上也开始摆脱商周以来的神秘宗教气氛，而向清新活泼的风格发展。春秋中期的“莲鹤方壶”（河南新郑出土）可作为这种新的艺术风格出现时的典型代表。由于不受礼制的约束，一些以实用为主的小型器物越来越受到欢迎，如敦、豆、匝、壶等，原有的器型也进一步完善实用功能，如春秋晚期出现了带盖的鼎，盖上有三个环耳，使盖翻置过来时又可当作盘使用。
青铜日用器的装饰
青铜日用器的装饰，以殷商和西周早期为最盛。附丽于器物上的各种纹饰和器物的造型熔为一体，时而威严、庄重，时而神秘、怪诞，装饰艺术在这时作为一种特殊浯言，它的审美意义服从于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宗教意义。由于统治者观念的变化以及工艺技术的发展，使各个阶段在纹饰的形式和内涵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
1.装饰的形式
早商时主要为单层印纹，纹样的制作还停留在陶器时代的模印方式，多为腹上部一条横向装饰带，主要为饕餮纹、夔纹、联珠纹、涡纹等，纹样结构较为松散，一般不表现立体效果，盛行殷商的饕餮纹虽已具备两只圆眼等主要特征，但从整体看还似乎是一组以线为主的几何纹，这时的青铜器全无底纹和铭文。
到殷商时青铜器品种大增，由早商的七、八种增至20多种，青铜纹饰也大大丰富起来，首先出现了多层次的装饰，在所要装饰的面中往往有一主要纹样居中，主纹常凸出于底面成浅浮雕形式，主纹以外的空间几乎刻满精细的几何形底纹，在主纹上较宽大的部分又有阴刻下去的线作为形体刻划的补充，这种多层次的装饰被称为“三层花”式，主纹成对称配置，并以铸造时分块的多少来决定主纹的多少，纹样的对称线为两块铸片的结合处，纹样多适形而生，有机地和青铜器形体结合在一起。这时已出现铭文，但字数不多也不占据主要部位，分别铸于鼎的口沿、簋的内底、卣的外底、觚的圈足、爵的錾面等部位上。
西周早期青铜装饰与殷商无明显变化，西周时期的社会政治特点通过青铜礼器反映出来似乎用了相当一段时间，这大概因为新的体制需要形成的时间，同时也受到制作工艺和工匠们传统意志的限制，新的装饰特点直到西周中期才充分体现出来。这时大量酒器消失或演变成其他器形，礼器的组合也从重酒的组合改为重食的组合。纹样的突出变化是居主要地位的动物纹样逐渐消失或退至陪衬地位，也不再以单独纹样组成的对称形式出现。取代它的是一些长带形的二方连续几何纹样，同时“三层花”式的多层次装饰也因底纹的消失而不复存在。青铜器装饰风格由殷商时的神秘、华丽变为质朴、严谨。另一种变化是多长篇铭文，有些器物似乎由铭文的长短来决定器形的大小，鼎，簋、盘等重器越发受到重视。
上述风格延续到春秋，春秋晚期由于周王朝日益衰落，各地诸侯打破礼制约束自行制作青铜礼器，器物的纹饰也活泼多样起来，变质朴严谨为细腻新颖，纹样形式除适合纹样和带状二方连续纹样外新增网状四方连续纹样，为制作方便又采用印模法以使纹样上下左右能够衔接。
2.装饰纹样及其内涵
几何纹样 青铜器上的几何纹样是原始几何纹样的继续和发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陶器纹样中已出现了这种过渡，青铜器上几何纹样所体现出来的形式美已不再是从原始彩陶上所感受到的那种天真与和谐的美，而是一种受压制的，内含着巨大力量的美。
西周中期以前几何纹样主要有云雷纹、勾连雷纹，涡纹、方格纹、联珠纹、乳丁纹、弦纹等。西周中期以后主要有：云雷纹，也称回纹，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出现最多的几何纹，尤其在殷商时期的三层花式装饰中，它作为底纹几乎无处不见，在装饰中形成一个灰面，成功地烘托着主题纹样。它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其中圆形的为云纹，方形的为雷纹，可作任意形式的变化，随遇而安地填补在大小形状不同的装饰面中。对于云雷纹的来源和所要表达的含义，有认为是云和雷这两种自然现象的象声和象形，云雷介于天地之间也是早期自然崇拜的对象，它出现在以敬天祭祖为目的的青铜礼器上是很自然的，也有认为是由早期陶器上人的指纹演变而来。
