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使者 一赴延安
1932年底，中央特科派董健吾担任我党和宋庆龄的联络员。当时担任机要交通员的是董健吾的三女儿董惠芳。董惠芳在上海的中学读书，放学后经常到宋庆龄家里去玩，董惠芳称宋庆龄为“三姨妈”。由于董惠芳年龄小，不容易引起特务注意，因此，成为替宋庆龄和董健吾之间传递信息、信件的出色交通员。宋庆龄有时也委派家中的佣人李妈与董惠芳联系，既安全又方便。
1935年，日本策动汉奸引发华北事变后，中华族危机空前严重。从中央苏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2月发起抗日战役，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此时的国民党中央在宋庆龄、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推动下，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再度接触。蒋介石把这个使命交给了宋子文，这时宋子文想到了当年同窗董健吾。他与二姐宋庆龄商量后，决计托请董健吾前往陕北找中共中央联络。
1936年元旦刚过几天，董健吾应召来到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家。宋庆龄向董健吾介绍了情况后，拿出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说：“董先生，这封信的内容非常重要，请你立即动身去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先生。”
“我一定不负夫人所托。”董健吾毫不含糊地回答到。当时，董健吾已和党组织失去联系，能赴陕北一趟正中下怀。但他又说：“只是此行关系重大，路上难免会受到盘查，为了预防万一，还望夫人能给我安排一个合适的身份，让我能名正言顺地进出陕西省境内。”
“当然。”宋庆龄点头说，“子文已经替你办了孔祥熙签发的证件，你的身份是财政部派赴陕北的调查员。你从上海乘火车去西安，如果进入苏区有困难，你直接去找张学良将军，就说是我请他帮忙的，他可给我挂电话证实。到了苏区，我相信你是有办法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的。事不宜迟，我在上海等候你的佳音。”
“夫人这样周密安排，我保证不辱使命。”董健吾信心百倍地回答。
董健吾告辞的时候，宋庆龄又说：“还有一件事，美国的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是一位热心报道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他希望能到陕北苏区实地采访，向全世界报道陕北苏区和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你顺便向中共中央捎个信息，征求中国共产党对此事的意见。”
“夫人放心，我一定把信息捎到，并且尽快回来向夫人汇报。”
董健吾把宋庆龄交付的密信，缝在了贴身的衣服里，然后化名周继吾来到了西安。他一下火车，恰巧就邂逅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钟可托。钟可托时任西北禁烟督察处处长，董健吾应邀住到了他的家里，倒也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也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和跟随东北军来到西北的东北学生运动领袖、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取得了联系。正好张子华也有一封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给林伯渠的信，需要送往瓦窑堡，于是二人决定结伴而行。但是，时值隆冬季节，西安郊外的道路全被大雪所覆盖，城里的汽车已不通行外地，步行去瓦窑堡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容易出事。董健吾苦等了一个月还未能成行，心急如焚之际忽然想到去拜访张学良将军。
董健吾和张学良曾有过数面之缘，又报出了宋庆龄的名字前去求见，张学良自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一阵寒暄过后，张学良询问董健吾的来意。董健吾开门见山地说：“我想向张将军借一架飞机，去陕北苏区一行。”“什么？什么？”张学良大吃了一惊，瞪大眼睛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董健吾，半天说道：“董先生莫不是在开玩笑吧？你提出了这个要求，就是犯了通匪罪，可是要杀头的，你知道吗？……”
在大雪封道、等待天气好转的这一个月里，董健吾对西北地区的形势和东北军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他多次听钟可托说，张学良对自己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十分后悔，很希望能和共产党一起抗日。他曾在公开场合说，共产党若真有抗日的诚意和决心，他愿意和共产党联手打日本。宋庆龄派董健吾去陕北送信时，也分析过张学良的情况，认为他集家仇和国恨于一身，会热心地给董健吾此行以帮助的。所以，董健吾才敢直言不讳地向张学良提出借飞机去陕北苏区的请求。
董健吾沉静地笑笑说：“孙夫人和我都相信，张将军有抗日的愿望，是不会杀我的头的。再说，我这次去陕北苏区，是受南京方面所托，有进行经济调查的公开名义，并经过蒋委员长同意的。而且，张将军若有心和共产党联手打日本，我也可以帮助牵线搭桥，出点力。”
“哈，哈，哈！”张学良大笑起来说，“你可真够大胆的！不但要去共区，还要游说我一起通共！不过，你有胆量向我提这个要求，我堂堂的张少帅岂能没有借飞机的胆量？你再大胆回答我一句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方面的人？”
