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集团军的编制虽有两个军计四个师，但其中的一个师远在四川西昌，集中缓慢（次年春天才开到前线），集团军真正能用于作战的只有三个未经过集中整训的步兵师，同时部队所携装备大多破旧不堪，其中甚至还有不能射击的枪支。
除了不利之处外，也有好的方面。编入集团的原独立旅官兵皆为老兵，即便是保安团，其实也与别省的保安团不同，他们其实是当初刘湘被蒋介石逼着缩编部队时，特意从自己的嫡系部队里保留下来的正规军。由于官兵们都打过仗，有些战斗经验，所以刚刚出川时士气和心劲都普遍很高。
王陵基集团军完成编组后，即奉命由四川开往湖南岳阳、长沙一带，但部队尚未完全到达指定地点，获悉九江告急，又紧急开往江西武宁、修水待命。正在行军途中，王陵基再次接到开往江西瑞昌集结的命令，只好下令转向瑞昌进发。
到瑞昌仍要经过武宁，集团军经过武宁时，前方传来消息，九江已经失陷。敌人占领九江后，一路继续沿长江南岸的公路向武汉突进，一路沿南浔路向德安、南昌推进，妄图从鄂南对武汉形成包抄。瑞昌是南浔路的战略要点，第九战区命令王集团立即协助瑞昌方面的友军阻止敌人前进。
转败为胜
王集团从四川出发，一直开到江西，其间夏日炎炎似火烧，但官兵们既未经过集中训练，也没有好好地整顿休息，弄得人困马乏。事后集团军总部高等顾问张志和认为，战斗打响后部队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来源于此，“以疲惫之卒远行千里应战，实为兵法所忌，焉得不败？”
部队快要到达瑞昌附近的岷山时，被派去同友军联络的人员向王陵基回报：“友军全无踪影，前面尽是敌人。”王陵基急忙调整行军次序，改后队为前队，前队为后卫，命令所部全部向麒麟峰一线高地撤退，在高地上占领阵地。
王集团本是靠张斯可一张嘴编织起来的，所以最初的人心并不是很齐，约束力也不强。王陵基任命的四个师长，仅有两人愿随其出征，另外两人都以患病为由请假留川，须由旅长代理指挥或让师参谋长负责，实际上当时真正已在前线领兵的师长只有刘若弼一人。更为糟糕的是，各师均非原建制部队，是独立旅和保安团合编而成的，在缺乏集中训练的前提下，各级官兵互不相识，有的连直属长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一碰到这种仓促应战的情况，有的营、团便乱了，王陵基说要占领麒麟峰高地，他们根本不听指挥，居然嗖的一下就跑到麒麟峰后面很远的地方去了。
王陵基一看情形不对，赶紧从总司令部选派很多得力干部，分赴各处严肃整顿，勒令离散部队归还建制，开赴指定阵地布防。也幸好敌人在与王集团的后卫部队打了一阵后，没有乘势追来，否则王集团必然崩溃无疑。
总算收容布防好了。两天以后，敌人开始进攻，阵地前沿日夜炮声隆隆，枪声不绝。麒麟峰山势险峻，不过山上仅能部署一个营，王陵基便将主力集结于此，采取轮换制，每次一个营，逐营替换，并由师长刘若弼任前敌总指挥，指挥部队据险扼守，阻击敌军。
王集团官兵出川前，对即将遇到的困难大多表现得有些满不在乎，现在一看到敌人武器精良，自己的装备相形见绌，从上到下思想上都受到了一些消极影响。由于王陵基部署用兵得当，前两天部队还能勉强支持，但到了第三天，刘若弼向总司令部报告，说前线已换了八个营，官兵伤亡太大，已有不能支持之势，请示该怎么办。王陵基勉励安慰了他一番，要他继续督部坚守，然而不久刘若弼又好几次来请示王陵基，最后说：“预备队已经使用完了，没法负责了！”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王集团撤退，敌人就会包围和威胁其右翼友军，从而迫使友军也不得不后退，所以万万撤不得。于是王陵基便竭力说服刘若弼，让他对前线官兵多加勉励，督促官兵们顽强坚守，可是却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王陵基无可奈何，筋疲力尽，忽然对高等顾问张志和说：“你来替我指挥吧！”张志和吃了一惊，忙道：“你当指挥官说的都不行，我怎行呢？”王陵基很诚恳地说：“人们平日对你宣传的抗日必胜的主张是很敬佩的，对你也有信仰，你就替我负责指挥吧。”说完后，便一头躺倒在了睡椅上。
王陵基与张志和过去在北平时曾立下过互相帮助抗战之约，王陵基出川抗战时便特聘他为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实际就是参谋长），请他履行誓约，同赴前线。如今看到王陵基这种状况，张志和也只得临危受命，代其说服刘若弼。
张志和首先给刘若弼打气，说前线官兵三天来对敌英勇作战，不但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也为川军雪了望风崩溃的耻辱和恢复了能战的声誉，现在敌人攻麒麟峰三天不动，已经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了，所以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张志和的一席话果然令刘若弼有所动容，但刘若弼又犯愁说，前线情况十分紧急，部队伤亡既大，还没有预备队，倘若敌人再次来攻，该怎么办呢。张志和告诉他：“打仗之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我们伤亡既大，敌人伤亡不会小。我们拿出拿破仑最后五分钟精神，一定可以胜利。”
至于缺乏预备队的问题，张志和答应立刻从总部抽调一个旅增援，到时希望刘若弼能够相机出击，反守为攻。经过他反复分析和动员，刘若弼终于答复道：“就这样办吧！”
搁下电话，张志和等人立即把后方所有的部队加以挑选，组织了看起来比较强健的两个团，由一名旅长率领，驰赴前线增援。不久，刘若弼向总司令部报告，说援兵已经到达前线，部队士气被重新鼓舞起来。接到报告，总司令部里的人这才都放下心来。
第四天拂晓，刘若弼按张志和所嘱举行反攻，一鼓作气地打垮了敌人。此役敌军被打死了一名大队长，而且这名大队长的尸体都没来得及被运走，说明溃退得十分狼狈。敌大队长的战刀、日记均被缴获，日记显示，进攻麒麟峰之敌系日军第二十七师团，该师团系由挑起七七事变的天津驻屯军步兵旅团组成，其作战能力不容小觑。
王集团在麒麟峰转败为胜的消息上报后，蒋介石给集团军发放了奖励。不久，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都亲自来到集团军军营驻地慰问，使官兵们备受鼓舞。
死字旗
王缵绪组建第二十九集团军后，因兼任代理四川省主席，经报准蒋介石同意，遂由集团军副总司令许绍宗代理总司令职务并率军出川抗战。
虽然并非首批出川抗战部队，但集团军官兵杀敌卫国的情绪仍极为高昂。士兵王建堂参军前是四川安县的一名小学教员，武汉会战前，他组织了一支一百七十六人的队伍，向县政府请缨杀敌。县长成云章当时正接到任务，要派几百名“特征壮丁”参军，见王建堂等人自动请缨，自然是喜不自胜，当即表示欢迎，并将他们编成“安县特征义勇壮丁队”送往军营。
就在队伍快要出发时，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通过邮局给县政府寄来一份包裹，要求转交给将要出征的儿子。包裹里是用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左右两侧分别写着几行小字，右边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左边是“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原来这是一面“死字旗”，王者成希望能够以此勉慰儿子：只需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而无须有后顾之忧！
县长成云章看到“死字旗”后如获至宝，认为是兵役宣传的上好资料，便没有马上转给王建堂。直到一个月后，县里为义勇壮丁队召开群众欢送大会，在会上，成云章对“死字旗”反复进行了宣扬，之后才将旗转发给王建堂。消息传开，新闻记者特地登门采访，采写了相关文章在报上刊登，文章标题为“模范父亲”，除此之外，四川军管区还给王家送去一道匾，匾上题“父义子忠”以及“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王建堂参军后，被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四十四军，他在抗日前线作战七年，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负伤四次，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裹伤口，真正实践了父亲“伤时拭血”的嘱托，这是后话。
