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草科属系列
爱因斯坦说：“人的差异来自业余时间。”
苏格拉底说:“我们需要的越少，我们越近似神。”
62.德布罗意
德布罗意出生于法国迪耶普市一个名门之家，但并无纨绔子弟的习气。在中学读书时，他的兴趣是文科，18岁就取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到20岁时，在长兄的启发下，他的志趣开始转向自然科学。在长兄的具体指导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自然科学的基本课程。
从此在科学的道路上突飞猛进，一跃千里，写了大量的科学论文，还著有20多本书。1929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的治学原则是：“广见闻，多阅读，勤实验。”他的这一治学原则不仅体现在他的科学探索上，他对文艺和历史的研究也颇具有深厚的造诣。他与人交谈的话题相当广泛，从自然科学到文学，历史都能津津乐道。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演绎。
63.童年的小摇车
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小时候生活的很滋润，能够顺应儿童天性，到野外捕蝴蝶，捉虫子，掏鸟窝，采集奇形怪状，色彩斑斓的石头，爬树，捉迷藏等各种游戏，不像今天的儿童除了课本还是课本，再不就是铺天盖地的校外辅导班，天真浪漫被沉重的学业所取代。
诺贝尔奖得主禀赋各异，但也有其成功的共性，如超乎寻常的抗压抗打击能力，爱好广泛，酷爱读书，勤学苦思，立志成才，赶超前人。
奥地利化学家席格蒙迪，19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对自己一生的治学之道有过如下的总结：“真正聪明的人，应该懂得如何充分运用自己的特长，而竭力避免自己的短处。”
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这样的幸运儿在我们身边不是很多。为了万人挤过独木桥，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我们的许多孩子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特长，去拼命地学习自己并不擅长也不十分喜欢的东西。一切为了分数，特长被冷藏。
当然，有时候，多学比少学好，知识面广总比知识面窄强。但问题是扼杀了自己的特长，你究竟还能有多大发展？在有条件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的前提下，涉猎一些其他学科知识，才能算得上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前途不可限量。本末倒置的行为很难行得远，能做出杰出的成就更是难上加难。
找回失去的童年的小摇车，它能使我们走得更高更远。
64.阿斯顿的治学态度
英国科学家阿斯顿，192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阿斯顿有着相当科学而灵活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他的工作和生活有章可循，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毫不含糊。在科学研究中，每当遇到疑难问题时，他决不钻牛角尖，绝不在一个问题上磨蹭时间，而是把疑难问题先放一放，走出实验室或书房，在沙发上或在草坪上一躺，看起小说来。
阿斯顿深知，越是在一个问题上瞎磨蹭，越是浪费时间，大脑也随之疲劳，难以专心思考，其效果自然很差。先把难题放一边，让大脑得到充分休息，往往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欣喜。他的许多科研难题就是站在这种欲擒故纵的战略高度迎刃而解的。
思想的火花常常是处在稍纵即逝的时机当中。每当有了什么新的心得，阿斯顿就会不失时机地将它记下来，他曾在一块破布上记录过，也在妻子的手帕上记录过。他一时找不到草稿纸，就急着把妻子心爱的手帕当作了草稿纸用了。时隔半载，他的妻子才从他的字纸篓里发现了这块手帕。
这种及时记录的方法，在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当中，一直很通用，且每每有收获，我想你一定也没有嫌弃过。思想的火花稍纵即逝，若不及时记录下来，就有被遗忘的可能，那将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有时候因为忙碌，疏于记录，有时候，因为睡觉懒起身，心想过会或等次日起床后再作记录。遗憾的是，那时十有八九想不起来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火花就这样燃灭了。若想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除了冥思苦想，勤于笔录是不可或少的。
65.花果飘香忆花农
叶企孙（1898~1977），终身未娶，一生治学赶在空白处栽种科学花，结出了像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等丰硕之果。果实很甘美，花却鲜为人知。
叶企孙先生生于上海，性情温和，务实求真，脚踏实地，敢为人先。1915年，在清华学园创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会员守则是：不谈政治，不谈宗教，宗旨忌远，议论忌高，切实求学，切实做事。20岁留学美国，后攻读哈佛博士学位。27岁学成回国，在清华执教。当上清华物理系主任后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周培源等一批知名学者。
1929年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六系。叶企孙先生曾撰文说：“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社会立得住脚。”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于自然科学，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在1968年，已经70岁的老人被认为是“***特务”遭到逮捕，入狱一年半，后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从不感叹自己的人生，从未向人提及过自己的悲惨。岁月沧桑，他早已把一切看淡，他拥有一个科学的头脑，能坦然面对世事纷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