“我和共产党有联系。否则，孙夫人也不会派我去和共产党联络了。”董健吾坦诚地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且继续向关内扩张势力。华北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亡我中华之心已昭然若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张将军有切肤剂心之痛，应该比我要有更深刻的体会。国共两党政见不同，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必须捐弃前嫌，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以救我中华！我一个牧师，尚能为国奔走，张将军你岂可不为？岂会不为？”
董健吾的攻心术甚为起效，张学良将军爽快地答应派飞机送董健吾去延安，还修书一封，交董健吾带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共领导。
2月21日，董健吾和张子华乘坐张学良的私人座机飞抵延安。驻守延安的东北军部队，按照张学良的命令，派骑兵护送他俩去瓦窑堡。从延安到瓦窑堡的路程不足100公里，但由于大雪纷飞、道路泥泞，他们走了6天才安全到达。董健吾一行到达瓦窑堡后，受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部长吴亮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主任袁国平等人的热情接待。董健吾将宋庆龄给中共中央的密信交给了他们。当夜，袁国平等即向博古等人汇报了董健吾此次苏区之行的任务。博古立即致电在前方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告知国民党南京政府托宋庆龄派人送来密信。
次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董健吾会见了博古。董健吾谈了宋庆龄委派他的情况，接着又说：“我这次前来途经西安时，面见了张学良将军。”他将张学良致中共中央的信递给了博古，“我以为张将军对抗日的态度应予重视。他有家仇国恨，又遭国人误骂，强烈要求抗日雪耻。他不希望打内战，不愿意进攻红军……”董健吾说了很多，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提出的建议也很中肯。博古把信件的内容电告在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几天后，博古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复电的内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宋庆龄写了回信。
1936年3月初，董健吾从原路返回延安，仍然乘张学良的座机飞抵西安。董健吾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问候和致意，并且回答了张学良在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说中共方面希望能和张学良就双方先停火的问题进行磋商。以后，张学良只身飞往延安，和周恩来秘密会谈，从双方前线停火入手，建立抗日联合阵线，直至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是个重义气的人，很感激董健吾为他送信联系，拍着胸脯说：“董先生有什么事情要学良效劳的，学良一定尽力。”董健吾婉言辞谢。从西安一回到上海，董健吾立即去宋庆龄府上复命，呈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复信。
回上海后，董健吾继续做国共两党间的联络工作。国民党的各种信件，交由董健吾转给中共中央。中共的信件也通过他转给国民党。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8月14日，毛泽东发出由董健吾转交致宋子文的信，信中说：“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吾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
9月，潘汉年来到上海，带来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信，仍由董健吾转交，信中说：“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时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同时还带来周恩来致蒋介石的信，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信，以及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等46名红军将领发出致蒋介石等23名国民党将领的信。这些信件，都由董健吾一一转达。就这样，国共两党高层之间中断8年多的联系接通了。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到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过程中，董健吾作为一个国共两党的联络密使作了重要贡献。
护送斯诺 二赴延安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建立起中共中央领导下的陕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全国各地爱国进步青年冲破艰难险阻，纷纷奔往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反对派，则对陕北根据地实施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甚至开动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恶毒的污蔑、攻击和谩骂，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国对红军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真实情况，第一次赴延安的董健吾从瓦窑堡回到上海，向宋庆龄转达了中共中央欢迎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去陕北苏区采访的信息。此时，斯诺先生在北平的燕京大学任教。于是，宋庆龄将护送到斯诺苏区的任务交给了董健吾。因为董健吾熟练英语，公开身份又是基督教牧师，接触外国记者本是平常，不致引起外人怀疑。但是根据保密工作的需要，董健吾要改姓为王，名叫楚基，对外则称“王牧师”。