1938年5月，集团军各部分别在成都、永川、万县三地集中，随后乘轮出川。部队在武汉休息了三天，本来据说五战区要派员来点验部队，对武器装备该补充的也要补充，但后来并没有人来点验，武器补充也成了画饼。
7月上旬，集团军各部陆续抵达前线。他们头戴斗笠，脚蹬草鞋，行军前的草鞋也大多磨烂了，不少人来不及做新的草鞋，就干脆赤脚跋涉，弄得皮破血流，一路上都有人问他们：“你们是啥子部队，怎么还穿着草鞋？”
这些“草鞋兵”别看装备简陋，其实多数都是具备一定军事知识和经验的老兵。他们一到前线，便按照地形和火力的需要，构筑出多线阵地，其中一线阵地供和日军作战时射击所用，二线阵地供在敌机轰炸和大炮轰击时部队隐蔽所用。阵地上要挖一米多深的战壕，每隔十几米还要挖一个两米深的掩蔽坑，上面用树枝架满，再盖上厚厚的泥土，各个阵地都以战壕相通，使之连成一片。
从当月中旬起，敌人便向集团军发起了进攻，战斗打响后，廖震军首先在太湖、宿松一带与敌人激战，接着许绍宗军（许绍宗兼任军长）也在黄梅、广济一带阻敌。
许集团主要由留川部队组成，武器装备即便放在川军中也算差的，步枪多为汉阳造或川造杂牌步枪，机枪是川造轻机枪，所辖两军没有一门高射炮，各师也没有一门山炮、野炮乃至重机枪，通信器材更是极度缺乏。可他们面对的敌人却是日军第六师团，后者号称是日本陆军中最强悍最具战斗力的部队，部队武器精良，从师团到联队、大队、中队，都有相应的山野炮和步兵炮配备，这决定了川军单单依靠饱满的抗战激情和在内战中积累起来的军事经验，根本无法取胜。截至8月初，太湖、宿松、黄梅、广济等四县先后陷落，集团军被迫退守黄梅、广济以西山地。
为了阻止日军继续西犯，杨勤安师急赴黄梅多云山附近布防，但当杨师先头部队赶到指定地点时，少部分日军已占领了多云山。趁敌立足未稳，杨师的一个加强营发起攻势，经过几小时的激战，终于将敌人击溃，占领了多云山。
黄梅以西至多云山脚下均系农田，许集团占领多云山给黄梅之敌造成了极大威胁，但由于山顶制高点的瞭望哨及山下便衣游击队的严密监视，敌人在一有行动就会被守军所发觉，因此敌人也不敢贸然发动进攻。更重要的是，敌人在前一阶段作战中伤亡也非常大，暂时已失去进攻能力，于是只得一边在黄梅、广济休整，一边等待后方新兵补充。
趁此机会，第五战区根据大本营电令，决定派许集团实施反攻，具体攻取目标为黄梅及黄梅与广济间的大河铺和金钟铺（合称大金铺）。
中国的草鞋兵真勇敢
从后来各方所搜集到的情报来看，敌人虽暂时失去了进攻能力，但并不说明他们连防守能力也一并失去了。在黄梅和大金铺外围，敌人设置了多层铁丝网和障碍物，火力配备甚为严密，相比之下，许集团各部却连基本的攻坚火力都没有。
后来到武汉会战末期，许集团在西撤途中，曾亲眼看到军政部的炮兵部队丢了各种大炮，他们把大炮丢掉后，有的骑着挽马，有的坐着牵引车，纷纷向西逃跑。川军官兵在会战中吃够了没有炮火支援的苦头，但他们既没能力将弃炮运走，也没有人能够使用，只得望而兴叹。当时就有不少人骂道：“你们吃得好，穿得好，为啥这样好的炮，不用来阻击敌人战车坦克的追击？这样丢了，问得过良心吗？”
迫不得已，许绍宗把集团军直属炮兵营也拉上来进行支援。炮兵营共有重迫击炮四门，是整个集团最好也是唯一的重武器，然而实际上在实战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因为每门重迫击炮仅配十发炮弹，根本就舍不得用，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许国璋旅负责主攻黄梅县城，许国璋率两个团与敌激战两日，但都由于缺乏炮兵支援而导致功败垂成且伤亡较大。嗣后许国璋根据川军惯于“摸螺丝”的特点，将战术由白天强攻改为夜间奇袭，一度攻克了四处敌据点。
攻击大金铺的任务被交给了何葆恒旅。何葆恒在发起攻击前，特地派秦兆民团用夜袭的方式对敌人在大金铺的兵力情况进行武力侦察。
秦兆民奉命从本团挑选熟悉夜战的士兵，组建了夜袭队。夜袭队共有两个排，大致为不到一个连的规模，除步枪外，另配备手枪二十支，每人再各携四枚手榴弹、一把马刀。
夜袭队准备就绪后，即沿多云山崎岖小路插入梅川以西山地，乘着夜色向金铺摸去，当他们看到敌人的地堡时，已是午夜时分。
敌人警戒不严，地堡里的敌兵都在嬉笑说话，对于夜袭队的到来毫无察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夜袭队在击毙两处的敌哨兵后，立即猛攻地堡之敌，并一举占领了其中的四座地堡。深夜突如其来的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一些日本兵号叫着从各自的地堡内奔出，当即又被手榴弹炸死了十余人。
秦兆民事先交代夜袭队，要求稍一得手，就迅即撤退以减少伤亡，夜袭队见已达成既定目标，便撤出了大金铺。敌人很快也清醒过来，发现夜袭部队人不多，马上组织骑兵朝袭击部队的撤退方向进行追击。
秦兆民早有准备，已派有力部队在大金铺以西高地进行策应，在他们的掩护下，夜袭部队安全撤回，仅轻伤三人，重伤一人。这次夜袭除获得大金铺之敌的基本情况外，还缴获“九只三八式步兵炮”（有可能是指步兵炮的零部件）、三件黄呢军大衣、一架望远镜以及一些罐头。
在奇袭得手和初步掌握敌情的基础上，旅长何葆恒率两个团一鼓作气，猛攻猛打，占领了大金铺。之后师长张竭诚立即从预备队杨觉旅中抽调两个连，破坏了黄梅、广济间的公路。
大金铺是敌西进的主要补给运输线，张师通过夺取大金铺和破坏公路，切断了敌人的增援补给线。敌人急忙调派重兵，向何葆恒旅进行反扑。
何旅的武器装备在全师全军乃至整个集团算是好的，但也只是相对而言。以秦兆民团为例，百分之九十的官兵配备的都是汉阳造步枪，剩下的百分之十是川造杂牌枪，除此之外，还有五百多个川造麻尾手榴弹，不到三十支手枪，四门轻迫击炮，二十七挺川造机枪。靠这些家当，何旅打个突袭战还能凑合，应付时间稍长的对攻战就不行了，于是何葆恒只得又率部退出了大金铺。
许旅、何旅虽都未能完全彻底地攻克黄梅和大金铺，但也让敌人深受威胁。由于川军士兵人人皆穿草鞋，且长于爬山冲锋和夜战，所以“草鞋兵”早已成了川军的别号，连日军俘虏都惊叹：“中国的草鞋兵真勇敢！”指挥许集团军作战的兵团司令廖磊对出击部队分别进行奖励，并给予好评：“四川军队武器劣而打仗勇敢，指挥官指挥有方，甚为可嘉。”
许集团的反攻和奇袭，都要从多云山出发。黄梅之敌对这一要点不能不加以重视，在新兵尚未到达，出击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即派出一个大队攻取多云山。
当天敌人利用黑夜运动至多云山前哨阵地附近，自拂晓开始突然对驻于山上的游烈团发动进攻。游团猛烈还击，但战至上午10点，右翼阵地仍被敌人突破。
见前线情况紧急，团长游烈急忙调预备队增援反攻，同时另派两个连分别攻敌侧背。与此同时，游团左翼部队坚守阵地，在敌人猛扑时以轻重机枪进行扫射并投掷手榴弹，从而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中午12点，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敌人唯恐归路被切断，不得不向山下撤退。
事后打扫战场，发现敌人遗弃轻机枪六挺，三八式步枪二十余支，军毯三十余床，圆锹十字镐二十余把、罐头及饭盒数十个。倘若作战顺利，日军是很少在战场上遗弃军用物品的，虽然其伤亡人数不详，但山腰草坪上血迹斑斑，显然是敌人处理伤亡时留下的痕迹。
击其腰
日军围攻武汉，主要通过平汉铁路、沿江运输来抢运物资和兵力，尤其南线战场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江运，黄梅、广济之敌只守不攻，其实也就是在等待从沪宁运来的新兵和粮草补给。有人为此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说“长江如巨蟒，沪宁为头，武汉为尾，皖赣为腰”。打蛇打七寸，从中方用兵的角度出发，若派有力部队截击其腰，使敌人的兵力和粮弹不继，必然能够对前线正面作战起到积极的支援作用，乃至打乱敌人围攻武汉的战略部署。
在武汉会战中，唐式遵集团军承担的使命就是“击其腰”。自反攻芜湖之役夭折后，唐集团即奉调开赴皖南赣东一带，担任长江南岸江防的守备任务，同时控制长江，阻止日军航运。
其时郭勋祺已伤愈出院，出任五十军军长。离开武汉赴任前，多年故交、军委会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为他重上前线抗日，特赋七绝一首，书成条幅相赠：“山河破碎不须忧，收复二京赖我畴。此去江南风景好，相逢应得在扬州。”郭勋祺很喜欢诗中还我河山、收复失地的志趣，经常把这张条幅挂在书房里赏读。
郭勋祺刚刚出山，日军便兵分三路，用钳形攻势夹击铜陵，对铜陵县城形成三面包围，其间还使用舰炮对县城附近进行轰击。郭勋祺急命刘克用旅派兵增援，刘克用有保存实力的想法，行动迟缓，直到郭勋祺一再严令，才派出周蒿营团奔赴铜陵。
