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沅陵县西北有两座山，一座叫大酉山，一座叫小酉山。相传这里是善卷隐读的地方，周穆王也到这里藏过书。秦始皇焚书的时候，烧得很利害，几乎断绝秦前各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秦人冒着灭族的风险，把一千多卷珍贵的图书典籍收藏到小酉山上的石穴之中。《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故梁湘东王云《访酉阳之逸典》是也”。小酉山石穴的藏书，在汉武帝刘彻颁布诏令“开献书之路”后，被启出运往咸阳秘府，成为皇家藏书的重要部分。当时从全国各地征献上来的图书，虽然堆积如山，各类典籍有三万三千多卷，但是多数由于藏管不善，有的散乱不全，有的字迹湮灭，有的鼠啃虫噬，总之是毁坏严重。相比之下，小酉山石穴收藏的书籍，要保存完好得多，利用价值尤为突出。西汉时，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父子，受成帝之命，对秘府藏书辨讹纠谬，取得一些重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二酉的献书，所以李渔在《笠翁对韵》中说“歆向秘书窥二酉”。歆向，就是指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刘向根据二酉千卷秦简和朝廷收集到的其他藏书，整理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别录》，并根据藏书史料，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而刘歆则在父亲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章太炎评价他是“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由此可见，二酉是秦始皇焚书时藏书最多和最完整的地方，所藏图书，对传承延续中华文明生死攸关，贡献巨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二酉得以闻名天下，受到世世代代的景仰。
第一节 二酉藏书的文献记载
史书记载大禹建立夏朝后，重视图书典籍的收藏管理，设置专门人员和场所管理图书。河南安阳小屯发掘出来的大量的商王盘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甲骨，以及从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古窖穴发现的一万多片西周早期的周原甲骨来看，至少说明早在商代甚至以前就开始有了国家藏书的雏形。到了周朝，周天子穆王不但自己喜好收罗天下奇书，对藏书也十分重视，专门修建藏书的藏室、盟府，收藏管理各种图书。《穆天子传》记载“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之所谓策府。”这里的策府，郭璞解释说是“古帝王藏策之府”，也就是周朝的国家图书馆。为管理好策府中收藏的图书，周朝还专门设置了图书管理官员，称为守藏使，负责管理策府。周朝第一任守藏使叫李耳，他就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以往讲中国藏书的起源，一般都是从他讲起。
虽然有了国家藏书，但是由于战乱或当政者为了文化专制的需要，这些藏书经常遭受兵燹和焚烧的厄运。所以往往在厄运过去之后，要借助民间藏书的征献和抄写，来补充国家藏书不足，传承历史文明。正是由于有了民间的藏书护书，才使得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在经历数十次的朝代更迭后，依然薪火相传，光耀千秋。
在历次藏书护书行动中，贡献最大的，莫过于沅陵的二酉藏书。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布了“挟书令”。严令将《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秦纪》以外的列国史记全部焚毁；对敢聚在一起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流放边疆，罚做苦役四年，夜里筑城，白天站岗。
挟书令一经颁布，全国顿时烈焰高炙，浓烟滚滚，无论官府还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古籍和秦前各国的史书，通通被搜罗出来，扔进熊熊烈焰之中，化为了灰烬，以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史记·太史公自序》）。眼看秦前各国历史和文化面临断绝的危险，民间的一些有识之士奋起抗争，冒着诛灭九族的危险，把一些珍贵的传统文化典籍，选择夹墙、枯井、山洞等隐秘地方进行藏匿，期盼着这些经典图书能在他们的保护下逃过这场焚书厄运。秦国灭亡后，汉朝兴起，民间收藏的这些“《诗》《书》往往间出矣”（同上）。在秦始皇严酷的焚书政策下，官府收藏的各国历史书籍几乎全部烧光，幸有民间人士的冒死收藏才使得秦前各国虽亡而历史不断，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得以薪火相传。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感叹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
