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代朝鲜使团的基本概况
中国与朝鲜是东亚地区的重要邻国，两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两国世代友好，往来不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朝鲜，意为“黎明宁静之国”。中国古代称之为“东夷”，即“东方持弓箭者”。《山海经》中曾记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248]《后汉书·东夷传》中有“《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249]
中朝两国的最早交往始于“箕子东迁”。《汉书·地理志》中曾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250]《南史·蛮夷》中“东夷条”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尤有礼乐云。”[251]相传，箕子曾作“八条法禁”[252]，作为治理国家的八项政策和约束人民行为的法律和法规。在朝鲜史籍中也曾记载：“微子去之比干死，佯狂虽异道同仁；千载犹知崇礼乐，八条遗教被东人。”[253]朝鲜历代尊崇“箕子”，将其与“灵星神”“五神”“可汗神”等朝鲜诸神共同祭祀，直到李氏朝鲜依然认为“礼化教仪自箕子始”。
在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过程中，中朝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到了清代，更发展为一种“典型的封贡关系”[254]。其主要表现为：政治方面，朝鲜采取清朝的年号、年历，奉清为宗主国，宗主国有权干涉朝贡国的内政，定期派遣使臣到中国进行朝贡，同时宗主国规定贡道、贡期和贡品的种类和数量；军事方面，主要是求兵或派遣援兵；经济方面，主要是朝贡贸易以及边境的互市贸易；礼仪方面，朝鲜国王和王妃的册立，王储的册封、嗣位、追崇、封爵、告讣、请谥等都必须经过清朝的许可。同时，清朝皇帝登基、上尊号、尊谥、哀礼或宫中大火，朝鲜要派遣进贺使和陈慰使入京。
一、中朝朝贡关系的确立
明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后金国号为“清”，建元“崇德”。早在皇太极即位前，就曾派遣英俄尔岱、马福塔等率领使团至朝鲜，希望朝鲜派遣使臣前来共同庆贺。目的是“一则使闻内外诸贝勒劝进尊号之意；一则使告知各国来附，兵力强盛之实也”[255]。朝鲜仁祖坚持以明朝为正统，拒绝尊清，不受国书。清使愤然离城而去。朝鲜国王急忙派参议罗德宪、参判李廓等人到盛京致歉，期望得到后金的谅解。在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改元受尊号的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拒不叩拜，激怒皇太极。皇太极下达最后通牒：“尔王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不然朕即于某月某日，举大兵以临尔境。”[256]朝鲜国王以义斥绝：“我国无兵可挟，无财可资，而所讲者大义，所恃者上天而已。”[257]两国关系就此破裂，皇太极决定亲征朝鲜。
皇太极采取“闪电战”，利用骑兵的优势，日行数百里，长驱直入，直捣朝鲜王京平壤。城中“上下遑遑，都城士女，哭声载路”[258]，朝鲜国王仓皇逃入南汉山城，并将家眷宗室送往江华岛避难。在被围困四十六天后，粮尽援绝，加之王妃、王子及群臣家口落入清军之手，被迫出城投降，递交国书，在三田渡与清军签订“城下之盟”，称臣纳贡，史称“丙子之役”。随后，皇太极开始逐步撤军，除留部分清军守义州之外，全部撤离朝鲜。
“丙子之役”成为清代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两国从天聪元年（1627）的“兄弟之盟”成为“君臣之盟”，朝鲜彻底沦为清朝的臣属藩邦，“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朝谒。尔（李倧）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259]每年四次向清朝进贡，且进贡数量巨大。“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260]“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匹、各色绵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万匹、布千四百匹、米万包。”[261]履行臣属的责任“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或刻期会处，数目限期，不得有误”[262]。自此以后，大清取代了明朝的地位，直至甲午战争发生，维持了二百五十八年宗主臣属，封贡贸易之关系。[263]
