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也称《国策》，是一部独特的国别体著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言论集、故事集。它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策士游说诸侯、国君的活动和说辞，以及一些相关史实和历史人物。它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了战国至秦汉之际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
《战国策》最早是分散的书册，名称不一，有“国事”“短长”“国策”“事语”“长书”“修书”等说。这些书一直流传到西汉，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去其重复，校其脱误，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按国别记述、分篇，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总计为12国、33篇。
此书记事年代大约在春秋之后、楚汉相争之前，达240多年。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话剧。战国策士们的道德人品、游说背景、目的、方法、文化修养、个人气质等各不相同，此类资料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增删润色，因此，《战国策》的文辞绚丽多彩、不拘一格：或词锋锐利，气势逼人；或迂徐曲折，委婉含蓄；或酣畅淋漓，恣意铺陈；或三言两语，短小精悍；或短兵相接，唇枪舌剑；或滑稽诙谐，嬉笑怒骂。而其中的寓言故事，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更是家喻户晓，万古流传。
一、关于作者
《战国策》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对《战国策》的成书年代作了大量考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战国时人所著。书中有许多人和事都是战国时代的，如长平之战、荆轲刺秦王等，因此认为其中大部分作品是战国时人所著。二是秦末楚汉之际人所著。如有人认为古本有《蒯通说韩信自立》，大概就是楚汉时人的著作。三是一部分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西汉时有许多人如蒯通、边通、主父偃等都好“长短纵横之术”，蒯通还撰有《隽永》凡81篇，通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权变和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故有些学者考证推论刘向所依据的《短长》《长书》《修书》，可能就是西汉人所学之长短纵横术，或者直接就是蒯通的《隽永》，而蒯通可能就是《战国策》一书的作者之一。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结合《战国策》的流传和成书过程来考虑。刘向《战国策书录》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很明显，《战国策》的资料来源相当广泛，并非出自一时、一地，成于一人之手。《战国策书录》又说：“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战国以后，策士游说之余风犹存，与汉高祖刘邦同时的辩士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史记·田儋列传》），景帝时邹阳也著书七篇，武帝时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著书二十八篇，边通也曾“学长短”（《史记·酷吏列传》），他如徐乐、严安、聊苍等也都有所著述，他们编次相关资料，涉及汉代之事，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汉人为纵横学说的相关著作，与刘向所编《战国策》并无关联。《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同时著录《蒯子五篇》，班固自注：“名通。”《汉书·蒯通传》说：“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据此，蒯通一方面编次战国策士之说辞，另一方面，自己也有所创作，他自己的著作，书名为《隽永》，应该就在《汉志》著录的《蒯子五篇》之中，与刘向编定的《战国策》无关。刘向《战国策书录》说“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其书本不涉及汉事。《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蒯通说韩信事，唐代司马贞《索隐》说：“《汉书》及《战国策》皆有此文。”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可信。清代张照说：“《战国策》安得有韩信、蒯通之事？《索隐》误。”（《殿本史记考证》）张照的说法是正确的。首先，依照分国记事的体例，《战国策》很难插入蒯通游说项羽之事。其次，《战国策》记事始于周贞定王，下限当在秦始皇之时。再次，蒯通所著之书流传于后世，游说项羽，是他的得意之作，自当载录其中。据诸祖耿先生《战国策集注汇考》所附《战国策》佚文，都在秦以前，只有蒯通事是例外，也可以证明《索隐》之误。
二、关于版本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33篇，分为12国，是为古本。把各国之间复杂的关系及名人佚事整理得井井有条。但因其中杂有纵横阴谋之术，为儒家所排斥，所以传诵较少，容易残缺。据《崇文总目》称，共散失11篇。到了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从士大夫的私人藏书中访求书籍，并加以校订，正其谬误，复定为33篇。然而，也有人认为，曾巩所校订的《战国策》与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在篇目上已有出入。
到了南宋，在曾巩校补本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两种新本子：一是姚宏的续注本，号称善本；一是鲍彪的重定次序的新注本。元代吴师道在鲍本的基础上，又作了补正，于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刻成新本，通行至今。今日常见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以姚宏的续注本为底本的《战国策》，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何建章《战国策注释》等多种版本。
1973年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27章，1万1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11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16章，是《史记》《战国策》没有载录的。这部书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战国纵横家书》为战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若干新的资料，但就其主体而言，它的价值远逊于《史记》《战国策》的相关记载。帛书将苏秦、张仪的顺序颠倒为张仪、苏秦，尤不可信。
三、本书的阅读价值
从《战国策》记载的内容、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看，《战国策》具有广泛的阅读价值。
首先，《战国策》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
《战国策》是继《春秋》之后，迄楚汉之际，共240多年的历史记载。如果从楚汉起事之年算起，即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上推245年，正好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其始。在《左传》《国语》之后，《楚汉春秋》之前，这中间245年的史料空白，主要靠《战国策》来填补。《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二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都是司马迁作《史记》取材的重要史料来源。