勾连雷纹，是在丁字形结构中填以雷纹而成，应是云雷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涡纹，也称同纹，称涡纹的认为是水纹，称同纹的认为是火纹，它是具有吉祥意义的符号，内含着光明、光荣和永恒之意，并且在我国图案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环带纹，主体为一波浪形带子，在波浪形分隔而成的上下空间里填以眉形或口形等纹样。环带纹在西周中期以后，常在器腹部中心处出现，取代了以前饕餮纹等所占据的位置成为许多器物的主纹。
窃曲纹，和环带纹一样在西周中期以后成为青铜日用器的主要纹样，主体为卧置的S形，两端有回钩，《吕氏春秋·适威》有：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也有称穷曲纹，意为穷则曲与极之败是同意的。如细观窃曲纹的发展演变，不难看出它是由动物纹样抽象演变而来，似乎是由两条龙共一个头部而成。
重环纹，是横向带状二方连续形式的图案，连续单位为椭圆形的环，环外套环，有一重、二重以至三重，故名。此外还有垂鳞纹，由鳞状单元上下交错排列而成。
动物纹样 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很多，尤其在西周中期以前青铜装饰以动物纹样为主，常见有象、虎、犀、熊、鹿、牛、羊、马、兔、鸟、蝉、蚕、龟、蛙、鱼等多种，这些纹样都有生活中的原形，称为象生动物。象生动物纹样除个别情况外大都装饰在器物的口沿、提梁、耳、足等部位，似乎是装饰中的配角，而占据主要部位的是另一类动物纹样，这些纹样很难确切地说是某一现实中的动物，所以称为想象动物纹样，主要有饕餮纹，夔纹，龙纹和凤纹。
饕餮纹，又称兽面纹，其形象特征为仅有动物的面部，以其眼睛最为突出，并以两铸片接缝处的扉棱为其鼻部，鼻下有虚出的口，配以卷曲的角和耳，饕餮纹多以云雷纹作衬托以鼻部的扉棱为中心又可分为两个对称的夔纹，偶然也有一些具体象牛头或羊头的兽面，但不为主流，整个商代和西周中期以前的青铜装饰，都以这种兽面饕餮雄据于器物的主要部位。
夔纹，也常称夔龙纹，为兽头、蛇身、一足、一角的形象，大多作侧身描写，又常两两相对组合成饕餮纹，单独存在时又能以各种形式适合于不同的装饰面中，出现蕉叶夔纹，带状夔纹、三角夔纹等。
龙纹，青铜器上的龙纹形象以人面蛇身和兽面蛇身为主，且头有角，身有鳞，蛇身常围绕头部作蟠曲状。春秋时期，一方面因动物纹逐渐被几何纹取代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装饰工艺改革，改变了商周时期在器模上雕纹的方法而采用印模法，可以一模多用，纹样上下左右连结，这时的龙纹，多如无角的小蛇，互相缠绕叠压，以四方连续形式展开，被称为蟠螭纹。到春秋晚期出现更加简化和几何形化的形式，称为蟠螭纹。凤纹，为鸟形，但不能确切地看出是哪一种鸟，都有长尾和高冠且能随装饰面作任意变化，姿态万千。有无华丽的高冠成了区别凤纹和一般鸟纹的关键，凤纹的高冠有多种形式，如多齿冠、长冠、花冠，弯角冠等。
饕餮、夔、龙、凤这些想象中动物的纹样，它们在青铜器上，装饰于主要部位，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龙和凤是人们较熟悉的，今天龙凤已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它们的象形文字，古文献中的记载也很多，作为一个民族的图腾标志，它的来源和成长是明确的。所谓图腾，起源于原始人对自然和动物的崇拜，如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把某种动物看作是和本部落命运相关的神物，甚至看作是自己部落的祖先，这种动物的图案就作为一种标号被看成这一部落的象征，世代相传。当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部落之间相互并吞结成庞大的部落联盟，各部落的图腾也必然互相融合，龙图腾正是在蛇图腾的基础上融合其它动物图腾而形成的。