二、朝鲜使团的构成
在中朝朝贡关系中，两国使臣通常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朝贡国派遣的使节往往代表李朝国王的意旨，向宗主国呈交贺表、咨文或进贡的方物。他们虽然秉持着“人臣无外交”的最高行为准则，没有决策权与处理事物的权力，却可以影响甚至干预中朝两国的稳定与发展。他们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对中朝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清代朝鲜入贡使团次数在各个时期并不相同，著者根据《同文汇考·补编》卷7中的《使行录》，对各个时期朝鲜使团入贡次数进行统计。
表6 清代各时期朝鲜使团朝贡次数统计表（1637—1881）
朝代 年度 年数 总次数 平均次数
崇德 1637—1643 7 56 8
顺治 1644—1661 18 76 4.22
康熙 1662—1722 61 171 2.8
雍正 1723—1735 13 45 3.46
乾隆 1736—1795 60 140 2.33
嘉庆 1796—1820 25 61 2.44
道光 1821—1850 30 66 2.2
咸丰 1851—1861 11 24 2.2
同治 1862—1874 13 25 1.9
光绪 1875—1881 7 17 2.43
合计 1637—1881 245 681 2.78
资料来源：（朝）郑昌顺等编：《同文汇考》（二）补编卷七至卷九《使行录》，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料丛书》第二十四辑，首尔：翰进印刷公社，1978年，第1700—1771页。
由上表可知，清朝初期，中朝宗藩关系并不稳定，处于敌对的状态，崇德七年的时间里，派遣使团高达五十六次，平均每年八次，最多有十三次（1638年和1639年），这与派遣单使和清军尚未入关也有一定的关系。顺治年间，定都北京，使团次数虽然有所减少，但基本保持平均每年四次。康熙以后，使团赴燕次数基本稳定在两到三次之间，两国关系逐渐趋于平稳。但在1673—1681年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时，朝鲜派遣使团的次数明显增加。康熙十三年（1674）五次、十四年（1675）三次、二十年（1680）四次、二十一年（1681）三次，明显高于平均值，说明两国关系在平稳中有所起伏。而到了乾隆年间，特别是乾隆中期到嘉庆年间，中朝宗藩关系稳固，基本每年派遣一到两次使团赴燕。康熙以后，朝鲜年平均派遣两到三次。同治年间，派遣使团次数最少，每年平均不到两次。大体上，在清代，朝鲜每年派往的使行次数接近三次。
朝鲜使团人数不定，少则两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使团人数及人员构成依使团的类别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有正使一人、副使一人、书状官一名，号称“三使”，俗称“三房”。大通官三名、押物官二十四名、共三十名正官。[264]另外还有从人三十名，他们与正官同样得到清政府的日供和赏赐，称之为“得赏从人”，其余多为“马头”或“驱人”，称为“无赏从人”。无定额，偶尔能得到清政府赏赐的银两。
具体使团的人员构成，著者参考康熙五十一年（1721）十一月朝鲜派遣谢恩兼三节年贡使团的完整名单[265]，加以说明。
上房一行人数：
正使一名
军官（裨将）三名，骑驿马三匹，马头三人，卜刷马三匹，驱人三名，奴子三名。
打角一名[266]骑驿马一匹，马头一人，卜刷马一匹。
伴倘一名。
奴子三名。
书者一名。
各种马头六名。
引路两名。
轿子扶嘱四名。
日伞奉持一名。
左牵马一名。
笼马头一名。
干粮马头一名。
厨子两名。
军牢两名。
上骑马一匹。
中骑马三匹。
笼马一匹。
副房一行人数：
副使一名。
军官二名，骑驿马二匹，驱人两名，马头二名，卜刷马二匹，奴子二名。
打角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人，卜刷马一匹。
伴倘一名。
奴子一名。
各种马头七名。
书者一名。
轿子扶嘱三名。
左牵马一名。
笼马头一名。
干粮马头一名。
厨子二名。
上骑马一匹。
中骑马二匹。
笼马一匹。
先生马二匹。
三房一行人数：
书状官一名。
军官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奴子一名。
伴倘一名。
各种马头四名。
书者一名。
左牵马一名。
笼马头一名。
上骑马一匹。
中骑马一匹。
笼马一匹。
译官一行人数：
译官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奴子一名。