守卫铜陵的是王凤麒团，团长王凤麒见援军未能在第一时间迅速赶到，便认定孤军难以守城，只稍事抵抗，便下令弃城而去。当周团赶到时，县城已被日军占领，周蒿营忙指挥所部向县城发起猛烈攻击，迫使敌人忙于抵抗而未敢出击，从而减少了部队的损失。
首战即遭挫败，铜陵竟然不战而失，郭勋祺对此十分恼火，在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时，当场宣布将王凤麒予以枪决，并免去刘克用的旅长一职，以周蒿营升充。
经过严格军纪和大力整顿，郭军战斗力有所提高，这个唐集团的主力部队终于又能担当大任了。
武汉会战打响后，日军为了控制和保护其运输线，不断登陆向长江南岸的唐集团守备部队发动攻击。1938年6月29日凌晨，敌人乘两艘军舰在安庆对面的前江口强行登陆，并进扰殷家汇。驻防此处的是周绍轩师的两个连，他们立即奋起阻击。
周师就是原先的刘兆藜师。刘兆藜回川任职后，周绍轩因功接替刘兆藜任该师师长。在刘兆藜刚刚离开前线的一段时间里，该师的战斗力曾有所下滑，作战特点也不如过去那么明显了，不过在周绍轩的疏理下，状态很快便恢复了过来，梁泽民旅先前在安庆保卫战中的神勇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周绍轩抗战意志坚决，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不打败日本倭寇誓不还乡！”同时作战经验丰富，不管大小战斗都要认真研究，亲自指挥。在得知敌人登陆前江口后，他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指挥，并调来两个连从左右两侧打击敌人，从而将敌人全部逼退至前江口。
前江口是通往皖南、江西的公路要点，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但周师能够集结到前江口的兵力有限，无法彻底扫除前江口之敌，于是集团军总部指令郭勋祺军前往赴援。
郭勋祺派出的是军主力、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基本部队范子英师。范师赶到前江口时，敌人已据险布防，双方展开激战。次日，军舰上的敌人在前江口下游二十里的台子基登陆，企图腰击范师右侧翼，截断唐集团的后方公路。
由于前江口、台子基均久攻不下，范子英遂亲自前往督战。来到最前线的羊子山后，他发现台子基是一片平地沙滩，易于将敌人击溃，便先派出一个团夜袭台子基。台子基之敌对此毫无准备，仓皇之中无暇应战，三个小时不到，就全部从台子基败退。在拿下台子基的基础上，范师再接再厉，集中兵力向前江口发动进攻，经两日鏖战，终于将前江口予以收复。
三天后，集团军总部直接向范师发来电报，称日军在贵池下游四十余里的梅埂强行登陆，在突破周绍轩师防线后，已进入煤炭山一线。按照总部电令，范子英率部即刻转向贵池方向前进。当部队行至殷家汇时，一股敌人正在殷家汇北面登陆。乘其刚刚登陆，立足未稳，范师毫不迟疑地予以猛击。敌人没想到周围会一下子冒出来这么一支大部队，来不及还击就登船逃走了。
范师继续向煤炭山进发。一到目的地，刘儒斋旅即乘敌不备发起攻击，当天下午就攻克了煤炭山凹部的场镇。当晚，范子英向郭勋祺汇报战况并请示机宜，郭勋祺电命：“该师务要竭尽所能，发挥一贯英勇，将该山日寇一气歼灭或驱逐下河。”
按照郭勋祺的命令，范子英次日增拨一个团给刘儒斋旅，对煤炭山发起全线进攻。煤炭山全长三十余里，但宽不过二里，根据煤炭山山形狭窄的特点，刘儒斋只派一个团在正面实施波浪形冲锋，其他团均作纵深布置。
潜行奇袭
煤炭山山峰高达七百二十五米，称为七二五高地，敌人在高地设置了一个山炮中队和两门野炮。当刘旅与山下敌人接战时，敌炮兵即以山炮向刘旅阵地纵横射击，并用野炮轰击其后方村庄。好在自唐集团军担任江防任务后，军委会就先后调来了山炮团和重炮团助战，这使刘儒斋也可以同时集中四个炮兵连为步兵冲锋做掩护，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只能被动地挨敌人炸了。
刘旅攻势猛烈，一天激战下来，山下敌人已被逼得退至距离七二五高地一里处。不过越靠近高地，也意味着离敌人的炮口更近，进攻部队所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得知前线的这一情况后，郭勋祺特地拨出一个手枪连到前线交范子英使用。范子英于是以两排手枪兵为主，组建了一百人的敢死队，命令他们向敌炮兵阵地实施夜袭。
面对敢死队的潜行奇袭，敌人一时慌乱，顾不得招架便从高地上败退了下去。敢死队一鼓作气，一直追到了高地下面，这时刘旅才向敌人发起正面进攻。
敌人一看情况紧急，赶快调来两艘军舰，停在七二五高地及梅埂之间，用舰炮对刘旅进攻部队进行轰击。刘旅伤亡很大，郭勋祺、范子英这才不得不鸣金收兵。
虽然敌人力量较强，范师未能像前江口那样将登陆之敌完全驱除干净，但仍收复了七二五高地、场镇等处，同时他们也在战斗中给予了敌人以沉重打击，据从日方搜集到的情报，在煤炭山战役中，日军总计伤亡在四百人左右。
为了表彰郭军，军委会特发电令，晋升郭勋祺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五十军军长），对其他作战有力人员也都分别给予了嘉奖。
虽然郭军是前江口、煤炭山战役的主角，但他们能取得较好战绩，也少不了友军的密切配合，尤其是陈万仞军（周绍轩师亦属该军），江岸第一线防务基本都由他们承担。
陈万仞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原为刘文辉部属，后投奔刘湘，或许是被郭勋祺、刘兆藜等人的光环所掩蔽之故，此前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担任江防重任。
陈军负责的江岸防线长达五百里，每一个地方都守，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一般情况下，若不是临时集中兵力，即便在前江口、煤炭山等要地，陈万仞也只能以连为单位调兵设防，更多地方则都是用排班组织小分队，在江边进行流动性游击作战。
铜陵县属的老舟镇周围沟渠环绕，芦苇为林，黄仲侯班（黄仲侯为该班副班长）在这一带进行警戒，侦察敌舰艇动向。一天黄昏，他们突然发现一艘汽艇停在江面不走了，黄仲侯感觉有戏，便与众人带着机枪、手榴弹潜伏在芦苇丛中。
天黑后，只见艇上敌人高挂煤气灯，取出啤酒罐头，狂饮大嚼，好不快活。按照事先的约定，黄仲侯一声笛响，士兵们从三面用机枪、手榴弹向敌艇攻击，几个日本兵当即中弹坠入江中。其余敌人惊慌失措，但弄不清楚袭击者所处的准确位置，只好用机枪朝岸上盲目还击。
黄班越战越勇，大家奋不顾身地向敌艇猛掷手榴弹。眼看敌艇逐渐下沉，敌兵完全失去抵抗能力，黄仲侯大吼一声，率全班从芦苇丛中冲出。艇上的敌人被击毙大半，除一人被生擒外，仅福野太郎等三人逃脱。后来另一名班长陈士杰率十五名士兵沿江岸上搜查三天，终于还是将倒在芦苇丛中且行将饿死的这三个日本兵给活捉了。
潘佐师是陈万仞军新添的一个师，他们在抗战第二年才从泸州出发开赴前线，主要在安庆、九江、鄱阳湖、景德镇一带守卫江防。1938年8月，安庆对面的底杠铁山被敌人所占领，敌人占领底杠铁山后，在山上构筑炮兵和重机枪阵地，对唐集团在江岸的活动造成很大威胁。
此后敌主力继续西进，底杠铁山上的留守兵力减少，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决定乘此机会攻下底杠铁山，任务被交给了潘佐师所辖的饶正钧团。
为了确保得胜，唐式遵特地派军部参谋处长柯子明赴饶团督战和进行指挥。柯子明到饶团后，与团长饶正钧商定还是使用“摸螺丝”的打法，这样既可躲过敌人的监视、轰炸，又能发挥川军的战术长处。
柯子明很有胆识，决心也大，虽然同为“摸螺丝”，但他制订的作战方案以及临场指挥都不落俗套，极富针对性和层次感。战斗一开始，饶团以第一营为冲锋突击爆破营，官兵每人配备八枚手榴弹，到达日军阵地前即以手榴弹猛炸敌人工事。紧随第一营是第二营，该营被作为射击营，各人手持快枪或机枪，枪匣内加满七十板共三百五十发子弹，扑进敌阵地后便用密集火力对日军进行扫射。第三、四营配备轻重机枪，跟着第二营前进，待一、二两营夺得阵地后，马上作为固守阵地的主力，并将一、二两营替换下来。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一、二两营担负着夺得阵地的重任，官兵们不惜伤亡，前仆后继。二营上等兵熊志洲手持一支三八式马枪，直攻至山顶边沿地带。突然，敌人射来的子弹从身旁密密麻麻地飞过，熊志洲赶紧趴在地上，哪知脚下一滑，失足滚下了陡岩，被一丝铁蒺藜给卡住了，导致周身衣裤全都被撕裂。熊志洲挣扎起身，脚一踩，踩到两具尸体，从其穿戴来看，都是敌人无疑。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顺手便从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敌尸上剥下呢子大衣穿在了身上。