在秦始皇焚书时，沅陵的一些读书人也和全国有识之士一样，对传统文化古籍进行抢救保护，二酉洞成为他们首选藏书地方，他们在这里收藏保护了先秦古籍一千多卷，为传承历史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二酉藏书文献的最早记载出于何人笔下，现在尚无定论。台湾地区三民书局《大辞典》第150页“二酉：大酉山与小酉山。均在湖南省沅陵县西北，山有石穴，相传秦人避乱隐学于此，其中藏书千卷。见《郡国志》。后转用以指藏书多的地方”。根据这部辞典的解释，二酉是出自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而《郡国志》引自何书，却无记载。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是一部珍贵的地记，它记载了南北朝以前大量的荆楚自然地理、民风民俗、神话传说、名人轶事及历史遗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本书里，有“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故梁湘东王云《访酉阳之逸典》是也”的记载。以后各种地志或辞典关于二酉藏书的记载与解释，以及明代以来的《辰州府志》，清代以来的《沅陵县志》等，在小酉山石穴秦人藏书这件事上，也都是沿用了盛弘之的说法。《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14页解释二酉，云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大酉山有洞名大酉洞，小酉山在酉溪口，山下有石穴，中有书千卷，旧云秦人避地隐学于此，自酉溪北行十余里，与大酉山相连，故曰二酉。按二山皆在今湖南沅陵县西北”。宋祝穆《方舆胜览》引南唐徐锴《方舆记》“山下有石穴，中有书千卷，秦人避地隐学于此”。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十七“石穴留书”条引《荆州记》“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昔人避秦，于此学道，因留之。梁湘东王绎赋‘访酉阳之逸典’谓此”。对比分析，可见四种说法，略有不同。《太平御览》征引材料说酉室所藏之书是秦人于此而学留下的，至于是否是秦始皇焚书时来此隐学的秦人，却没有说明。李吉甫、祝穆、彭大翼征引的材料，则明确指出，到二酉山藏书，就是为了躲避秦始皇的焚书暴政。结合秦始皇焚书的历史背景来看，以上各条记载，《元和郡县志》《方舆记》《山堂肆考》讲的似乎要更为准确一点。因此南开大学文学院杨琳教授认为，《太平御览》在对盛弘之《荆州记》的引用上可能存在讹舛之处。有意思的是，彭大翼《山堂肆考》征引的材料，对藏书的人不说“秦人”而称之为“昔人”，又与《元和郡县志》《太平御览》《方舆胜览》有所不同。
值得说明的是，《元和郡县志》《太平御览》《方舆胜览》都是我国著名的地方志一类的书籍，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和权威性，它们对古文献的征引都相当丰富，而且所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早已失传。关于二酉山藏书记载细节上的出入，可能和征引的古籍不同有关。因为盛弘之的《荆州记》不是唯一的《荆州记》。与盛弘之同时的，还有庾仲雍的《荆州记》、刘澄之的《荆州记》以及佚名的《荆州记》。而在他们之前，东晋大臣范汪也编纂有一部《荆州记》。这五种不同版本的《荆州记》，涉及二酉藏书的资料，应该是来源于司马彪的《郡国志》。或许它们对秦人留书的事说法上有出入，有的说是秦隐士所留，有的说是秦人躲避焚书所藏，有的说是昔人避秦所藏。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始皇烧书时，有人在二酉山石穴冒死藏书的说法，最迟于两晋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民间有所流传。此时去汉武帝刘彻向民间首开征书之路不过四百来年，从时间上分析，《荆州记》关于小酉山石穴藏书的记载，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应该有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作依托。最大的可能，是《荆州记》引录于晋以前的古籍，而这些更早的书籍或许早已毁于兵燹战乱，以致后来的人们只能从《荆州记》中见到这些亡失图书的资料。所以《太平御览》和《方舆胜览》等权威古籍才对“小酉山石穴有秦人藏书千卷”的资料进行征引。由此可知，秦人为保护传统文化古籍，在小酉山石穴藏书千卷的记载绝非像疑古派说所的是由传说产生的故事，而是一段可歌可泣、令人钦佩的历史存在。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至少从唐代开始，二酉，及与之有关的一些词汇，如酉山、酉馆、酉穴、酉藏、酉室、酉阳等，都被人们作为稀世罕见的秘籍珍本的典故加以应用。