堂上三名，骑驿马三匹，马头三名，卜刷马三匹，驱人三名，奴子三名。
汉学上通事二名，骑驿马二匹，马头二名，卜刷马二匹，奴子二名。
教诲质问通事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年少聪敏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次上通事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押物通事三名，骑驿马三匹，马头三名，卜刷马三匹。
偶语别递儿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清学别递儿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被选奉事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岁币押领教诲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蒙学二名，骑驿马二匹，马头二名，卜刷马二匹，奴子一名。
倭学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岁币米押领教诲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清学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医员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写字官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画员二名，骑驿马二匹，马头二名，卜刷马二匹。
御医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奴子一名。
偶语别差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自骑马驿人一名。
湾上军官二名，骑驿马二匹，马头二名，卜刷马二匹，驱人二名。
马医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
文书次知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药房书员一名骑驿马一匹，马头一名，卜刷马一匹。
其他人数：
表咨文马头一名。
岁币马头一名。
岁币米马头一名。
方物马头二名。
表咨文载持刷马四匹，驱人四名。
岁币木载持刷马一百二十匹，驱人一百二十名，加把六匹，驱人六名。
方物载持刷马八十八匹，驱人八十八名，加把二十匹，驱人二十名。
岁币米载持刷马八十四匹，驱人八十四名。
元盘缠载持刷马三匹，驱人三名。
别盘缠载持刷马三匹，驱人三名。
京路费载持刷马十六匹，驱人十六名。
救急药材载持刷马一匹。
文书载持刷马一匹。
内农圃贸易载持刷马一匹。
内医院药物载持刷马一匹，驱人一名。
内医院贸易载持刷马五匹。
正使杻笼载持刷马二匹，驱人二名。
副使杻笼载持刷马二匹，驱人二名。
尚方贸易载持刷马六匹。
三行次帐幕载持刷马五匹，驱人五名。
驿子都卜载持刷马九匹，驱人九名。
总计人五百二十八名，马共四百六十九匹。
正使代表国王，在使团中的地位最高，在清朝前期通常由“大君”或“驸马”及有君号的王室宗亲担任，后期多由议政府大臣及各曹判书担任，大臣为正一品。清朝会根据不同的官位及品叙的高低进行接待。正使的职责是代表国王觐见清朝的皇帝，出席各项礼仪场所，递交国书，领受赏赐等。有清一代，作为正使赴燕最多的大君是麟坪大君[267]，自壬午（1642）至丁酉（1657）共十二次赴燕，最后一次在丁酉年间“三伏在途，八旬留馆，不服水土，仅得生还”[268]。麟坪大君是朝鲜仁祖、孝宗两朝出使清朝的外交重臣，对清朝初期，特别是对崇德至顺治年间中朝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副使的地位仅次于正使，随同正使参加各项礼仪活动，总掌使团中的各项事务，特别是正使为大君或一品时，使团公事均由副使掌管。副使多由左、右参赞、六曹参判和判书组成，偶尔会有一品的左右赞成。品叙较低时，往往会有结衔（借衔），从二品结衔正二品，正三品结衔从二品。[269]
书状官，或称掌令，品叙较低，三品到六品不等，例有结衔，正四品结衔正三品，正六品、从六品结衔正五品。他们在使团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主要职责：一是使团出境时，与义州府尹共同检查使团人员是否携带违禁物品，对携带违禁物品者予以惩罚；进入栅门之前核查使行人员和马匹数量。二是负责沿途使行人员及日常事务的管理工作。三是记录使行日记及闻见事件。“逐日记事，回还后启下承文院。”[270]详细记录每日的行程、沿途见闻、人马的数量，因其书于别纸，附于使行日记之后，故又称“别单”。回国后向国王上报总结报告。
