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战国策》也称《国策》，相传原本由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
关于《战国策》的作者，近人有不少考证。罗根泽、金德建等主张是西汉初年的蒯通。蒯通系秦汉之际纵横家，曾劝说范阳令归降陈胜起义军，又建议韩信攻取齐地，劝韩信背叛刘邦而自立，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八十一篇。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对于考证《战国策》的作者，又提供了新的思路。该书许多部分与《战国策》相同或类似，但体例详略不一，而以记载苏秦一生的言论为主，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苏子》一书的辑录。但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又为各种游说故事的辑录，大都与《战国策》同，而全书的最后年限则为秦国攻楚，似成书于秦汉之际。这样，对于《战国策》成书于蒯通的说法，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刘向编订的《战国策》共33篇，分为12国，是为古本。但因其中杂有纵横阴谋之术，为儒家所排斥，所以传诵较少，容易残缺。到了宋代，曾巩校补过，他编订的《战国策》是为今本，凑足了刘向古本的篇数。
《战国策》的主要内容，是记载战国时期策士游说诸侯、国君的活动和说辞，以及他们相互辩论驳讦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军事见解及所提出的各种斗争策略，全书共486章。以下介绍书中两个精彩的故事。
苏秦将连横说秦 苏秦用连横之策上奏章十次游说秦惠王，主张秦国张扬武力，兼并诸侯，吞灭天下。但始终没有被秦王接受。苏秦衣服破了，钱用光了，只好离开秦国回家。他穿着草鞋，缠着裹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容貌枯槁憔悴，面带愧色。回到家时，妻子不下织机，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不同他说话。苏秦知道这是因为自己没有出息的缘故。于是他连夜拿出藏书，找出太公《阴符》兵法，伏案诵习，仔细熟读领会。读到昏昏欲睡的时候，便拿锥子刺进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一年以后，他对兵法领会深透，于是苏秦改用合纵之策游说赵王。赵王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封他为武安君，授予相印，赐予他丰厚的待遇，带着他出使关东各国，相约合纵，拆散连横，抑制强大的秦国。这时候，天下的广大，百姓的众多，王侯的威势，谋臣的权力，都要取决于苏秦的策略。诸侯互相亲善，胜过兄弟。赵国威望大大提高，苏秦非常得势，千金、车马任他使用，路上往来威风十足。这时，苏秦父母对他刮目相看，妻子和嫂子对他恭恭敬敬、俯首帖耳。
荆轲刺秦王 秦国兵临易水，燕国危在旦夕。燕太子派荆轲使秦，用暴力胁迫的手段，使秦放弃对燕国的侵略。荆轲临行那天，太子和许多宾客都来送他。高渐离敲着筑，荆轲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并发出慷慨激昂的声音，怒发冲冠。然后荆轲就上车出发，再没有回头看一眼。
在秦国的宫殿上，荆轲向秦王奉献地图，展开时，露出了匕首。荆轲乘势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握住匕首直刺秦王，但没有刺到秦王身体。秦王大惊，避退站起，挣断衣袖。急忙拔剑，但因剑身长，一时拔不出。荆轲追赶秦王，秦王绕着柱子跑。臣僚们惊慌失措，失去了常态。后来在左右人的提醒下，秦王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倒下，又举起匕首向秦王掷去，没有击中，扎在柱子上。秦王又向荆轲连砍数剑。左右人立即上前杀死了荆轲。于是秦国对燕国恨之入骨，经过五年，终于灭掉了燕国，俘虏了燕王，兼并了天下。
后来，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因击筑技能被秦始皇召见，为替燕国报仇，他用筑猛击秦始皇，没有击中秦始皇而被处死。
《战国策》着重记述战国纵横家的言论和行动，表现他们的才能和辩智，宣扬士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就全书的主要倾向看，它主要反映了纵横家的思想，是一部典型的“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策》的思想性与它的艺术性是分不开的。《战国策》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它那飞扬的气势，绚丽的语言，无不给读者以莫大的精神享受。《战国策》的艺术性的主要表现在：
其一，论点明确，方法周密，逻辑性强。例如《庄辛论幸臣》（《楚策四》）一文中，开始叙述襄王沉迷声色，拒绝庄辛的劝诫，终招亡国之祸。这是用事实表明全书的中心论点：只图眼前享乐，丧失警惕，必将导致后患。接着就展开正面的论证，证实这一论点的必然性、普遍性、真理性。论证过程中，不是抽象的说理，而是用比喻性的具体形象作为论据说服襄王。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严密而自然的逻辑推理，使论据显得分外结实有力，说服力强。
其二，形象地描写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结构完整，情节曲折、生动有趣，故事性强。如《聂政刺韩傀》（《韩策二》）的故事，先写韩臣严遂与宰相韩傀的仇隙，严遂欲求一位可替自己报仇的人，以此交待故事的起因。接着写严遂在齐国“阴交聂政”，但因母亲尚在，聂政不敢以身许人，拒绝了严遂的请求。故事至此为之跌宕。作者又写了聂母去世，聂政感念旧遇，只身仗剑，刺杀了韩傀。故事似要结束，却又由聂政死时“皮面抉眼”的情节引出另一个人物——聂劳。韩国统治者不惜悬赏千金以征求认领尸体的人的情节、聂劳不惜声明自杀于尸下的情节，与上面“皮面抉眼”的情节，既连贯自然，又呼应合拍。结尾一段，是东方各国听到这个故事的反应及作者的评论，也是对两个英雄人物的赞扬。故事有始有终，有起有伏，事件脉络清楚，彼此配合默契，构成了一个故事性极强的艺术整体。