龙的形成过程正是原始社会晚期各原始部落发展成大型部落联盟，并最后建立奴隶制国家的过程。同样，在凤的身上也体现出这一过程，凤实为各种禽鸟的组合。古文献中关于龙凤的记载很多，如《说文》中有：“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又有：“凤，神鸟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于四海之外……。见，则天下大安宁。”可见龙和凤都是一些力量无边的神物，能给人解除忧患，能使风调雨顺，能给人带来安宁和幸福。龙凤的融合产生时期，正是人类由自然崇拜、动物崇拜进入英雄祖先崇拜时期，这时，龙凤常是人们心目中英雄祖先的化身，如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等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大都是人面龙身的神物。然而龙凤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出现之后，又总是为各代统治阶级所垄断，所任意解释，成为统治者意志和其本身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在封建社会达到顶峰，而在商周奴隶社会时期，在奴隶主祭天敬祖时陈设的礼器上，龙凤形象成为沟通奴隶主与天神之间的神物，它在这一时期的象征意义是很明确的。
那么，饕餮纹和夔纹又象征着什么呢？它们为什么比龙凤纹更受当时人们的重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并无与其相应的文字。“饕餮”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左秋明所著《左传》，其中有：“缙云民有不才子，贪于饮食，首于货贿，侵欲崇侈，不知盈厌，聚敛积宝，不知其极……谓之饕餮。”战国时《吕氏春秋》有：“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夔”一词最早在《庄子·秋水》中有：“夔谓舷目，吾以一足彽踔而行。”又有：“夔，神魖也，如龙一足。”这些文字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把饕餮和鼎联系在一起，当1000多年后宋代的金石学家们研究这些文字时，很自然地把青铜器上这种有首无身的兽面纹称作饕餮，把那如龙一足的动物纹称作夔纹，这种称谓的本身是值得继续研究的。细观饕餮纹，有的形似牛头，有的形似虎头，但绝大部分是由两个相向对称的夔纹组合而成，即两个侧视的夔纹合并成一个正面直视的饕餮纹。对动物纹样的这种表现形式，在青铜器上随处可见，如商代名器“龙虎尊”其主体纹饰虎纹就是由两个侧视的虎身共有一个正面直视的虎头。由此或许可以推断，饕餮纹正是夔纹所表现的这种神秘想象动物的头部正面特写，或者这两种纹样在当时设计者心目中本来就是对同一类想象动物的不同表现。在青铜纹样中通常对动物纹作侧身影像式表现，几乎全部将四足动物表现为二足，二足动物表现为一足，这样的表现形式一直延续到战国末期才开始改变，因此纹样中一足的表现实际应为二足。我们不妨大胆地认为，所谓饕餮纹和夔纹所表现的想象动物是和龙凤一样的原始图腾，或者就是龙图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奴隶社会是以宗教、战争、吞并、残杀为基本特征的，那个时代赋于这些图腾的使命除了具有协上下，承天体的祯祥意义外，还必须具有神秘威吓的力量，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夔纹正是以其怪异的形象恰到好处地反映出这种神秘的威力。
3.装饰的艺术特点