译官，又称通事或从事官，是使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使团的具体事务。具体由司议院选派，通晓汉、满、蒙学。通事主要有堂上官、上通事、质问从事官、押物从事官、押币从事官、清学新递儿和偶语别差。[271]堂上官即三品以上译官，长于汉学，其中一人为首译或首堂，总管使团事务。回国后向国王提交报告，称为“译官手本”。上通事二员，汉、清学各一员。主管货物的贸易。质问从事员原为文官一员，称“朝天官”，后改为“质正官”，由译官充任。押物从事官和押币从事官负责方物和岁币的押运和管理。清学新递儿负责使团出入栅门的交涉及食物的供应。偶语别差一员，主要是学习汉、满、蒙语。
除此之外，正官还有医员、写字员、书员、军官和湾上军官。医员任务是治疗使团人员的病患，同时负责选购药材和采办医书。若正使为大君或有君号的宗室亲贵，需要加派御医随行。写字员和书员由承文院派遣，负责文书和表文工作。军官共七员，正使带四员，副使带三员，军官又称“裨将”，负责观察中国的军事情况，搜集军事情报，为战时的军事将领做准备，任务繁重，多由一等武将担任。还有一种称为“伴倘”“打角”或“子弟军官”的人，大都是三使臣的子弟或亲族，主要随行参观，侍奉左右，许多朝鲜名士金昌业、洪大容、朴趾源、柳得恭、朴齐家都以“伴倘”的名义赴燕，观光旅游，与中国文士唱和诗词或进行笔谈，留下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为中朝文化交流做出巨大的贡献。湾上军官掌“整顿三行下处及行中逐日粮料等事，以义州人差定”[272]。
朝鲜使团中人数最多的是“马头”或“驱人”无定额，义州的下等贫民出身，他们以参加赴燕使团作为唯一的谋生手段，因此精通汉语，与中国的商贾十分相熟，相互勾结，谋求利益。《热河日记》中曾记载：“诸马头辈争立栅外，（与群胡）两相握手，殷勤劳问。群胡问‘你在王京，那（哪）日启程？在途时得免天水么？家里都是太平么？充得包银么？’人人酬酢，如出一口。又争问‘韩相公、安相公来么？’此数人者俱义州人，岁岁贩燕，皆巨滑，习知燕中事。”[273]此辈“公行剽掠，每夕入店，百计穿窬。故店主所以防警之术，亦无所不至”[274]。朴趾源曾非常形象的描绘他们的形象：
大抵义州刷驱辈太（大）半歹人，专以燕行资生，年年赴行如履门庭，湾府所以给资者，不过人给六十卷白纸。百余刷驱，除非沿道偷窃，无以往返。自渡江以后，不洗面，不裹巾，头发蓬松，尘汗相凝，栉风沐雨，衣笠破坏，非鬼非人，尴尬可笑。此辈中有十五岁童子，已三次出入，初至九连城，颇爱其姸好，未到半程，烈日焦面，缁尘锈肌，只有两孔白眼，单袴弊落，两臀全露，此童如此，则他又无足道也。全没羞耻。[275]
第二节 清代朝鲜使团的种类及任务
清崇德二年（1637），根据《丁丑条约》的规定，“朝鲜每年进贡一次，并圣节、元旦、冬至三大节为四贡同进。”[276]一年四次的固定使行，即圣节使、冬至使、朝正使和岁币使。清军入关后，统治者本着“摄之以威，不如怀之以德”的思想，于顺治元年（1644）下令“其元旦、冬至、万寿庆贺礼物，念道途遥远，俱著于庆贺元旦时一并附进”[277]。从1645年开始，将冬至、正朝、圣节三节与年贡四使合为一使，成为固定使节，每年一次，称为冬至使或三节年贡使，简称“节使”，直至清末1894年，从无间断。冬至使的正使正二品结衔从一品，副使正三品结衔从二品，书状官正五品结衔正四品。节使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数，固定的任务。使团规模很大，超过三百人，通常由十月末从汉城出发，在义州等待物资人马的集结，并对夹带及私货进行检查处理。十一月末渡江，十二月下旬达到北京，向礼部呈交国书、岁币和方物，觐见皇帝和参加各项礼仪活动。于次年二月离京，三月归国。行程达五个月之久。
此外还有“兼使”，又称“别使”，无固定时间与规模，主要是为了完成一项或几项任务而临时派遣的使团，使团的种类很多，主要包括陈奏兼奏请使、陈慰兼进香使、进贺兼谢恩使、告讣兼奏请使、谢恩陈奏兼三节年贡使等。且越到清朝后期兼使的情况也就越多。朝鲜赴清朝使团的类型及使行次数，见下表。
表7 清代各时期朝鲜使团类型及次数统计表（1637—1881）
朝代 崇德（1637—1643） 顺治（1644—1661） 康熙（1662—1722） 雍正（1723—1735） 乾隆（1736—1795） 合计
年数 7 18 61 13 60 159
谢恩使 9（2） 23（9） 42（16） 11（4） 23（52） 108（83）
冬至使 1（6） 10（9） 31（29） 7（6） 40（20） 95（70）
陈奏使 3（4） 3（10） 6（15） 2（4） 5（6） 19（39）
圣节使 4（3） 1 0 0 1 6（3）
问安使 4 0 3 0 3（1） 10（1）
正朝使 5（2） 1 0 0 0 6（2）
奏请使 1 1（3） 4（4） - 2 - 4 6（13）
进贺使 3 9（2） 19（1） 5 20 56（3）
陈慰使 1 0 8 3 3 14
