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起反攻芜湖战役后，刘湘的精神明显比以前好了很多。他每天或者在病房外唱唱很多年前的老军歌，或者到病房外的小花园里散散步，人不知不觉也胖了起来，引得幕僚黄秋侠跟他开玩笑：“甫公，你这个病害得不得了，再害就要害成胖子了。”
刘湘有时也写写字，练练书法，某天在桌上兴笔写了两句古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黄秋侠一边拿去裱册页，一边恭维他说：“甫公，你快成书法家了。”
刘湘思乡心切，他可能没有想到，无意中写下的这两句古诗有多么不吉利。望帝者，蜀之古君也，死后思念故乡，便化为杜鹃，常会一叠声地呼唤：“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1938年1月13日上午，冯玉祥会晤刘湘，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刘湘的精神很好，向冯玉祥大谈其团结抗战和建设四川的几大计划，声音很大，连外面都听得见。
下午1点以后，何应钦来访，又谈了约一个多小时，何应钦走后不久，刘湘就吐了很多血，而且昏迷了过去。此后他再也未能完全清醒，问他只能用点头或摇头表示。
幕僚傅常、黄秋侠等人一片慌乱，拿不出任何主张，刘湘的主治医生兼随身医药顾问李景畴也未能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直至17日，傅常才提出要输血，但刘湘的血管已经收缩，输不进去了。
20日晚8时，刘湘气绝，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有人认为，何应钦和刘湘的谈话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刺激，从而导致其病情加重以致不治身亡，但他们当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却无人知晓。
重耳逃国
众人在为刘湘整理遗物时，从抽柜中发现一张字条，上有刘湘亲笔写的两句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谁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但陪侍的人都视其为刘湘的遗言，后来有人将其带回了四川。
在刘湘生命垂危之际，幕僚替他起草了一份遗嘱，读给他听，然而那时他已经连头都不能点了。这份遗嘱中有一句很著名也感人至深的话，谓“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它和刘湘亲笔留下的诗句实际构成了刘湘病逝前心境的两个不同侧面。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前线的川军各部在每天升旗时，都要将刘湘的遗嘱齐声诵读一遍，以示决心继承遗志，须臾不敢忘记。
刘湘在世时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将南北各路川军集中使用，在北方作战的邓锡侯对此可谓是心有戚戚。
邓集团军在北方没有配属兵站，第二战区只给邓锡侯发放了一笔兵站费，另加一批胶轮车和大车，这曾成为他在粮草不继时的心理依赖。可是当后来部队奉命南撤时，因途中行军匆忙，兵荒马乱，军需官竟携款潜逃，用于运送粮草的车辆也损失不少，缺乏补给的问题就变得日益严峻起来。
邓集团在南撤途中长途跋涉，徒步行军达一周有余，官兵们的体力受到极大考验。别的东西尚能姑且忍受，比如没有棉衣穿，咬咬牙，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奔波一天，没粮食入口很要命。有一个团级军官事后追忆说：“我在转移途中硬是饿得住，曾经抢购了三块冷豆腐吃，后来却连冷豆腐也得不到一块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餐饿得慌。邓锡侯和孙震的军队过去长期驻扎于号称“三不管”的成都，他们的军饷都不能够做到按时发放，士兵没钱，看到军纪也不严，就会出去小偷小摸，或者买点东西不给钱。出川抗战后，官兵们因为一边想着“打日本，要纪律好”，一边以为可得到充裕补给，所以起初都比较自觉，很注意维护川军形象。可是在连餐不得食，口袋里又没有钱的情况下，大家看到吃的东西眼睛都会发绿，军纪有时就很难维持了。
直到部队陆续抵达洪洞县，经过收容整理，秩序才算初步稳定下来，邓锡侯也想到要借机提振一下士气。按照川军在四川打内战时的规矩，战前都要发“作战费”，实际上相当于给各部队发奖金。邓锡侯向来信奉财散人聚，他设法把军部的费用挤出来，当成“作战费”发给各师长，再由师长逐级向下进行分配。
不发还好，一发却打起架来。原因是师部分发“作战费”时，按各旅战后的并编情况有所提留，于是就触怒了旅长，旅长当面去向师长讨要。师部与军部同在一个大院，师旅长们吵架时连邓锡侯、孙震都不避，且全是哇啦哇啦的大嗓门，弄得声震屋瓦，鸡犬不宁。
邓锡侯想不到自己对部下如此够意思，这些人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回报他，气得待在屋子里不愿出来，只让参谋长出去劝解拦架。
让邓锡侯最为郁闷的，倒还不是军官吵架，而是自己一直不受顶头上司阎锡山的待见。
自太原失守后，阎锡山不怪自己的嫡系部队无能，却恨前来支援山西抗战的友军不得力。他把所有责任，从娘子关战役的失利到太原的不守而溃，都一股脑儿地扣到了川军头上，三天两头拿邓集团开涮，猛刮邓锡侯和孙震的鼻子，今天电责他们“作战不力”，明天电责他们“军纪太坏”，整个把邓集团当成了二战区的坏典型。听他的口气，就好像山西抗战还是因为川军才崩溃下来的。
邓、孙咽不下这口气，认为不打个胜仗，在山西将难以立足，可是当时川军正处在恢复休整期，贸然作战难有胜算。为此，邓锡侯决定去临汾谒见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以便请其予以相助。
主意已定，邓、孙带上几个高级幕僚，坐着压道车到了临汾车站。从车站出来，离卫立煌总部尚有几里路程，邓锡侯在南盘遇险时又摔伤了大腿，至今尚未痊愈，无法行走。众人只好央请一位赶着牛车进城的老农，将邓锡侯扶上牛车，其他人则随侍车后，亦步亦趋的样子仿佛是戏剧“重耳逃国”的现实版本。
在与卫立煌接洽并得到其支持后，邓锡侯派王铭章师向北搜索作战。此时盘踞太原、榆次、太谷的敌人兵力不足，只分遣了少量部队沿同蒲路南下进行追踪。王铭章经过侦察，发现进入平遥之敌仅有日军的一个骑兵分队，若以全师之力攻歼，取胜的把握较大，于是便决定出兵收复平遥。
叫花子部队
经过仔细研究，王铭章决定先悄悄地把师部推进到平遥县城北区，以便进一步掌握敌情。不久，派出去的侦察部队便了解到，驻扎在平遥县城的日军骑兵，实际上是带有警戒性质的太原外围哨兵部队。这些骑兵一般情况下都不外出，偶尔外出，也要分成两个小队行动，一队守在城里，一队在周边出没。
外出是没有办法。日军占领平遥县城后，在城内组织了“维持会”，通过“维持会”在全城到处搜刮粮食，但搜刮到的粮食并不足以维持骑兵分队的需求，所以一旦感到补给困难，就得冒险到附近村庄去抢掠粮食。根据这一情报，王铭章一面设法联络地方政府，组织力量到附近去拆卸铁路，用以破坏敌交通，一面派部队换上老乡衣服，在城外村庄进行埋伏。
负责联络的人员找到了平遥县长程贵和。程贵和听说川军决定收复平遥，很是感激，立即动员和组织老乡拆卸铁轨和枕木，然后用马车、牛车运到师部指挥所附近。与此同时，他还征集了一些铁匠、木匠、泥匠，帮助川军制造手榴弹、地雷并打制近战肉搏所必需的大刀。
埋伏在城外的王师便衣队一直在静待战机。一天，平遥日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城找粮，便衣队在当地老乡的配合下立即进行袭击，这股日军惊慌失措，赶紧逃回了城。
日军头目中村少佐得到的消息是，在城外实施袭击行动的中国军队只有一个骑兵连，于是便派一名小队长带一百名骑兵前去追杀。这些骑兵一出城就遭到了王师主力部队的伏击，被打得丢盔卸甲。
中村这才知道情况不妙，起初他还想据城墙固守待援，拿起电话机，却发现电话已经打不出去了。接着便有士兵前来报告，说有大量中国军队开到平遥南门城下，却没有立即攻城，而只是对城池形成包围。他急忙登上城楼察看，果然发现川军正源源不断开到城下。
知道平遥城已不可能守住，中村只得下令弃城，从北门逃遁。王师大部队早就在城外待机，日军出城不远，就遭到了伏击。王铭章这时正好生了一场大病，但他不愿在此关键时刻到后方去治疗和养病，而是坚持坐在一只竹筐里，叫人抬着到前线部署阵地和督率部队冲锋。
由于铁路交通已被破坏，日军无法迅速撤离，尤其在一处过河的地方，王师提前炸断了桥梁，导致日军在涉水过河时被打死了不少人马。在战斗中，日军骑兵分队被王师消灭过半，王师仅战马就缴获了两百匹，随后他们便打扫战场，将战利品抬往平遥城。
平遥是中国军队在山西战场上从日军手中收复的第一座县城。军民都很兴奋，有的老百姓还把为过年准备的鞭炮拿出来燃放，孙震则兴冲冲地代替邓锡侯给阎锡山发去告捷电：“经过激战，收复平遥。”
即便自身处于困顿期，但仍伺机作战和收复城池，邓锡侯和孙震以为他们如此努力，不说可以提高地位，多少也能让阎锡山对他们夸上两句，孰料对方的态度竟然还是老样子，丝毫未变。对于这份告捷电，阎锡山全没当一回事，更未提出嘉奖或表彰。
费了半天劲，敢情拍马拍在了大象腿上！
邓锡侯想不通阎锡山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自己：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难道你只会用它来翻白眼？
他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生气，在召集连以上军官训话时说：“我们的部队在娘子关作战，阎长官不满意，说我们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武器不好，这是事实，我们的武器确实很差，没有轻重机枪，步枪打几十发子弹就发生毛病，当然不好。说作战不力却不是事实，我们部队伤亡那么多人，我在南盘村几乎被打死！”