唐代诗人陆龟蒙《寄淮南郑宝书记》有“五丁驱得神功尽，二酉搜来秘检疏”句，足可证明至少在唐代，二酉藏书数量之多，内容之珍贵，是大家都知道的典故，否则诗人也不会用这个故事去勉励远在淮南的朋友郑宝。这句诗的意思是鼓励郑宝，要做好书记官，就要努力学习五丁用尽神力运至二酉的藏书。五丁是神话传说中的五个力士，出自汉扬雄《蜀王本纪》“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献山，秦王献美女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并引蛇，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为石”。陆龟蒙说“五丁驱得神功尽”，意在比喻二酉藏书之丰厚，而“二酉搜来秘检疏”，是说这些用尽五丁之力从二酉运来的藏书，都是很难一见的珍稀古籍。其他如明陈子龙《寄郢中郑澹石座师》“楚酉山，吴林屋，其中有书佇深谷”；王世贞《九友斋十歌》之十“祇园山水天与开，酉馆图书世希识”；王思任《送李戒庵吏部出参辰沅》“酉穴藏书在，公余字字讎”；郑仲夔《耳新·立言》“善为文者，观天之道，类物之情，广稽乎酉藏之秘，冥探炳巧智之渊”；清钱谦益《答书砚》“帘阁悄然私自问，蓬山酉室又何如”；《毛子晋六十寿序》“颂其书则酉阳羽陵。”
在明清的一些小说里，书通二酉、才贯二酉，被用来比喻读书丰富、学识广博而与学富五车并列使用。学富五车，是用来形容学问渊博的成语，语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是说惠施这个人学问很大，写的书要用五辆车来装。书通二酉与学富五车并用，言下之意，就是把二酉山的藏书读完读通，就可以成为惠施一样著作等身的人物。如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光阴似箭，不觉长成六岁，生得清奇，与阮三一般标致，又且资性聪明。陈太尉爱惜真如掌上之珠，用自己姓，取名陈宗阮，请个先生教他读书，到一十六岁，果然学富五车，书通二西。十九岁上，连科及第，中了头甲状元，奉旨归娶。
再如清李汝珍所著《镜花缘》，在第十六回“紫衣女殷勤问字，白发翁傲慢谈文”中，也将“才贯二酉”与学富五车并用：
多九公道：“不知二位才女可有见教？老夫于学问一道，虽未十分精通，至于眼前文义，粗枝大叶，也还略知一二。”紫衣女子听了，因欠身道：“婢子向闻天朝为人文渊薮，人才之广，自古皆然。大贤世处居怀大邦，见多识广，而且荣列胶庠，自然才贯二酉，学富五车了……”
由此可见，二酉作为藏书丰富、学问广博的代词，早已深入人心，受到古往今来人们的喜爱，不论是写诗填词、小说创作，都乐于加以应用。它是历史长河中一个晶莹的典故，不断散发出文化的光芒，永远闪亮，从未熄灭。
第二节 秦代藏书最多的地方
秦始皇颁布焚书令后，本以为可以如愿以偿，把他认为应该烧掉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秦以外的各国史记，靠着一把大火，通通烧个干净，从此天下再无异说，可以实现他的封建文化专制。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尽管焚书令血腥严酷，但还是遭到不少人的拼死抵制。他们把秦始皇下令要烧毁的书籍千方百计地藏匿起来，有的藏进山中，有的埋在地下，有的砌入宅院夹墙里面，保护一些珍贵的书籍逃过劫运，使秦始皇焚绝《诗》《书》和各国史记的企图化为泡影。汉朝兴起后，武帝号召民间献书，各地藏书源源不断涌向咸阳，短短几年，书积如山。王彦祥《中国国家藏书编年史》称，此次民间献书，累计征获各类典籍33090卷。
在众多冒死藏书的人物中，史书上重点突出了伏胜和孔鲋两个人。伏胜也称伏生，是秦朝的博士，秦始皇焚书时，他把一百篇《尚书》藏进山中，然后逃离咸阳，隐居山东。“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王充《论衡》）。孔鲋是孔子的八世孙，居于魏国。《孔子家谱》记载，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魏人陈余告诉他：“秦将灭先王之藉，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哉！”他回答说：“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遂收其家所藏《论语》《尚书》《孝经》等书藏于旧宅的墙壁中。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为扩充王宫，在拆孔子旧宅时，孔鲋当年藏的这些书被发现启出。
从伏胜、孔鲋的记载来看，他们的藏书数量都不很大，即使说伏胜是“抱（《尚书》）百篇藏于山中”，百篇也不等于是百卷。而孔鲋的藏书，《孔子家谱》只记载了《论语》《尚书》《孝经》等，虽然有学者指出还有《礼记》，但也不过十数卷而已。而《荆州记》所载二酉山石穴，有秦人藏书千卷。这么大的藏书量，在有关秦始皇焚书时的藏书记载中绝无仅有。尽管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南朝粱鲍坚《武陵记》“天门山……岩中有书数千卷，人见而不可取”，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十八引晋伏滔《北征记》“皇天场古陶穴藏书二千余卷”，都要比二酉山石穴藏的书多上一倍甚至几倍，但是它们与秦始皇焚书没有关联。所以说二酉山石穴是秦始皇焚书时保护收藏古籍图书最多的地方。
