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纪念五四，不只是纪念那场激情飞扬的学生运动，更不只是纪念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回首90年前的历史脉络，时代的足迹清晰地呈现出来：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为完成社会改造的历史使命，一群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变革。可以说，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思想和文化的运动，而如果没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要推迟许久也未可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谈论五四，就不能不认真考量陈独秀作为一名文化先驱的价值，在这场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创办《新青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时代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就是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都是些新的面孔，气派也大异于别路人等。
1916年，自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更注重它的格调。比如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品评。《新青年》对域外文化思潮十分敏感，在引介上问题意识很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这对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陈独秀得二人推荐，到北大任文科学长。这一年，陈独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劝胡适归国；二是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当时为《新青年》写稿的有：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等。到了1918年，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沈尹默、欧阳予倩等人加入进来。
《新青年》为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搭建了一座很大的舞台，胡适趋之于前，鲁迅急行于后，陈独秀自己，则在前后间摇旗呐喊。中国旧学的陈腐东西，在这里崩塌了；而许多新观念、新思维，许多精神上的新题，都在这里登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由此开始。
所有照片都没有笑的
1879年，陈独秀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他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他生活在一个家教严厉的家庭中，早期教育要好于一般的百姓。陈独秀自称少年时代有三个人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祖父的严厉大概传给他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母亲的善良暗示了悲悯之心——直到晚年，他的诗文里，仍依稀可以辨别出来；至于大哥传给他的，大概可以说成是中国人的良知。
陈独秀很小就中了秀才。1897年，他到南京参加分试，却名落孙山。在《实庵自传》中，陈独秀写到了自己南京应试的生活片段，文中描写了一位“今科必中”的先生，结尾处这样写道：“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般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十几年后的行动。”这一次落第改变了他的思想，决定不再走科举之路。
陈独秀没有留下多少生活照片，关于他的一切，大多只能从其文字里寻找。他的同代人很少回忆其生平细节，相关的资料少之又少，晚年的行踪多亦难寻。知识界对他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否定者多，喜爱的有限。胡适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位《新青年》主编是一个老革命党，此外便没有什么形容词了。在同时代文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也都很简单。
鲁迅的同学朱希祖之子朱契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吃过饭。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了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以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的，你怎么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得出如此初步的印象，可见陈独秀在一般百姓眼里的形象。
陈独秀的不拘小节，也是朋友们的共识。1934年王森然先生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写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先生本来是旧时代的子弟，少年时就名声在外，言辞犀利冷峻，且喜欢独断专制，性格狂狷不能包容他人，旁人也难以包容他。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和章秋桐、张博良、谢晓石等人办《国民日报》时，和章秋桐蜗居在昌寿里的一栋偏楼上，两人共同执掌文笔，足不出户，不拘小节，不洗头不洗脸，没有衣服换洗了也不管。有一天早晨起来，章秋桐见陈独秀黑色上衣敞开着，胸口有星星点点的东西，密密麻麻不计其数。章秋桐惊骇问道：“你怎么了？”陈独秀先生自己看了一眼，平静答道：“虱子罢了。”他苦行僧一般的生活，竟然如此。
陈独秀所有的照片都没有笑的，全是一副金刚怒目的架势。后来有人讥讽他刚愎自用，盛气凌人，那其实只是看到了一面。他其实也有很多谦逊的地方，只不过是隐得过深，很少表白罢了。在他的遗稿里，我们能读出他性格中动人的一面，他惊人的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真相，比如对女人的态度，对庸人的看法，都别于他人。
陈独秀给人的假象太多，好似无情无义之人，且冷面铁心。他其实是有许多朋友的，他与汪希颜、何梅士、章士钊、苏曼殊、沈尹默、台静农、胡适等，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有的终生如一。
开启文化的新路径
陈独秀不仅关联着沉重的中国政治史，也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交织。他在中国写下了近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其作用只有鲁迅可比。
创办《新青年》时，陈独秀已近中年，然而他所写的文字却毫无暮气。在陈独秀的文章中，以革命为题的很多，有一些是击中要害的，其重要特点是将政治上、文化上、民风上的陋习一一点出。其中《文学革命论》《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革命与作乱》《革命与制度》等，都锋芒毕露，绝无温良恭俭让的柔弱之气。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和评议》《偶像破坏论》等，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至引起激烈争论。
细看陈独秀的文章，逻辑前后有些凌乱，没有章太炎的丰满，也无胡适的缜密，和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沉郁深远的文字比，有些直白，过于裸露。陈独秀不屑于写悠然自得、颓废黯然的文章。他的可爱在于，与旧的传统断然决裂，毫无精神上的留恋。
不过他的旧体诗写得很有情调，气韵有唐诗的特点，刚劲之后亦有柔婉，是具文人本色的。如《哭汪希颜三首》《哭何梅士》《挽大姊》等，可清晰地感到他内心的柔情。这也让我联想起他与鲁迅的差异，在旧诗文里，鲁迅是没有多少士大夫气的，感伤的东西很少，陈独秀则不掩饰儿女情长。
我有时读陈独秀的书，常会这样想，假如他用心地写作或从事研究，也许关于他会有更多的话题。可惜他将自己的精力大多用到政治中去了。可是后来我才恍然感到，用单一的文人和学者的眼光要求他，是大错的。他是中国极其特别的存在，既不同于鲁迅，又有别于胡适。他开启了文化的新路径，将一种可能昭示了出来。了解他，是需要接受挑战的。（撰文：孙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