“阎长官”不满意川军，除了认为川军作战不力，是“最糟的杂牌军”外，其实还与川军“抢”了他一座后勤仓库有关。娘子关战役结束后，北方已进入隆冬，本地的晋绥军一律布鞋、棉裤、棉衣、棉帽，川军大多却还是单衣短裤草鞋。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官兵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把从四川带来的所有衣服，不管长的短的，全都一股脑儿地套在身上，看上去就跟叫花子一般，山西人因此称川军是“叫花子部队”。
后来川军在南下时发现晋军的一座后勤仓库没人看守，想到敌人若是追来只能便宜了敌寇，于是就予以接收使用。这座仓库里既有服装，也有武器，很多人都从中分到了御寒的衣服，作战文书叶光文也拿到一件布面子的皮大衣，大家当时都非常高兴。不料这件事却被阎锡山知道了，他勃然大怒，当即便向军委会告了一状，同时对川军也更加嫌弃，恨不得这支部队早点离开才好，哪里还看得到对方为山西抗战所付出的任何牺牲和努力。
邓、孙在山西难以自处，困窘万分，适值日军从津浦铁路南北两面向徐州推进，战局紧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需人手，表示愿意接纳邓集团军：“阎锡山不要，我们要！”邓、孙求之不得，便立即申请调离山西，前往第五战区。
万箭穿心
部队开拔前，邓锡侯请假到陕西临潼华清池休息两天，并电邀刘湘驻西安军事联络组组长王海平、乔诚前去恳谈。在华清池，他对王海平、乔诚说：“川军出川以后好像没有妈的娃娃，被人东支西舞，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实在不是个办法。”
万箭穿心，习惯就好，自北上入晋后，邓锡侯常常觉得万箭穿心，可他也总是难以习惯。人在不同的处境下就会有不同的想法，过去在四川，邓锡侯老觉得刘湘不是东西，就知道变着法“压迫”他，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切都有了新的诠释和感受。他托王海平、乔诚到武汉面报刘湘，“请甫澄兄（刘湘）向蒋委员长力争，无论如何要把川军集中起来使用，我们一定听从他的指挥”。邓锡侯言辞恳切沉痛，一扫水晶猴的滑头形象：“川军出了川才感到格外亲热，死，我们都愿死在一起……”
这次会面结束，军事联络组移驻郑州，李家钰及其参谋长魏孝宽、邓锡侯的参谋长朱瑛又来到郑州，再次催促联络组致意刘湘：“愿归还第七战区建制，由甫公统一指挥。”
受邓锡侯、李家钰委托，王海平、乔诚乘火车前往汉口，向刘湘进行报告。刘湘那时还住在万国医院的病房内，他听后低下头，眼睛看着地板，沉思半晌才说：“你们代我向他们问候，就说他们的情况和苦衷我都清楚，希望他们各自保重，要掌握好自己的部队。集中使用问题是大家的心愿，已经请求过了，还要继续请求，大家一定要相互关照，有什么事情仍由你们互通消息。”
一个月后，刘湘溘然长逝，随之第七战区被明令撤销，连唐集团军都被划入了第三战区，邓锡侯、李家钰重回第七战区的想法自然也成了泡影。
邓集团军在洪洞休整时，正好八路军总部也设于洪洞，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两军相处融洽。其间，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女子战地服务团”曾深入川军各部做慰问演出，孙震则亲自出面，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孙军的军官们讲解游击战术。
邓集团划归第五战区前，周恩来到八路军总部，并亲临邓锡侯、孙震驻所造访，对他们说山西表里河山，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乃形胜之地，大有可为，劝他们仍留在山西共同抗战，还说八路军和邓集团军“都是南方人，生活习惯相同，装备相同，待遇相同，处境相同，正好走在一道，可以相互照顾”，“阎锡山不要，我们要！”
邓、孙虽感其诚意，但改调之命一到，仍只能整装东行。出发前，二人到周恩来、朱德处辞行。周恩来临别提醒他们：“山东民性强悍，军队行止，要特别注意军纪！”
江苏沛丰（即徐州丰县）是刘邦的故乡，此处临近山东，民风也与山东相似。一支过境部队经过沛丰，适与一个牵着骡子的老乡相遇，军队要征用骡子，老乡抵死抗争，拼命不放，结果还是由这个老乡将他的骡子牵走了。据周恩来说，这是他在沛丰亲眼见到过的事，他通过这一事例再三叮嘱邓、孙：“山东之民不可侮，要得民助，必须注意军纪……”
川军去的是鲁南。那一年，家住鲁南的王逸贤六岁，当地人把吃晚饭叫作“喝汤”，有一天他家刚刚喝过汤，庄子里就开来了一支军队。这些士兵一律身穿破旧灰军装，戴镶着圆形帽徽的灰军帽，背一个如同大锅盖一般的圆形斗笠，斗笠下除了背包外，还有一个长长的米袋，往下看，都裹着绑腿，脚上穿草鞋。王家是中医世家，经济上相对还比较宽裕，年幼的王逸贤这才知道，原来草也可以用来做鞋。
由于处于战争期间，王家西面隔壁的大学堂已经停了课，学生们把自备的桌凳都搬回了家。军队进庄后，军官便挑选空无一人的大学堂作为暂住地，让士兵们排队进入了学堂。他们进去后就忙活开了，有的打扫教室，有的生火做饭，有的向老百姓借水罐到井上提水。
庄里的孩子从没有看见过这么多兵，都很好奇，一个个躲在学堂门口伸长脖子往里瞧。学堂门口虽然放了岗哨，但哨兵并不撵他们，在门口进进出出的士兵也不予以呵斥，有的甚至还用手摸一下孩子们的头，样子颇为亲切。这样一下，大家的胆子变得更大了，都不肯离开，连大人喊他们回家都置若罔闻。过了一大会儿，部队开饭了，孩子们这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王逸贤看到的这支部队就是川军，此时川军入鲁已经很长时间了，庄里的大人们都知道：“川军规矩大，不祸害老百姓。”
可以死而无恨了
当初离晋入鲁时，周恩来的赠言显然给邓锡侯、孙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到了山东之后他们特别加强了军纪。邓锡侯对官兵们说，山东乃孔孟礼义之乡，知书达理所在，民间居室是绝对不允许你们随便闯入的。
山东原本是韩复榘的地盘，韩军西撤时，军纪荡然，抢掠无度，民众一边遭受着日军入侵的践踏，一面还要被韩军蹂躏，真是如坠深渊，所以即便临近春节，城里的居民也纷纷相率逃至乡间。及至川军入鲁，人们发现这支军队与韩军完全不同：鲁南大地已是冰天雪地，川军中仍有人穿着短裤，但官兵纪律严整，沿途秋毫无犯，与韩军形成鲜明对比。
身受韩军之痛，突然遇到川军这样讲规矩的军队，老百姓不由得又惊又喜，逃至乡间的人听闻后都相率回家过年。川军不扰民，鲁民反过来也极其爱护川军。民间送给川军的礼物特别多，部队虽下令不必馈赠，但前来军营送礼物者仍不绝于途，而且送到即走，也不管部队收不收。川军多穿草鞋，百姓心中不忍，因此除送来大量的食品外，还向士兵赠送鞋袜、手套乃至冻疮药。
川军在滕县人生地不熟，沿途百姓便主动给部队引路。当一个村的小伙子将部队送到第二个村头时，只要高喊一声“引路接班”，第二个村的年轻人就会应声而出，不管白天黑夜，从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曾在山西备受冷遇的川军大受感动，许多军官于兴奋之余，慨然道：“为民族而战争，能得民众如此爱戴，可以死而无恨了！”作为川军统帅，邓锡侯、孙震也感受到了这种氛围，在接待《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时，二人一再说，川军官兵对于卫国战争，不论胜负如何，皆觉得死而无恨。
受到川军所带来的新气象的感染，民众对川军来鲁抗战皆寄予厚望。川军所过之处，家家户户都把门前的雪打扫个干净。这有个讲究，鲁民以韩军为耻，称山东因此得了伤寒病，必须用大黄才能医治，而川军就是四川的大黄，大家认为山东只要服下川军这帖药，便会药到病除，门前扫雪暗含的就是这层意思。滕县士绅黄馥堂家中为七代进士，老先生特作七律古诗相赠，诗中写道：“川军将帅皆韩岳，岂有神州竟陆沉。”
无论是在山西曾遇到的刺激，还是在山东所受到的礼遇，都从不同的方面激励着川军要奋力作战，打败敌寇。韩军西撤后，津浦线被其完全让空，日军在邹县、滕县之间的两下店构筑了前进据点，春节不久，陈仕俊团就接到了攻克两下店的任务。
1938年1月14日晚，三营营长尹唯一率部摸入了两下店。敌人多未入睡，有的在酒店饮酒，有的在房内烤火，尹唯一下令不准随意开枪，等各部到达一定位置后再一齐动手。不料还是被敌人发觉了，双方展开激烈的夜战。至黎明为止，尹营仍未能够解决战斗，这时两百多援敌赶到了两下店，他们被迫退回了原阵地。由于尹营未完成任务，团长陈仕俊批评了尹唯一一顿，并限令其准备五天，再进行第二次夜袭。
2月20日晚，尹营再袭两下店，谁知敌人已经提高警觉，除加强工事、多开炮眼以及增加侧防火力点外，为防止受到奇袭，还增加了暗探。尹营一进镇内就被暗探发现，等到他们分头向各自袭击目标靠近时，敌人首先施放照明弹，然后集中火力，一齐向尹营射击。敌炮兵也以四门山炮施射，因为是夜间作战，其炮弹多用子母弹，子母弹在空中爆炸后，炮弹壳内的小弹丸会散向地面，有很大的杀伤性。尹营见势不好，只得撤出了战场。
此前邓锡侯已经奉调回川，由孙震接任集团军总司令。2月25日，孙震再次下达了迅速攻取两下店的命令。鉴于两次攻击两下店未果，陈仕俊决定集全团之力三袭两下店。
三次夜袭都是在雪夜中进行，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参战官兵将棉衣服反穿，因棉衣里层为白色，在夜间可与雪月相映，可以减少视线目标。由于准备充分，隐蔽得当，陈团的行动没有被敌人发觉，虽然敌人也多未入睡，但都成群结队地待在各自的民房内，或架柴烤火，或饮酒取乐。
陈仕俊以一、二营为攻击部队，三营为预备队，负责攻击的两营全都组有敢死队，且人人手持一柄马刀和四颗木柄手榴弹。川军出川时，很多部队都没有配备马刀，在娘子关战役时吃尽了苦头，陈团吸取教训，在与两下店之敌对峙期间，利用所拆毁的津浦铁路钢轨，雇请当地百名铁匠，锻制了六七百把马刀。
陈团各连都没有轻机枪，步枪也都是川造武器，故障较多，反倒是马刀、手榴弹在近距离作战中更能发挥威力，因此他们在锻制的时候就准备将这些马刀全部用于进攻敌据点。
当晚，在发出信号弹后，一营从右，二营从左，同时发动进攻。二营首先从两下店背后的北面薄弱点攻入镇内，紧接着，一营也从南面攻入镇内。两营的敢死队向敌人居住的民房内分别投掷了几十枚手榴弹，手榴弹的爆炸声冲破了夜的宁静，一些日本兵糊里糊涂就被送回了老家。其余敌人仓皇应战，敢死队员们一拥而上，挥舞着大刀，又砍死了不少敌人。