那么，在当时血腥严酷的焚书时期，二酉山的千卷藏书是从哪里来的，又是谁采用什么方法，把它们收藏到二酉山的呢？
根据秦始皇焚书政策的推行情况，结合沅陵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分析，二酉山的藏书并不会从沅陵之外流入，它全部来源于沅陵当地，是沅陵读书人冒着诛灭九族风险、抵制秦始皇封建文化专制的英勇创举。
沅陵当时会有这么多书可供收藏吗？回答是肯定的，有！
一个地方，官府或民间存书的多少，是由这个地方经济、文化、教育之现状决定的。沅陵远古时期是濮人聚居的地方，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濮族追随周武王推翻纣王统治建立周朝，受封建立了濮国，都居沅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始了文化、礼仪的形成，出现教育之雏形。公元前704年，楚国国君熊通因为周室没有答应他提高名号的要求，大怒道：“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于是，当即自立为楚武王，并将领地向濮国扩张。鲁昭公十九年（前523），楚平王发动水军，溯沅水和酉水进攻濮地，完全占领沅水中上游地区，并设置黔中郡来管辖治理这一地区，而黔中郡治所就设在现在沅陵城西二十里沅水岸边的窑头半岛。2002年6月，中国·湖南黔中郡学术研讨会在沅陵召开，通过全国楚文化专家学术研讨会认定窑头半岛故城为楚黔中郡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置三十六郡，黔中郡为三十六郡之一，当然，秦三十六郡的黔中郡版图面积远非楚黔中郡可比，而值得注意的是，秦黔中郡的郡治仍然建立在窑头半岛。《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均有“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的记载。也就是说，楚国虽然不复存在了，但沅陵作为中国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巩固和强盛。秦以前西南地区对外交通几乎完全是依靠水路，沅水因此成为这一地区沟通长江和珠江流域经济与文化交融的主要通道，《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湖南新石器时代遗址》记载：“沅水和西江始终是泻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古文化重要的、但长久被研究者忽视了的通道。”尤其是沅水和酉水，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东连江浙，西通巴蜀，承担着古代湘黔川鄂之间水上交通大动脉的重任。所以说，沅陵在战国末期，就已经是西南的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和经济、文化，都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和繁荣。
这可以从近几十年的考古资料得到证实。自1986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窑头半岛进行田野考古，相继出土了大量战国至汉代的陶器碎片以及瓦铛、陶罐、方壶、铜戈、铜镜、铜箭镞、铜砝码、地下排水管道及一枚“元陵”印章等文物，并在半岛东南面发现40多座巨型战国时期的古墓葬，在半岛周围发现1000多座战国至汉代的平民墓葬。其中铜砝码的发现，可以说明沅陵在战国时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精细的时期；地下排水管道的发现，印证了古郡城设置的文献记载；而“元陵”印章的出土，似可改写汉高祖五年（前202）沅陵置县的历史。1999年在酉水和沅水交汇处的虎溪山，发掘出西汉沅陵侯吴阳墓，里面有竹简千余枚，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黄薄”，即沅陵的户口、田亩、赋税、兵器登记册；二是“美食方”，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宫廷米饭、菜肴、饮料、干肉等四十多道食品制作的方法；三是“卜辞”，记载了秦末汉初的大量历史事件以及沅陵至长安的道路交通情况。这都说明，沅陵在战国时期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长期作为黔中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其政治和军事不可谓不强盛，经济和文化不可谓不繁荣，图书典籍也必然汗牛充栋。因此，在秦始皇下令焚书之时，勇敢的读书人要从黔中郡治窑头半岛一带抢救出千余卷珍贵竹简典籍，不会有什么困难。
沅陵既然有汗牛充栋的书籍可供收藏，那么藏于二酉山的千卷图书，又都会是些什么书呢？