其三，刻画出性格不同的历史人物形象。在写人上，《战国策》发展了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荆轲与聂政，同是重义轻生的勇士，但荆轲的沉着机智、倔强又带点冷漠的个性，与聂政的孝顺、忠诚、爽直而又勇于决断的性格，显然又有区别。其他如头脑冷静敏锐、善于观察分析的邹忌、善于利用矛盾以解决矛盾的冯谖、机智老练又风趣活泼的触龙等，以及秦宣太后、吕不韦、楚怀王等形象，在《战国策》中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给读者以如闻其语、如见其人的感觉。
其四，语言流畅犀利，笔调辛辣，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等，无不浅显通俗，巧妙奇警，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久传不哀。
《史记》
《史记》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巨著，在中国散文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司马迁（前145～约前90，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其父司马谈为西汉著名学者，通百家。大约二十岁时，司马迁开始漫游全国名山大川，不久被擢为郎中，并常随武帝巡幸各地。父亡后继任太史，为完成父亲遗志，广泛搜集资料，于公元前104年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公元前99年，司马迁受李陵案牵连下狱，遭受宫刑，精神上受到强烈打击，但他忍受巨大的痛苦，克服一己受辱之私念，将全部心血投入《史记》的著述中。到公元前91年，司马迁终以非凡的才力完成这部伟大著作。
《史记》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10篇、世家30篇、列传60篇组成，全书共计130篇，526500字。它记载了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至汉武帝天汉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司马迁所谓的“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是说：《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从古到今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大势搞清楚，形成司马迁一家之言。这句话既道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同时也指出了《史记》在史学上的贡献。
对于“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依照自然规律去活动，但不存在什么所谓的预兆与吉凶祸福的说法。当然，司马迁对天的论述也有其局限性。《史记》中并没有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它相信气数，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起作用。
司马迁对“古今之变”的分析概括，虽然在某些地方还摆脱不了循环论的消极影响，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认为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的史事，实际上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的。他承认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的。
《史记》作为一部历史书籍，在“成一家之言”方面是个创举。“言”是指表达个人的思想主张。它这要求司马迁既要继承前人的传统，又要在吏学上有所创造。在《史记》中，司马迁从不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任何一个人。他把历史事实、个人理想和评论三者紧密而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
《史记》不仅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它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首先，它采用多种手法塑造人物，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各阶层人物的画廊，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艺术。其次，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饱含作者的激情，是爱的颂歌，恨的组曲，是一部充满血泪的悲愤诗，极具感染力。对于《史记》的抒情性，鲁迅先生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给予精辟评论，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再次，它的语言朴拙、浑厚、气势沉雄，与所表达的内容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自从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之历史后，不仅我国的正史一直奉此体为正宗，即使是方志、传纪、史表等，也无不脱胎于《史记》。在文学上，《史记》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而来的。此外，《史记》的叙事方式和塑造人物的手法也影响了后代的小说和戏剧。在散文方面，《史记》被推崇为与骈文相对的“古文”的崇高典范，被后代古文家们效仿。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上的伟大成就。