拂晓后，镇内转入巷战。陈团缺乏可轰垮敌据点工事的重武器，反过来，敌人却可以凭借既设工事的机枪火力网猛烈射击。陈团伤亡很大，激战至上午11点，被迫退守于镇内两座砖石结构的建筑物中。敌人转守为攻，几次向这两座砖房发动进攻，但均被陈团用手榴弹击退，双方形成了相持局面。
实实在在的硬仗
下午3点，邹县日军派来数百援兵，陈仕俊急忙派三营与之对战。这时镇内敌人开始集中炮火射击一、二营所据砖房，砖房破损严重，两营坚持到午夜后被迫组织突围，但最终只突出了两百五十多人，其余五百多官兵全部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陈团撤出两下店后，退至距两下店以南十多里的郭山收容整顿，同时部署阵地，赶筑工事，准备防御敌人的进攻。
1938年2月27日，邹县日军出动一两千人进犯郭山。他们先集中二十多门大炮对郭山阵地猛轰了一个小时，之后分两路向山上实施进攻。敌人炮击时，陈团官兵都躲在山梁背后，炮击停止，又迅速回到原阵地。陈团营以上有重机枪，依托重机枪的射击，他们屡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得知陈团处境艰险，旅长卢济清率姚超伦团前来郭山增援，经过激烈野战，终于帮助陈团暂时守住了阵地，但到半夜时，旅部也被敌人包围。陈团残余的两百多人向敌侧背发起冲锋，这才击退了围攻旅部之敌。
双方彻夜战斗，陈、姚两团伤亡都很大，陈仕俊也负了伤。次日，鉴于日军主力部队正沿津浦线南下，两团相互掩护，逐段抵抗，撤出了郭山。
两下店和郭山战斗都是实实在在的硬仗，虽然川军装备低劣，与武器占优的敌人作战往往都很吃亏，同时也缺乏打攻坚战的经验，但总体而言，仍把他们既顽强又灵活的作战特点充分发挥出来。范长江等前线记者在采访对之评价很高，范长江以“两下店第一功”为标题对两下店战斗及川军的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
春节一过，鲁南的空气便格外紧张起来，与滕县对峙的邹县日军不断增兵，各种军用品包括重炮、弹药、马匹等也调动频繁。为牵制日军主力的行动，集团军总部派王文拔团深入邹县、曲阜之间进行游击和骚扰。
王团谍报队班长冯玉森，口齿伶俐，能说会道，颇有语言天赋，他潜入邹县才几天时间，张口闭口已经是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一天，冯玉森扮成邹县本地的卖柴人，由两个老乡掩护，骗过日军岗哨，混进了戒备森严的邹县县城。他在城里打探到一个重要情报，三天后日军将在邹县召开“皇军良民联欢大会”，以示“大东亚共荣”，到时曲阜方面将派要员参加。
冯玉森回营后首先向一营营长陈九章做了汇报，陈九章一听大喜过望，立即向团长王文拔报告，并请求率部伏击。得到同意后，他召集连排长开会，又请来当地人一同分析地形，最后决定在距邹县不远的小雪村对敌人进行伏击。
小雪村是一座小村庄，仅有十多户人家。此地乃曲阜至邹县的必经之路，公路由东向西从村内通过，路边有两座废弃的土碉堡，便于隐蔽设伏，除此之外，村外还有一片芦苇，里面可埋伏一个连。
陈九章率部悄悄进入伏击地点，在他的周密部署下，两个加强班分别潜入两座土碉堡，一个连潜入芦苇丛，他们还在道路上设置了路障，通知村民关上大门，一律不得外出。由于采取了严密封锁消息的相关措施，部队埋伏在小雪村两天多，始终没有被敌人发觉。
1938年1月13日，上午10点，伏击部队听到阵阵马达声从东边传来。三辆汽车由曲阜向小雪村开来，轿车上坐着一位核心人物，此人便是日军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田岛荣次郎少将。田岛荣次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曲阜周边第三十三旅团各驻防据点的战备情况进行巡查，再顺路到邹县参加“皇军良民联欢大会”。三辆汽车，一辆由田岛荣次郎乘坐，还包括随其出行的翻译官、通信班长、传令兵、随军记者等人员，另外两辆是卡车，两个分队约二十多名卫兵靠在车箱两旁，卡车前端架着歪把子机枪，有射手伏在机枪上。
下午1点，天空下起小雨，三辆汽车离小雪村越来越近。也许是因为看到村里家家户户紧闭大门，情况异常，前面的卡车司机突然来了个刹车，想掉头回去。无奈这一段道路非常狭窄，弯度又大，路边还有土堆瓦块堆放，倒车很困难。司机犹豫片刻，便重新加大油门，向前冲去。
大获全胜
三辆汽车就这样全都闯入了伏击圈。随着陈九章一声令下，土碉堡内枪声大作，手榴弹纷纷飞向汽车，埋伏在芦苇丛中的官兵也同时用各种武器猛烈射击。轿车率先被击中，被迫停了下来，从车内钻出三个拿手枪的日本人，朝四处“砰砰砰”乱打。陈部没有机枪，但十多支步枪一齐开火，子弹亦如飞蝗一般，三个日本人当即被打倒在地。
接着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两辆卡车也起火燃烧，日军纷纷跳下车，以汽车为掩体举枪还击，但川军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想瞄准也难以找准目标。
日军开始往村内且战且退。由于村里家家闭户，难以找到藏身之处，日军乱成一团。在土碉堡和芦苇丛的伏兵趁势开火，七个卫兵被打死在交叉火力网中，田岛荣次郎的大腿也被子弹击中，血流如注。其他没死的卫兵保护着田岛荣次郎，在好不容易避开火力网后，硬闯入一间民房躲藏。田岛荣次郎命令三名没受伤的卫兵立即突围出去，返回司令部进行报告。
发现日军躲入民房，伏击部队又集中火力朝那间民房射击。一枚手榴弹正好落到田岛荣次郎身旁，通信班长登中洋夫中尉迅速捡起，欲将手榴弹反扔出去，不料手榴弹却在被扔出的瞬间爆炸了，一个卫兵被当场炸死，登中洋夫的右手指也被全部炸掉，倒是田岛荣次郎借此逃过了一劫。
出于避免伤及民房中无辜百姓的考虑，陈部停止了对民房的攻击，转而对日军车辆进行搜索，结果发现轿车内有一个日军军官倒在后座位上，满脸流血，脑袋已被子弹击穿。由于曲阜、邹县距离小雪村都不太远，为防止被增援的日军围攻，大家在取下这名军官所佩战刀后便迅速撤离了现场。
小雪村伏击战可谓大获全胜，共打死打伤日军十七人，缴获步枪、手枪十多支、歪把子机枪一挺，陈部无人伤亡。
邹县日军久候要员不至，当天下午便派出一辆卡车前来接应。当卡车开到距离小雪村几里远的凫村时，车上日军发现公路上多了几个大石块，于是他们便准备下车搬走石块。这时，公路两边的芦苇丛中突然枪声四起，日军再遭伏击。原来团长王文拔担心敌人增援，小雪村的陈部抵挡不住，遂又在凫村设置第二道封锁线，正好将这伙日军给兜住。
战斗开始后，中间的伏兵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位于两端的伏兵则迅速冲上公路，截断了日军前进和后退的道路，将其团团围住。如同小雪村的场景一样，敌人也被打得在车上待不住，只得纷纷从车上跳下，一边还击，一边企图突围。伏击部队志在必夺，俟敌人靠近，即大量投掷手榴弹予以杀伤，继而跃出阵地进行冲杀，最终将这股日军全部予以报销。
凫村伏击战除毙敌二十五人，夺得轻机枪等武器外，还缴获了一辆大卡车、一部无线电通信器材、一套军用地图和一张敌军后方通信联络要图，所部仅伤亡三人。
首先赶回曲阜报告的是田岛荣次郎的司机。旅团司令部的副官装卸队报，立即派出大批卡车，运送一个大队的兵力前往小雪村救援，他自己没等卡车出发，就骑上战马，另率一队人马向小雪村赶去，但等他们到达小雪村时，伏击部队早已转移。
田岛荣次郎获救后，立即被送往后方医院救治，其旅团长一职被濑谷启所取代。由于担心丢面子和影响士气，日军对外声称田岛荣次郎只是“定期调动”，濑谷启也是正常继任，以此掩饰遭袭事件。
田岛荣次郎之前住在曲阜的一户中国富绅家的前院，上车前他看到富绅的孩子在家闲玩，就邀小孩子一同到邹县玩耍，以示“大东亚共荣亲善”。这名孩子被伏击部队带回到了营地，王团从其口中得知，田岛荣次郎就在车上，再联想到轿车内被射杀的日军军官身穿黄呢军装，腰挂战刀，便怀疑死者就是田岛荣次郎。可是部队在转移前因为匆忙，仅仅拿走了战刀，而没有从军官马靴上取走能证明其身份的金马刺，所以无法公开声明击毙了田岛荣次郎。后经查证，死者确实也不是田岛荣次郎，而是他的翻译官中岛荣吉。
牺牲原为天职
川军在鲁南的异军突起和一系列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日军的重视，他们认为川军自进入鲁南战场后，活动就“特别活跃”，需谨防其大规模北上。实际上，在此前后，日军第十师团主力就已经向鲁南集结，并组建成濑谷支队大举南犯。
日军在华作战，为使其行动更加高效灵活，往往都会像这样以支队形式对出击部队重新进行编组。濑谷支队的主干是第三十三旅团，支队名称来自旅团长、顶替田岛荣次郎的濑谷启，该支队的步兵均为日军精锐老兵，另外还由第十师团配属了大量特种部队，从骑兵、工兵，再到重炮、野炮、坦克，兵种齐全，火力凶猛。
面对日军的大举南犯，鲁南川军进行了全面动员，王逸贤儿时见到的那支川军部队其实就是准备开去前线的，所以次日一大早，当他和其他几个孩子又去隔壁学堂看他们时，那里已经空无一兵。大人们说：“天不亮人家就开拔了，沿西大路一路小跑北去。人家是川军，大概是打鬼子去的。”
孩子们对川军抱有极大的新鲜感和好感，没有见到，心中都怅然若失。他们不顾家长的反对阻挠，偷偷跑到西大路，想看看能否再见到他们，可是长长的西大路已经变得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没有了。
前线很快就被战火所蔓延。1938年3月9日，濑谷支队向孙震集团军位于滕县前方的界河防线发起了攻势。次日，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亲赴前线部署，他把滕县设为固守中心，在滕县以北设立两道防线，其中界河为第一线，北沙河为第二线，同时任命王铭章为前敌总指挥，坐镇滕县进行指挥。
自山西战后，孙集团军的兵员缺额尚未得到补充，每旅不过一团之众，名义上虽有四个师，实际总兵力不过两万人罢了。就是这两万人的兵力，除了少数充作预备队，大部分都还分散部署在绵亘百里的第一线上。各部所用的主要武器是川造步枪，其威力“打只土鸡、兔子什么的还能凑合”，机枪和迫击炮都很少，威力较大和稍为普及一些的火器就得算是手榴弹了。
以川军这样薄弱的兵力和落后的武器，却需要在津浦线的防守第一线担纲重任，抵御日军精锐部队，力量不够是不言而喻的，但王铭章在受命之际仍慷慨直言：“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