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建议秦始皇焚烧儒家诗书和各诸侯国的史书，秦始皇采纳他的建议，“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根据司马迁的说法，结合沅陵地域文化特征以及后来全国各地藏书复出的情况分析，沅陵二酉山的千卷藏书，大致应该有以下几类。
儒家诗书。比如《诗经》《尚书》《周易》，甚至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一类的现在早已失传了的古籍。当时沅陵，从楚黔中郡到秦黔中郡，至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焚书，先后300多年不变，一直是黔中郡治，政治、经济、文化稳定繁荣，这类战国时期已经非常著名的儒家经典书籍及其他诸子百家著作，不但官方藏有，民间也应该不会空白无藏。
楚国史书。诸如楚王训示、君臣问答、朝堂策论，以及楚国的征战记载和各种年表等，这些内容刻写在方册上，传示各地，是楚国的重要历史，当被郡县作为国史收藏，亦或为读书人抄写成为民间藏书，跻身进入二酉藏书方阵。
符箓巫书。巫文化是人类一切文化之源，蕴含着丰富的原始宗教礼仪。后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而这些充满了巫文化色彩的歌乐鼓舞，都有它的唱本书籍，掌握在闹煞的手里。盛襄子《湖南省苗史述略》云“巫教起源于西南……余征之古史，苗瑶盖为中国巫教之首创者”。能通鬼神的闹煞，可谓是沅陵百姓的精神领袖。赶尸、放蛊、辰州符，至今未解的湘西三大古谜，自古就以沅陵为盛，而沅陵也是公认的湘西辰州傩的主要发源地。这些被闹煞掌握的据说可以和神鬼相通的巫书符箓，都传自于远古时代，在秦朝统一中国时已经成为一种被众人接受的巫傩文化，各种程仪、唱词、符箓，都已经图文舒布，陈之简牍，册以成书。沅陵读书人要冒风险保护书籍，这类符箓巫书一定不会弃而不顾，否则沅陵今天就不会还有种种科学无法解释的巫傩法术在民间流传。
本草医书。沅陵中草药资源丰富，民间许多验方传说来源旧楚时代，民间有些祖传的医家，虽然在施药时，会辅以画符念咒、焚烧香纸等等所谓法术，但是除去这些障人眼目的东西，他们的医术还是高明的，一些现代医院诊断不出的疑难杂症，他们往往会有奇招妙术，药到病除。至于在给病人看病时为什么要画符念咒、焚烧香纸，他们自己也说不明白，只知道师傅是这样教的，他们就这样做，而且这样向下传。这些医书医术得以流传，和当年二酉山的收藏保护，应当不无关系。
种植农书。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是我国最早开始稻田开垦和水稻种植的地方。在沅陵沅水岸畔的丑溪口、舒溪口，酉水岸畔的朝瓦溪、四方溪、西溪，荔溪和蓝溪流域两岸都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农具残片。而在以沅陵为中心，距沅陵250多公里的常德市澧县发现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出土了稻、瓜等170多种人工种植和野生植物籽稻田遗迹，以及距今约8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和大量的稻田实物标本，其中40%有人工栽培痕迹，有水坑和水沟等原始灌溉系统，是现存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在距沅陵180公里的怀化市洪江发现的7000年前的高庙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片石器和石铲，还发现不少磨制的石斧、石铸、石片和石铲，同时还发现直接用于收割农作物的工具——蚌镰和石镰。在距沅陵250公里的新晃大洞坪贝丘遗址中出土的陶片里发现有稻谷穴碳破化物。据统计，在古代五溪范围，考古学家们已经发掘出距今5000年左右的稻作文化遗址12处之多。这都说明，以沅陵为中心方圆五百里的地域，至少在7000年前已经产生并形成了成熟的稻作文化。而且这种文化，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沅陵及五溪先民祭祖娱神的各种宗教舞蹈里，一直流传到现在，如古老的苗族跳乡舞、土家族摆手舞里，表现耕种收割的场面十分清晰。沅陵栗坡更是流传着种古老的送春风俗，就是每年农历正月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送春人就用竹篮提着木雕春牛，走村窜寨，登门去送春符。所谓春符，就是一张浓缩的农家历，上面载有一年二十四节气时间和当年的雨水预测，农人可据此安排一年的农事生产。可以想见，古代五溪这种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历经战国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的时代，是一定会被人记录总结写成农书的，而当秦始皇下令焚书后，沅陵书生奋力藏匿保护的书中，这些种植农书，应该也不在少数。
此外，也许还有其他各种书籍会被藏匿到二酉山石穴中，因为毕竟那是刚刚经历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书籍，在沅陵数量繁多。所有这些，都为二酉山藏书提供了丰富的书源保障。
第三节 保护完好的先秦典籍
