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救国会” 救“七君子”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之后，北平、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成立了各界救国会。这些地方团体，其创办的宗旨都是抗日救国。
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胡愈之等40余人为救国会领导成员。
救国会最初的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是一部分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各阶层、各党派的民主人士。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70多人。大会听取了上海、南京、天津、厦门、香港、广东、广西等地救国会和平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代表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申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
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进一步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扩大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阵地。刚开始，救国会的一些宣言、纲领和口号都比较“左”，不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形势。在党的领导下，胡愈之与邹韬奋、陶均等起草了《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宣传抗日主张。后来，与救国会其他成员的商议后又将题目改成了《团结御辱的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告全国同胞书，全面阐述了救国会的立场，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区以至在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中，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据估计，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人数达数十万人。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给予高度的评价。
9月18日，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指出救国会的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使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发生无限的敬意。同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救国会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派潘汉年与救国会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
由于救国会是一个松散且半公开的群众团体，主张坚持抗日的人都可以参加，因此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有些分歧。胡愈之总是站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高度，努力使救国会的同仁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凡涉及救国会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活动，胡愈之都要积极参与，不少重要的文件都由胡愈之亲自草拟。他还创立了“星一聚餐会”，每周一晚上以聚餐的形式组织救国会的上层人员相聚一次，传达我党的政策，讨论全国和上海的抗战形势，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如何鼓舞士气，怎样增强群众对抗战的信心等。
1936年11月9日，上海纱厂2万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邹韬奋、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积极奔走援助，支持工人罢工。1936年11月15日，日军大举进犯华北绥远地区。驻绥远傅作义部队奋起还击，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邹韬奋在《生活星期刊》上发表文章，代表救国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三点要求。救国会的这些行为使国民党怀恨在心，1936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逮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
12月4日，国民党政府将沈钧儒等6人押往苏州，关押在苏州的国民党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在看守所，沈钧儒等大义凛然，指着狱吏的鼻子责问：“我们犯了什么法？凭哪条哪款逮捕我们？”狱吏张口结舌，不能答对。看守所长闻讯前去解释：“这，这，这个，请原谅，由不得我们，我们这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你们要我说哪条哪款，我也确实说不上来。嘿嘿，委屈一下，委屈一下！”看守所长觉得将沈钧儒等这批社会名流进行关押，确实于法无据，关了一夜后，未经请示，便自作主张将七人取保释放了。
后来，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翁赞年听下属报告放人了，气得暴跳如雷，疾呼：“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国民政府新近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们触犯了这个法的第六条。谁敢擅自作主放人？我将提请追查！”这一下，可吓坏了看守所长，于是，在第二天深夜1点多钟，“七君子”又被统统逮捕入狱。看守所长抹了抹头上的冷汗，心想：“好在是取保候审！”
事件爆发后，全国哗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和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11月24日，由胡愈之起草，救国会发表了《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表达了救国会的强烈抗议，11月27日，救国会又发布了《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要求国民党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行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4月2日，中共中央也发表了《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沈、邹、章、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 胡愈之约宋庆龄、何香凝、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于右任等政要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分别发表声明表示抗议。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更是坚决反对逮捕“七君子”。张学良专程从西安飞抵洛阳，当面请求蒋介石释放七位救国会领袖。胡愈之还积极通过媒体的关系，将“七君子”被捕的消息传播出去，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旅居美国、欧洲、东南亚的各国华侨领袖和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孟禄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恢复“七君子”自由。
