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一本书属于哪一类，可以从“书名”，也可以从书中说得最多的内容而知晓。可是，对于《道德经》这样的古代经典，在它的作者、成书时代、社会背景都存疑，其内容多解的条件下，你是很难完全读懂它的。要想读懂《道德经》，首先要知道作者为什么著书？为此必须知道可能成书时代（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社会背景，从它们的对比中判断出《道德经》的可能成书时代；探索出作者著书的宗旨；此外，读者还必须具备与《道德经》内容相关的专业基础知识；如宇宙起源、哲学、我国的古文字等。若要评价老子《道德经》，则需把它放到人类认知史的范畴内，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综合对比后，方能做出较准确的评价。为此，你必须知道世界主要宗教的产生与演变、西方文化、西方近代科学和它的认知方法。因为只有在对比中，才能知其“长”“短”，少犯片面性错误；只有实际经验丰富，才能认识深刻、善辨真伪。知识面太窄、不了解中西文化（缺乏亲身生活体验）、不同认知方法的差异性、缺乏生产科学实践经验，单靠个人自学是很难读懂《道德经》的。
一、《道德经》中写了些什么
要想知道《道德经》是本什么样的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统计一下，在《道德经》的81章中，老子说得最多的是什么？作者从《道德经》中选出“道”“德”“治国”“圣人”“认知方法”“军事”等几项内容，对《道德经》全书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其中有关论“道”的有30多章；有27章说到“圣人”，其中有25章是由老子解说“圣人”有关治国的观点；宣讲“德”的有40章左右；有关“治国”的在60章以上（包含“德”与“圣人”的27章），还有6～7章讲认知方法，约有十分之一的章节讲军事。由于存在重复统计，而出现分项之和大于81章总数，考虑到分类时难免存在主观性问题，故采用模糊表述，以避免因个别归类分歧，而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从以上统计数字可得出结论：《道德经》是本主讲“以德治国”，兼论“道”、传授“认知方法”、军事知识和理论的专著。
统计数字只告诉我们书中讲了些什么，却不能回答《道德经》的成书时代、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写此书和对它的评价等。此外，还有一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道德经》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对当今社会主义中国、对当代世界有无现实的指导意义等。
二、《道德经》反映出的国家结构是二元社会
从整本《道德经》中可以看出，老子是站在全局的至高点上、用阴阳辩证方法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王”应该怎样对待“民”。因此，在《道德经》中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圣人，一个是民（即王与农奴）。在《道德经》中还有几个配角：“士”（君王身边的大臣或大小诸侯）；“智者”（在本书中为巧诈之徒）；“众人”，地位低于“士”而属于“人”。在《道德经》中没有出现真人、至人、神人、天人等名称；书中常见的是“王”与“民”对举，却无君、臣对举，极少用“公”“卿”“臣”“士大夫”等词，说明当时还没有这类名称或他们不是那个（著《道德经》）时代的社会主角。由此可见“王”与“民”是当时社会的主体。《道德经》的中心主题是：圣人主讲为王者应该怎样对待民众、怎样“以德治国”。由此反映出当时的国家是由王与农奴组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在这个统一的大国里，王具有巨大的权力，主宰国家的一切事物。《道德经》所讲述的是：王怎么处理这个统一国家的主要矛盾——王与民的关系。
三、“以德治国”是《道德经》的主题
在《道德经》中讲述得最多的是“以德治国”，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其中包括：王该有什么样的品德（论述见“乙”此处从略），怎样处理好这个国家的政治、军事、与邻国关系；怎样对待士、众人、智者，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王”怎样对待“民”的各种问题；书中有关“道”的论述，也是为“以德治国”这一主题服务的。
在《道德经》中老子把“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之道”与“以德治国”联系、统一起来，概括为“尊道贵德”，把“以德治国”提高到尊天道的新高度；把“为而不持”“功成而不处”的为王原则，当作是“尊天道，而不可违”的戒律。
老子从西周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的历史中总结出民众穷困的原因是君王治国违背“道”。这是实行苛政、赋税太多所至，因而主张奉行宽松政策：治理国家不能凭君王的主观愿望，或采用强制手段，而主张量力而为、提倡节俭和反对贪图安逸享受。
老子认为“以德治国”应以保证民众的“温饱”为重，不追逐虚浮的“声色”，“以德治国”不能搞花架子。老子“为腹不为目”的治国理念既深刻，又生动易懂，是中华民族勤俭建国的理论基础。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以德治国”就是在让民众“实其腹、强其骨”的同时，还要弱化民众的欲望与贪心。
“以德治国”就是要求王者“无为”而治，在政策稳定、不瞎折腾的同时，又要求王者“行不言之教”。这样既抑制了王者的主观、妄为，又预防了王者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要求王者以自己的实际模范行为来影响、教育民众。中国共产党很好地继承了“行不言之教”的传统，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28年后就取得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党不断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而非广告式的宣传）为人民谋福利，能做到与人民同艰共苦、不怕牺牲。因此，在淮海战役时，才有上百万的农民推着自家的独轮车支前，打败机械化的国民党军队；在上海解放时，解放军为了不扰民而睡在马路边的行为让上海人民认识了共产党，因此获得了上海人民的信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马上一风吹）。反之，其威信、凝聚力、影响力就会下降。由此可见，领导者“行不言之教”乃是兴党、兴国的法宝，具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道德经》中的“以德治国”就是：
——民众利益优先；
——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待所有民众，不能分彼此，不能讲“仁义”；
——不以强制手段作为治国的方法。政策宽松，不以武力相威胁，慎用军事力量；
——以处下、谦让的态度对待民众与小方国。
老子用“以德治国”为标准，用“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54）的方法，将西周的君王分为四个等级，以激励、教育王族子孙：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17）
最好的君王铭记在人民心中；稍差一点的君王使民众亲近他、赞誉他；再差点的君王使民众怕他；最差的君王民众骂他。统治者言而无信，民众也不信任。
陈光柱先生进一步指出：
最好的君王有：古公亶父、季历、文王（为周王朝奠基）；
好的君王有：武王、成王、康王（灭纣、“成康盛世”）；
差的君王是：昭王（早亡）、穆王（定“天子”兴“吕刑”）、恭王、懿王；
最差的君王是：孝王、夷王（不敢坐受诸侯朝拜）、厉王（被百姓驱逐至彘）。
作者认为：厉王能从国家实际出发，推进社会改革，虽遭国人反对，被逐出国。但他推进的改革却为宣王的“中兴”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因此他应该与宣王一样属于西周诸王中比较好的君王（位在成、康与昭、穆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