汉武帝时，有鉴于国家藏书“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班固《汉书·艺文志》）武帝正式废除秦朝的“挟书令”，并号召全民启出藏书献之朝廷，得到全国响应。人们纷纷把收藏在山洞、夹墙、水井里的竹木书简寻找出来，交给国家。虽然这些竹木书简极大丰富了汉朝廷的皇室藏书，但是由于它们藏埋日久，有的因发霉而造成字迹脱落，有的因编绳断朽，造成竹简错乱散失，形成一种“无错不成书”的奇怪现象。只有二酉山的藏书，干净完整，字迹清楚，得到图书整理人员的器重，他们用这批藏书为蓝本，对其他散乱古籍进行校勘整理，补阙订讹，保证了古籍图书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那么，是谁收藏并保管了二酉的千卷古书呢？
文献记载，二酉藏书人的身份有两种说法，一是“秦人”，二是“昔人”。《荆州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方舆记》“山下有石穴，中有书千卷，秦人避地隐学于此。”《山堂肆考》“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昔人避秦，于此学道，因留之。”其实就当时的沅陵而言，所谓的“秦人”就是“昔人”，“昔人”也就是“秦人”。因为自秦占领楚国后，楚人形成了一种避秦风气。和沅陵山水相连，仅隔一溪的桃源县，有一条称作桃花源的隐秘溪谷，在楚国被秦占据后，为避战乱，曾有阖村老少来此秘境，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而在桃源上游的沅陵五强溪沅水河边，有一座山叫明月岩，山下的水潭叫明月洄。《水经注》记载，明月洄自汉代起就是人们泛舟戏水的热闹场所。而明月山上，在明崇祯年间出土了一些破鼎败础和残剑坏铁，万历贡生唐之正《明月岩记》云“相传古人避秦于此”。这都说明，沅陵在秦统一初期，避秦之风是存在的，把书藏到小酉山躲避秦始皇的焚书令，也是沅陵避秦之风的一种表现形式。
然而，不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还是唐之正的《明月岩记》，只是讲“先世避秦”或“古人避秦”，并没有把避秦的人称为“秦人。”而《太平御览》和《方舆胜览》在征引的资料中，虽然对秦人为什么藏书的说法稍有不同，但对二酉山石穴的书是秦人所藏都说得十分清楚。那么这藏书的秦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古至今，没有明确定论，有的只是不同揣测。因为《沅陵县志》收录的清乾隆拔贡刘豹《游小酉山记》说：相传小酉洞“时有二黄耇弈其中”，后人便据此说二酉洞的藏书人是从咸阳来的两个秃发秦人，近来又有人把这两个“咸阳来的秃发秦人”具体化为秦博士伏胜和他的家人。显然，这种说法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别说禁书难出咸阳，就是侥幸出了咸阳，关山万里，危机重重，凭着两个黄耇老人，也是没有力量可以把一千多卷竹简偷运到二酉山来的。
既然如此，那么在二酉藏书的秦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来源于沅陵本地。而沅陵本地也确有三种人可称之为秦人。
一是占领和管理黔中郡的秦国军人和官吏。战国时，沅陵属楚国重镇黔中郡，其郡治就在沅陵县的窑头（今黔中郡村），《括地志》记载“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所指即此。当时的秦国与楚接界，而楚自汉中，南有巴蜀和黔中。两国之间战争一直没有中断过。因为占领了黔中郡就能够直逼楚国的都成郢，顺利消灭楚国。秦国为夺取黔中郡，可谓绞尽脑汁，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了出来，甚至骗楚怀王到武关开会结盟，然后把楚怀王抓了起来，强逼楚国把黔中郡割让给秦国。楚怀王坚决不同意，愤怒谴责秦的强盗行径：“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司马迁《史记·楚世家》）秦国见未能如愿，就把楚怀王扣留作为人质。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十三岁时，他的父亲庄襄王死了，由他代立为秦王，这时的巴蜀和汉中都已经被秦国吞并，黔中郡成为秦国夺取郢都，消灭楚国的最后屏障。战国晚期，秦国更是多次进攻黔中郡，和楚国为争夺黔中郡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黔中郡被秦国占领后，先是留住大量军队，后来设置秦黔中郡，郡治未易地，又从秦国委派一批官吏到黔中郡治开展工作。到秦始皇发布焚书令时，这些人在沅陵最少都已经生活十年以上，汉朝建立以后直到隋代，他们尚自称为秦人。清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今沅陵粟姓系秦人”，而这支粟姓秦人现在主要分布在二酉清水坪之粟家寨、黄泥田和太常之栗坡等地。尤其栗坡，是黔中郡故城通往二酉山途中的一个古村落，该村不似沅陵其他古村寨同姓一祖，而是杂姓相处，其中粟、覃、向、刘等姓氏，皆为秦人后裔。若是他们携书以藏，那么祝穆《方舆胜览》引《方舆记》“秦人避地隐学于此”，是完全说得过去的。这也印证了秦国军人和官吏在沅陵落地生根的传说。