《战国策》很多篇是战国时人或稍后时人所著，所载史实比较可信。《史记》与《战国策》相关的史料有九十余事，其中有二十余事与《战国策》相同或基本相同。在战国诸子所著书中，《战国策》也屡被征引。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战国时史料亦取自《战国策》。
需要注意的是，人们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些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四》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这些非信史的东西，应该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策士们增益润色所致。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战国策》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
第二，《战国策》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战国策》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散文名著，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首先它长于叙事，有如小说，这是《战国策》的根本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富有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将权谋哲理蕴藏在曲折动人的故事中。《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二是善于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如苏秦和张仪都是能言善辩的策士，为了追逐“富贵卿相”，诈变反复是其共同特点。然而苏秦的刻苦、自信与张仪的阴毒、无赖，毕竟不同。前者多少让人同情，后者只让人憎恶。荆轲与聂政，同是重义轻生的勇士，但荆轲的沉着机智、倔强又带点冷漠的个性，与聂政的孝顺、忠诚、爽直而又勇于决断的性格，显然又有所区别。其他如头脑冷静敏锐、善于观察分析的邹忌，善于利用矛盾以解决矛盾的冯谖，机智老练又风趣活泼的触龙，以及秦宣太后、吕不韦、楚怀王等形象，在《战国策》中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给读者以如闻其语、如见其人的感觉，阅后让人铭记不忘。
三是语言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生动优美。《战国策》中许多对话颇似戏剧，针锋相对、令人喝彩；铺排和夸张中呈现绚丽多姿的辞藻、酣畅淋漓的气势，让人赞叹。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战国策》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特别是《燕策三》中用全力铺写刺客荆轲，更是一篇完整而精彩的侠义故事。
其次，长于议论，可与诸子中的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相媲美。这也可以分为三点来谈：
一是论辩善于抓住要害，单刀直入，鞭辟入里，既有针对性，又有逻辑性。像邹忌讽谏的方法就非常巧妙。他以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谄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二是说理常用寓言故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既有明快感，又有幽默感。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称引不绝。
三是议论说理中讲求语言艺术，注重形式美。《战国策》中各种修辞手法应有尽有。它在语言艺术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藻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第三，《战国策》具有较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有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做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可以说，《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也因此常常受到正统观念者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所以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
《战国策》的绝大多数文章中，体现了浓厚的民本思想。作为两千多年以前的典籍，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齐策四》）中的赵威后，把“民”的地位提高到国君之上。《齐人有冯谖者》（《齐策四》）中的策士冯谖，为孟尝君“焚券”“市义”，赢得“民称万岁”，孟尝君因此能以区区薛地作为避难免死的安乐之“窟”。《中山策》中有一篇《昭王既息民缮兵》，则是从反面说明民心的重要性。《战国策》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如《秦策一》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肯定了策士的历史作用。
对倾慕正义、蔑视王侯、敢于反抗强暴的义侠、高士等英雄人物，《战国策》予以歌颂。例如面对齐宣王不愿进前“趋势”的颜斶，他不但敢于针锋相对地直呼“王前”，而且公然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齐策四》）。又如身为一介布衣之士的鲁仲连，发誓宁愿“赴东海而死”，也不忍做暴秦的臣民（《赵策三》）。对于这些人物的高志洁行，《战国策》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约束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疾恶如仇，所以“侠”历来为放任不羁的人士所喜爱，《战国策》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战国策》体现了器重贤能、珍惜人才、崇尚智谋和智巧的思想。齐宣王采纳王斗的意见，“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齐策四》）；秦孝公以商鞅为相，实行变法，一年时间，就“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秦策一》）。《战国策》不仅对这些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高才奇能给予赞扬，而且对一些在某些事上能出“奇策异智”或在某一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论出身尊卑，不问职业贵贱，也同样予以肯定，体现了“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的进步观点。如姚贾原本是梁国一个看门人的儿子，又有偷盗行为，因为他很会外交，秦王就任用他为外交官。他为秦国解除了一场被四个国家攻伐的危机。又如《苏子谓楚王》（《楚策三》）、《汗明见春申君》（《楚策四》）等篇，也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识才、惜才、容才、任才的重要。不重清名而重功利的务实作风也是《战国策》所透露的优点之一。苏秦在那时就提出了政治权谋与日常道德仁义断然无涉的思想，体现的是务实精神而非泛道德化，这与西方政治科学开山祖师马基雅维利的见解不谋而合。
四、本书的阅读方法
《战国策》与一般的史书不同，书中的史料真伪杂出，而其他典籍的记载也多与之相关。将《战国策》与《史记》《战国纵横家书》《说苑》《新序》等书比勘，可以锻炼思辨能力，明辨真伪，了解史实真相，同时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战国策》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对于我们富有启发意义。《战国策》长于辞辩，也值得后人借鉴。
赵生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