因香城突出界河阵地的右前方十余里，姚超伦团奉命在香城及其左侧的濮阳山构筑阵地，这一阵地不但是界河防线的右前方支撑点，同时也是日军突破界河的关键。
日军在对界河阵地正面和左侧连续佯攻三天后，于3月12日拂晓突然以主力猛攻香城。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担任香城防守的杨宜营因伤亡重大，众寡悬殊，即转移至濮阳山阵地附近防御，攻守焦点也迅速转向了濮阳山。
在濮阳山的阵地构筑上，姚团下了很大功夫，除重机枪、迫击炮筑有工事外，士兵一般也都挖有掩蔽部，为了做到指挥畅通，还在瞭望的地方修筑了团指挥所，阵地和后方都架设了电线。
姚团没有大炮，只有迫击炮，而且命中精度很差，有时炮弹会触地不炸甚至于炸膛，此外射程也很短，两千米开外就没什么杀伤力了。激战中，姚团的迫击炮还没打上一炮，敌人就轰隆隆地向他们的阵地上射出了数十枚炮弹。部署在阵地上的一个排、一个连根本就吃不消这样的狂轰滥炸，几炮过来便死伤惨重。
姚团的枪支要用来阻击日军冲锋也很困难。姚团士兵所持的多为川造步枪，子弹出膛时发出嗵嗵嗵的声音，跟土枪相仿，很是嘈杂难听。在有些破旧的步枪上，枪膛内的来复线几乎被磨平了，子弹一射出去就乱飞，距离稍远就打不准目标，几乎只能在两百米内范围才会对日军造成杀伤。因为步枪射击的效果极差，大家都不太愿意用枪射击，很多人干脆把枪放在旁边，只准备在敌人靠近时，用马刀和手榴弹解决问题。
虽然姚团修筑了工事和掩蔽部，但对官兵并不能起到充分的保护作用：敌机可以把炸弹扔进阵地，阵地里的官兵除了瞄着天上打几枪，发泄一下愤怒外，没有任何办法能想；掩护其步兵冲锋的敌机枪完全可以射穿工事，躲在工事后的不少士兵都被子弹射中牺牲。
完全是填命在守
一般情况下，“老兵怕机枪，新兵怕炮弹”，但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面对的是机枪还是炮弹，也不管怕不怕，命令一下，大家都得上，“被打死了，挖个坑埋了就是，没被打死，就要杀鬼子报仇”。在敌人发动地面冲锋时，若距离尚远，大家就以迫击炮火力进行阻击，待其接近阵地，再集中重机枪和手榴弹猛烈反击，敌人发起的几次冲锋都被他们用这种打法击退了。
“装备实在太差了，完全是填命在守。”这是时年不满二十岁的班长唐文光对濮阳山之战留下的印象。战斗结束后，他所在排里的只活下来几个人，他的左大腿也被子弹贯穿，幸好没伤到骨头。
1938年3月14日，日军对界河防线发起全线总攻。濮阳山阵地也继续遭到敌人的攻击，但其攻击方式已侧重于火力压制。团长姚超伦离开指挥所准备去观察全部敌情，刚走出掩蔽部十几步，敌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弹片炸伤了身后的两个传令兵，他自己也被掀起的土块和石子擦伤。
约十几分钟后，姚超伦远远地望见敌人分两路绕过香城，隔着姚团机步枪射击不到的距离以外，向滕县方向直插而去，其推进秩序是先以坦克、骑兵搜索，再以行军纵队跟进，并有飞机低空掩护。这显然是一种战术的改变，实际上敌人是以一部向姚团阵地进行佯攻牵制，大部队却向姚团阵地右后方迂回突进，而姚团受制于本身武器的劣势，就是发现了也无可奈何。
姚超伦急忙向上级进行报告，但是不久他与后方进行联络的电话线就被敌人切断，联络被迫中止。夜半时分，姚超伦派去和友军联络的人员回来报告，敌人从龙山脚下迂回，指挥部派出的预备队已被打垮，师、旅部指挥官均向滕县方向退去。
日军迂回成功后，即沿界河南岸向主阵地侧面进攻。瞿联丞团的一、二营在王家大院与敌激战，战至中午12点，终于不支，一部向界河转移，一部向滕县方面溃退。不久，敌人又向王家大院东南的小张庄扑来，瞿团的周公辅连急忙利用交通壕展开阻击。
激战中，一营机枪连连长冯某率一个排退至周连阵地。这个排配备有川造重机枪两挺，周公辅为增强火力，便假托团长命令，要机枪连归其指挥。冯某说是团长让他撤到团部去的，周公辅急中生智，骗他说：“我刚才接到团长的命令，你奉命在先，我奉命在后，应根据后一命令执行！”冯某一想是这个理，就按照周公辅的要求，把机枪连就地部署到阵地向敌人进行射击。
敌人的火力比周连和机枪连加起来还猛，机枪、掷弹筒都已经射到了连指挥所，冯某一看不对劲，就又带着机枪连去找团部了。找到团部后，他向团长瞿联丞报告，说周公辅假传命令，瞿联丞弄清事情原委后，当即对他予以驳斥：“周连长做得对，是我的命令。”
下午4点，敌人对小张庄发动猛烈攻击，周连伤亡过半，周公辅本想派人去团部请援，但瞿联丞派副官传来命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小张庄。当周连撤至团部位置时，全连官兵仅剩下三十余人，包括周连残部在内，团部总共收容到了两百余官兵。
此时津浦路南北段形势都很紧张，第五战区正在调运增援部队，但援兵到达滕县还需时日。蒋介石及李宗仁均致电孙震，指出滕县乃津浦北段要点，关系全局，应竭力死守，以待增援，为此他们限令孙集团必须坚守滕县至18日入暮时，并且区分了责任：在时限以前，若滕县失守，由孙集团军负责；时限以后滕县失守，集团军可不负责任。
孙震立即乘火车从临城总部出发，先到滕县了解情况，旋即亲临前线视察，随后在北沙河召集附近的一些部队长和幕僚长指示作战方略。从前线回到滕县后，他亲口告诉王铭章，万不得已，必须依城死守三天，以待援兵。
龙山、濮阳山的守军虽仍在固守，界河正面阵地也未被敌人完全突破，但由于日军从左右两侧实施迂回包围，滕县总指挥部不断接到告急和求援的报告。
岌岌可危
龙山、濮阳山为界河右翼，界河左翼是石墙、深井，由王麟团据守。自界河战役打响起，敌人就对王团主阵地发动了猛攻，王团兵力单薄，布防的时间也不长，虽拼命支撑，但部队死伤惨重。考虑到石墙阵地突出过远，旅长吕康下令放弃石墙，集中兵力扼守深井，同时向总部告急求援。
如果敌人继续由深井向界河防线左后方迂回包围，界河防线面临的危机将更为严重，王铭章决定将原在滕县担任城防的曾甦元旅紧急调往深井应援。
曾旅所辖的刘公台团主力赶到预定地点后，在石墙西南十几里的池头集进行布防，因为山石过于坚硬不好构筑工事，他们便在山的北麓和山前深沟建立了侧防火力网。
敌人果然对池头集发动了进攻，但当敌人用炮火集中猛射池头集的各山头时，刘团官兵正在北山麓隐蔽，所以受到的损失很小。及至敌人发动冲锋，前进至阵地前四百米以内，刘团用正侧面的机、步枪火力一齐发射，给予了敌人很大打击。其间池头集的一部分当地青年还与部队密切配合，引导部队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从山侧深沟中袭击敌人。
依靠机动灵活的战术和当地群众的配合，刘团连续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等到入夜后旅长曾甦元亲自率后续部队增援上来时，敌人已经撤走了。
为防止敌人乘隙渗入滕县左侧，王铭章从北沙河防线的张宣武团中抽出一个营的兵力，到滕县西北的洪町、高庙布防，以拒阻敌军。可是因各防线正面宽广，到处均是空隙，所以通过迂回方式从侧面涌入防线内的敌军仍然源源不断。其中除濑谷支队外，还加入了杂色伪军，服装也分成三色：穿黄制服的是正宗日军，穿灰制服的是满洲伪军，穿黑制服及便衣的是华北悍匪刘桂堂部。
敌人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撇开正面阵地，在迫使正面阵地不战自弃的同时，直攻作为战略要点的滕县。王铭章虽连续抽兵堵漏，仍不免顾此失彼，傍晚时，日军从北沙河防线右翼迂回成功，滕县岌岌可危。
在组织防线以及对前线进行增援后，滕县城内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虽有三个师部和一个旅部，但每个师部和旅部都仅有特务连、通信连、卫生队各一，此外没有任何野战部队。
孙集团所辖部队绝大部分都在前线与敌相持，无法抽出，只有童澄旅尚未与敌接触，王铭章乃以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童旅迅速回援滕县，但童旅远在百里之外，一则缓不济急，二则难保途中不被敌人截击阻拦。
王铭章又向临城集团军总部求援，孙震的答复是汤恩伯军团的先头部队王仲廉军已到达临城，可是王军要等军团司令部到达后始能北上，因而不能指望其解燃眉之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支援滕县守城，孙震只能将在集团军总部值勤的军部特务营拆开，除留下一个手枪连担任警卫外，派营长刘止戎率其余三个步兵连星夜乘火车增援滕县。
就算这三个连也不能马上就到，王铭章遂给北沙河的张宣武团下达命令，要求他率部火速跑步开回滕县。张宣武团已经抽了一个营去洪町、高庙，按照王铭章的部署，还要再留一个营在北沙河，所以只能由第三营回防滕县。
张宣武率第三营跑了两个小时，到滕县时天已黄昏，王铭章正焦急地在北门城外迎候着。
看到张宣武，王铭章赶紧把各方面的情况向他扼要说了一遍，要他以城防司令的名义着手布置城防。凑巧的是，童澄旅所辖的严翊营因为离滕县相对较近，也在此时奉调回到了滕县东关。王铭章告诉张宣武，除严营外，刘止戎营已由临城乘火车出发，再过一两个小时也能到达，所有这些部队都将归他统一指挥。
张宣武立即行动起来。敌人从东面进兵，可以判断敌人一定会先攻东关，滕县东关有一道土筑圩寨，相当完整坚固，可以用来作为据点，张宣武让严翊营守备东关，要求是利用寨墙连夜构筑防御工事，并向东关外附近各村庄派出警戒部队。
张团第三营有四个连，张宣武以两个连守滕县东、西两面，另外两个连，一个作为营预备队，一个作为归团部直接掌握的团预备队。晚上10点，刘止戎营由临城开到滕县，张宣武命令该营下火车后直接到城墙上布防，其中两个连担任南、西两面城防，一个连作为刘营的预备队。
部署已定，各城防部队开始彻夜构筑工事。预备队也没闲着，当晚从临城运来一列火车的粮弹，他们须彻夜搬运弹药粮秣。及时运来的弹药里面，手榴弹数量可观，每箱五十枚，接近万箱。川军武器落后，这些手榴弹就成了守城战中最有力的武器，东关和城上的守兵每人都得到了一箱手榴弹。
截至深夜，加上临时来城里领运弹药的一个步兵连，城内战斗部队共有两千五百人，此外还有武装警察和保安团约五六百人，合计共有武装力量三千人，但真正具备实战经验的战斗部队尚不满两千。
你看能守多久