进香使 - 1 - 3 - 6 - 4 - 2 - 16
赍咨使 24 14 49 15 38 140
告讣使 0 2 5（2） 2 3 14（2）
参覆使 0 0 1 0 4 5
鹰连使 0 10 0 0 0 10
护行使 0 1 0 0 0 1
赍奏使 1 1 3 0 0 5
合计 56 76 171 45 140 495（233）
朝代 嘉庆（1796—1820） 道光（1821—1850） 咸丰（1851—1861） 同治（1862—1874） 光绪（1875—1881） 合计
年数 25 30 11 13 7 86
谢恩使 9（22） 8（38） 3（13） 4（13） 3（5） 27（91）
冬至使 18（7） 23（7） 6（5） 8（5） 1（6） 56（30）
陈奏使 2 1（2） 1 1 1 6（2）
圣节使 2 0 0 0 0 2
问安使 2 1 1 0 0 4
正朝使 0 0 0 0 0 0
奏请使 1（3） 3（1） 0 - 2 1 5（6）
进贺使 7（2） 13 6 6 4 36（2）
陈慰使 3 4 2 0 3 12
进香使 - 2 - 4 - 1 0 - 3 - 10
赍咨使 15 9 4 5 3 36
告讣使 2 4 1 1 1 9
参覆使 0 0 0 0 0 0
鹰连使 0 0 0 0 0 0
护行使 0 0 0 0 0 0
赍奏使 0 0 3 0 0 3
合计 61 66 24 25 17 196（141）
资料来源：（朝）郑昌顺等编：《同文汇考》（二）补编卷七至卷九《使行录》，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料丛书》第二十四辑，首尔：翰进印刷公社，1978年，第1700—1771页。
谢恩使行是中朝宗藩关系下最重要的一种使行，是朝鲜臣服于清朝的标志。朝鲜派遣清朝第一个使团为谢恩使。清崇德二年（1637），五月庚午，“朝鲜国王李倧遣陪臣左议政李圣求、怀恩君李得仁、蔡蔚侯率三百一十五人，来进贡谢恩，并求赎阵获亲属。”[278]李圣求等行三拜九叩头礼，并呈交朝鲜国王谢表：“钦蒙皇恩，矜愍小邦，宥释前愆，六师言旋，再造疆场，臣与一国臣民，不胜感激。”[279]有清一代，朝鲜派遣谢恩使团出使中国次数最多，从崇德二年（1636）到光绪七年（1881年）兼使和单使共计309次，平均每年派遣1.26次。
谢恩使的主要任务是奉进谢恩表文并进献方物岁币，表文因事而议，朝贡方物的品种、数量也不尽相同。
谢恩事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谢册封国王、王妃、王世子、世孙、世弟，颁赐诰命。
2.谢赐谥国王、大妃；谢赐祭世子、王妃、大君等宗亲；谢致吊；谢追崇等。
3.谢减免岁币、方物，包括减贡米、减黄金、木棉；减白银、豹皮，谢方物移准抵减正贡，谢发回方物等。
4.谢罪、谢宽免。包括谢宥犯、谢岁币不堪及貂皮犯禁；谢宽免罚银；谢减罚银；谢免议；谢奏文违事免罚；谢犯人减罪、缓决；谢犯越免议等。
5.谢赏赐。包括谢赐物、赐缎、赐笔、赐册、赐诗、赐福字；谢世子赐物；谢赐米谷；谢赐银等。
6.谢使臣赏赐。包括谢陪臣参宴；谢陪臣参宴加赏；谢陪臣宽免；谢陪臣辟雍观礼；谢三节合并；谢修葺沿途馆舍，谢展谒元陵；谢陪臣赐食等。
7.谢颁诏、颁敕及诏敕书顺付，颁旨将谕等。包括颁尊号诏；颁追讨摄政王诏；颁皇帝、太后祔太庙诏书；谢嘉奖上谕等。
8.谢刊正史诬；谢抄示书册等。
9.谢漂民、犯越人出送等。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下旨：“嗣后凡属谢恩本章，倶与三大节表一同赉奏，不必特遣使臣。”[280]自此以后，朝鲜国王极少派遣单独谢恩使，多与他使兼行，称“谢恩兼三节年贡使”“谢恩兼陈奏使”“进贺兼谢恩使”“谢恩兼告讣使”“进贺谢恩陈奏兼奏请使”。
谢恩使行规格最高，正使由王室宗亲或一品大臣担任，副使从二品结衔正二品，书状官正四品结衔正三品。
奏请使和谢恩使一样，规格很高，正使必以大臣差遣。否则以宗亲都尉中正一品差遣。副使“从二品结衔正二品，正四品结衔正三品”[281]，主要使命是代表国王递交奏书及方物岁币，请求册封国王、王妃、王世子、王世孙和王世弟等，与告讣使兼行，称“告讣兼奏请使”。
如顺治六年（1649）六月十二日朝鲜国王李倧崩逝，遣告讣兼奏请使行入燕“告仁祖大王升遐，请谥请袭爵”[282]。
另外，奏请使经常与陈奏使兼行，称“陈奏奏请使”，主要任务是奏中朝边界如犯越、漂人问题及本国政治、军事、法律等重要政务。如“奏犯人拟律事”[283]“奏讨邪逆事”[284]“奏筑城备倭事”[285]，还有一种称为“史册辩诬”的奏请使，其任务是向清朝奏请更订中国史册中关于朝鲜国王及朝鲜国内叛逆事件被“诬攥”的内容。康熙十五年（1676）七月，朝鲜国王派遣进贺谢恩兼陈奏使赴燕，陈奏“史诬”，要求对“仁祖反正”时期出现的“攥逆”内容进行更正。从崇德二年（1637）到光绪七年（1881），朝鲜派往中国的陈奏使（含兼使）共64与奏请使（含兼使）30次。
进贺使又称“陈贺使”，“非大君驸马，则必大臣差往”[286]，主要任务是进贺“登极、尊号、尊谥、册立、讨平等事”[287]。