4月3日，政府当局不顾海内外人民的强烈抗议，悍然指令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将沈钧儒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触犯了《中华民国刑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和《中华民国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规定，提请江苏省高等法院依法审判”。根据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每个刑事被告人可以委聘三个律师为之出庭辩护。出于要求抗日的决心和爱国主义之热忱，驻沪20名著名大律师自愿组团担任义务辩护人。
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律师团的辩护词由著名大律师张志让执笔，洋洋两万余言，在法庭上朗朗宣读，句句掷地有声。针对《起诉书》莫须有的指控，辩护词义正词严地逐条批驳。在提到“危害民国”时，《辩护词》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辩护词以大量客观的事实和充分有力的论据证明被告无罪，要求法庭“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
在狱中，“七君子”赤诚炽热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青年看守文六。当文六提出希望“七君子”书赠墨宝时，他们当即应允了这位有正义感的青年人的要求。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7月9日，“七君子”相继在一张巨幅宣纸上，为文六题写了各自的抗战词。当时年已63岁的沈钧儒首先执笔，书诗一首：“双眼看园扉，苦笑喊前进。闻之为泪落，神往北几省。矫矫传将军，力遏敌胆进。聊想及青岛，沈子呈夙敬。努力在前途，存亡悬一瞬。国难如此殷，吾侪乃见摒。哀哉勿自饭，驼耳犹知斗。”诗中赞扬了率部抗日的傅作义将军和主抗战的青岛市长沈鸿烈，表达了自己身陷囹圄，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和矢志不渝的坚强意志。接下来，邹韬奋等其他几个人都题了词。
在“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巨大压力冲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在1937年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宣布释放“七君子”。
翻译出版 《西行漫记》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这就是历史上的“八?一三”抗战。这一时期，胡愈之在上海的文化战线不断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英国格兰茨公司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这本书是1936年6月，斯诺在宋庆龄、张学良的帮助下，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秘密进入陕北红区，作了四个月的采访后在北平写成的。这部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而是具有文献意义的历史著作。它详细描述了被国民党封锁的红军长征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况，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从事的革命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由于此书采访与写作背景的奇特性，以及内容的新奇性，在英国3个月内就印了5版，美国的兰登书屋也翻印了此书。此书一出，既为世界全面了解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中国共产党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创造了条件。西方舆论高度评价说：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但是此书在国内不得出版。
那时北平已被日军占领，上海成为采访中国抗战新闻的热点地方。1937年11月，斯诺又到上海，会见了中国朋友胡愈之，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册相赠。胡愈之读后，凭着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凭着对党的了解，凭着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职业敏感，马上意识到了此书内容对于中国读者的重大价值，遂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之后，胡愈之还是谨慎地向当时在上海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刘少文了解斯诺去陕北的情况，明确得知中国共产党欢迎斯诺的到访，并出于突破国民党长时期新闻封锁的考虑，认真地向斯诺提供了相当多的具体材料。有了这样的背景，更使胡愈之下定决心尽快出版此书的中文版，让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未知地”有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他随即四出奔走，联络了十一个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他们分别是林淡秋、王厂青、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胡愈之向他们谈了集体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设想，大家一致赞同，便将全书拆开，各取部分章节，分头翻译。未满一个月，每个人都翻译完毕，将译稿交到了胡愈之那里。胡愈之夜以继日作了认真校阅，对翻译中发现的疑难文字，他及时与斯诺磋商，力求准确达意，又在文句上作了理顺润色，使文稿从头到尾浑然一体，风格一致。斯诺又提供了更多英文版原书中没有发表的图片。为了确保译书质量，翻译过程中还请斯诺对原作作了一些补充与修改，旨在更易于理解与宣传。全书约三十万字，分十二章。书是译成定稿了，出版却碰到了难题。
上海已被日寇占领，只剩下了被称为“孤岛”的租界。胡愈之连走了几家日占地的出版社，都无功而返，皆因害怕日军的残暴镇压而不敢接受。由于租界当局宣布在中日冲突中恪守中立，那里的出版商也都不敢出版，以防引来麻烦。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废，决定通过瞒天过海的方式“非法”出版，于是他成立了有名无实的“复社”，邀请二弟胡仲持帮忙，以复社的名义，将书稿送交熟识的商务印书馆的工人那里印刷。印刷工人知道胡愈之出版这本书的意义，也知道胡愈之一时筹措不到那么多资金，但欣然答应了胡愈之的要求，先印书，等卖了书再付印刷费。翻译此书的十一位同人，也都表示不要稿酬。买纸张的钱，是胡愈之采取秘密推销预订的办法，预收书价每册一元，付了第一版的纸张费。
斯诺对胡愈之出版此书给予大力支持，除了对原作作了修改补充、增加了大量照片外，无偿赠送了版权，还欣然接受写中译本序言的任务：“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值得介绍给一切中国读者，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所口述的，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从胡愈之得到斯诺的样书到译稿的付印，成书的征订和发行，一共只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而在此过程中，胡愈之个人参与了翻译编印与联系发行的全过程每一细节。
为了正式出版并顺利发行此书，胡愈之煞费苦心，先是改头换面给此书一个取了一个更加隐蔽的书名——《西行漫记》。考虑到当时的实际需要，为了不给国民党找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也对此书的一些章节做了必要的删节，又采取预约的办法筹到了一些资本，付清了第一版1000册的纸钱。通过潘汉年指点，胡愈之又让艾思奇给当时上海的“青帮”头目杜月笙做工作，取得了他1000元的资助。这笔资金对于《西行漫记》中文版的出版起了不小的作用。
《西行漫记》问世半年多时间就印行了5版，还有海外的重印版，总共销了八九万册，为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一大批倾向革命与进步的青年在读了《《西行漫记》》后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于是冲破层层阻拦，奔向延安，奔向解放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的生力军。受党影响的进步人士——《南洋商报》编辑张楚琨曾把一册《西行漫记》送给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陈读了之后说：“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清正廉明，以及它所持的抗战策略的正确性都足以表明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哀悼鲁迅 出版全集