黎明时分，熊志洲翻上山顶，这时部队已攻克了敌阵地。此战攻守双方伤亡都很大，底杠铁山上尸横遍地，熊志洲所在的连原有一百六十人，战后只剩下五六十人，伤亡高达三分之二。
秘密行动
敌我两军之所以都要投重兵于煤炭山、底杠铁山，且在争夺战中舍命相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任何一方予以占领，都可以在山上建立炮兵阵地，从而形成难以替代的火力打击优势。两山之中，又以煤炭山的军事价值为最高，可以说是千金不换。
煤炭山原名馒头山，地理位置优越，可俯瞰大江，炮兵阵地设置在七二五高地上，不管进行观测还是射击都十分便利。在南京沦陷前，煤炭山有四家官股大煤矿，其他小规模私人开采者更多，因此山上井矿纵横，成了防炮防空的天然坑道。
自煤炭山七二五高地被郭勋祺军收复后，唐集团即以工兵与炮兵相配合，不分昼夜构筑施工，在高地建立了炮兵阵地。从8月开始，煤炭山炮兵在长江边腰击敌舰艇，多艘敌舰艇被他们击沉和击伤。
9月2日，一艘满载军用物资的中型运输舰在贵池江面受重创，逃至铜陵的夹江口对岸沉没。另有一艘汽艇被击成重伤，逃至下游，艇上的敌兵被其军舰救走，但汽艇被唐集团俘获，清理时发现艇内有汽油四十余箱以及军用器材、罐头食品等大批物资。
煤炭山炮兵腰击敌舰所取得的成果，打乱了日军围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日军也因此把煤炭山炮兵阵地视为心腹之患，除不断以飞机侦察、轰炸外，还一再派兵在大通、梅埂、前江口等处强行登陆，对七二五高地进行争夺。
七二五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已达到了六七次之多。针对这一现状，为了限制敌人的登陆，集团军总司令部策划和组织了一次秘密行动。
1938年9月11日傍晚，在总部参谋处作战课工兵少校参谋胡致周的亲自率领和指挥下，学习参谋张代福、黄士伟以及一个工兵排赶到梅埂，进入老娘娘庙附近狭长的鹅颈地带。
梅埂与煤炭山相距十公里，其两侧遍布污泥沼泽且港湾交错，敌舰艇难以通过，陆军也难以活动，鹅颈地带是从大江到煤炭山的必经之路。按照总部命令，胡致周等人昼伏夜出，在鹅颈地带敷设地雷，同时设置铁条网、鹿寨等障碍物。
夜间作业期间，在江面游弋巡逻的敌舰不断通过曳光弹或探照灯，对岸上的活动进行监视。为了防止暴露，大家只能在黑暗里摸索作业，掘地用圆锹刨土，打桩用麻包裹锤头，以降低碰击所发出的音响。这样一来，作业必然迟缓，难度也很大，但官兵们克服困难，不顾疲劳，紧张施工，终于在13日拂晓完成了任务。
当作业人员收工回到老娘娘庙驻地时，江面上突然火光冲天，敌舰马达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接着大炮声、机枪声、敌军的喊叫声全都由远而近。原来敌舰满载兵员，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已从梅埂左翼的王家山附近登陆。
周绍轩师梁泽民旅事先派了一个营在老娘娘庙掩护工兵作业，当即与作业人员一起进行抵抗。天色微明时，敌机在头顶盘旋，对防守阵地进行俯冲投弹，炸弹与炮弹碎片如暴雨倾泻，步枪子弹更从四面八方向阵地飞来。
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防守阵地很快就遭到突破，作业人员也被敌人包围在了一个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湖畔洼地中。他们依托湖埂与敌人殊死战斗，工兵排五十余人先后阵亡牺牲，无一生还。胡致周、张代福、黄士伟借助于芦苇丛和群众的掩护，方得以侥幸脱险。
敌人攻占老娘娘庙后，进出于新娘娘庙一线，直逼煤炭山脚下。梁泽民旅主力部队与敌人激战几昼夜，其间不惜肉搏冲杀，付出惨重伤亡代价，才又一次守住了七二五高地。
老娘娘庙失守一事提醒唐集团总司令部及其所辖各部，秘密作业所设下的雷区和障碍物固然可以对敌人的登陆行动造成妨碍，却不能从根本上予以遏制，要想确保煤炭山炮兵阵地，仍须全力以赴。
1938年9月17日拂晓，十架敌机对周绍轩师师部阵地进行轮番侦察和轰炸。周绍轩经过分析判断，认为这是敌人即将再次登陆，侵袭煤炭山的前兆，他立即通知各旅团，要求严密戒备，周密部署，做好打击敌人的准备。
当天上午8点刚过，敌人便乘着四艘军舰，在前江口李阳河马踏岭一带强行登陆，之后向七二五高地发动凶猛攻击。梁泽民旅已做好了相应的迎击准备，他们一面顽强抵抗，一面掩护炮兵用游击射击的方式，从红草山、大凤岭、鸡公岭等高地对敌人进行炮击。据悉，此役共歼灭日军六百六十多人，敌人对煤炭山的进攻也因而收敛了许多。
从8月到10月的三个月时间里，煤炭山炮兵阵地共发射炮弹7343发，命中2485发，击沉敌大小舰艇共十艘，其中包括巨型运输舰一艘、中型运输舰五艘、汽艇四艘。
敌巨型运输舰长七十余米，排水量达五千吨。10月12日10时，该舰满载弹药，在行驶至贵阳市池下游流波矶附近江面时，被榴弹炮击中，随即锅炉起火并引起弹药爆炸，一时间爆炸声震天动地，江面一片火海。
在燃烧五个小时之后，敌巨型舰沉没于下江口凤凰洲江面，估计敌人仅在此舰的损失就高达一亿美元左右。巨型舰在爆炸燃烧时，有三艘敌舰冒火进行营救，这三艘军舰也均被波及受伤。
要用我们的热血去洗刷
“民族到了被侮的时候，要用我们的热血去洗刷；国家到了危急的时候，要用我们的硬骨去挣扎！”这是滕县战役后，人们献给川军将士的《滕县血词》。滕县战役结束后，孙震集团军到襄樊附近进行整补，一共才收容到两三千人，后由四川成都、绵阳调来四个补充团，才勉强把集团军的架子给撑了起来。
1938年9月中旬，孙震接到军委会命令，要求参加武汉会战的北线战斗。这时集团军的整补尚未完成，许多团营都人马不整，战斗力也较弱，缺乏出击能力，只能暂时在襄樊担任守备任务。鉴于这一情况，孙震请示获准，从集团军所属两军中抽调有战斗能力的团，编成两师，由军长陈鼎勋指挥，经信阳到罗山布防。
9月4日，陈鼎勋军由襄樊出发，经三日行程至罗山地区集结待命。随后按照上级指示，陈鼎勋令曾甦元师防守罗山城，王仕俊师防守竹竿铺镇及竹竿河。
17日上午9点，日军由潢川沿公路进攻竹竿河，同王师前进阵地的罗汝汉连发生战斗。罗连有四个步兵排和一个重机枪排，具备一定的抗击能力，激战一个小时，敌人未能取得进展。
见进攻受阻，敌炮兵立即向罗连位于竹竿河东岸的桥头堡阵地进行射击，数架敌机同时向阵地投弹。桥头工事被摧毁，罗连伤亡了五分之三兵员，连桥头附近一座村庄也被殃及，房屋被炸倒大半。团长陈仕俊一边派卫生队和运输队将伤亡官兵抢运过河，一边将部队撤到河西岸，占领阵地继续与敌对战。
敌我双方将兵力重点都布置到两岸桥头堡，之后敌人几次抢渡竹竿河，都因遭到火力封锁而被击退。
前线战况激烈时，师长王仕俊根据前方战报不断通过电话向军长陈鼎勋告急，请示行动。有一次参谋傅英道接到他的电话，在电话中，王仕俊以急促的声音说：“敌人用战车掩护其步兵，已冲过竹竿河大桥，突破我第一线阵地，快请军长讲话……”
原来竹竿河上的桥梁本应予以破坏，但因王师缺乏工兵器材，未能及时拆毁。战至黄昏，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从大桥上发起进攻，陈仕俊调上机动部队，才将他们给打了下去。未料到了晚上10点，敌人一部涉水过河，对竹竿铺镇进行袭击，趁陈团调兵应对的空隙，敌坦克乘机再次从桥上攻入了陈团西岸桥头阵地。
正如王仕俊所报告的，敌人突破竹竿河一线阵地，成为竹竿铺战斗的转折点。在敌人冲入集镇后，陈团由于伤亡过大，已渐渐不支，被迫退出集镇。旅长瞿绶侯得报，又增派李传林团增援。瞿旅两团互相支援，协同作战，但仍无法扭转战局，次日上午，敌人对陈团左翼实施包围，瞿旅侧背受到威胁，只得后撤至距罗山城十多里的横山坡继续进行阻击。
同一时间，敌人也沿公路向曾甦元师阵地发动了攻击。曾师以保卫罗山县城为目的，分别在罗山城东的任岗、城南的小罗山及罗山城占领阵地，任岗主阵地首先爆发战斗，敌人一上来就对主阵地进行了猛烈轰击。
陈鼎勋军进入北线战场后，归属胡宗南军团序列。官兵们在行军经过信阳附近时，曾看到信阳城郊山岗制高点上都有高射炮兵占领阵地，有些森林里隐蔽着一些炮兵部队，甚至各处公路上还出现了己方坦克部队行动的车痕。这些炮兵和坦克兵部队都是胡军团的配属部队，这让官兵们大为振奋。因为他们自出川抗战以来，无论是在晋东还是鲁南，都没有机械化部队配合作战，在战场上饱受敌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欺凌。
可大家还是失望了。军部所在的栏杆铺本有炮兵，当主阵地遭受敌人轰击时，曾师连忙联络炮兵，请他们开炮还击，谁知胡宗南早就把栏杆铺的炮兵撤到信阳城附近去了，根本帮不上忙。
人在枪在，人亡枪亡