进贺事目主要有：
1.贺清军战功。包括贺讨平松、杏等地；贺讨平南方；贺讨平吴世璠；贺讨平厄鲁特蒙古；贺讨平金川；贺讨平准噶尔等。
2.贺皇室的庆典。包括贺皇帝登极；贺皇帝亲政；贺传位；贺先皇帝、先皇太后、先皇后尊谥；贺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贺皇后、皇太子册封；贺先皇帝陪祀天地；贺皇太后祔庙；贺册谥皇后；贺皇太后加徽号；皇帝登基周甲纪念（皇帝临御五纪、六纪）；贺皇帝圣节（皇帝三旬、五旬、六旬、八旬）等。
3.贺重修太和殿；贺展谒园陵等。
从崇德二年（1637）到光绪七年（1881），朝鲜派往中国的陈贺使共97次（含兼使），平均每年2.5次。进贺使与谢恩使兼行，称“进贺兼谢恩使”；与陈奏使兼行，称“进贺兼陈奏使”；还有“进贺谢恩兼陈奏使”等。
陈慰进香使。朝鲜得到清敕使颁发清故皇帝遗诏或接到顺付而来的传讣敕书后，于次日派出陈慰进香使赶往北京，奉表陈慰，并致祭香堂于奠堂。朝鲜为先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陈慰进香，清初也为摄政王多尔衮致祭进香。正使从二品结衔正二品，副使正三品结衔从二品，书状官正六品结衔正五品。但遇到皇帝大丧时，使臣品阶同进贺使[288]，即正使正一品或王室宗亲，副使正二品，书状官正三品。
问安使。清朝皇帝东巡盛京（沈阳）祭祖展谒园陵时，朝鲜国王派遣问安使团到盛京奉表起居，并向皇太后、皇后和太子进献土产方物。问安使团规模较小，起初只有正使一员，由正一品大臣和王室宗亲担任。康熙二十一年（1682）增加书状官一员，并无副使。官阶三四品。乾隆四十八年（1783），兼圣节使，称“圣节兼问安使”，又曾副使一员，从二品结衔正二品，盛京问安使一直持续到嘉庆朝。咸丰年间又增加了“热河问安使”。
此外还有告讣使，遇朝鲜国王大丧，会立即派遣使行到宗主国呈交朝鲜的讣告，接受皇帝和礼部的悼词并表示感谢，同时奏请谥和承袭。因此常常和奏请使兼行，称“告讣兼奏请使”。正使正三品结衔从二品，书状官从六品结衔正五品。而小丧“只差堂下武臣咨报礼部”[289]。
赍奏使、赍咨使，“或有赍去奏文之时，则称赍奏官。”据《通文馆志》记载：“有事禀奏而关系不重，不必备正副品使者，择才堪专对，院官咨行礼部。”[290]使行结构及规模最为简单，派遣次数却多达184次，且多集中于清前期，中期以后逐渐减少。其他比较特殊的使行，如鹰连使、护行使只在清朝初期出现。
第三节 清代朝鲜使团朝贡的路线及住宿
一、清代朝鲜使团朝贡路线
朝鲜是清朝主要的朝贡国，也是最早与清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每年定期会派遣使者到中国进行朝贡。其中，朝鲜使团往来的路线称为“贡道”“朝鲜贡道”。清政府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渡鸭绿江入境，由凤凰城陆路至盛京，入山海关赴京师。”[291]大致从朝鲜首都平壤出发，到达义州进行短暂的停留修整，之后渡鸭绿江到达中国境内，再经由凤凰城、辽阳、沈阳、广宁、宁远、沙河、山海关、通州，直达北京，全程三千余里。但这并非固定不变的朝贡路线，往往会根据两国的时局和朝鲜使者往来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清军入关前，朝鲜使臣到沈阳进行朝贡，朝贡路线经凤凰城、栅门到辽阳最后抵达盛京。
具体的使行路线为：义州—鸭绿江—九连城（镇江城）—汤站—栅门—凤凰城—雪里站（镇东堡，朝鲜称为松站）—通远堡（镇夷堡）—连山关（鸦鹘关）—狼子山—甜水站—辽阳城—烂泥铺—沙河堡—盛京。[292]
清军入关后，朝鲜使团到北京进行朝贡。康熙十八年（1679）前，基本按照明代陆路朝贡路线行进，经凤凰城、盛京、海州、盘山、山海关到达北京。稍有不同的是，朝鲜使行需要到盛京（本名沈阳，康熙六十年（1621）改称盛京奉天府）与盛京户部派出的官员进行岁币的交接，再返回辽阳，路程为一百二十里（辽东至十里堡六十里，盛京六十里），具体的路线为：“自鸭绿江至镇江城二十里，汤站七十里，栅门二十里，凤凰城二十里，镇东堡（一名薛刘站，我国人呼为松站）四十里；镇夷堡（一名通远堡）六十里，连山关（一名鸦鹘关）七十里，甜水站三十里，辽东九十里，鞍山六十里，海州卫五十里，牛家庄四十里，沙岭六十里，高平驿六十里，盘山驿四十里，广宁五十里，闾阳驿三十里，石山站（俗呼十三山）四十里，小凌河六十里，杏山驿三十里，连山驿五十里，宁远卫五十里，曹庄驿十五里，东关驿五十里，沙河驿三十六里，前屯卫五十里，高岭驿五十里，山海关五十里，深河驿六十里，抚宁驿六十里，永平府七十里，沙河驿七十里，丰润县一百里，玉田县八十里，蓟州八十里，三河县七十里，通州七十里，北京四十里，合一千九百七十九里。”[293]