1938年3月16日，上午7点50分，敌人开始向守备东关的严营警戒部队发动进攻，滕县东关外附近各村庄都先后传出了机、步枪声。8点，敌炮兵在滕县以东的东沙河附近高地放列十二门山炮，试射之后，即以排子炮的密集火力向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猛烈轰击。与此同时，十二架敌机飞临县城上空进行轰炸、扫射。
外围的界河战役虽然已经打了好几天，但因为战事不是发生在县城附近，所以滕县城内外人心安定，秩序良好。此时突见炮弹、炸弹如狂风骤雨一般从天而降，居民顿时慌乱起来，男女老少纷纷出城向西逃难而去。半个小时后，街上就几乎看不到一个老百姓了，滕县只剩下了守军。
王铭章的前敌指挥所驻于城外的西关电灯公司，听到枪炮声、轰炸声之后，他先在电话中向张宣武询问情况，接着便跑到城内师部，同张宣武以及几个师旅长见面。
在向张宣武了解城防部署、工事构筑、弹药补充等情况后，王铭章问道：“张团长！守城有没有把握？”张宣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他：“守多久？”王铭章说：“两三天。”张宣武仍未给出明确答案：“敌我情况你都清楚，你看能守多久？”
张宣武的话中之意王铭章当然明白，他只能降格以求：“守个一天多有没有把握？”张宣武这才告诉他实话：“担任城防的十个步兵连，有六个连都不是我所辖的建制部队，严、刘两营的战斗力如何，我无法估计，因此我不敢保证能不能守个一天多。”
预期的援兵最快也要翌日夜里才能赶到，如果照张宣武所言，部队确实不能守一天以上，那就不如在城外机动作战了。王铭章将他的这一考虑当众说了一遍，然后问几位师、旅长：“你们大家意见如何？”几个师、旅长包括几个师参谋长都同意王铭章的决定，认为与其守城，不如在城外机动作战。
众人意见一致，王铭章随即就此打电话向临城的孙震请示。孙震问王铭章：“你现在人在哪里？”王铭章回答在城内师部。孙震又问：“那么你的指挥所在哪里？”
得知王铭章的指挥所在城外的西关电灯公司，孙震说：“委员长（蒋介石）要我们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军团来解围。汤部先头部队王仲廉军昨午已到临城，其后续部队兼程赶来，我当即催促王军长赶紧北上，预计几小时后即可到滕县。你应确保滕县城以待援兵，你的指挥所应当立即移到城内，以便亲自指挥守城。”
王铭章有袍哥背景，他的很多部下也都参加过袍哥，虽然其中有些人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敢作敢为和讲义气却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王铭章在战斗中曾受过很重的伤，有一次在前线督战，敌方的迫击炮弹落在附近，把他的军帽都轰燃了，但他仍然从容不迫在火线上踱着方步，许多人都佩服他的沉着。王铭章的弟弟王章树曾对别人说：“之钟哥（王铭章字之钟）作战勇敢，每战必死拼。”
王铭章不怕死，他反对的只是上面不顾战场实情，盲目指挥：滕县城内虽有三个师部、一个旅部、一个团部，但战斗部队只有十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如何抵挡逾万强敌？而且主力部队既然都在城外与敌野战，几个高级指挥机构却都放在城内，不是失去对所辖部队的指挥作用了吗？
在王铭章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后，孙震反问他有什么看法，王铭章建议不如留上一个营在城内，给敌人来个空城计，把其余部队都撤到城外机动作战。
王铭章这一建议当即遭到否决。孙震自有他的苦衷和不得已：“委员长的命令要我们确保滕县城，死守待援，我不能违抗命令，我的命令是要你立刻进城死守。”
王铭章无奈恳求道：“上峰一定要我们死守滕县，反正城内只有十个步兵连，有张宣武团长一个人指挥就够了，又何必把这么多的师、旅部都放在城内呢？”
孙震对此倒确实进行过斟酌，他说：“滕县是一个战略要地，名城重镇，城外部队即将调进城内，一个团长负不了这个重责大任。我的决心是要你们几位师长都在城内坐镇，死守待援。”
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虽然紧紧咬住死守二字，但孙震也知道不能回避城内兵力确实过于薄弱这一现实问题，他指示王铭章，如果兵力不够，可以把城外所有四十一军（由孙震自兼军长）的部队都统统调进城。
城外各部队都在与敌人胶着作战，白天根本无法与之脱离接触，入夜之后始能调动，王铭章希望孙震能够确认：“友军汤部究竟何时才能到，究竟要我们死守多久？”
孙震沉思了片刻，然后说：“我催请王仲廉军马上出发，你们只要能守四个钟头，援军即可到达。”
王铭章听了转过头问张宣武：“张团长，守四个钟头有没有把握？”张宣武答道：“有把握。”
虽然王铭章还是不放心，但已无话可说，于是把话筒递给副总指挥、代师长税梯青：“请你再和总司令谈谈，最好还是把几个师部放在城外。”
税梯青拿着电话筒，刚说了声“报告总司令”，孙震就以严厉的口气道：“你有什么话，快说！”税梯青颤抖着声音说：“我的部队全在城外，我可不可以到城外去指挥？”孙震根本不给他商量的余地：“不行！马上把你的部队调回城内，你一定要在城内坚守。反正我的命令是这样，守不守在你们。”随后，也不管税梯青有没有把话说完，就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到了此时，王铭章终于下定了决心，他传令马上把自己的指挥所搬入城内，并对张宣武说：“张团长，你立即传谕昭告城内全体官兵，我们决定死守滕县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还让张宣武在四门张贴布告，以晓谕全军：“没有本师长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
3月16日这天上午，东沙河的敌炮兵阵地整整打了两个小时，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共落下炮弹三千余发。上午10点，敌炮忽然停止射击，敌机同时逸去，由于东关外附近各村庄的严翊营警戒部队已撤回东关，所以机、步枪声也停了下来，战场的空气显得异常沉寂诡异。
不过这样的状况仅仅维持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后，敌炮兵阵地突然集中火力，向东关南半部寨墙的突出部施以猛烈轰击。仅仅一刻钟不到，寨墙就被炸开了一个一二十米宽的豁口。
严营原为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但机枪连因临时拨归团部直接指挥，未能够随步兵连同时来滕县，严翊除留一个连作为预备队，其余两连全部配置在东关的圩寨阵地上。对于敌炮突然猛轰寨墙，官兵们起先缺乏心理准备，猝不及防之下出现了伤亡，但回过神后就巧妙地避开炮火，转而隐蔽于豁口两侧严阵以待。
敌人一俟炸开豁口，其火炮便延伸射击，正面则集中数十挺轻重机枪，对准豁口猛烈射击，用以掩护其步兵攻击前进。严营官兵知道当敌步兵攻击前进时，用于掩护的机枪也会暂时停火，所以都一齐涌向豁口两侧，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果然，敌机枪停了。弥漫的硝烟尘土刚一消失，就见五六十名日本兵陆续跳入了豁口外的寨壕内。代理排长叶光文参加过娘子关战役，那是他觉得最窝囊的一仗，都没看清楚敌人长什么样，身边的战友就死了一大堆。这次敌我相隔最多不过二十几米，他连日本兵的五官都能看见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他并没有急于射击——严营不但缺乏机枪火力，而且步枪的质量也极差，隔远了根本打不中敌人。
幸好还有充足的手榴弹。战前光是严营就一次性领到了几百箱手榴弹，每个人都至少有一箱手榴弹可以使用，不够的话，后面还可以源源不断地进行补充。有了这么多手榴弹，大家在心理上都强大了许多，叶光文对士兵们说：“弟兄们，你们不要着急，先不要开枪。你就把手榴弹准备好，你看我甩，你们就甩，你们不要怕，不要冲动，最多我们与鬼子同归于尽。”
一连连长亲临豁口指挥，他集中了包括叶排在内的六七十人，每人拿上四五枚手榴弹准备投掷。当日军向豁口发起冲锋，逼近至二十米之内时，连长一声令下，两三百枚手榴弹在几秒内被投入敌群。仅叶光文在战斗中就一口气投了三十多枚手榴弹，自山西作战以来的窝囊气一泄如注，他也自认当军人以来，最畅快的就是参加这次和日军面对面的守卫战。
敌人被炸得鬼哭狼嚎，爆炸声结束，只有不足十名日本兵逃走，其余全部横尸外壕。见攻击没有成功，敌指挥机关立即组织更炽盛、更猛烈的炮火和机枪火力，对豁口进行射击。严营官兵仍同上次一样，避开敌人火力，隐伏于豁口两侧。第二次冲锋的敌人由五六十名步兵组成，他们头戴钢盔，两手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沿着寨壕向豁口内冲锋。严营依然还是以同样的打法给以颜色，即在敌人将要爬上豁口的瞬间，就将手中几百枚手榴弹像雨点一样投掷过去，用叶光文的话来说是“全靠手榴弹，炸得鬼子跳”。
敌人连续发起两次冲锋，每次除了抛下三四具尸体外，一无所得，不得不终止攻击。处于最前沿的第一连也伤亡了近百人，严翊急忙将该连残部撤下，用作为预备队的第二连接替，张宣武另将作为团预备队的十二连调赴东关，作为严营新的预备队。
惨烈的肉搏战
战斗沉寂了两个小时，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张宣武等人一边调动兵力、调整部署，一边组织部队修补被摧毁的阵地工事。东关和城内几家盐店、粮行堆存着一两千包粮食和食盐，出于方便快捷起见，部队便将它们拿来填补被敌人炮火轰开的豁口以及加强寨墙工事。
下午2点，敌人再次进攻。上午敌人主要从东关南半部寻求突破，大概因为久攻不下，认为南半部是个硬钉子，不容易拿下，下午他们便把攻击重点对准了东关的东北角。作战套路和上午如出一辙，都是先用炮火轰开一个缺口，继而以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其步兵冲锋。替换上阵的第二连也还是继续沿袭一连的打法，只等敌人进入寨墙壕沟将要爬上突破口的当口，便用大量的手榴弹来招呼他们，而且绝对管饱给够！
敌人连续四次冲锋，每次都以遗下三五十具尸体而告终，只好暂停攻击。可是第二连的伤亡比第一连还大，同时战斗过程中，严营新的预备队十二连也已全部使用了上去。