《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客共同编纂的一部哲学论著。
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是汉高祖刘邦之孙，父亲刘长为淮南厉王。文帝时，刘长恃势胡作非为，骄纵不法，暗中结交匈奴企图发动叛乱，事情败露后，被降爵发配四川，在途中绝食而死。文帝三分其国，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16岁的刘安袭号淮南王。刘安喜欢读书，擅长弹琴。他以王者之尊招致文人、方士达几千人，做了《内书》21篇和许多篇的《处书》，《中篇》8卷则专谈黄老神仙，长达20余万字。
刘安的著述多有散佚，传到今天的只有《淮南鸿烈》21篇。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哲学著作。它融各派思想为一体，与先代的《吕氏春秋》一样，被列为“杂家”。而实际上，它以道家和阴阳家为主，兼容别家。《淮南子》体系庞大，思想深邃，文笔瑰丽，构架严密。全书共21卷，其中《原道》、《道应》专论道的精义和真髓；《俶真》、《精神》提出了宇宙生成论；《天文》、《地形》是古代天文和地理学的珍贵史料；《览冥》谈事物的内在规律性；《本经》论述为圣之道；《主术》讲述君王统治之术；《兵略》论军事辩证法；《说山》、《说林》充溢着人生的哲理名言；《汜论》、《人间》探讨人生命运和祸福；《修务》劝人励志学习；《谬称》、《诠言》统论道家名理之言；《时则》是天子按照季节施行政事的纲要；《泰族》总论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要略》为全书之序言。
《淮南子》中采撷《老子》的内容最多，全书引用《老子》有七十六条，其中的《道应训》一篇就引用《老子》五十三条，可以看成是用历史事实为《老子》做注。可见《老子》对《淮南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淮南子》中还多次引用《庄子》，文中暗引《庄子》和阐明《庄子》之意处比比皆是。它对《庄子》的承继关系尤其集中在《养生论》上。《淮南子》中《精神》对吐纳和导引的记载颇为详细，由战国时代两种导引动作，发展到汉代六种。它强调，这是养形之人的所为，不是道家所主张的顺应天地之自然，全精保神的做法，不能够因此而扰乱人们的心志。因此《泰族》中说：“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精神上得道才是最高的理想。
《淮南子》继承了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和法制学说，但对法家的严刑峻法和残暴统治持批判态度，既有法家之长，而无法家之失，可谓取自法家，而又优于法家。
《淮南子》中的法制观点十分鲜明。之中指出，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准则，无论贵贱尊卑均一视同仁。它比儒家主张的“刑不上大夫”要高明得多。但是《淮南子》也并不认为法律是惟一的统治方法，它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也同战国时代的法家有很大不同。《淮南子》中充分肯定了国家高于个人，法制高于国君，因此国君必须“身正”，要充当执法的典范，要求国君首先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然后才能责官理民，这也是比战国法家高明的地方。可见，《淮南子》的法制观点是比较全面的，而且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在政治观上，《淮南子》还吸取了《孟子》、《荀子》、管仲学派和《吕氏春秋》的重民、因民的民本思想，认为百姓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国家的治乱，决定于君民关系的合谐和对抗。它对暴君严刑苛法的残酷统治十分痛恨，对他们荼毒人民的行为予以无情谴责。“明君”政治和“民本”思想是其政治观的光彩之处。
除了政治和法治上的成就，《淮南子》还是一部自然科学的宝库。它所体现的自然科学成就，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科学技术水平，有的沿用两千余年，至今仍熠熠生辉。
在天文学方面，有关于二十四节气、五星行度、二十八宿、岁星纪年、干支纪年以及关于太阳黑子、彗星和地震的记载，有比较完整的宇宙起源论和宇宙模式的描述。其中的二十四节气至今仍然是指导我国黄淮流域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行动准则。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二十四节气被第一次进行科学总结和完整记载。《淮南子》还有关于光学、力学和磁学成果的记载，有纺织和印染科学的重要史料。特别是在光学研究领域，刘安和他的门客有许多独特的创造。我国古代利用凹面镜聚焦取火的设备叫“阳燧”，《淮南子》中有多次记载。
《淮南子》中还特别重视兴修水利工程，来发展经济，造福人民。书中第一次记载了我国古代两项大型水利工程——春秋时期的楚国期思、雩娄灌溉工程和秦代航运工程——灵渠。