二是已为秦属的黔中郡县之人。秦人最早是秦国人的专称，战国末期，凡为秦占领，版籍划入秦国的国家，其人民也被称为秦人。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后，秦人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代称。汉朝建立后，汉朝的人也不称为汉人，而是称为秦人（何光岳《汉人与汉族的形成》）。《史记·大宛列传》“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可见其时，秦人与汉人，是相等的。《汉书·匈奴传上》“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二·汉人唐人秦人》“马永卿引《西域传》言：‘秦人，我匄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亦考证东汉石刻古碑《刘平国治□（函）谷关颂》“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盂伯山、狄虎贲、赵当卑……”文中的“秦人”即“汉人”。三国两晋时，我国周边的一些部落和国家，仍在沿用“秦人”称呼，直到北魏末期，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汉人的别称。《文宣皇后李氏传》“帝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政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废帝纪》“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高德政传》“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所以说，成书于南朝宋或东晋时的《荆州记》，称在二酉山藏书的沅陵人为秦人，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那时汉人的称谓还没有兴起，世人还习惯于将中国人称为秦人。
三是濮人之后裔。沅陵在远古就有了人类居住，濮人是最早开发沅陵的先民之一。《华阳国志·巴志》“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其中的濮蛮，即为濮人。《史记·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濮人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因此周朝建立后，分封濮人国，都居沅陵。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濮在楚西南”，清王鸣盛《尚书后案》“湖南辰州实古濮地”，翦伯赞《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濮人居沅陵”，可见濮人建国沅陵的历史，是有据可查的。后来楚国强大起来，不断蚕食濮国领土，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发动水军进攻濮地，终于武力夺取整个湘西地方，设置黔中郡，治沅陵窑头。濮国亦随之消亡。而根据何光岳考证，濮人的原始居住地在陕西的商县。商县在春秋时属晋地，战国为秦所有。原居商县的濮人是如何迁居沅陵的呢？何光岳在《楚国灭国的移民与民族融合》（载1987年12月《求索》杂志）一文中说，这些濮人是春秋初楚君蚡冒开发濮地时，从湖北武当山一带迁移而来，他们“由楚之西南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沅湘”，在楚国势力继续向南发展时，一部分濮人又由岳州、石首一带迁入沅水流域，都居沅陵。如此看来，沅陵濮人确与秦人有着血缘上的渊源。如果在二酉山石穴藏书的是沅陵的濮人后裔，那么称其为秦人，也实在没有什么不对的。
综上所述，沅陵不管是哪种人，在二酉山石穴藏书，都可称之为秦人藏书，而未必一定非得是咸阳来的儒生才可以称之为秦人。
从二酉藏书的数量和保护状况而言，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为。一千卷竹简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绝非三五家儒生能够凑足。即使放到现在图书非常普及年代，家有藏书两三百卷的也不多，更何况在纸张和印刷术都还没有发明之前，完全依靠在竹简上手工抄写的时期。如果按每卷竹简五市斤计算，一千卷竹简总重量也在五千斤以上，亦非三两个儒生可以“大力负之走”的。
此外，从秦始皇公元前213年正月下令焚书开始，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检查国家藏书，发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命丞相公孙弘广求天下之书时，时间跨度已经79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守护二酉藏书，至少要两到三代人的接力，那么，他们的生活依赖谁提供保障？
