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白的头发，身着素色格子衬衫，在夏日里别有一种清宁的感觉。2012年7月23日，周质平教授在北京如约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身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及东亚系中文部主任的周质平因研究胡适而蜚声海内外。他遍寻全球关于胡适的资料，率先翻译过胡适的大量英文情书。最近，他还为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胡适的英文文存书稿。
2012年是胡适逝世50周年，周质平的新作《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适时出版。这位研究了多年胡适的学者对记者吐露，其实他最大的心愿是胡适的思想快点过时，“如果他的思想始终不过时，大概就说明这个时代始终没有进步。”
感觉他帮我说了不少话
笔者：您对胡适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周质平：从我读大学时就开始了。1947年我生于上海。4岁时，母亲带我辗转到了台湾。1966年到1970年，我就读于台湾东吴大学。那时，1949年后所有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作品在台湾都看不到。对我们影响较大的是胡适、傅斯年、林语堂等自由派文人。东吴大学学风很保守，我上的是中文系，翻看胡适先生“五四”前后的文字，正契合了我对当时学制、学风的不满，感觉他帮我说了不少话，所以很用心地读了一些他的作品。
笔者：您后来留美工作，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胡适也在普大工作过。是为了研究他而选择普大吗？
周质平：（笑）纯粹是一种巧合。
笔者：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您如何划分胡适的人生阶段。他的巅峰时期是什么时候？
周质平：1910年以前，是胡适在家乡打下学问根底的少年时期；1910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师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接受新思想；从1917年回国到1927年，是他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他学术上最成功的时期。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红楼梦考证》等大部分作品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和完成的。对社会的改革，比如妇女解放等，也是这个时期提出来的。在这10年，他对中国的影响打通了学术界和民间两个不同的层次。
笔者：胡适的思想到那时就基本定型了吧？
周质平：从学术上来说，胡适在40岁以后就没什么新东西了，但在政治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的。从1938年到1946年，他当了驻美大使。胡适一再说明是为了抗战，与国民党无关。在他的观念里，党之上是国家。
1946年到1949年，他到北大当校长，这时他的影响慢慢缩小。1949年之后，他去了美国，虽然对中国的关切不减，但逐渐边缘化。1958年，胡适决定回台湾时，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的刘子健教授写了五六封信，极力推荐他去匹大任职，但胡适压根儿没有考虑。从回到台湾到1962年去世，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但过得并不如意。
笔者：有一种说法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研究了多年胡适，您怎么评价他的思想？
周质平：我觉得胡适的思想是一贯的。我的感受是，胡适那种理性的、非暴力的改良主张对当代中国的贡献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但这也说明，现在这个时代仍没有超越他的思想。
最近，《蒋介石日记》发表后，我对胡适的认识有了一点不同。他并不像之前被批评的那样软弱，对国民党妥协。
笔者：胡适曾被批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他和蒋介石的真实关系如何？
周质平：虽然表面上，蒋介石始终做到礼贤下士，但他和胡适的关系很紧张。胡适去世时，蒋介石在日记里非常高兴地说他的一个“心头大患”没了。再比如他说胡适，“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类似的话语，比比皆是。
爱情只是胡适生活里很多事情中的一件
笔者：胡适明明宣扬个人自由和婚姻自主，但又违心地遵从他母亲的遗愿，和江冬秀结婚。您怎么看待他在情感和个人婚姻上的态度？
周质平：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些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有亲情和爱情的双重性。比如，鲁迅说：“朱安是妈妈送我的礼物，我怎么能拒绝呢，所以我只能接受。”江冬秀对胡适来说，又何尝不是妈妈送他的礼物呢？
笔者：胡适后来有过很多的情人，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您翻译过胡适的很多情书，他和韦莲司的关系就是您最早发掘出来的。
周质平：胡适在那样一个不死不活的婚姻里面，谈点婚外恋，其实没什么好责备的。很多人都说，你的观点是男人的观点，我说我是男人的观点，但我觉得女人的观点也应该同意——他很忠实于他母亲为他安排的婚姻，一辈子把这个诺言承担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婚姻问题，到后来都有所谓的恩义什么的。中国人很少讲爱情，婚姻关系到最后都是恩义，都会变成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感情问题。在男女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只论真假，不能论对错，论对错没有太大意义。
笔者：对于和胡适谈恋爱的那些女性来讲，比如韦莲司，她终身未嫁，和胡适保持了50年的密切关系。即便这样，胡适也与其他人有过恋爱，甚至在她面前毫不避讳。很多人责备胡适在男女感情上太自私了。
周质平：胡适从未对别人隐瞒过自己的情况。他对爱情的看法跟徐志摩很不同，徐志摩好像觉得爱情是生命的一切，是所有。胡适觉得，爱情只是生活里很多事情中的一件。
胡适的思想不为政治服务
笔者：有人认为，胡适的思想，从早期被广泛传播，到被批判，再到如今所提倡的“重回胡适”，都是和政治氛围密切相关的。您如何看待胡适思想的独立性和它与政治的关系？
周质平：从20世纪早期一直到现在，八九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哪个政党，都没有办法利用胡适的思想。提倡胡适的思想，应该是一种民间的需要，一种知识分子的需要。因为胡适的思想很难为一个政治目的服务，他提倡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对任何权威保持怀疑，而不是轻易信仰。任何真理在他那里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笔者：胡适的经历和思想，在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代表性吗？
周质平：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都对国家前途极为关切。那个时代，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态度上，各有各的主张，但终极目的都是希望国家强大。
但是，胡适也是“非典型”的，他既和鲁迅等留日的知识分子不同，也和陈独秀等左派知识分子不同。胡适不大相信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如果有个因素能解释所有东西，就等同于什么都不能解释。历史发展没有捷径，必须一点一滴地走。这和他渐进改良的态度一样。
笔者：胡适当年从事过中外文化交流，您现在也是做着类似的工作。胡适的时代和现在相比，在文化交流上有哪些变化？
周质平：在胡适那个时代，对中国感兴趣，尤其是在学术上感兴趣的，基本上是那些研究汉学的人。汉学这个词现在在美国已经不用了。现在美国没有一所大学有“汉学系”，都叫作中国研究，或者东亚研究。
目前对中国感兴趣的，在人数上、层面上、范围上，都扩大了。外国人学习中文，动机已经很接近于中国人学习英文，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想，这在胡适或者林语堂那个时代是看不到的。
笔者：您的新作《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书名似乎暗合了胡适的墓志铭。
周质平：是的。胡适的墓志铭是他的学生、历史学家毛子水所写。墓志铭：“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撰文：艾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