斯诺并不认识董健吾，宋庆龄在斯诺从北平去西安之前，交待了接头暗号和接头时当面交的信物。牧师要先问：“在北平的M?S认识不？”斯诺则回答：“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双方各自出具所握有的半张卡片，当面对合无误为证。原来在出发前，宋庆龄在一张名片的背面上，亲笔以英文写了两句诗，并盖上了骑缝章印，然后将名片撕成两半，一半交给董健吾，一半托人转交给斯诺。
1936年6月初的一天夜里，董健吾来到西安的西京招待所，敲开斯诺与马海德二人下榻的房间。马海德是宋庆龄推荐去苏区，专为红军治病疗伤的医生，与斯诺乘火车途经郑州会合在一起，并同车来到西安。王牧师因事前已详知马海德其人其事，于是也就无所顾忌地同斯诺从容地对上暗号，对合了各自握有的半片信物后，相互热情拥抱。随后斯诺又将马海德介绍给王牧师，两人热情握手。经此后的多次交谈，王牧师与这两位国际友人结为了亲密朋友。
董健吾与斯诺、马海德接头的第二天，就去拜会张学良将军，通报经宋庆龄夫人的推荐、中共中央邀请的两位外国朋友现已到达西安，请求张将军指派座机将他俩安全送往苏区。张将军说：“驾驶我专机的是美国飞行员，要将两个外国人送往苏区，而又没有乘飞机返回来，肯定会引起飞行员的好奇，乃至怀疑，弄不好会走漏机密的。坐飞机肯定不行，你们先等几天，让我想出个万全的办法再送你们去延安。”
过了几天，董健吾在一位东北军年轻副官的陪同下，来到斯诺和马海德居住的房间，兴冲冲地对两位外国朋友说：“咱们去西安郊外的汉朝未央宫遗址，随便游览放松一下吧。”当四个人坐进汽车后，即见到一位戴着墨镜，身穿华贵中山装的“国民党官员”坐在车里，一句话也不说，直至到达未央宫遗址，再共同走到山坡上，那位神秘“官员”方才摘下墨镜，并主动开口对斯诺说：“您见过我的照片。”随之又拍着胸膛慢慢地说：“我是邓发。”斯诺当即震惊了，过了一会儿，才缓过神，同邓发欢笑握手。因为斯诺早就听说邓发乃是中共秘密警察的负责人，蒋介石曾悬赏5万大洋，要邓发的脑袋，而他本人却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也从来不将特务放在眼里。当邓发与斯诺、马海德并肩散步交谈时，邓发亲切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对两位国际友人不辞辛苦前往苏区，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慰问。现已同王牧师商谈好行动计划，不久你们即可到达苏区，在那里你们将会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两天后，王牧师陪同斯诺、马海德乘坐一辆轿车向西安城外开去，一路上因王牧师手中持有西北“剿总”的特别通行证，畅通无阻地通过了哨卡林立、警戒森严的禁区。到达郊区，斯诺和马海德即换乘等候在那里的军用卡车，然后同王牧师紧紧拥抱话别，相互祝珍重好运。一个星期后，二位国际友人安全抵达陕北安塞百家坪，受到周恩来等同志的隆重欢迎，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斯诺开始对苏区进行多方面的访问、调查，很快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即公开出版的《西行漫记》。这本书首次向西方世界公正地介绍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的红色堡垒，对扩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海德则以其精湛的医术，奔赴抗日前线为红军指战员治病疗伤，直到全国解放后依然长期留居在中国。
后来，埃德加?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里是这样写到这段经历的：“除了这封介绍信以外，我要在西安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希望，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的某家旅馆，租个房间住下来，等待一个叫王先生的人来访。除此以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会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许诺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几天后，看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身体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穿一件灰色绸大褂，从打开着的房门走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和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我在北平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约定的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在等的那个人……在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曾经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有自己的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少卿援助 岸英出国