如此看来，二酉藏书不会是一两位书生可以完成的，应当是一个富有藏书的家族，在焚书命令传到黔中郡城后，先是惊慌一阵子，但很快他们冷静下来，觉得前人留下的珍贵书籍不能就这样一把火给烧掉。于是商量着把家族中的藏书集中到一起，想找个安全的地方收藏起来。
书很快收集拢了，有一千多卷，大伙几经商议，觉得小酉山石穴（即今二酉山）藏过善卷和周天子的书，是安全隐秘的藏书地方，于是决定把这一千卷的竹简古籍藏到那里去。
这种推测有成立的理由吗？
经过对二酉实地调查，发现小酉山下有个叫蒋村的寨子，它的来历似乎可以证明这个推测具有一定合理性。
蒋村原来叫桨村，村民为唐姓，他们均系“从洲头迁来，以捕鱼为业”（1983年版《湖南省沅陵县地名录》）。沅陵唐姓，世居洲头，捕鱼为生，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沅陵县渔业大队，其人员亦以洲头之唐姓为主。
洲头唐姓，系公元前523年前后，随楚平王舟师攻战濮都落户沅陵。他们属于楚平王的水师部队，楚平王攻陷濮都，建立黔中郡，一批老弱伤残唐姓军人就地卸甲，在黔中郡城河对岸的洲头偎水而居，转业成渔民，繁衍为族，世代以渔为业。他们虽然世代靠捕鱼为生，但其家族历史上亦不乏以儒为业者，保留下唐氏家族读书的种子。他们安于寒素，奕叶相承，衣矜不绝，终于成为沅陵称道的书香人家。如明代以弹劾严嵩而闻名天下的广东道御史唐愈贤即为洲头唐氏之后裔。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自贵州龙场驿赴江西庐陵任职，途经沅陵时停留一个多月，讲授他新悟成的“致良知”学说。唐愈贤拜在王阳明门下，跟随他读书学习。后来在嘉靖五年（1526）考中丙戌科三甲进士步入仕途，出任海宁知县。他的孙子唐之正，也是沅陵著名的读书之人，曾被辰州府选为贡生送入国子监学习。民国年间，洲头儒绅唐凤鳞，喜好赛船，自诩渔人之后，每年端午赛船，他都要帮钱给物，资助洲头龙船夺标。洲头的龙船在沅陵是有名的“常胜龙船”。1926年，贺龙北伐路过沅陵，正赶上端午赛船，就邀唐凤鳞一起观看，并赌这次洲头的常胜龙船会输。唐凤鳞开始不服气，经过三天激烈争逐，结果常胜龙船真的输了比赛，这让唐凤鳞对贺龙心悦诚服，逢人就说：“凤不敌龙”。贺龙对唐凤鳞的儒雅风度和满腹学识，也是赞赏不已。
洲头在沅水南岸，和古黔中郡城隔河相望，那里也曾是秦国大将司马错驻军的地方。司马错拔黔中郡后，在洲头筑城驻军，史称司马错城。唐代刘禹锡悠游沅水，曾到这里访古凭吊，留下一首《登司马错城》：
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
故垒清江上，苍烟晦乔木。
登临直萧辰，周览壮前躅。
堑平陈叶满，墉高秋蔓绿。
废井抽寒菜，毁台生鲁谷。
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遗镞。
楚塞郁重叠，蛮溪纷诘曲。
留此数仞基，几人伤远目。
唐家为保护禁书，将收集到一起的千卷竹简，分装在几只渔船上，趁一个江雾弥漫的早晨，顺流而下二十里，避过牧马岭和验匠湾等军事哨所，到燕子滩下北折进入酉水，再经过两天艰难的逆水行舟，凭着他们对水性的熟悉和高超的弄船技巧，越过重重险滩，终于顺利来到小酉山下。
他们把书转运进小酉山石穴藏好，留下两个年龄稍长的儒生住在洞中看护，其他人害怕事泄被黥刑充军边关罚做苦役，也都不敢回洲头，就在山下搭起茅屋居住，一来可以避祸，二来可以为洞中守书人提供生活保障。天气好的时候，他们还到洞中，帮着老人把竹简搬到洞外晒晒太阳，防止虫噬。因他们是靠桨划船来到这里的，于是就把寨子称为桨村，久而久之，演变成了现在的蒋村。而将酉水北岸进入二酉山视野的垭口称为唐门前，一但有军队来到唐门前，他们便及时用树枝藤蔓隐蔽二酉洞，不使军卒发现他们的藏书之地。后来因为这里修建起了一座塘坊，于是易名为塘门前，一直沿用至今。清代诗人韩俊在经过小酉山时，写过一首《蒋村晚眺》五言长诗，其中四句吟道：“平吞千顷浪，横卧一片书。地接神峰末，风同太古初。”也似乎是在暗示这段藏书的历史故事。留在山洞守护图书的两个老者，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坐在洞前石厅一块形如书案的条石前对弈，有时也有山民砍柴经过这里，停下来看他们下棋，尊称他们是山中神仙。慢慢地，山下其他村寨的百姓，也就都知道这半山腰上石洞中住着两个读书下棋的老人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天下从姓秦改为姓刘，小酉山石洞里的书，也在一天被人清理出来装船运走了。但是洞中两个老人守书的故事一直在山下百姓口中流传，不知怎么的，这故事就被外人听了去，后来被人记进了书里，一直流传到今天。
如果二酉藏书，是洲头唐姓所藏的推测能够成立，则现在困扰二酉藏书的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关于二酉藏书从什么地方得来、藏书秦人的身份、书是怎么运来的、藏书人靠什么生活坚持到汉武帝废除秦始皇挟书令而将书籍献出等等，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二酉藏书，真的会是来源于洲头唐门渔人家族吗？
不管是或不是来源于洲头唐姓家族，二酉藏书的故事都充满正能量，丰富多彩，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贡献巨大，其深厚的藏书文化底蕴辉耀千秋，永不暗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