康熙十八年（1679），清政府“虑牛庄近海，不罢恐疏于防海之策，欲设新堡守之”[294]，将朝贡路线改为辽阳、盛京、广宁至山海关再到北京。具体而言：“辽东九十里，十里堡六十里，盛京六十里，边城六十里，巨流河（我国人呼为周流河）四十里，白旗堡七十里，二道井五十里，小黑山五十里，广宁六十里。”[295]更改后的路程比原路程远九十里，“全程共二千四十九里，为二十八日的程”[296]，平均每日行七十三里。然而，根据《燕行录》的记载，实际的日程为三十日，一般在凤城和盛京多停留一日，查验人马数量、进行贸易活动及方物、岁币的移交工作。每日的行程为六十里左右。道光十二年（纯祖三十二年，1832），朝鲜派遣冬至兼谢恩使团赴燕，金景善以书状官的身份记录了从义州到北京的行程：
“十一月二十一日自义州发行，行三十里。至九连城中火。又行三十八里，至温井坪露宿。是日。通行六十八里。”
二十二日至栅外中火，入栅止宿，行五十里。
二十三日留栅。
二十四日至乾者浦止宿，行五十里。
二十五日自乾者浦发行，行五十里，至黄家庄中火。又行五十里，至通远堡止宿。是日，通行一百里。
二十六日自通远堡发行，行二十五里，至畓洞中火。又行三十里，至连山关止宿。是日，通行五十五里。
二十七日自连山关发行，行四十里，至甜水站中火。又行三十里，至狼子山止宿。是日，通行七十里。
二十八日自狼子山发行，行四十里，至王宝台中火。又行三十里，至迎水寺止宿。是日，通行七十里。
二十九日自迎水寺发行，行二十八里，至烂泥堡中火。又行二十七里，至十里河堡止宿。是日，通行五十五里。
三十日自十里河堡发行，行四十里，至白塔堡中火。又行二十里，至沈阳止宿。是日，通行六十里。
十二月初一日晴自沈阳发行，行四十五里，至大方身中火。又行四十五里，至孤家子止宿。是日，通行九十里。
初二日自古家子发行，行二十五里，至新民屯中火。又行五十里，至白旗堡止宿。是日，通行七十五里。
初三日自白旗堡发行，行五十里，至二道井中火。又行五十里，至小黑山止宿。是日，通行一百里。
初四日自小黑山发行，行三十里，至中安堡中火。又行三十五里，至广宁站止宿。是日，通行六十五里。
初五日自广宁站发行，行四十里，至闾阳驿中火。又行四十里，至石山站止宿。是日，通行八十里。
初六日自石山站发行，行三十里，至大凌河堡中火。又行二十里，至双阳店止宿。是日，通行五十里。
初七日自双阳店发行，行二十五里，至松山堡中火。又行三十六里，至朱家店止宿。是日，通行六十一里。
初八日自朱家店发行，行三十里，至连山驿中火。又行三十里，至宁远卫止宿。是日，通行六十里。
初九日自宁远卫发行，行三十里，至中右所中火。又行四十八里，至中后所止宿。是日，通行七十八里。
初十日自中后所发行，行四十里，至亮水河中火。又行四十里，至中前所止宿。是日，通行八十里。
十一日自中前所发行，行二十七里，至八里堡中火。又行八里，至山海关。又迂行十里，至望海亭。又行十里，至红花店止宿。是日，通行五十五里。
十二日自红花店发行，行五十二里，至深河驿中火。又行四十五里，至抚宁县止宿。是日，通行九十七里。
十三日自抚宁县发行，行三十五里，至双望堡中火。又行三十五里，至永平府止宿。是日，通行七十里。
十四日自永平府发行，行二十五里，至夷齐庙中火。又行五十里，至沙河驿止宿。是日，通行七十五里。
十五日自沙河驿发行，行五十里，至榛子店中火。又行五十里，至丰润县止宿。是日，通行一百里。
十六日自丰润县发行，行四十里，至沙流河中火。又行四十里，至玉田县止宿。是日，通行八十里。
十七日自玉田县发行，行五十里，至鳖山店中火。又行五十里，至邦均店止宿。是日，通行一百里。
十八日自邦均店发行，行四十五里，至枣林庄中火。又行四十五里，至燕郊堡止宿。是日，通行九十里。
十九日自燕郊堡发行，行三十七里，至大王庄中火。又行二十里，至玉河馆止宿。是日，通行五十七里。[297]
从义州到北京共二千零二十一里，共三十二程，可分为盛京、辽西、辽西走廊和冀东几个不同路段，具体如下：
辽河以东地区自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经九连城（镇江城）、汤站、栅门、凤凰城、松站（镇东堡）、通远堡（镇夷堡）、连山关（鸦鹘关）、甜水站，至辽东站。朝鲜《燕行录》文献将这段区域称为“东八站”，即从鸭绿江畔出发，沿着鸭绿江支流叆河谷地北上，越过分水岭，经连山关，进入太子河支流谷地，最后到达辽阳。
九连城，一名“镇江城”，位于今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九连城村，是朝鲜使行渡过鸭绿江到达中国境内的第一个驿站，据苏光震的《朝天日乘》记载：“镇江城，距义州十五里，旧有九连城堡，自设长宽甸等堡之后，城遂废。自壬辰后，就本城东南后一里许改筑城，号镇江，抽出鸭绿江、中江、马耳山、长宽甸共一千名，垦威化等诸岛抛荒之处，且于中江设闹市以收税，内地人户逐利纷集，遂成聚落，有游击一员。”[298]明清战争时，该地毁于战火，沃土沦为荒野，百姓纷纷逃亡，直至清光绪年间，仍为瓯脱之地，“芦乱蔽野，长过人头，野无线路，人烟断绝。”[299]每当朝鲜使臣到达时，只能设幕帐于江边，同时需要义州枪军进行警戒。四十五年（1777）李土甲以冬至兼谢恩副使的身份赴燕，经过九连城，在《燕行纪事》曾写道：“又渡三江，到九连城止宿。古之城，今则墟矣……荒山高低，树林莽芜，周围可数十里，中有大川抱山而流。湾府将校已来到山之下，掘地作坎，坎中燃炭，设幕于其上。又以狗皮，帐挥且覆焉……幕之前后，枪军齐声呐喊相应，冻角频警。盖以穷山绝峡，虎豹纵横故也。”[300]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曾记载：“绿芜列幕，周罗虎网。义州枪军处处伐木，声震原野。独立高阜，举目四望。山明水清，开局平远，树木连天，隐隐有大村落，如闻鸡犬之声。土地肥沃，可以耕垦。浿江以西，鸭绿以东，无与此比，合置巨镇雄府，彼我两弃，遂成闲区。其为空地，且将百余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者是也。”[301]