董健吾第一次赴延安顺利帮张学良将军送到了他给中共中央的信，张学良将军非常高兴。第二次西安之行，董健吾再次与张学良接触，很快受到张学良一家的欢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爱好古玩，听说董健吾在上海经营过古玩生意，赵四小姐便将收藏的古玩拿出来给董健吾鉴赏，董健吾一眼便看出很多是赝品。张学良将军很懊悔地说：“我原来收藏了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青花瓷，一次，赵四小姐拿出来供客人欣赏时不慎打破了几件，非常心痛。”
董健吾说：“是什么样的花瓶，能不能拿来叫我看一看。”张学良就叫人把另一个花瓶拿来，董健吾仔细端详了一阵儿，然后说：“这个花瓶不是明代的，而是清代的。”
“何以见得呢？”张学良诧异地问他。
“我经营过古玩店，对瓷器的鉴别还略知一二。瓷器主要从造型、图案纹饰、胎、釉和款式五个方面来鉴别。从图案纹饰上来说，中国的古瓷器上多以龙为图案，年代不同，画的龙也不同。元代的龙，嘴尖头小，颈细身肥，只有三爪或四爪；明代的龙，嘴凸头大，颈粗身肥，五爪，头上有角，毛发上冲，又称为猪嘴龙；清代的龙，嘴缩身细，样子变得像条蛇，而且显得呆板。这个花瓶上的龙很像是清代的龙。另外，16世纪以前画的龙，姿态虽有行龙、盘龙、团龙之分，但龙头画的都是侧面，16世纪以后，才画正面的龙头。第三，再从花瓶的造型上看，康熙以前的花瓶，造型都比较轻巧秀丽，乾隆以后的花瓶，造型都比较稳重朴实。总之，这应该是清乾隆以后的产品，价值并不高，大可不必为此痛心。”一席话，张学良觉得顿开茅塞，赵四小姐也转忧为喜。二人齐声称赞他的学识渊博。张学良又命人把两只最珍贵的九龙杯取来，请董健吾帮助鉴定鉴定。
九龙杯取来了，这是两只觚形的酒杯，杯身镌有九条缭绕于云山雾海间的青龙，动态有别，神采各异，其中最大的一条将一半躯体伸于杯内，口中含有一颗小金珠，鳞光耀眼，十分好看。董健吾拿在手中，仔细审视了半天，最后叫人拿酒来，把酒斟入杯中，董健吾又观察了一阵儿，最后结论说：“这也是两只仿造得十分高明的赝品。”董健吾一一进行分析，张学良听后深为折服。
董健吾发现张少帅和赵四小姐确实喜欢瓷器，为了联络感情，董健吾决定送少帅一套瓷器。董健吾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个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来往的古董朋友，看到他珍藏着一套镀釉彩瓷，属明代珍品，非常珍贵，就与朋友商量，花高价买下了。董健吾将这套古玩送到张府，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见后啧啧称奇，爱不释手，愿出重金买下。董健吾婉言辞谢，坚持要他们作为朋友的礼物收下，以留作纪念。返沪时，张学良设宴饯行。席间，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见张学良确是出于真情，想起了毛岸英兄弟，就说：“我有个共产党朋友，不幸被国民党杀害了。他生前托我照料他的两个儿子。既受朋友之托，我不敢大意，现在上海政局恶化，国府的特务、军警到处都是，我怕孩子在上海不安全，出了事我也对不起朋友在天之灵。因此，想送他们去国外求学，以期脱离险境。” 董健吾没有直接说出毛岸英兄弟的真实身份。他呷了一口茶，观察了一下张学良的表情，又接着说：“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将军把这两个孩子送往国外求学。这样，既可以脱离险境，又能使孩子学到知识，日后有出息，也不虚好友之托啊！”“可以。”张学良满口答应，“有机会，我会派人和你联系。”
一个多月以后，张学良来到上海办事，派人约见了董健吾。张学良说：“我准备拿出10万法郎，资助你朋友的两个儿子出国求学。下个月，李杜将军将以商人的身份去法国，我已请他协助办理此事，你意下如何？”董健吾马上将此事向党组织汇报，党组织认为李杜将军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张学良的安排是信得过的。不久，在上海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间里，董健吾、张子华二人会晤了张学良将军，接受了张将军馈赠的10万法郎的支票，作为岸英、岸青兄弟俩的出国经费。
1936年6月末，张学良将军给岸英、岸青换上海军式服，脚上也换穿了皮鞋，二人各自手里提着一个新式皮箱，一派洋公子的身份，再由董健吾亲自护送，到了上海宝庆路9弄的李杜将军馆里。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名义办妥出国护照，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次子董寿琪3个孩子以李将军公子的身份同行。冯雪峰指派上海地下党员杨承芳以李杜秘书名义随同出国，其实际任务是护送毛岸英兄弟赴苏联。一行跟随李将军登上法国邮船“康脱罗梭”号，从上海港出发南行，途经香港，西折进印度洋，过西贡、斯里兰卡，然后向西北航行，越红海，历时一个月，才抵达法国港口马赛，再乘火车到巴黎。李杜将军将毛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次子董寿棋安排在巴黎的一所学校读书。上海的党组织将此事向中共中央汇报，经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出面联系，因当时苏联国内正在搞肃反运动，对入境人员控制极严，苏方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入境，董寿琪只好束装回国。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康生将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送进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董健吾收养毛泽东的儿子，为他们父子的团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董健吾对此事一句话也不提。然而，毛岸英兄弟并没有忘记他的恩情，1950年，毛岸英打听到了董健吾的地址，给他写来了充满感情的信：“……想到当年在上海的不少情景，特别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董伯伯及你们全家对我和岸青的照顾，至今不能忘怀，真是万分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