张宣武的团指挥所已经没有预备队了。得知这一情况后，王铭章、税梯青除将来城里领运弹药的吴赞诚连拨给团部使用外，王铭章还在仅抽留一个排作为警卫的情况下，将他的师部特务连（连长为何经纬）全部交给张宣武指挥。张宣武正等米下锅，他立即将吴赞诚连作为严营预备队，而以何经纬连作为团预备队。
下午5点，敌人发起第三次进攻。这次敌人的攻击目标和攻击方式都有了变化，攻击目标是东关正中间东寨门，攻击方式是炮兵阵地不仅集中轰炸东寨门，而且还以一部炮火向东关、城内和西关车站等处进行纵深射击，以阻止守军的调动和增援。敌炮兵阵地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火炮数量已由十二门增加至三十多门，且威力较山炮更大的野炮约占半数，后者不仅可以直接轰炸城墙，而且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纵深炮击。
当天，落在东关、城内和西关车站的敌炮弹估计在万发以上。从东城门内张宣武的团指挥所到东关严翊的营部，一里路不到，但电话线已被炸断了二十五次。与此同时，敌机枪火力也比先前猛烈，飞机则以每批次十架以上的规模轮番进行轰炸和扫射，其中侦察机和炮兵校正机更是须臾没有离开过。其实飞机的轰炸和扫射给予守军的伤亡并不比大炮机枪多，但对守军精神上的威胁却远在机枪大炮之上，它们那种震耳欲聋的“嗡嗡”声简直可以令人神经错乱。
前两次进攻，敌步兵每次冲锋，都是站成一排进行逐次攻击，这次是一次三排，每排相距百米左右，前后重叠，以此形成波浪式攻击。当敌人冲锋时，最先一波日本兵虽然被手榴弹弹雨消灭得所剩无几，但敌人随之而来的猛烈炮火和机枪火力，也同样令守卫东寨门及其两侧附近的官兵几乎牺牲殆尽。严翊忙用新的营预备队吴赞诚连进行填补，吴连立足未稳，第二波日本兵已冲了上来，吴连别无选择，只能与之展开肉搏。
川军的步枪枪身和刺刀加一起，长度上要比日军三八大盖短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你刺不到他，他刺得到你，非常吃亏。同时川军刺刀的钢火也不行，面对面与日军肉搏时，刺刀戳进去再抽出来马上就弯了。一场惨烈的肉搏战打下来，吴连虽然将第二波日本兵予以全部格杀，但全连也只剩下一二十名士兵，其余一百多人全部壮烈牺牲。鲁南民间后来纷纷传闻：“（滕县城内）士兵跟鬼子拼开了刺刀，死的人可多啦！”
危急之际，张宣武命作为团预备队的何经纬连奔赴东关，受严翊指挥。何连尚未能够增援到位，敌人的第三波冲击却已近在眼前，严翊只得就近将守备东关南北两头的部队调到东寨门附近，可惜还是没能堵住，让四十余名日本兵突入了东寨门内。
所幸天已入暮，日军不惯于夜战，未增派后续部队，渗透进来的四十余名日本兵力量有限，自然也无法扩大战果，于是敌我双方便形成了对峙局面，只是彼此相隔也仅有几十步的距离而已。
何经纬连增援至东关后，严翊立即命令该连驱逐突入东寨门之敌。日军的近战能力确实不容小觑，何连在驱逐战中伤亡了三分之二，但东寨门之敌还有二三十人未被消灭。
张宣武接到战报很是焦虑不安。夜色已经笼罩大地，若不乘时将这一小股敌人消灭，等到其后续部队予以增援，则东关势将不保，可是团部已无预备队，他只能临时调用别的兵力了。
血战不可避免
张进如连是城垣东北面守备部队的预备队，张宣武命其驰援东关，归严翊指挥。这是当晚的最后一击，张连出发前，张宣武特地给全连官兵做了简短讲话，以鼓舞官兵们的斗志，他还对连长张进如说：“如能圆满完成任务，官长士兵都有重赏；如果不能把这几十个敌人消灭，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张连士气正旺，冲上战场后颇有锐不可当之势，一个猛扑，就将突入东寨门之敌全部消灭干净，并使得东寨门失而复得。为了完成这次任务，张连共阵亡两个排长，死伤七十多人，严翊也在督战中大腿中弹负伤。
晚上8点以后，战斗停止，敌我双方处于休战状态，只有敌人的照明弹不时划破夜空，将城关门外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9点，王铭章将张宣武约到指挥所，以便详细询问一天的战况及伤亡损耗情况。张宣武刚一踏进他的房门，他就握着张宣武的手说：“张团长，你太辛苦了。想不到我们这一点点人竟能撑持一整天，你真有办法。”张宣武也很高兴：“这主要是士兵的勇敢和严营长的出力。”
“严营长是英勇善战，你是指挥有方，明天我将直接打电报向委员长给你们两人请奖。”王铭章接着又说：“能把今天撑持过去就不要紧了，因为我们在城外的部队马上都要调到城内来，他们正在行动中，大约一两个钟头以后即可来到。”
此时的王铭章神色乐观。按照孙震的完全授权，他和税梯青已急调深井、池头集方面的吕康旅、曾甦元旅回援滕县，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除童澄旅在路上可能有些麻烦外，吕、曾两旅以及张宣武团的其他两个营都有把握入城增援，他因此对张宣武说：“今天我们不足一个团就能撑持一天，明天我们将增加两三个团，还怕什么？如果再把明天撑持过去，则汤军团的援军就可以来解围了。”
王铭章本想让张宣武继续担任城防司令，统一指挥各旅部队，但张宣武毕竟只是一个团长，总不好指挥旅长，虽然他也可以直接指挥各团，可是以一个团长来指挥友军的团长，终究不太合适。张宣武提出，还是由王铭章亲自指挥为妥，至于城防，可以分区、分段负责，他愿意担任最主要区段的防务和多承担一些任务。
师参谋长赵渭宾此时也在座，他认为张宣武的意见很对，部队还是应该按指挥系统来指挥，城防可以分区负责。王铭章沉思了一下说：“好，那就决定这样办吧。”
晚上10点至12点，与王铭章所预料和所希望的情况完全相符，吕、曾两旅和张宣武团的其他两个营都先后入城，但童澄旅在到达城前时，被敌阻拦，只得绕道向临城退去。
吕、曾两旅系从西关入城，当时西关车站附近已出现敌人的远距离警戒、搜索部队，吕、曾认为火车站是个战略要点，因此首先组织两个营扫清敌人，解除了城西关所面临的威胁。在部队占领车站后，为了将援军来了的这一消息告知城内和东关守军，他们集中两营共二十多名司号员，在火车站南侧铁路上向城内齐声吹号。响彻夜空的号音很快得到守城部队的欢呼和喝彩，守城部队也在西、北两城门楼上奏起回答号音，全城士气为之大振。
吕旅和曾旅都是税梯青的部队，他们的如期入城，令王铭章和税梯青都有喜出望外之感。王铭章对旅长吕康说：“立南（吕康号立南），你一来，我的心就安稳了，因为你和你的队伍，都是我平时所钦佩的。”吕康忙说：“请师长不要客气，我绝对服从你的命令，拼命去打。”
入城部队刚刚住定，连饭都没来得及吃，王铭章、税梯青就召集军官们开军事会议，进行形势分析和军事部署。
虽然白天滕县县城得以固守，但外围局势却更趋严峻，当天敌人在进攻东关的同时，也向界河防线加强了攻势。界河一线的四十五军在经历多日苦战之后，部队已伤亡过半，残破不堪，尤其在滕县被围的情况下，界河、龙山的后方遭受敌人严重威胁，各部军心动摇，陆续放弃阵地南撤，结果导致在中午之前，界河防线正面已被敌逐步突破。
由于界河、龙山至滕县之间的交通和通信全被截断，滕县指挥部与四十五军无法取得联系，但情报显示，敌人后续部队正不断向滕县涌来，其主力已集中到城东地区，一部已越过滕县城南的南沙河，侵入了南沙河和官桥车站。友军汤恩伯军团虽奉命前来解滕县之围，然而一直都未能出现，同时也没能与之取得联系，滕县指挥部估计他们可能正被敌人阻于官桥以南地区。
预料第二天将有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税梯青首先进行动员：“血战不可避免……要叫日本鬼子知道，四川军队是硬钉子，不好碰！王师长和我均已下定决心，死守滕县，城在我在，城亡我亡。希望大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立功受赏。”
税梯青做完动员，王铭章重新调整了防御部署。各部队领命后皆不顾疲劳地进行作战准备，一直忙到天亮，大家除了吃饭，都没有片刻休息。
真的成了焦土
1938年3月17日，清晨6点，兵力加厚后的敌人以五六十门山野炮对滕县进行密集射击，另有二十余架敌机进行凌空扫射和投弹。当天敌人施放火力之猛，比前一天足足高出了十倍有余，在东关、南关、城内和西关车站，炮弹、炸弹到处像倾盆大雨一样地下落。它们所击起的尘土，甚至将蔚蓝的天空都掩盖了，以至于天气晴朗的春天，竟成为暗淡昏黄的世界。
滕县城内火光冲天，屋倒墙塌，大街小巷多被埋没，事后在有的地方，弹片与碎瓦已经积到了一尺多高。当敌人开始炮击的时候，张宣武正好在西门内的旅部研究守城问题，当他乘着炮火间隙返回东门内团指挥所时，已经找不到东西大街的街道了，一眼望去，满街都是倒塌建筑物所堆成的一个个小山丘，原先的石板路面被炸弹、炮弹崩得粉碎，从而塌陷成了深坑。
全面抗战爆发后，“焦土抗战”是一个被大力宣传的口号，张宣武自然不会陌生，但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真正领会到了“焦土抗战”的涵义，因为滕县城关的土已经真的成了焦土！
长达两个小时的轰击，使得东关围墙出现许多豁口。炮击一结束，敌人即以十余辆坦克为前卫，掩护两百余步兵向东关冲来。他们还将一部炮火延伸至东关全线和城内，特别是向东城门内外附近施行遮断射击，用以牵制守军的临时调动以及阻止预备队的增援。与此同时，敌机乌鸦似的满天乱飞，疯狂地进行低空轰炸、扫射。
原守卫东关的严诩营因伤亡过半，已由吕康旅接防。吕旅这时只有一个团，即王麟团，王团是从前线撤下来的残破之团，其部署在寨墙前沿的部队很快就出现了不支之势。正在督战的团长王麟一看情形不对，赶紧让副团长何煋荣回城调兵，将预备队及临时配属的一个重机枪连带到东关，并严令各营：“拼死撑持，不得退后一步！”战局这才稍显稳定，至中午12点，东关阵地仍然固守无恙。
当天上午，东城也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敌炮兵阵地以东门城楼为重点目标进行狂轰滥炸，炮弹雨点般地落下去，东南城角的城墙出现多处坍塌，守军死伤累累。
在半个小时左右时间内，东南城墙即被轰开了一个大豁口，百余日本兵在七八辆坦克的掩护下向豁口进行冲锋。滕县城内的粮弹储备相当充足，守城部队在战前早已打开了手榴弹箱子，手榴弹拉火索上面的盖子也被揭开，一看到敌人冲上来，守备东城的张宣武团第二连马上投去了大量手榴弹。