《淮南子》除了在天文、物理、化学、农学、水利、物候、气象方面，在经济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医学科学中的预防观、养生论、人体生理论、疾病和药物研究、病因论诸方面，以及对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生物分类、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乐律和度量衡研究等，都有突出的成就，许多成果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西方，对两千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汉书》
《汉书》是中国西汉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威望及影响力，和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一起，被并称为中国的“四史”，和《史记》一起被称为《史汉》，极具史学研究价值。
作者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门第，班氏家族在西京显赫一时，班固的祖父曾经官至广平相。作为书香之家，班氏家族同时还拥有深厚的家学，班固的父亲班彪，学识渊博，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同时也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他对于史学有过很深入的研究。当时，已经出现了许多续补《史记》的著作，虽然其中不乏刘向、刘歆等学者的著作，但班彪认为这些著作都不足以踵继前史，因而萌生了重新续补《史记》的想法。班彪撰写《史记后传》达60余篇，但未能完成全书，便于建武三十年（54）离开人世。
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班固开始潜心研究汉史。永平元年（58），班固在父亲留下的《史记后传》的基础之上，开始着手编撰《汉书》并于二十五年后完成。《汉书》作为一部断代史，记载了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之间长达200余年的汉代史事。
《汉书》是以班彪的《史记后传》为基础的，同时又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存在一定的联系。班固在撰写《汉书》的时候，是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对《史记》一书进行借鉴的，一方面他对《史记》的体制进行了承袭及改革，另一方面他对《史记》的内容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取舍及后期的加工和补充，并且发现和订正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疏漏。
《汉书》承袭了《史记》一书的体制，全书共100篇，分为本纪20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所不同的是，将《史记》中的“书”改为“志”，取消其“世家”，并入“列传”；在内容上吸收了《史记》中关于汉初的部分史事。对于汉武帝以前的记载，大都采纳了《史记》的原文，同时又续补了《史记》中所缺的昭帝以下直至西汉末年的内容，例如《汉书》将《史记》的《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增添了西域及邻国的历史资料，从而具有了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和相关国家历史的宝贵文献价值。《汉书》的十志，取法于《史记》的八书，但内容更为丰富详实，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及文化精神面貌。
《汉书》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中国历史学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汉书》的作者班固，也因为编撰了这部伟大的史书，开创了中国断代史体例的先河，得以和司马迁齐名，中国历史上从而有了“班马”之说。《汉书》和中国历史上的另一部史学著作《史记》一起，被并称为“史汉”。它们犹如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两颗闪亮的明珠，照耀着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
《汉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而且也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其中有许多人物传记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诸多历史人物。《汉书》明显地受到了辞赋的影响，文章详赡严密，凝炼简单，句多排偶，体现出典雅华丽的特点。《汉书》中还转录了当时许多重要的辞赋、论著与奏疏，成为西汉众多名人的文章总汇。
但是《汉书》也存在不足之处。在思想上，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而他本人是“《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这和班固所接受的儒家封建正统思想是分不开的，这种“唯圣人之道”的历史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在叙述历史人物及事件上，《汉书》和《史记》相比，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略逊一筹。此外，《汉书》的少数篇章还略带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糟粕，阅读时要注意区分鉴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