既然炮兵早已后撤，当然只有靠步兵独立战斗了。为了减少伤亡，曾师只派小部队在阵地上监视敌人，主力部队则隐蔽待机。
敌人结束一轮炮击后，步兵向曾师阵地扑来。眼看敌人已逐渐接近主阵地前方的有效火力网，主力部队迅速进入阵地，一时间机关枪、迫击炮、步枪齐发，打得日军在稻田里乱窜乱倒，喊天叫地。这时还有一个插曲，在敌步兵冲锋时，敌炮兵延伸射击曾师预备阵地，炮弹落在任岗松林里燃起大火，曾师预备队在阵地上待不住，便前进至主阵地后方，结果正好直接支援了前线战斗。
第一个回合，以敌人的失败告终。趁着战斗空隙，曾师抓紧时间休整，同时对阵地被击毁的部分进行修补。当天下着大雨，俗话说得好，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敌人进攻时，官兵们站在山岗的立式掩体工事内，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谁也不会在意冷暖，等到战斗告一段落，有的工事内集蓄的雨水已经漫了上来，但还是不觉得冷，可是当大家从工事里走出来对阵地进行修补时，很多人却冷得连腰都站不起来了。
敌人对任岗的第二次攻势开始后，一部分敌人以猛烈炮火为掩护，偷偷地接近主阵地前方，向阵地内施放毒气。曾师对此已有准备和预案，发现敌人施放毒气，官兵们马上发出毒气警报，并带上简易防毒的湿毛巾跑到较高地点，等待毒气迅速散开。
敌人的如意算盘是先施放毒气，一见到效果，马上再来一个冲锋，一举夺取曾师主阵地，以便进占罗山县城。不料当他们发起冲锋时，曾师官兵非但未受大的损伤，而且已经回到阵地进行射击，敌人又被打得败退了下去。
敌冲锋部队一垮，敌人炮兵立即施射，炮弹密如雨下。自此，从第二次攻势到第三次攻势，敌人一直延续着一个固定模式，即放毒气、冲锋、炮击，区别只在于毒气放得更多，炮击更猛烈。曾师已经掌握这一规律，他们也按照既定打法一步步来，在敌人放毒气和炮击时，尽量隐蔽和保护自己，只有等敌步兵冲至主阵地火力网前沿时，才予以密集射击，将其击退。
敌人的第三次攻势失败时，已接近日暮，双方休战。到了下半夜，曾师派出一些小部队潜行到敌军营地附近进行袭扰。一时间，敌营周围枪声四起，光火烛天，一些日军被吓得惊慌失措，有的抱起枪来乱放，有的在营地乱窜。
曾师是参加过滕县保卫战的英雄部队，部队从过往的血战和胜败中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官兵的战斗意志及其能力也不同以往，这是当天他们能够屡挫敌锋的一个重要原因。排长杨继贤就是这样从战火中锻造出来的老兵，按照他的切身体会，在经历滕县之战那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场面后，再上战场就犹如在农村干活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丝毫不会感到紧张，反正一句话，“人在枪在，人亡枪亡，就是败退也要把枪拖下来！”
次日再战，被袭扰了一夜的敌人在正面进攻中未能有所起色，但他们也自有狡诈老到之处，下午三四点钟，敌先遣队从主阵地右后背渗入，对城南的小罗山发起突袭。曾师预备队配备在小罗山的兵力只有一个排，猝不及防之下，被敌人赶下了山。
敌人控制小罗山后，随即用机枪对师部所在的南关汽车站进行火力瞰制。师长曾甦元和预备队代理团长林肇戊被封锁在屋子里出不去，二人打破墙壁，方得以脱离危险。
胡宗南虽然把栏杆铺的炮兵撤入了信阳城，但仍然留了一个战车防御炮团给曾师。在曾甦元的请求下，炮兵团答应配合作战，帮助预备队收复小罗山。
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其主要功能其实是打坦克，当然若用于攻击一些小型工事也是没问题的。当天炮兵团的十二门战防炮向山顶日军窜踞的大庙猛烈轰击，乒乒乓乓的连球炮弹，打得大庙最终倒塌燃烧。在一片火海中，大庙内的日军慌忙逃出，结果又被林肇戊所指挥的营用轻重机枪打死打伤了不少。
小罗山虽然得以收复，但防线隐患也被进一步暴露出来。曾部昨晚除派小部队袭扰敌营外，也乘夜侦察了阵地前方的两侧地形，结果发现左地区右侧公路旁边有一个长湖，水深不能徒涉，恰恰可以掩护罗山城不受敌人袭击。可是右地区右侧的道路很多，而且敌人若从这些道路穿插的话，都可以插到罗宣公路（罗山至宣化店的公路）上，然后再由南向北迂回至一线防守部队的后方，并直接威胁罗山城南面。实际上，敌人先遣队就是从右地区右侧的某条道路穿插到了小罗山。
当天晚上，曾甦元反复考虑后认为，既然敌人一个先遣队都可以秘密穿插成功，那么其主力部队也完全可以采用同样的战法进行迂回，或者绕到小罗山，或者侵入小罗山以东与任岗之间的连绵山地，到时，在任岗主阵地作战的两个团要想撤下来就不容易了。
为了争取主动权，曾甦元与军长陈鼎勋商量，想放弃任岗及罗山县城，转移至罗山县城西南与栏杆铺连接的山地进行防御。陈鼎勋不同意，他要曾师尽力坚守，以待胡军团增援，并派参谋傅英道、副官陶碧池前去督战。
比上次更激烈
川军里面的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曾甦元是孙震的老部下，陈鼎勋则是邓锡侯的老部下，出川抗战前他们属于两个系统，曾甦元认为自己做得对，就来了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顾陈鼎勋派员督战，仍坚持让部队撤出了任岗及罗山城。
曾师一撤，王师也只能随之后撤，两师与友军胡宗南部联合占领阵地，重新组成了新的防线。
曾师虽放弃了罗山城，但敌人也不敢贸然闯入罗山城，其主力仍滞留于任岗、小罗山一带的乡村。胡宗南见敌人在罗山城东南按兵不动，深恐其沿罗宣公路突进，越过大别山，窜入武汉北侧，为此他命令曾师全部转入大别山区，封锁罗宣公路各个山口。
曾师依此要求进行部署，其中熊顺义团奉命布防于罗宣公路线上的槐店，该团官兵行军至目的地，在放下背包、枪支后，刚刚开始修理工事，团部就被前来偷袭的敌人包围了。团长熊顺义急派传令兵到一营二连传令，说敌人约有六挺机枪，正在围攻团部，必须马上前去解围。
一营二连就是滕县老兵杨继贤所在部队，拥有很强的战斗力，他们立即在大山右麓占领阵地，自此处猛力打击敌人，之后不但成功为团部解围，还将敌人赶到了八里之外，若不是熊顺义有令在先，这股敌人后面可能还有大部队，不能深入，杨继贤等人还不肯轻易退守阵地。在这次战斗中，二连牺牲了一名班长、两名副班长，次日当他们到战场上掩埋牺牲者时，敌人已经踪影全无。
熊团布防于槐店后，决定继续发挥川军“摸螺丝”的特长，组织精兵对敌阵地及后方联络线进行袭击。自曾师撤出任岗及罗山城，小罗山也被日军占领。有一天晚上，迷雾茫茫，伸手不见五指，熊团袭击队悄悄爬上了小罗山敌阵地。敌阵地前布置着三人哨，但并未发觉袭击队出现在身边。袭击队先将敌哨兵杀死，接着冲进敌阵地，经过一阵冲杀，共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生擒三人，还缴获了一挺轻机枪以及步枪、掷弹筒等军用品。得胜之后，部队顺利返回了槐店主阵地。
以往曾师也捉到过俘虏，但这些被俘虏的日本兵起初都不愿说话，也不回答问题，必须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优待后，才开始说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话。这次俘虏的三个日本兵却一开始就有问有答，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一了解，原来都是入伍不久的新兵，而且还有学生应征入伍的，他们身上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显然比不上老兵，思想也没那么顽固。
三个俘虏中有一个自称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参军不久就来到了中国。团部政工处的胡干事跟他用日本话交流，他什么都说，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杀他。他在谈话中透露了一个至关紧要的军事秘密，据他说，日军到罗山好几天，之所以一直没有向信阳进攻，主要是认为信阳有重要的国防设施和机械化部队、炮兵部队，不容易攻下且伤亡太大。这几天日军正在准备寻找新的进攻方向，或是山区，或是平原，但都还不确定，尚在考虑之中。
大别山区的防御比较薄弱，又接近于武汉外围，联系俘虏提供的情报，熊顺义等人判断敌人有向槐店进攻的可能，他们一边向军、师部反馈情况，一边加强防御，准备随时迎击敢于来犯之敌。
没过多久，敌人果然向槐店发起攻击，其投入兵力和火器与任岗时相仿。任岗作战，曾师三个团全都用上了，槐店只有熊团这一个不完整的团，兵力少了三分之二，所以战斗一开始就比上次更激烈。熊团除竭力抵抗外，还向驻于栏杆铺的军部建议，希望子路河方面的王师能够相机出击，打击敌人右翼，从而使敌人西、南两面都受到打击，这样可以增加挫败敌攻势的把握。