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当先的两辆敌坦克被炸毁，敌兵被炸死五六十人，但二连也死伤殆尽，无力再对敌进行阻止，结果导致五六十名敌兵登上了城角，第一营营长王承裕立即调上预备队，派一连反击突入之敌。张团总共只有两挺轻机枪，均配备于一连，一连用全团仅有的这两挺轻机枪进行火力掩护，向敌猛扑过去，他们先投手榴弹，继而抡起大刀猛砍。激战至中午，突入城角之敌被全部消灭，一连原有一百五十人，除十四人幸存外，连长张荃馨、副连长贺吉仓以下一百三十六人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经过上午五六个小时的激战，两路进攻之敌均被击退。敌人因攻势顿挫，于是暂时中止攻击，守军亦趁此间隙调整防御部署。
王铭章在上午已经两次向总部发报求援，但都未收到回音。其间旅长吕康曾在城头上听到南沙河方面传来浓密不断的枪炮声，他心知是友军到达了，不由得大喜，可是不久枪炮声又渐渐稀疏乃至于无。他感到不妙，于是急忙将这一情况向王铭章进行了报告。
实际情况是，汤恩伯军团已于15日、16日陆续到达临城，其先头部队王仲廉军的一个团刚下火车，孙震便以滕县县城情况紧急，命其及时前往救援。没想到该团一到南沙河，就与围攻滕县的一部敌军遭遇，敌军以坦克为前导发动攻击，敌我展开激战。这就是吕康听到枪炮声的来由，至于枪炮声又逐渐消失，是因为这个团已经不支溃退了。
除溃退的部队外，王军其余各部都仅在南沙河南端执行警戒任务，不敢从正面攻击前进。后来王仲廉带着军部来到临城，一听滕县正受强大敌军攻击，他便以“机动作战”为由，把部队都带往滕县东北的山区去了。
王军一走，南沙河南端乃至临城，便只剩下了孙震集团军用于警戒总部的手枪连。南沙河之敌一路往南推进，一个区区手枪连根本无法抵御，于是集团军总部被迫后撤至运河南岸，导致他们与滕县守军失去了联系。
决心死拼
由于无法与集团军总部进行联系，王铭章并不掌握相关具体情况，但他和众将一样，都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滕县面临着怎样的绝境，也更加坚定了与滕县共存亡的决心。他命参谋长赵渭宾起草电报给孙震，表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这份电报的其他大部分措辞都来自赵渭宾，赵渭宾的文笔很好，说尽了大家的心里话，连吕康看后都连声称赞：“钦佩！钦佩！”
下午2点，战火重燃，但敌人的攻击重点已由东城转向南关及南城。敌炮兵阵地突然用十二门榴弹炮猛烈轰击南关和南城墙，另有二三十架敌机集中轰炸南关。南关本是滕县防御体系的薄弱部分，守备此处的两个连系曾甦元旅所部，他们半夜前后才刚刚赶回县城，只来得及修筑简单的防御工事和掩蔽部，以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半数以上的官兵被炸死炸伤。残余部队在南关无法存身，被迫转移到西关车站附近。
敌炮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猛轰，使得南城墙几乎被夷为平地，变得处处皆可攀登。蔡钲营负责防守南城，他们在防炮防空袭方面本有预案，即当敌人炮火轰击或敌机在上空盘旋投弹、扫射时，就沿云梯或道路退到城墙脚下的防空洞里，城墙上只留下一些很少的瞭望哨，等敌人冲锋爬城时，再迅速登城作战。可是因为这次敌人的重炮轰击来得非常突然，官兵们大多没来得及隐蔽，结果伤亡惨重，城墙上的士兵血肉与砖石交结在一起，横飞天空，景象殊为惨烈可怖。
在敌人攻击南城的同时，东面之敌也对东关发起了比上午更为猛烈的进攻。在敌人的连番炮击和步兵冲击下，东关寨墙上到处都是如同锯齿似的豁口，防御工事也被全部摧毁，王麟团的死伤越来越多，而且弹药特别是手榴弹也快用完了。
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东城门洞已呈崩塌之势。王团指挥所就设在东城门内，王麟正同副团长何煋荣商量是否要暂时转移指挥位置，营长雷迅仓促来报，前沿已经守不住了。王、何闻报，立刻不顾一切地冲出城，向东关奔去，试图挽救危局，但这时一枚炮弹在近处爆炸，炮弹碎片击中了王麟的头部，王麟当即倒在血泊之中。何煋荣上前查看，只见炮弹片将王麟的整个脸都扯出了个大窟窿，连牙齿和舌头都被炸掉了。他连忙转身回到掩蔽处，叫来几名卫士，用山东高粱笆把王麟抬往师部（之后尚未被抬出西门抢救即伤重牺牲），然后只身跑去向王铭章、税梯青报告情况。
何煋荣满面烟灰，一名师部参谋后来说，如果当时不是看到他的两只眼睛，就根本认不出他是谁了。王铭章起初还极为镇定，但当看到何煋荣的模样，听了何煋荣的报告，又见王麟被抬进师部，便明白情况确实已到了极度恶化、千钧一发之际，于是迅速召集税梯青、吕康、汪朝濂等高级官佐到师部地下室紧急磋商。
众人计议的结果是，竭尽全力再熬持一点时间，入夜后敞开西门陆续向南撤退。尚未做出具体布置，张宣武突然跑进地下室报告：“敌人已进城啦！”王铭章当即下令破坏电台，随后便与众人一起匆匆离开地下室，分别到各个要点掌握部队和指挥督战。
敌人是从南城攻进来的。在前期的战斗中，蔡钲营伤亡殆尽，营长蔡钲身边只剩下二三十人，他们已在南门与冲入城内的敌人拼起了刺刀。眼见南城危急，汪朝濂忙亲临城墙根指挥督战，但因守军伤亡过重，敌人已形成绝对优势，根本阻挡不住，战至下午3点半，南城墙终被敌人占领，汪朝濂也负了伤。
新的一轮战斗下来，守城部队又伤亡了百余人，这使指挥官们都深感城内兵力太少，已难以应付接下来的战斗。按照战前的部署，曾甦元旅主力被控制在西关和西关车站作为总预备队，同时负责维护从西门到后方的交通联络，大家便想到可以从城外的曾甦元旅中调一个营进城。
按照这一设想，吕康登上西头城门察看，结果发现城内层层沙袋已经垒上了城楼，西城门无法完全打开，透过门缝仅可容一人侧身进出。这样自然无法调兵，吕康正在踌躇之际，敌人发现了他，立刻用机枪朝他进行扫射。一颗子弹从吕康身边掠过，擦破了他的皮肤，顿时血流满襟。他赶紧从西门城门下来，返身去向王铭章报告。
走不多远，一名士兵叫道：“旅长注意！”吕康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从前面冒出了一群日本兵，他急忙用手枪射击，两名日本兵应声倒地，剩下的日本兵心生怯意，暂时不敢再往前冲锋了。此时有些守城士兵却在悄悄地往西门退却，吕康提着手枪，声色俱厉地劝止住了他们：“弟兄们，退不得，师长还在城内！”
是好汉，就跟我来
当吕康回到十字街口时，王铭章依旧站在原地，脸上未有丝毫慌乱不安之色。在吕康报告相关情况后，得知因西城门无法打开，城外部队暂时调不进来，参谋长赵渭宾突然想到：“不是有梯子吗？就用梯子把曾甦元旅调进来。”
滕县保卫战期间，经常要遭受敌人的炮击空袭，为了避免和减少伤亡，守城部队要在城墙和城墙脚下的防空洞之间频繁来去。滕县城墙高且陡，但每座城门旁边又都只有一条登城的道路，因此指挥部在战前就规定守城部队每个班都要绑捆一架云梯，以备上下来去。王铭章觉得赵渭宾这个主意不错，即指示税梯青和吕康同去西门调兵。
税梯青等人刚到西门，南城墙之敌就从西南城墙出发，向西城墙进逼，同时敌炮也集中火力猛轰西城门楼。西城门楼的守军站不住脚，而且伤亡太大，税梯青等人指挥所带去的部队占领西城区尚可利用的民房制高点，这才阻止了敌人的扩张，但通过云梯从城外调兵的计划已无法实现。
南城墙之敌不但向西城扩张，而且凭借猛烈的火力和冲锋，夺占了东南城角，并继续向北逼近，东城墙上南半部的守军死伤大半，余部被迫退守东门城楼。
在此之前，东关已被敌人占领，南城墙、东关两方面的敌人遂联合向东门发起进攻。东门守将、营长吴忠敏指挥沉着冷静，通过组织部队反击，打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冲锋。见步兵冲锋受阻，敌人便改用大炮猛轰东门城楼，并以装填穿甲弹的平射炮轰击东城门洞。
在敌炮轰击下，东门城楼中弹起火，城楼上的士兵无法存身，只得退出。与此同时，城门也被炮火轰倒，顺着被轰倒的城门，日军以密集的机枪火力为掩护实施冲锋，有三四十名日本兵已经冲了进来。守军即刻用侧防火力还以颜色，四挺重机枪不停扫射，数以百计的手榴弹投掷过去，将这股敌人全部消灭。
然而后续敌人仍源源不断，并以波浪式攻击的方式连续进攻不休。战至黄昏，在前沿督战的团长张宣武、旅长王志远均身负重伤，守军弹尽援绝，已无力反击，东门终于落入敌手。
东城门陷落后，敌人不断从东门向城内射击。王铭章面对东门，指挥身边少数士兵，依托于街道两侧的沙袋顽强拒敌。激战中，他左臂中弹，但仍不肯退出指挥位置。
之后，更多的敌兵纷纷入城或登上城墙，而王铭章所指挥的师直属部队却已使用殆尽。见已渐渐无兵可用，西门方面又没有增援部队进城，跟在王铭章身边的副团长何煋荣报告说，自己在西门内还有部队可以调用。王铭章点了点头，要他速去掌握。
不料何煋荣赶到西门后，却发现自己也调动不了部队——东门失陷后，各个方向的敌人都从城墙上用机枪、手榴弹向西门进行射击和投掷。西门守军无力支撑，包括何煋荣部的官兵在内，百余人被堵在门口，一方面是所有人都想早点通过西门撤到城外，另一方面是城门被沙袋堵塞，根本挤不开来，但出于本能，大家仍在拼命挤。在这种情况下，长官的命令和调度已经没人听了，秩序迅速失控，现场出现了既不能集中力量作战，又不能正常突围或调兵的混乱局面。
每当出现失控局面的时候，已经六神无主的人们需要的往往不是命令，而只是一个随机的方向。生死关头，有个勇敢的士兵，突然站出来振臂高呼：“弟兄们，我们在此等死，不如冲上城墙去和敌人拼了。是好汉，就跟我来，不去的是乌龟王八蛋！”话音刚落，一部分人便都跟着他一齐冲至城墙根下，或沿道路，或用云梯，陆续登上了城墙。
吕康也随众人一齐上了城墙，他正准备指挥士兵与敌人做最后的搏斗，不料刚到城墙垛子边，就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顿时血流满面，幸好他的卫士及时把一瓶白药倒入他的口中，让他和血吞下，这才保住了性命。
因为分流了一部分人上城墙，西门处通畅了许多。税梯青被几名卫士拉出城门，何煋荣及师部参谋处长税斌等人也都奋力挤出了城。
下午5点，西城门及其以南城墙全部失守。占据西、南城楼的敌人开始不约而同地集中机枪火力，朝十字街头进行射击。王铭章只得率幕僚随从登上西北城角进行指挥。在对敌情进行观察后，他命令身边仅有一个手枪排向西门城楼之敌猛扑，想夺回西城门，但这个排尚未接近西门城楼，就被敌人的机枪全部打倒了。至此，王铭章等人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
我一定要给你报仇
这时城内早已陷入无人指挥，人自为战的混乱状态。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王铭章决定缒城而出，转移到西关或西关车站，以便继续指挥那里的总预备队与敌作战。