青铜器的装饰，针对浇铸工艺的特点，经过早商时期的一段探索后很快找到了利用浅浮雕形块面和线刻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因新材料，新工艺带来的装饰与工艺技术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一套与陶器时代完全不同的装饰工艺，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装饰的层次感和节奏感，由于制模时可在器壁作多层次的刻划，产生出殷商时期的三层花式装饰，多为主纹和底纹相结合，主纹上还有阴刻下去的线。主纹以动物纹为主，通常以单独适合纹样出现，底纹为细密的云雷纹，作为一个独立的层次起着对主纹的烘托作用，使整器层次分明，异常华丽。西周中期以后，虽很少用三层花形式，装饰不如殷商时的华美，但几何形主纹表达出的舒畅贯通之气，给人一种有节奏的美感。
装饰的立体视觉效果，为使观者从不同角度都能看到完整的装饰效果，主纹的配置，一般在方型四足器上不少于四幅，在圆型三足器上不少于三幅（少量配有双耳的圆型器为二幅）。这说明在祭祀和实用中，人与器物的关系总是以器物置于中心，人在四周围而进行的，一般是以前后为主要观赏面，两侧为附助观赏面。
装饰的对称格式，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多以对称格式出现，这主要与青铜器的制作与成型技术有关，前已述及成型中翻制外模需要分块，当以两块接缝处为对称中心时，整个工作变得准确而易行。对称的格式也最能表达出商周青铜艺术所刻意追求的那种庄重、威严的审美气氛。另外，工匠们在组织纹样时似乎注意到了利用对称格式更充分地去表现对象。如对饕餮纹、龙纹、虎纹常以两个侧面的整体组合成一个正面的头部，这样在一个适合纹样中既表现出对象的正视面又表现了对象二个对称的侧视面，这种绝妙的极富形式感的表现方式是任何现代高明的透视画法都无法与其比拟的。
装饰与造型的结合，这里有二层意思，一是装饰与器物各部位形体的结合，即根据器物形体的不同变化，运用不同的纹样，如在觚、尊、爵等侈口器上，因器物壁面不平，为便于分布，纹样在颈部以上分为几片蕉叶形装饰，在鼎与簋等下腹部因器型收敛也出现垂叶形装饰与造型相适，在器物的足、耳等处都可以看到纹样随器形作出的变化。另一层意思是纹饰与雕塑等型饰的结合，在青铜器上，器物的耳、足、盖、錾等功能部位常以动物的局部雕塑出现，有时在无功能的地方也出现雕塑，如四羊尊的羊头、龙虎尊的虎头等，这些动物往往身躯部以刻化的纹饰表现而头部以雕塑的型饰表现，两种形式完美地结合，增强了整器的装饰效果。
装饰纹样的多样化表现，青铜器装饰的对称格式和饕餮纹、夔纹、龙凤纹等固定题材使装饰艺术形成一定格局，当时工匠们在这种格局限制下，在允许变化的范围内，对纹样作了尽可能多的表现。如饕餮纹，眼的表现有圆形、环形、涡形、目形多种，角的表现也有外卷角、内卷角、分枝角，长颈鹿角多种。再如凤纹，冠的表现有多齿寇、长冠、花冠、弯角冠、尖角冠等，尾的表现又有长尾、垂尾、分尾等多种形式。在塑造形象的形体上，利用浅浮雕的面和刻划的线常表现出以线为主，以面为主或线面结合等不同形式。
其他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
青铜乐器通常也是奴隶社会礼制的组成部分，尤其到春秋时期，乐器在祭祀和典礼中更不可缺少，所谓“钟鸣鼎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商代青铜乐器主要为铙，一般铙口朝上，有中空的短柄，使用时手执或插于座上，商代铙多以大、中、小三件即三音组成，也有五件五音，如安阳妇好墓发现的一套即为5件组合。目前发现最大的铙为商代后期制品，高89厘米，口径50厘米，重154公斤。到西周以后铙逐渐演变为钟，钟口朝下，顶部有筒形的甬可供悬挂，早期也是3或5件一组，西周晚期发展到十几件一组，到战国时更出现几十件一组的大型编钟群。钟口多成弧形，也有平口的另称为铺，此外还有铃、鼓、钲、铎等。