军部则是另外一种思路。军长陈鼎勋认为敌人也可能是声东击西，先向槐店发起佯攻，一旦王师跃出自己的阵地向东反击，敌人马上就会使用主力部队击破子路河、栏杆铺阵地，直取信阳。
军部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熊团得不到友军的支援，只能独自硬撑。敌我双方的打法套路与任岗时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槐店主阵地前方全是水稻田，而且刚翻耕犁耙，除部分南北向的田埂可供敌人行走外，其余都无法涉足。大部分敌人都只能沿罗宣公路推进，而这就为熊团集中轻重机枪火力，在公路上集中对敌人进行扫射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槐店的守备兵力虽少，但借助于有利的防御地形，仍足足与敌人周旋了一天。
直到次日下午，在一股敌骑兵和炮兵进行迂回的情况下，槐店阵地才被敌人突破。熊团且战且退，按照上级命令转移到了新的防区。
格老子，拼了哇
从1938年7月下旬到8月底，许绍宗集团军一直与敌人处于对峙状态。自9月初开始，日军第六师团在得到充分的补充和调整后，向他们发动了新的攻势，南线战场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许集团军由攻转守，继续顽强阻击敌人。四川眉山人赵步云在王泽浚师当机枪手，他所在团用的步枪几乎全是老式汉阳造或川造老套筒，一个排只有一两挺机枪。由于武器装备太差，部队与敌人作战主要靠短兵相接和夜袭，其实在短兵相接时，他们也并不占优势，所以不少人都会选择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样至少“不赔本”。
因为欺负川军缺乏防空武器，日机经常用超低空飞行的方式对防御阵地进行轰炸扫射。飞机飞行有多低？赵步云他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飞行员的嘴脸，有时甚至就擦着树梢而过，气焰极其嚣张！有两次，好几架敌机一整天都没离开过防御阵地，许多来不及隐蔽的官兵被炸死，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南线战场的作战环境和条件也十分艰苦。由于后勤补给线遭到日寇轰炸，加之交通已被破坏，后勤供给难以保障。“一天只配给八两米，吃饭像抢一样。”就这点饭和水，还得晚上才能送上来，有时好不容易把饭送上来了，一闻味道，已经发馊了，可是也没办法，只能皱着眉头勉强下咽。
川军出川时皆着单衣穿草鞋，转眼衣衫已经显得非常单薄，雨后更觉潮湿阴冷，但根本不可能得到更换。草鞋也一样，穿烂了上面不发新的，只发草，让你自己动手编。所幸时间长了，士兵们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任何工具，只用双脚挂住绳子，几十分钟的时间就能自己编出一双草鞋来了。
如果说吃穿困难尚可克服，遇到生病或受伤就毫无办法了。川军初到皖鄂地区，水土不服，加上山地蚊虫肆虐，所以生病的人很多，另外，因战斗激烈，重伤员也剧增，可是前线又恰恰缺乏医护人员和医药，从而使重伤病员往往无法得到及时救护。包括赵步云在内，官兵们唯一的祈求，就是希望自己千万不要生病或受伤。
“轰炸，攻击，再轰炸，再攻击，是日军的老战法。”在与敌人反复交锋后，大家已经琢磨出了道道，也总结出了对付的办法：当飞机来袭或大炮轰击时，躲在第二线掩蔽坑内，第一线只留观察兵和通信兵，随时报告日军动态。当炮轰停止后，则立刻转移到一线阵地，准备战斗。
第一天，敌人使用老战法，先轰炸，继而以五十人为一梯队，一拨又一拨地向防御阵地猛攻。当天，赵步云等人的重机枪发挥了重要作用。重机枪的每盘子弹夹里有两百五十发子弹，一线阵地上共有四挺重机枪同时连续射击，远看犹如四条火龙。日军连攻五次，都没攻下他们的阵地。
次日早晨，日军大部队增援上来，炮击也更加猛烈，整个防御阵地上到处都笼罩着一片硝烟弹雨。上午10点，一线阵地的四挺重机枪全部被敌炮弹炸毁，守军就此失去了重火力支援。
敌步兵随即发起冲锋，一百米，四十米，十米，距离守军战壕越来越近。在“嘀嘀嗒，嘀嘀嗒……”的号声中，守军也豁出去，向敌人发起了反冲锋。营长冲锋在前，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就在赵步云身前几米远的地方牺牲了。赵步云自己也离死神只有咫尺——子弹射飞了他的军帽，差一点就击中头部。
敌人的进攻又被击退了，但原有阵地也被破坏了，而且部队还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从第二天开始，官兵们就不得不在一条水沟的土堆旁跟敌人对峙，这时四周围的山中已全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飞来，部队的伤亡与日俱增。
经过近七个昼夜的战斗，原本两千多人的部队被消耗得只剩下不到八百人。所有战死者都无法掩埋，刚死的面庞浮肿，脸上也变成了茶色，眼看着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上掉下来。死了好几天的尸骨已经腐烂，尸骨上的蛆虫也变成了蛹，蛹又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几尺，真是惨绝人寰！
陷于包围圈中的残余部队已失去了任何补给，只能靠喝水充饥，可是此刻的水沟早就被染红了大半，水喝到嘴里，全是血腥味。置身于这种环境下，活着的人也几乎变成了鬼。好不容易熬到天黑，一些年纪很小的士兵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至，想念在川中的父母，不由得对着天上的月亮放声大哭。
眼看部队即将全军覆灭，团长下令突围。官兵们纷纷跳崖，那座悬崖有两丈多高，崖下是水田，水田的底子是石头，好多跳下去的人不是陷在泥里，就是摔断腿。赵步云多留了个心眼，跳下去时拄着步枪，枪托首先落地，使人得到缓冲，这才没有摔断腿。
敌人继续紧追不舍，突围出来的人边打边撤，在一个山崖下的红苕地里隐蔽起来。第二天一早，当他们爬到崖边，却发现几个残暴的日本兵正在用刺刀残杀一名被俘虏的川军士兵。赵步云愤怒极了，他摸出手榴弹，拉了弦，向日本兵扔去，然后对着身边的战友吼道：“有种的大爷幺爸们，格老子，拼了哇！”众人全都忘了自己的安危，呼啸一声杀过去，将那几个猝不及防的日本兵全给消灭了。
他们隐身的地点再次暴露，随后便被日军“像赶鸭子一样地赶”，赵步云所在团一共结伴突围出来两个连，最后仅有十七人生还。
南线战斗全线失利，接下来，日军挟其陆海空优势，对长江南岸的富池口半壁山要塞、北岸的田家镇要塞发起猛攻。
顶一下再说
参与守备富池口半壁山要塞的川军为独立第三十五旅。该旅原为杨森二十军的一个加强旅，在下川东之战中，杨森被刘湘打得四分五裂，失去了对所属部队的掌控，他们便分化出来，自成一部，以后因形势所迫又归属蒋介石，被编为军政部的直属旅。旅长最早是向成杰，后乘船在巴东附近触礁溺亡，遂由副旅长李宗鉴继任其职。
李宗鉴旅的建制为两个团，其中杨昆元团与友军刘多荃师合守富池口阵地，旅部及王子愚团防守半壁山要塞。1938年9月9日中午，富池口阵地主体地带的左侧被敌人突破，杨团立即对敌人进行猛烈侧击，全团共伤亡营长唐敬生以下两百八十人。随后，刘多荃也亲率预备队反击，战至薄暮，终将敌人击退，不仅阵地失而复得，还缴获了包括六挺机枪在内的一批战利品。
11日，三艘敌舰驶抵半壁山江面。在水上飞机的配合下，敌舰利用登陆艇，从半壁山要塞突出部实施了强行登陆。李宗鉴在观察所里用观察镜进行侦察，观察清楚后马上打电话给团长王子愚：“你团要更加隐蔽好。你团正面登陆之敌不足两百人，其目的是企图占领松林坡突出部滩头阵地，掩护其主力登陆，然后扩张战果，从我右翼包围，压迫我们到长江吃水！”
李旅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如果直接在岸边阻击敌人，将受到敌舰炮及水上飞机的攻击，火力上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王团事先在沙滩上挖了一些单人散兵坑，组成警戒阵地，并在阵地上部署了一个排。在对敌情进行研判的基础上，李宗鉴主张把该排撤回，以便引诱登陆的敌先头部队攀爬松林坡，到时再用守备连和敢死队进行夹击，“这样近距离突击，我看他的飞机舰炮全瞪眼！”
王子愚对李宗鉴的战术设计表示完全赞同，但他也提醒旅长，敌人可能还有第二梯队继续登陆。
李宗鉴答应马上联络炮兵，请他们对敌舰施行压制，对可能登陆的敌第二梯队进行拦阻射击。接着，他又对王子愚说：“子愚兄，这一仗不单关系到部队能否继续生存，如果半壁山这道关口被日军突破，武汉、长沙也就完蛋了！你我兄弟出川抗日是光荣的，我们四川军队是在血盆里抓饭吃啊！要是当了亡国奴就更惨了！”