不幸的是，他们在出城通过西门关城壕附近时，还是被西城楼上的敌人发现了，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进行密集扫射。在弹雨中，王铭章和师参谋长赵渭宾、邹绍孟等十多人全部应声而倒，王铭章身中两弹且都伤在腹部，顿时血流如注，他大声疾呼：“抵住，抵住，死守滕县！”警卫副官李少昆忙取出白药往他嘴里灌，然而已经灌不进嘴了。自随王铭章出川抗战以来，李少昆一直在他身边从事保卫工作，可是从来没有设想过眼前这种情景，以至于整个人都惊呆了。
敌人还在城楼上进行猛射，李少昆只得静伏待机。入暮后，敌人的射击才有减弱的趋势，趁此机会，李少昆爬起来用手摸了一下王铭章，发现师长的身体已经渐渐冰凉。他本想把遗体背走，可是王铭章很重，敌人的巡视部队又不断开枪射击，他只好把遗体移至城壕一侧，在取出水晶私章，捡了几块烂木板将遗体盖住后，与卫士陈洪恩（也已负伤）流着泪离开了现场。
随王铭章突围的人员中，除了李少昆和陈洪恩外，其余人全都牺牲了。赵渭宾、邹绍孟都是师参谋长，两名师参谋长同时殉城，这在各军的高级幕僚中殊为少见。赵渭宾刚回前线不久，而且是告别了新婚的爱人来前线的，邹绍孟在殉难前几天还给儿子写信说：“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完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辈。”
入夜之前，敌人虽然占领了东、南、西三面城墙和城门楼，但北城墙及两端城角始终在侯子平营（侯子平为该营副营长）残部和其他一些小部队手中。日军不惯夜战，入夜后担心川军尚有反击力量，对其进行伏击，因而只在已占领的三面城墙上盘踞，既不敢走下城墙进入城内，也不敢继续向北城墙进逼。
晚上9点以后，在副营长侯子平、连长胡绍章等人的指挥下，北城墙守军共两三百人扒开已经屯闭的北城门，在有组织地逐次掩护下出了城。滕县县城的北面虽也有围城之敌，但远在北关二里之外，没有发觉侯营的突围行动，东、西城墙之敌倒是看到了，然而只以火力追击，没敢直接下城追赶，使侯营得以安全撤退。
半夜时分，受重伤的吕康在蔡钲等二十余人的帮助下，用门板从城内抬出。在此前后，侥幸脱险的还有叶光文排。守城时，班长被一颗炮弹片击中头部，血流满面地对叶光文说：“我不行了……”叶光文一看，伤的是额头，知道他确实是不行了，只好硬着心肠对他说：“我一定要给你报仇！你放心去，我给你报仇！”
就这样，叶光文眼睁睁地看着这名和他年纪相仿的战友气息渐渐微弱，直到完全不能说话为止。从始至终，他没有办法抢救，也带不走遗体，事实上，叶排原有三十七人，截至敌人攻入城内时仅剩下十一人，牺牲的这些人包括班长在内，别说遗体，就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一个。
敌人入城后，叶排残部退至南门附近，一个姓邓的老伯收留了他们。这位邓老伯对他们说：“小伙子，你们不要走南门，你们这几个人七零八落的，一脸黢黑，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和消灭。你们就在我这儿好好地休息，休息到晚上夜深的时候，我带你们走一个地方，你们跳城墙下去。咋个走法，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突围。”
到了深夜，叶光文等十一人在邓老伯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偏僻的城墙。众人用衣服结成绳子，一个一个缒城而下，之后他们又沿着老伯指点的路线，顺利地找到了大部队。
其他零星小部队都未能突围出城。这些小部队加在一起有三四百人，他们继续同城墙上的敌人战斗，枪声彻夜不绝。次日上午，敌人大规模入城，结果到处遇到抵抗，所有零星小部队都在各自为战，与敌人进行逐点、逐屋的拼死争夺，直至全部英勇牺牲。据第五战区的空军侦察报告，即便到了午前，城内巷战也仍在继续。
滕县东、南、北三面均被日军包围，只有西面还有一条可与后方联系的通道，所有突围部队出城后都要向西南撤退。幸亏曾甦元旅坚守西关和西关车站，奋力拒敌，才减少了突围部队的损失。可是部队在突围途中有一片开阔麦地，早已被敌人火力封锁，城南敌炮兵和城西北敌人的铁路炮兵分别延伸射程，用空炸子母弹不断射击，使得麦地成了死亡地带，伤亡于此的川军官兵触目皆是。
武景文连撤得最晚，撤退时已接近半夜，遂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只得沿津浦铁路西侧南下。到了下半夜，武连准备在微山湖西岸摆渡，在渡口候船休息时，因疲劳至极，官兵全都睡着了。第二天天亮后，部队突然遭到敌人骑兵和战车的袭击，全连只有一人潜水脱险后转回徐州汇报，其余两百多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逼入湖中淹死，连湖水都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
这是川军
自滕县战役打响，鲁南的许多百姓就踏上了逃亡之路。王逸贤一家也被迫离开家乡开始逃难，他们先投奔王逸贤的舅爷，但是随着日军进逼，舅爷家的村庄离前线越来越近，已经有隆隆的炮声传来，夜静顺风时还可以听见嘟嘟的机枪声，村民们为此十分恐慌。
激烈的枪炮声昼夜不断，持续了好些天。有一天接近拂晓时分，枪炮声忽然全都消失了，周围一片静寂。可是顷刻间村子又沸腾起来，人声、狗吠声混成一片。有人大声说：“台儿庄（实际应为滕县）失守了，川军全军覆没。”
处于战乱期间，人们都是和衣而睡，有时连鞋子都不脱。得知滕县失守，大家纷纷携着行李，牵着牲口向村外出逃，王家于是又一次融入了难民潮。年幼的王逸贤由父亲背着走，他小声问父亲：“什么是全军覆没？”父亲回答：“就是全军人马都战死了。”王逸贤又问：“住在咱们学堂的兵都死了吗？”一旁的母亲大声呵斥道：“小孩子瞎问什么？别说话！”父亲看上去心情很沉重，他没有避开这个话题，但只是小声地对王逸贤说：“大概是的。”
王逸贤非常难过，他觉得自己见过的那些川军都是特别好的人，可是现在这些好人却全都死了，这是人世间多么悲惨的一件事啊！他很想大哭，但又不敢，只好偷偷地流泪，泪水把父亲肩头的衣裳都给打湿了。
逃难路上，他们要翻越一座小山，刚到山上，就看见一堆死人，王父想绕开走，但是绕不开，而且越往前走死人越多，满山都是。死者有仰面朝天的，有只剩一条腿一只胳膊的，他们的腿上都缠着灰色裹腿，王逸贤曾经见过的镶着圆帽徽的灰军帽也随处可见，被风一吹，满地滚动。眼前的情景，把王逸贤吓得大哭起来，父亲赶紧抱着他，让他闭上眼，接着他就听见父亲对母亲说：“这是川军！”
从1938年3月9日至18日，在历时十天的滕县战役中，川军伤亡高达万余人，其中以滕县保卫战最为惨烈，包括王铭章在内，仅团级以上的高级官佐就死伤了十余人。与此同时，参战并得以幸存的川军官兵也深感自豪，从滕县突围的排长叶光文说：“滕县打得痛快，虽然我们死人多，日本人的尸体也堆了起来。”
此前日军听说川军穿草鞋，装备差，以为川军阵地立马可下，没想到川军如此富有牺牲精神，能够对他们进行“意外的顽强抵抗”，颇感意外和惊讶。日军随军记者佳藤芳子事后报道：“1938年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组织濑谷旅团混成支队，以步兵联队配合相当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四十一军之一二二师（即王铭章师）顽强抵抗三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
军事评论家认为，现代战争中本来很难组织城池防御战，但就当时滕县的情况而言，却非守城不可：若无滕县血战，中方的第二线兵力就来不及布置；第二线兵力来不及布置，则运河防线吃紧；运河吃紧，徐州防线也必然吃紧；徐州吃紧，别说难以取得而后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就连武汉的安危都会受到影响。
川军以他们巨大的牺牲，阻滞了敌人的前进，换来了整个战局的胜利，无怪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会发出感慨：“没有滕县的死守，就没有台儿庄的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王铭章和他的川军本就是抱着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走上前线的。滕县战役前，王铭章病体尚未痊愈即从后方归队，那时他就对孙集团军在汉口的代表刘大元说：“我是抱病前去，好呢，我们兄弟还可以见面，不好呢，我的骨头也不愿回来了。”
得知王铭章在滕县血战中以身殉城，一位当地老绅士说：“张巡、许远的故事，那是历史上的故事，而王师长是我们眼前的张巡、许远哪！”孙震在会见后方客人时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可惜了之钟（王铭章字之钟）！”
人们仍然希望把这位民族英雄的尸骨抢运回来。王铭章的警卫副官李少昆突围回到总部后，旋即奉命返回滕县寻找王铭章的遗体，但因为敌人警戒森严，始终无法接近城外壕沟。直到第二次通过各种关系，李少昆等人才得以进入壕沟寻找，并最终通过王铭章军服上的一枚金质袖扣，确认了其身份。
王铭章的遗体找到后，被连夜抢运回徐州总部，之后经徐州、武汉运抵成都。1938年4月6日，国民政府举行褒扬会，追赠王铭章为陆军上将，特予国葬，蒋介石并为其题词“民族光荣”，以昭忠烈。
王铭章曾代表川军，誓言要以英勇抗战来为内战赎罪。川籍学者方秋苇是四川内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老家两次在内战中被烧毁，他本人还在成都亲眼看到过田颂尧的部队（当时王铭章就是田的部属）与刘文辉发生混战。滕县保卫战后，方秋苇激动万分，因为他看到王铭章及所部果真履行了自己以死报国的诺言，并使全国同胞对于川军的印象为之大变。
“川军在津浦北段的悲壮牺牲，洗涤了四川二十年内战的耻辱！王铭章师长之死是光荣不朽的！”方秋苇在短论《悲壮之役，光荣之役》中这样写道：“凡是我将士血染的河山，皆为我们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