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独养女儿。我爸爸是轻工业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家里条件好，房间也大。所以常有各地的亲戚来住上几天。我爱热闹，什么客人都欢迎。在我升四年级的这一年暑假，湖南姑母的女儿来了，她叫彭有笠，比我大几个月。寒假时，新疆伯伯的女儿也来了，她叫彭雨玲，比我小一岁。她俩都把户口迁来了，要寄居在我家读书。家里一下子就多了两位常客，我自然十分高兴。站在一起，有笠比我高一点，我又比雨玲高一点，只是有笠讲的是委婉的湖南话，雨玲讲的是悦耳的普通话，而我讲的却是流利的上海话，尽管这样，邻居们仍说我们像三姐妹。
其实我们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有笠长得最好看。薄薄的嘴唇总是像涂过口红一样鲜润，虽然是单眼皮，可是由于她生性老实，看人说话时都会流露出一丝自然的羞气，惹人喜欢。她还梳着两根特别细长的小辫，我总喜欢摸摸它们，绕在手上玩。我问她：“怎么这样长呢？”她说：“妈妈不许我剪。”雨玲也很好看。因为伯母是维吾尔族人，所以她肤色很白，头发微黄，也最机灵。我比不上她们。妈妈说，如果有笠匀给我一分，雨玲也送我一分，我就又漂亮又聪明了。我蛮信服。
我一直记着她俩来时的情景。有笠是乘火车来的，妈妈带我到北站去接她。我是知道一些有笠家的事的。姑父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两年军医，解放后有一次审干时由于不明政策自杀了。当时有笠刚满两周岁。姑母是小学教师，后来改嫁给一个工人，又养了一儿一女，现在的姑父不大喜欢有笠，所以姑母和我父母商量后就让有笠寄居到我家来了。
有笠独自从车站里走出来。她穿着一件半新的素底方格衬衫，几丝刘海儿被汗黏在莹洁的额头上，两手吃力地拎着一只帆布旅行袋，背着一只补过的书包。我妈妈凭着相片认出了她，领着我迎了上去。有笠亲热地喊了我一声妹妹，又羞气地喊了一声舅妈。妈妈帮她拎着旅行袋，我牵着她手走在旁边。她不时地偷偷看妈妈一眼，眼里充满了一种在当时我所不能理解的神色。上了三轮车，她就急切地拉开旅行袋，告诉妈妈，里面的湖南土产都是送给我们的。妈妈嗔怪地搂着她说：“宝贝，谁叫你带这些，重死人啦。”她这才笑了，好像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安慰。现在回想起来我才理解，有笠那时的神态举止里充满的是胆怯和担心，她不知道舅妈和舅舅是不是欢迎她。妈妈问她在车上吃过饭没有，她说吃过了，并从书包里拿出一只饭盒给妈妈看。临行前姑母给她装了一盒饭，上面覆了一点芹菜，她在车上泡了吃了。妈妈听后眼睛湿润了。
雨玲来的时候情景就完全两样了。伯伯是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伯母是电台编辑。伯母嫌乌鲁木齐的学校条件不好，就让雨玲到上海来。雨玲由电台里一个到上海开会的叔叔带着乘伊尔飞机来的。这一天我们全家连同有笠都去机场了。回家时爸爸还特意叫了辆小轿车，爸爸坐在司机座旁，我们四个坐一排。雨玲穿着一件带帽子的白毛大衣，像只可爱的外国大白兔。她一会儿伏在妈妈身上亲昵地私语，一会儿把从飞机上带来的巧克力分给我和有笠吃。有笠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新奇地看着窗外一闪即逝的景物，她是初次坐小汽车。
她俩都转入了我们第二中心小学。有笠也上四年级，在我隔壁班；雨玲上三年级。三个人中，有笠成绩最优秀，雨玲次之，我相对差些。爸爸分析我们：有笠既聪明也努力，雨玲纯粹靠聪明，我属于无所用心。爸爸说，只有像有笠这样才会有出息。雨玲噘着嘴好像并不服气，但我是什么都服气的，尤其是对有笠。
这一年的“六一”节，有笠作为区里的代表到市里去参加少年儿童作文邀请赛，得了一等奖，学校十分震惊。她捧着许多珍贵的奖品回到家里，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如此高兴过，几乎是蹦跳着跨进家门的，两根细长的小辫一会儿搭到前面，一会儿又甩到肩上。妈妈后悔没为有笠做一件新的白衬衫，她穿去比赛的那一件还是我的。有笠选了两件最好的奖品送给了我和雨玲。爸爸说：“让我们阖家送一件漂亮的礼物给有笠吧。”有笠却不肯要。妈妈说：“为什么不要，我们这就去买。”有笠乌黑的睫毛羞赧地低垂着，难为情地把妈妈拉到一边，嗫嚅着说：“舅妈……我想把剩下的奖品寄到湖南去，给弟妹……”妈妈理解了，塞了两块钱给有笠做寄费。但是她却很难受。妈妈说：“小笠，要什么就对舅妈说，像在家里一样……”