王团依计而行，将警戒排撤出，其余各部也佯装败退，以诱敌深入。敌舰炮、飞机对半壁山阵地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但因王团伪装隐蔽得好，只有三个炊事兵受伤。
登陆之敌随后成疏散队形向松林坡攻击前进。松林坡山不高，标高不过一百八十米，但当敌人爬到半山腰，正要加把劲继续向上攀登时，突然被跳瓶式铁丝网拦住去路，原本隐蔽于山坡反斜面的守备连也出现在其头顶。
随着一声“打”，手榴弹雨点一样倾泻下来，敌人被铁丝网拦着，只能隔着铁丝网挨炸，于是一枪未发就匆忙向后撤退。在王子愚的指挥下，敢死队从左侧小流水沟杀出，横冲敌人侧后。这时敌人的三架水上飞机虽然立刻起飞支援，但见两军过于接近，并不敢随意投弹和射击，只能在空中不停地盘旋打转。
敌人进退不得，气急败坏下派出一个分队向敢死队反扑过来。敢死队事先尽管集中了全旅仅有的四十支冲锋枪和四十支驳壳枪，然而子弹有限，其中半数枪支打两夹就空了。敢死队还配备了四十支步枪，但枪上没有刺刀，所以没一会儿，战士们就只能全凭大刀、手榴弹与敌人进行拼死肉搏了。
日本兵的拼刺技术和武士道精神都不容小觑，他们三人一组，背靠着背，就是死不投降。拼搏中，敢死队当场毙敌二十九人，追击中又毙敌九人，自身也牺牲排长游建武、王金山以下十五人。
次日下午，四舰敌舰驶入半壁山江面，对长江两岸阵地进行连续射击。其间半壁山炮兵观察所观察员向李旅观察所发出紧急呼号，值班参谋萧德宣据此用观察镜向北岸观察，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敌人正从四舰军舰上使用登陆艇，源源不断地向北岸田家镇要塞输送部队登陆，而要塞方向却无任何枪炮声传来，说明田家镇已经无人抵抗。
萧德宣赶紧向旅长报告这一情况，李宗鉴和参谋主任王兆华从指挥所跑步来到观察所，见情况属实，他们当即通过专线向上级汇报，这才得知敌人对田家镇进行大包围，要塞守军已被迫分散成小部队突围撤退。上级同时指示说，李旅虽然打得很好，但是明天也要做好像田家镇那样的准备。
指挥官们吃晚饭时，萧德宣特意问王兆华，是否要将上级的指示向下传达。李宗鉴没等王兆华回答就说：“我们地形有利，士气旺盛，顶一下再说吧！”
第二天上午，敌人向富池口阵地的杨团和友军接合部猛烈攻击，但均被击退。至下午4点，上级终于发来加急电，命令李旅立即脱离战场，取道通城、平江到长沙待命。
打！老子不走了
入暮后，李旅全旅进行撤退。其时大雨倾盆，山陡路滑，还不准暴露一丝火光，因此行军非常困难，但好在川军惯走山路，就在这种境况下，他们竟然一夜赶了一百三十里，硬是在拂晓前用急行军方式赶到了慈口。
彼时已雨过天晴，不料后面的炮声、机枪声却又响了起来，而且敌机也嗡嗡地追踪而至，接着友军刘多荃派传骑前来通知，要李旅加快撤退速度，前进至有利地形再掩护收容整顿。李宗鉴立即让号兵吹奏继续行进的口令，要求所部不准隐藏，全速前进。
队伍拉开不到十里，一架敌机就追了上来，飞机飞得很低，连飞机上面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敌机一梭子弹射出，机炮连被打死两匹驮马，该连官兵急忙四散逃避。川军的指挥官都习惯坐滑竿，坐在滑竿上的李宗鉴见状，大声骂道：“怕死鬼，跑什么？”
话音刚落，那架敌机掉过头来跟着一梭子，不偏不倚正中李宗鉴的滑竿，滑竿篷上中了三颗子弹，藤椅上中了两颗子弹，后面抬滑竿的人从后颈到后背被子弹扫了一条深坑，当场气绝。
李宗鉴又急又怒，他把脚一蹬，咬牙切齿地吼道：“打！老子不走了！轻重机枪、步枪一律对空射击！”
一声令下，李旅官兵全部举枪向敌机射击，十多里路长的弹幕顿时封锁了天空。敌机正要第五次俯冲下来进行扫射，发觉情况有异，急欲由低空拉起上升，但晚了一步，机身后部已经中弹起火，敌机随之拖着一条长长的浓烟向东北方倾跌了下去。
在敌机被击落后，一直追击李旅达一百七十里的枪炮声也骤然停止。部队停下来正吃午饭，刘多荃赶来与李宗鉴见面，并风趣地对他说：“四川兵，个子小，爬山、打枪真灵巧，贼机一见从天倒。”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田家镇要塞失守后，敌海军沿长江西犯，其陆战队一部在湖北蕲春以西的黄柏城登陆，一部向浠水以南的兰溪进犯，意在切断第五战区的退路。战区急令许绍宗调兵阻击从黄柏城登陆之敌，以掩护长官部和友军转移。
许绍宗命孙黼旅驰援，该旅先头团连夜向黄柏城前进。1938年10月6日黄昏，先头团在黄柏城附近的九狼山，与日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大队狭路相逢。
大家都知道控制制高点的重要性，二话不说就展开了对山头的争夺。川军武器不行，但官兵却都擅长爬山，激战彻夜，先头团已经夺占了九狼山制高点，而敌人还蜷伏在九狼山山腰。
拂晓时，孙黼旅全旅（含两团）赶到九狼山，官兵人人提着手榴弹，一边冲锋一边将手榴弹向敌人投去。许集团军所用的手榴弹与川军守滕县时战区所提供的手榴弹不同，为刘湘的重庆兵工厂专门制造的麻尾手榴弹。这是一种没有木柄只有铁铊子弹体的手榴弹，弹体上面系一根麻绳，麻绳的末端有一节小木栓，因其形状好似四川的大头菜，因此川军也把它称为“大头菜”。“大头菜”比普通手榴弹投得远，威力也大，但扔出去后不能马上爆炸是它的主要缺陷，地面作战时，日军常常会利用这一缺陷，捡起反掷回来。
到了山上，日军没法反掷，只能照单全收。川军官兵们旋转甩出的“大头菜”就像一群群黑乌鸦，向敌人的头顶径直飞去，炸得敌人人仰枪飞，抱头鼠窜。有的“大头菜”挂在了树枝上，敌人慌不择路，从树枝下跑过，“大头菜”是触发引信式的手榴弹，一碰上就炸，于是林子里也响起了阵阵爆炸声和火光。敌人还以为树林里有埋伏，赶紧从林子里跑出来，结果又被机枪打死了不少。
激战约一个小时，敌人渐渐不支，无论指挥官怎样喊叫，也无法再组织起进攻，最后在长江边舰炮的火力掩护下，纷纷逃回了军舰。敌人在作战时，都把皮背包解下来整齐地堆放在半山腰，逃跑时谁也顾不上再把皮背包带走，结果都成了孙旅的战利品。
在九狼山之战中，营长周道昌阵亡，连以下官兵伤亡两百余人，但总的来说，它是许集团自出川抗战以来打得最出色也最痛快的一仗：这一仗打死了日军指挥登陆的大队长，生擒曹长荒木重知注等人，缴获武器、皮背包、呢大衣等各种战利品五百多件，其中包括日军大队长所用的望远镜和手枪。
一个名叫孙能、人称“小精灵”的小兵高兴地唱道：“大头菜，真好吃，日本鬼子吃不了，不是肚子来胀破，就是双脚忙跪倒！”“双脚忙跪倒”不是小兵的虚构，而是战场上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日军曹长荒木重知注在入伍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学过汉语，能讲几句夹生的中国话，这在关键时候救了他的命。当川军冲杀到眼前时，他赶紧双腿跪地，双手把他的三八式轻机枪举过头顶，并连声哀叫：“大大的顶好，大大的顶好！”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和“武运长久”荡然无存。
这家伙在战场上孬的不行，说软话救小命，一下火线却又嚣张起来，竟然还以三八式轻机枪的主人自居，别人一碰，就乱扑乱叫：“我的，我的，不准，不准！”接着又嚷：“米西，米西。”
大家知道他饿了，要吃饭，就把正在吃的锣锅饭给他。谁料他嘴还挺刁，一个劲抱怨：“不卫生，不卫生，面包的好！”
中国军人特别是川军，有锣锅饭吃就不错了，还有面包？谁见过那洋玩意儿？
后来荒木重知注被送到重庆，仍不忘告状，说川军“虐待”他，硬给他锣锅饭吃，不给面包。那时刚刚才能抓到成批的日军俘虏，对俘虏政策要求很严，严禁虐待，报上去后，军委会也没问清楚，就给孙黼旅记了一大过。
坚强起来
九狼山之战的第二天，敌海军陆战队一部在兰溪登陆，并分别向浠水等地进犯，这时战区才令许集团撤至浠水以西的上巴河附近，沿上巴河西岸山地占领阵地，阻敌西进，掩护战区转移。
此前军委会自汉口发来电令，要许集团速调一部兵力回援汉口，许绍宗已派廖震军星夜赶赴汉口增援，廖军刚走了一天，就被先期在黄冈登陆的敌人阻击，也因而与集团军总部失去了联系。
接到战区命令时，许绍宗能调用的只剩下了自兼的一个军（许绍宗军），于是他当即转令集团总司令部、军部与张竭诚师一同先行撤往上巴河，官焱森师殿后掩护。
总、军两部与张师西撤时，沿途除多次遭受敌炮轰炸外，并未受到其地面部队的任何袭击，但由于传闻敌人已从兰溪、团风登陆，集团军的后路被截断，所以官兵们都陷入了惊惶之中。各部的行军秩序非常混乱，官不知兵，兵不知官，互不相顾，全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地在自寻溃逃之路，师长张竭诚甚至还在敌机轰炸中被人群冲散，只身跑回了四川。当他们到达上巴河时，部队已零乱不堪，总、军两部人员更是所剩无几。