青铜兵器，品种有戈、钺、矛、剑、镞等，以春秋战国时发现最多。戈，用于钩杀，器形虽小但有援（刃部）、胡（刃根部）、内（嵌入木柄的突出部分）、穿（供捆扎的小孔）等功能部位，辽宁省博物馆的保定三戈为商代遗物，刃部有铭文，内端饰有夔纹，是典礼上使用的兵器。钺，早期常见的兵器，用于砍杀，形状象现代的大斧。商代人面纹大钺，器面镂刻一人面。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了3件铁刃铜钺，钺身为铜质，刃部为铁质，铁作刃部比铜质锋利，也可见锻铸技术的发展。矛，用于刺杀，由矛尖和两侧的刃组成，商代矛形体宽大至春秋向细长演变。戟，是矛和戈的结合，可同时用于钩杀和刺杀，商代的戟还是矛与戈分铸，然后再一起固定于柄上，到西周时发展为合铸。剑，短兵器，可手持和佩带，由剑身和剑基两部分组成，剑最早见于西周，至春秋时大增，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青铜剑，通长55厘米，柄长8厘米，剑身宽4.6厘米，上面布满菱形花纹，并以蓝色玻璃镶嵌花纹，还刻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8个鸟篆体铭文，出土时刃部仍锋利如初。据现代科学鉴定除含铜锡外，还有少量的铅和镍，是一件难得的珍品。1965年在陕西绥德发现商代的剑，柄部很长，柄端成蛇头形，蛇口中还有可活动的舌，同出的还有一件柄端成马头形刀。青铜刀除作兵器，还可作工具，用途广所以形制多样，有的直背，有的刀尖向后钩，刀身有长有短，长刀盛行于商代，最长者约80厘米，宽10厘米左右，柄常作环形或兽头形，还有凹刃和刀背有肩的形式。镞，用于射杀，为箭的头部，制作精致而锋利，形状有双翼和三棱形。胄，古代作战时用以防身的头盔，又称兜鍪，可同时保护头顶、面部和颈部顶部有可插缨饰的管，最早见于殷商。
铜器在其初期就用冷锻法制造工具，但数量不多，进入商周以后工具和农具的发现都很少，到春秋晚期逐渐增多，有犁、锄、镰、铲、斧、锥、凿、刀、锯等。造型上早期大部分仿自石工具，到春秋时才有较大的改变。
青铜器中还有一些日用杂器。俎，为古代放东西的小案，初见于商代，形制为两端有板足的长方形案子。禁，古代放酒器的案子。此外还有铜镜、铜灯、带勾、铜炉等，这些品种虽然都最早见于商代但都数量极少，到春秋晚期才逐渐增多。
陶瓷工艺
陶器的发展和原始瓷的创烧
奴隶社会的重点工艺品种为青铜工艺，但青铜制品用料贵、产量少，主要供社会上层少数人享用且多作祭祀中的礼器。生活日用品的使用上，从全社会看，陶器的生产仍占有很大比重，制陶工艺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铸造铜器的作坊附近有制陶和制作骨器的作坊同时存在。早商晚期，今河南商城城垣遗址外也同时发现有制陶和铸铜作坊，仅其中一处制陶作坊遗址，分布面达1万多平方米，有窑炉14座，窑址堆积着大量陶坯和陶器残片，大多为盆、瓮、尊、豆等泥质灰陶。在郑州商代遗址发现有专烧陶盆和陶甑的窑场，同期的邢台遗址发现有专烧陶鬲的窑场，这说明当时不仅各手工艺行业之间有了分工，在制陶业内部也已有了分工。
在陶器品种上除原有的灰陶、黑陶、红陶及南方的印纹陶外，在商代，创烧成功刻纹白陶和釉陶，并使釉陶发展成原始瓷器，这在陶瓷工艺史上是个很大的贡献。
这一时期制陶主要有轮制和模制，对少量不规则器形或足、鼻、銎等附件也仍用手制。青铜的冶炼得益于制陶和窑炉的发展，但青铜工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制陶业和窑炉的发展。商周时期的窑炉多为馒头型窑，已由窑室、窑箅、火膛、支柱和火门等几部分组成，窑室底径为1至2米，这种窑炉最早在郑州洛达庙遗址就有发现，时间相当于夏代，至商周不断完善发展。春秋时期在山西侯马遗址发现的几座陶窑不仅火膛加高，火道加长，且烟道设置在窑身的后方，已看出向战国时期陶窑发展的趋势。
陶瓷工艺的品种与艺术特点