没过多久就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了，食品供应紧张，物价高了，生活艰苦起来。伯伯有时一个月就要寄一百元给雨玲，还经常寄奶粉、牛肉干、羊腿来。而姑母却连每月二十元的生活费也不能准时汇到。妈妈了解姑母的难处，从不在有笠面前提起。有一天中午，妈妈煮了一锅赤豆稀饭，我们都开心极了。我边吃边笑，不小心把粥粒喷到了雨玲的碗里。雨玲撒娇地吵起来，无论如何要另外盛一碗。我也嫌脏不肯吃。当时妈妈正在厨房里。有笠不声不响地把那碗粥倒进自己碗里，又重新帮雨玲盛了一碗。雨玲和我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谁知妈妈进门时看见了，她狠狠地骂了我和雨玲一顿：“你们都生得比小笠高贵些是吗？真是在欺负人。”有笠倒反而显得非常不安，连连说：“舅妈，不要紧的……”
五年级时，有笠当了大队墙报委员，雨玲也做了小队长。雨玲一戴上那块一条杠的小队长标志，我就取笑她：“一条杠，只有一条，人家有笠比你多两条。”雨玲不饶人地说：“比你好，比你好，你一条也没有。”
可是自从进了中学后，情况就起了变化。有笠进了一所区重点中学，我进的是一般中学。过了一年，雨玲进了市里一所干部子弟集聚的住宿中学。有笠仍像从前一样努力学习，要求进步，还担任了中队学习委员，她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写入团申请的，而我和雨玲是硬被爸爸妈妈逼着才写的。有笠写了许多信给姑妈，打听姑父的事，实际上解放前姑妈和姑父还没有结婚，姑妈哪里讲得清楚。论表现有笠比我和雨玲都好，论对家庭的认识，她也写了不止一份汇报，可是我们先后都入团了，她却始终还在团外。
正当我和有笠初中快毕业的时候，雨玲是“红五类”，理所当然地成了“红卫兵”；我介于红与黑之间，就参加了一个职员店员子弟发起的组织；有笠受不了捉弄和辱骂，不再到学校去了。雨玲变得泼辣了，打扮也最时髦，军装换来换去，今天穿陆军服，明天换成了海军的，天天在外面抄家斗人。她出于自身的地位，对“黑七类”子女疾恶如仇，可是却丝毫没影响她在家中对有笠的亲密和友爱。她总是抱不平：“我们姑母家的情况和人家两样的，姑母已经改嫁了，有笠不应该算‘黑七类’出身。”其实姑母不改嫁，有笠也不能算“黑七类”出身，因为姑父根本没戴过什么“帽子”。当然这是难解释清楚的。
雨玲确实是个无限忠实的“红卫兵”，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而我却并无什么兴趣，最大的满足就是还能佩戴着一块鲜红的袖章在外面显显眼，没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最可怜的是有笠，对党的赤诚，向往革命的热情，都必须小心地收起，就是掏出了那颗跳动的心，人家也说是黑的，你捧着欲献上，没有资格！对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十五岁少年来说，有什么比这更痛苦！我和雨玲同情有笠，仅仅只能是同情。
我和雨玲要到北京去“串联”了，雨玲提出带有笠一起去。我说：“成吗？只有两张车票。”雨玲说：“再弄一张，容易！”她真的又弄了一张。我高兴极了，有笠也多少日子以来第一次露出了欢快的笑容。我把自己的军包给有笠背着，雨玲也把一件新的军装给有笠穿。有笠照照镜子，羞气地看看我们，似乎在问：“我也能这样吗？”三个人中虽然有笠是大姐，但临行前，爸爸妈妈却一再叮嘱我们要照顾她，我们当然理解他俩的心情。