殿后的官师在日军跟踪追击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能够与敌人脱离接触，加上关键时候，旅长杨守玄亦不知去向，所以部队同样很零乱。1938年10月13日前后，官师继张师之后也到达上巴河，两师一面继续阻击前进之敌，一面匆匆忙忙地在上巴河设置阵地。
作为捍卫武汉的战略要地，上巴河素为兵家所必争，清末胡林翼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就曾在上巴河扎过大营。不过从许绍宗军的角度来说，此处地形对他们并不十分有利。
上巴河西岸也就是许军设置阵地的地方，在一片约三四千米的开阔地之后才是山地，沿河岸虽有事先筑好的野战工事，但那是夏季构筑在沙土之上的，掩蔽部的抗击打能力很弱。东岸丘陵起伏，敌人可以隐蔽，而且巴河正进入秋季枯水期，多处可以徒涉，有的还是干沟。尤其糟糕的是，官师在殿后掩护时没来得及炸毁河上公路桥梁，此桥梁虽系临时架设，但可以通行轻型坦克。
14日黄昏，许军与敌发生接触。次日拂晓，敌人向西岸阵地实施攻击，除用步、炮协同射击外，还出动十二架飞机，对西岸阵地进行低空扫射轰炸。敌机飞行高度之低，以致许军地面作战人员都能看见其驾驶员俯首下视。
敌人轻重火器的密集射击以及炸弹、炮弹的爆炸，令西岸前线阵地上尘土飞扬，许军官兵几乎都睁不开眼睛。随后，敌步骑兵及十辆轻型坦克便发起冲锋，许军官兵以猛烈火力和投掷手榴弹的方式进行顽强阻击，接连打退了敌人五次冲锋。
激战至午后2点，敌步骑兵从黄金台附近迂回，黄金台位于官师左侧，其正面的杨守玄旅因此崩溃，敌乘势猛追。幸而许国璋旅预见战况不利，抢先占领了侧面阵地，在敌人追击时集中火力，出其不意地予以猛烈射击。敌人猝不及防，骑兵纷纷落马，步兵也受到重创，其追击势头大减，这才暂时刹住了敌人的进攻势头。
师长官焱森急忙下令所部撤退，并亲自站在三岔路口进行指挥。官焱森身高、体健、魁梧、头大，人称“官大脑壳”，一些负伤士兵远远地望见他在指挥撤退，都自觉镇定了许多，说：“你们看，官大脑壳还在那里等着我们，不要慌，有办法。”一个负伤排长见到官焱森后喊了声“师长”，随即泪如泉涌。官焱森让他不要哭：“当军人，打鬼子，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今后的路还很艰难，坚强起来！”
在西岸部队陆续撤退的同时，由团风登陆的敌军已抄至上巴河后方，总、军两部及各师的辎重行李队均被截回，总司令部数度与战区长官部进行联系，均未能联系得上。在既得不到战区指示，退路又被截断的情况下，许绍宗和参谋长佘念慈紧急商议决定，由各部队自找向导，于入夜后寻觅山间小径分散撤退。
尽管规定入夜后才分散撤退，可是因为遭到敌人的迂回突破，西岸部队已先行脱离战场，总、军两部也实际失去了对各部的指挥和掌控能力，看看就要撤退了，两部却连个可靠的掩护部队都找不到了。许绍宗、佘念慈无法可想，只得带着两名参谋去杨勤安师指挥所碰运气。
廖震军大部队虽已前往汉口增援，但所辖杨勤安师师部及直属部队一直与集团军司令部在一起，而且也参加了上巴河阻击战。当天下午4点，许绍宗等人匆匆跑进杨师指挥所，杨勤安还以为许绍宗、佘念慈早就走了，见到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说：“啊呀！你们两位老先生怎么还没有走？你们赶快走，我掩护你们。”
下午5点，在杨师直属部队的掩护下，总、军两部及部分尚残留于上巴河的部队和辎重行李人员分道撤退。晚上的山间小道比较难走，兼之敌人追击，部队的秩序非常混乱，其间许绍宗还和佘念慈失散，之后经过十几天的昼伏夜行，大家才得以到达安全地点。
问责
北线的危机也越来越严重。1938年10月20日，日军骑兵一部从山间小道进行钻隙迂回，攻陷了平汉线上的柳林车站。柳林失守，使得信阳与武汉间的交通联系被过早切断，整个大后方为之震动，也直接加速了信阳、武汉的沦陷。
在武汉沦陷的情况下，陈鼎勋军奉命突围而出，返回襄樊归还集团军建制和进行整补，此时统计损失，已伤亡了三千余人。
事后蒋介石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对武汉会战进行检讨。会上，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指责北岸王缵绪部（实际为许绍宗指挥）作战不力，影响第五战区全局，而南岸王陵基部首先败退，影响全线，后拨中央军第八军、第七十三军给王陵基指挥，用以反攻瑞昌，他又不亲临前线指挥，以致贻误战机。
王陵基惊惶不已，会场气氛很是沉闷压抑。实际上，王集团军在麒麟峰战斗中转败为胜，不但无过，而且有功。至于反攻瑞昌，王集团本身并无这个能力，拨去的两个军非其直辖，加上缺乏经验，王陵基的集团军总部与之相距较远，情报不灵，打起仗来自然效果欠佳。
面对无端指责，与会的川军将领都很不服气。入暮之后，会场的厕所和过道上都贴出小标语：“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陈诚知道引起了公愤，晚上急忙求见蒋介石，商量如何挽回局面。
许绍宗集团军是王缵绪的部队，王缵绪正兼任代四川省主席，不管许集团打得好与不好，如果加以处分，必然会令王缵绪不安，从而影响后方稳定，所以不能再追究其责任。除此之外，陈诚重点说的还是王陵基。
在武汉会战中，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王陵基集团军属于第九战区序列，所以陈诚多少知道一点关于王集团的真实情况。他对蒋介石说，王集团属于新编部队，本来不能立即投入使用，必须给予相当的整训时间，而且从几支川军的临场表现来看，这些西南地方部队都更擅长于山地作战，平原阵地战并非其强项。可是会战时出于形势所迫，他只能立刻调用王集团。
陈诚承认，王陵基吃败仗，其实是他这个战区司令长官使用不当造成的恶果，他也愿为此承担责任。他也同时认为，王陵基在武汉会战中的表现起码在及格线以上：几乎最后一个才知道要弃守武汉，但并没有马上撤逃，而是认真部署，先将所部安排撤走，再向战区报告和请示任务，之后才离开战场。
有了蒋陈夜谈作为铺垫，第二天陈诚首先站出来，将长江两岸的失败责任包揽下来，请求中央予以从重惩处，以谢国人。在听陈诚介绍王陵基指挥作战的实际情况后，蒋介石对王陵基的印象大变，所以会上也对王陵基进行了表扬鼓励。如此种种，都使会场上原本紧张不安的空气立即得到缓和，众人如释重负。
当天晚上，陈调元设宴，邀请包括王陵基等人在内的总司令以上将官吃饭，实际上带有赔罪道歉的意味。席间，陈诚讲话，大意是抗战是长期的，川军仍须继续保持声誉，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
可是风波并没有就此完全平息，不久，参加武汉会战北线战斗的陈鼎勋军又被问责。当时蒋介石召集长江以北各战区师长以上将领到西安开会，会议开了七天，当检查到信阳、罗山战役时，蒋介石突然问到放弃罗山的责任该由谁负，矛头直指一二四师师长曾甦元。
曾甦元被吓得脸色惨白，再三再四地申诉，说他放弃罗山实属迫不得已，如不及时转移，全师将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可是蒋介石认为他提供的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坚持要曾甦元做出合理解释。孙震见势不妙，赶紧替部下打掩护，请求给予曾甦元戴罪立功的机会，蒋介石这才勉强答应，但仍然给曾甦元记了两次大过，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负连带责任，也受到了撤职留任的处分。
在出川抗战的各支川军中，孙震集团军是唯一遭到公开处分的部队。事关部队荣誉，不仅作为当事人的陈鼎勋、曾甦元感到受了委屈，就是其他参战官兵也愤愤不平。大家认为陈鼎勋军是临时组成的部队，依靠最劣质的川造武器装备与敌人抗衡，伤亡那么重，怎能说是作战不力？如果非将罗山失守的责任谁给陈军，那么信阳、武汉失陷该由谁负责？相应负责人为什么不受处分？
还有人尖锐地指出，正是因为抗战以来，上层指挥不当，才会令各级指挥官都抱着专守防御的观念，凡死守指定阵地就算完成任务，结果反而在实战中渐渐出现了一种保全自己、牺牲别人、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恶劣倾向和趋势。
尽管因遭到不当问责，川军将士都不同程度地对上层抱有反感情绪，但在爱国心的驱使下，他们仍然选择了将枪口一致对外，他们身上那种为了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而奋勇牺牲的精神，也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消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