灰陶 灰陶由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发展而来，在从偃师二里头到春秋时期遗址发现的陶器中灰陶约占90%以上，灰陶主要有用于日用器的泥质陶和用于炊煮器的夹砂陶，灰陶在还原气氛中烧成，胎质较硬，经久耐用。很长时间内，日用灰陶器在造型上除细节外没有很大的变化，形制的增加和消失也不明显，多从实用功能考虑没有出现青铜礼器那种浓厚的神秘气氛，主要器形有鼎、鬲、罐、甑、忥、□、尊、盂、豆和觚等。早期鼎较多，后期鬲多鼎少。灰陶的装饰从二里头文化和早商出土看，绝大部分饰有篮纹，方格纹和绳纹，同时有部分陶器在磨光的器面上拍印上一些叶脉纹、云雷纹、涡纹、圆圈纹、花瓣纹等，而在少量精制的簋、盆、豆等器物上装饰有饕餮纹、夔纹、人字纹、石雷纹、涡纹、乳丁纹等与青铜器相同的纹样，可能是由于青铜器不多而用，陶器代替作祭祀之用。到殷商和西周时大部分灰陶器的装饰为粗略的绳纹，前面提到的制作较精并饰有饕餮，云雷纹样的陶器极少见，这和当时青铜产量增多以及白陶的创烧成功有关，到春秋时期灰陶器的装饰更趋简单，多为粗绳纹和瓦纹。
白陶 一种胎质呈白色的陶器，最早在二里头早期文化层中就有发现，早商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很多遗址中也有发现，到殷商时制作工艺已经成熟并以安阳殷墟出土最为精致，但在同时期出土的陶器中仍占极小的比重，白陶表里都呈白色，经科学鉴定胎土成分已非常接近瓷土，烧成温度在千度左右，由于白陶洁白晶莹且产量少所以主要为上层阶级所占用。器形主要有□、觯、簋、卣、碗、盆等。装饰华丽，器形和装饰都明显与青铜礼器相似，白陶到西周后少见。
釉陶和原始瓷器 釉陶是陶向瓷过渡时期的产物，创烧于早商晚期。瓷区别于陶最主要的是要使用不同于普通粘土的瓷土，瓷土主要成份为高岭土，其二要保证在1300℃左右的高温下烧成，这样才能保证瓷土中各类化学成份充分瓷化，其三要施釉。商周时期由釉陶发展成的原始瓷器已基本具备了瓷器的形成条件，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步找到了这种含铁量很低，含杂质很少的原始瓷土，同时发明了用石灰石粘土配制而成的石灰釉涂抹在坯上，烧成具有光泽的薄壳，由于石灰石粘土中也含有铁质，故烧成后釉色多呈黄绿色和青灰色。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内都有发现，尤以长江以南地区的发现为多，发展也较快。原始瓷器的形制主要有尊、□、钵、罐、盆、簋、瓮、豆、瓿等。装饰除少数素面外，多饰有方格纹、叶脉纹、锯齿纹、篮纹、弦纹、云雷纹、乳丁纹、网纹、圆点纹等。
印纹硬陶 新石器时代起源于长江以南地区的印纹陶在进入商周后发展很快，印纹硬陶胎质比一般泥质和夹砂陶细腻，烧成温度又高，成器后胎质坚硬，扣之有声，由于其含铁量较高，烧成后表里多呈紫褐色或灰褐色。在江西清江吴城早商晚期遗址中出土的印纹硬陶器，品种增多，烧成温度和质量比以前均有很大提高。印纹硬陶至西周后更为兴盛，形制多为瓮、坛、瓿等，纹饰有云雷纹、方格纹、折线纹、叶脉纹等。印纹硬陶仍主要在长江以南烧制，并常和原始瓷器同时出土，在春秋时甚至发现有同窑烧制的。
建筑用陶 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商周遗址中出现了很多用于建筑的陶器，大多为泥质灰陶器，最早在偃师二里头晚期早商遗址中，在当时宫殿夯土基址内就发现埋有互相套接着的供排水用的陶水管，每根长约42厘米，口径约14厘米，壁厚1厘米左右，两端有粗细，可供套接。商代晚期还出现分叉的陶管，可使纵横两条水管作丁字形相交，到西周时期除陶管外又增加了宫殿顶部使用的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物构件，春秋时期更发现有少量长方形的薄砖。板瓦和瓦当除素面外还有较粗的绳纹、双钩纹、方格纹等。
除以上日用与建筑陶器外，奴隶社会各代都发现有或多或少的陶器雕塑，其中以早商的发现为多，造型有龟、蛙、羊、鸟，稍后又增加虎、猪、人像等。殷商至西周这类动物陶塑相对减少，可能与这时大量使用玉雕有关。
春秋晚期制陶工艺有新的突破，创烧了暗纹陶和彩绘陶并在战国、秦汉时形成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