火车过了南翔，车厢里走进来一群拿皮带的红卫兵，一律都讲普通话。雨玲不以为然地说：“稀奇，老头子有我爸大？”他们挨座问“成分”，已有好几个学生被他们拎起来了。有笠吓得直抖。这时三个女的走过来，冲着我们问：“什么成分，红的还是黑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信口就拣好的说了：“工人。”“高干，九级！”雨玲答得更响，一派毫无疑问的架势。“你呢？”她们问有笠。有笠太紧张了，看看我又看看雨玲，不知怎么回答好。雨玲机灵地说：“她是我姐姐呀，我说了还不算数吗？”她们不相信，指着有笠的手臂问：“袖章呢？”有笠的脸涨得通红。雨玲瞄瞄我，刚才的神气也不见了。我也一时答不上话来。一九六六年的八九月间，一块写着“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就是家庭“三代红”的标志，怎么能没有它呢？我们怎么竟忘了帮有笠搞一块呢？“黑的，黑的冒充。”她们叫起来。没容我和雨玲再说话，有笠就被她们拥着带到车厢另一头去了。没一会儿火车停在昆山站，有笠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被赶下了车。等我和雨玲看见了，想下车去陪她也来不及了，火车已经开了。有笠经过我们车厢时大概想看看我们，可是有那么多双眼睛透过车窗在看着她，使她终于未敢抬起头来，但我仍看清了她那苍白脸上的泪珠……从北京回来后听妈妈说，有笠回家后病了好几天。后来就一个人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捡一些传单回来，并且也很为此感到高兴。
可是没过多久，爸爸成了反动权威，雨玲爸爸成了走资派。如果说有笠长久受压抑使她有点自悲，但仍不失有一股向上的劲头的话，那么我和雨玲地位的突然跌落，则使我们（尤其是雨玲）彻底地灰心丧气了。在动乱和平淡的生活中挨到了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和有笠要毕业分配了。好在搞分配的是我们原先组织的头头，我心满意足地进厂当了名工人。可有笠却被以家庭不在上海为理由一拖再拖，直到一九六九年才被一脚踢到贵州插队落户。雨玲分配时，伯伯虽然没“解放”，但靠老战友帮忙，她仍幸运地到济南部队当了兵，成了那个年头的骄子。
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算是怎么过的呢？
我和有笠的最近一次见面是在去年。巧得很，正好雨玲从北京旅行结婚到上海。她爱人和她一样也是军官，公公是某工业部的副部长。有笠出人意料地来了。她不知道雨玲结婚，只是和爱人一起回湖南，又从湖南特地来上海看看我们全家的。有笠老了，莹滑的脸上早失去了少女时的风采，带着山里人常有的那种枯红的色斑，穿着一件剪裁土气的紫红色布两用衫。她叫我和雨玲陪着她去看看第二中心小学。我们透过竹篱笆看着学校里的教室和操场，还有位置仍在那儿的一排少先队黑板报，有笠扶着篱笆轻声哭了。我十分惊讶，雨玲甚至有点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很快就释然了。在这里，她曾经获得过难得的荣誉和珍贵的幸福，因为这些在她近三十年的生涯中是稀少的，所以任何时候想起都感到清晰、亲切。过去的回忆，今天的对比，未来的联想，在她心里会产生怎样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们还陪伴着她在大院里的花园中散步，这儿是我们三人小时候跳橡皮筋的地方，留着我们追逐嬉戏的足迹。有笠笑了，只有她的笑里还留着当时的那个有笠，仍是那么柔美，喜欢低垂着乌黑的睫毛掩住满目的羞气。
有笠的爱人是个当地农民的儿子，不用说是怎样一副老实相。看得出他是怎样爱着有笠，奇怪的是有笠好像也挺爱他。有笠临行时，我和雨玲怀着一种无可描述的复杂心情，买了许多东西送给有笠。爸爸、妈妈、雨玲夫妇、我和我的男友都到车站去送行了。雨玲是新婚的打扮，她也有二十七了，可是却反而更年轻更漂亮了。当着众多人的面我克制不住哭了起来。有笠拉着我和雨玲的手说：“你们别担心我，我回去可能要调到公社去当小学教师了，现在不同了，我会生活得更好。”她还再三感谢我爸爸妈妈抚养了她那么些年。
她居然笑着。她走了，她爱人挑着两只沉重的旅行袋跟在她后面。我真想喊：“有笠，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那个讨厌的男友凑着我耳朵轻声说：“你总是说你们三个人像三姐妹一样，其实差别真大。”我心烦地踢了他一脚！他懂什么，倘若我们真是嫡亲姐妹，那差别就不会这样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