继出版《西行漫记》后，胡愈之不久又努力促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36年10月19日，近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举国哀悼。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迅速做出指示，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办比较合适。时为中共上海地下办事处副主任的冯雪峰迅速找到胡愈之共同研究葬礼的操办，取得宋庆龄、沈钧儒同意后由胡愈之具体实施，10月20日，鲁迅治丧委员会成立，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沈钧儒、胡愈之、茅盾、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为治丧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及当时的陕北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发来了唁电，并发布了《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丰功伟绩。
鉴于当时抗日救亡的形势和中共的最高指示，胡愈之与救国会领导商议后决定，由救国会出面举办鲁迅先生的葬礼，并且要借此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政治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深入。先是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让各界民众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前来悼念鲁迅先生的人数到达几十万。10月22日下午2时，鲁迅的灵柩由巴金、胡风、萧军、黄源等抬上灵车，然后由万国殡仪馆送往万国公墓，送葬的各界民众达7000多人，队伍长达2华里多。人们一路唱着挽歌，一路高喊：“纪念鲁迅先生，打倒帝国主义”、“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对于自己尊敬的师长逝世，胡愈之及其悲痛。
鲁迅逝世后，上海孤岛日军气焰嚣张，随时都有可能占领租界。民族危亡的关头，迫切需要精神食粮鼓舞全国人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鲁迅先生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因此，胡愈之想到出版《鲁迅全集》，认为《鲁迅全集》出版将是一件得民心的大事，能够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郭沫若当年在《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一文中说“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而这精神在鲁迅著作中是磅礴着的。”
1937年7月中旬，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蔡元培、宋庆龄、胡愈之等积极筹备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并提出了出版《鲁迅全集》的计划，蔡元培还为此事找过上海商务印书馆洽谈，但由于一些问题无法解决，事情被搁置下来。
当时的上海已经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作恶多端，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保存了大量鲁迅先生的手稿，她把手稿藏到了租界的一个秘密地点，但是很不安全，手稿随时有可能落入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后果不堪设想。上海沦陷后，蔡元培、宋庆龄转移到香港开展工作，胡愈之是纪念委员会留在上海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同其他同志商量后，大家一致认为，要尽快出版《鲁迅全集》。一来可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鼓舞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二来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出版《西行漫记》冒险成功经验使胡愈之决定运用群众的力量，尽快出版《鲁迅全集》。为了使《鲁迅全集》出版后不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胡愈之等觉得《鲁迅全集》出版前最好经国民党中宣部审定批准。在征得许广平女士同意后，胡愈之给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邵力子写信并附加了《鲁迅全集》全部书稿的清样，请国民党中宣部予以批准出版。邵力子与鲁迅、胡愈之同为绍兴同乡，对鲁迅先生颇为敬重，更清楚出版《鲁迅全集》对当时全国形势的重大意义，因此，在收到胡愈之的来信后，立即组织人员对《鲁迅全集》进行审查，半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审核工作。
国民党中宣部同意后，胡愈之、许广平、郑振铎等人共同筹划由复社来出版。鲁迅的作品全部有600万字，是《西行漫记》的20多倍，出版费用是胡愈之当时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即便按最低成本核算，平装每本也得20元的印制成本，当时能付20元买书的群众只是极个别的。为了打开销路，胡愈之充分调动了他的出版智慧。他决定把书编成普及本和精装本两种。普及本大大降下价格，每本定价8元；精装的则以木箱精美地包装，外刻“鲁迅全集，蔡元培题”等字样，每部售价100元。精装本的实际成本约二三十元，这样以精装本赚的钱来弥补普及本的亏损，这样以盈补亏，既可保证一定的数量，又不至于赔钱。
因为战争的原因，当时一些有钱人都转移到了香港、广州和武汉，为了推销此全集，在征得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刘少文同意后，1938年4月下旬，胡愈之离开上海远走香港，开展《鲁迅全集》的推销和筹款工作。到了香港后，他向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正、副主席蔡元培和宋庆龄报告“全集”的出版计划，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蔡元培即席挥毫写了“鲁迅全集”四个大字，后来他还写了《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和《鲁迅先生全集序》。序中给鲁迅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新文学的“开山”之祖。
在香港，胡愈之还积极邀请国民党的要人与进步企业家开茶话会，向他们介绍全集的情况，请他们签名购买预约书签。除此之外，还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登门推销。孙中山之子孙科当即购买10部精品版。由于在香港的宣传非常有效，胡愈之又到广州与武汉，大力宣传《鲁迅全集》。在武汉期间宣传期间，正巧周恩来和沈钧儒都在武汉，这为《鲁迅全集》的宣传带来了更多的方便。周恩来先生不但要求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购买100部，还要求办事处帮助推销。沈钧儒积极发动国民党政要购买，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当即购买10部精装本《鲁迅全集》。此外，远在美国的陶行知，在南洋的王纪元，华南地区的巴金、茅盾都积极宣传《鲁迅全集》，促成了全集的出版与鲁迅思想的传播，鲁迅精神得以发扬光大。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胡愈之就筹集到了出版《鲁迅全集》的全部费用。经过百数十名学者文人和工友共同努力，1938年6月15日，在禁出红色书籍的孤岛，仅4个月，600万字、20卷的《鲁迅全集》就出了甲乙丙3种版本，甲种纪念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乙种本是红布烫金。在《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中，胡愈之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此，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女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