光绪初年，边门陆续放垦。大量人口得涌入，九连城日渐繁华。光绪十三年，朝鲜使臣李承五在路经此地时曾写道：“此地（九连城）久为两界废弃之墟，满目荆榛，初无人烟，从前使臣视若寻常，乃于四五年前内栅门移设于此，遂为一村堡。流民如赴乐地，辐辏来集，结构耕垦，依山连江，田亩相望。乃建中江关，置官员以收其税，不过数年之顷，耕者务农，商旅通货，今为边门一都会也。”[302]经过短短几年的开发建设，九连城已经成了农业和商业的重要城镇，同时也是中江贸易的集散地。
汤站，又称“汤山站”“汤山站城”。《民国凤城县志》曾记载：“汤站堡，明置今废，在拉蛄沟，以近神水宫汤泉而名。”[303]在明代置指挥使一名，后荒废。朝鲜文人李海应在《蓟山纪程》中记载汤山城：“城在柳田北十里，明时置指挥使地也。今崩圮几尽，只有城根周围，若水头堤堰之筑。林木丛密，仿佛民家之居。城头有硙碓之属，为风雨所磨泐。车奴言，旧有城门，架石为虹梯。年前雨水大涨，门于是崩颓。汤沾旧有汤池，明时设站。至丙丁（丙子），路梗人散，遂废。”[304]
栅门，又称“凤凰城边门”“架子门”。位于今辽宁省凤城市边门镇。边门修建于清崇德三年。关于凤凰城边门的位置，据《凤城琐录》记载：“边门在凤凰城东南三十里。”[305]朝鲜使臣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写道：“所谓栅门，在凤凰山南边，以大木列树十余里，中为门，其开闭凤凰城将主之。栅门旧在凤凰城东五里，距鸭绿江一百三十余里，而皆空其地不居，似古之瓯脱，盖防彼此奸民相通之路也。自数十年前，移设于二十里外，此由于凤城人渐多，欲广其耕牧之地，然去鸭绿江益近，非当初设置之意。”[306]可见，栅门原在凤凰城东五里，后迁到二十里外，位于凤凰山之南，与《凤城琐录》记载基本相似。这主要是因为“辽东招垦条例”颁布后，辽东人口大幅增加，为扩大农耕面积，于康熙年间进行展边。
凤凰城边门的军事驻防，清设章京一员，于盛京五部司员内拣派，两年一更，属下兵五十名。门内卡路二曰佛笑岛（即浮小岛）、曰沙基子。由城守尉派员，两月一更。门外卡路，一曰中江，兵二十，两月一更。
朝鲜使臣在进入栅门前，须预先派遣译官、湾校等人到凤凰城禀告城守尉来由及过江日期，并开报使行的职名、人数、马匹及贸易货物等。入栅时，先由迎送官马队先行护迎使行，之后凤凰城城守尉（称“城上老爷”）率边门章京（称“门上老爷”）、中江税官（称“税上老爷”）和八旗官兵于栅门点验人马，数量一致准许入城。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日记》曾记载：“午后开栅门，数百清人，一拥出来，乍见骇怕，其中身材雄壮，衣帽鲜华者居多，非初见三胡之比。衙译吴玉桂、徐正明两人使从胡持方席，来谒于两使臣。使臣坐而见之，两胡退，与章京、麻贝甫十口辈，列坐于相望处。于是各给礼物，馈烧酒、药果、干雉等物。诸胡持杯不饮，译辈言，使臣举杯，然后彼人方可饮云。不得已两使臣举空杯，以示酬酢之意。衙译、麻贝各一人随行次，至北京往返同。所谓衙译。即次通官，为通语。麻贝称为迎送官，为护行也。”[307]出栅时，“沈阳郎中一人，主其货税，门大使一人主讥（稽）察。惟骡驴有税，税不过数贯钱，余不问。盖厚往之意也。”到了清代中后期，纲纪废弛，栅门稽查的旧例逐渐成为一种形式，“近来则凡史书弓角等杂样禁物，无行无之，每以公银赂之。出卜时，只解一二包，以存其法而已云。”[308]
凤凰城边门除了是稽查出入的关卡之外，也是进行中朝边界贸易的场所。朝鲜每年至少一次派遣使团到清朝进行朝贡，使行贸易历来是中朝两国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著名的“栅门后市”就在此地。朝鲜使臣李正臣在《燕行录》中记载了栅门后市的繁荣：“二十年前目见关东土旷人稀，民不乐居，而凤城为站尤为萧条，地皆抛荒，无异于栅外。近自后市通商以来，生理骤胜，人居益繁，为一巨镇。栅下新成大村，而自栅至城，三十里之间，鸡犬相闻。每当市期，金、福、海、盖之载绵（棉）花者；沈阳、山东之载大布三升者；中后所，盛京之运贩帽子者，车马辐凑。南方商船直泊于牛庄海口，近又有北京人多以锦缎载到于栅门，而城中所关店铺，几如关内大处，闾阎栉比，旁近诸城，尽为乐土，取次开荒，无一空地。商人等衣服车骑之盛，拟于公侯。”[309]
凤凰城“筑于成华十七年，周三里八十步，南一门。清康熙二年仍旧制重修，外砖内石，高两丈，厚一丈二尺，女墙高四尺。东辟一门曰迎曦，南曰集瑞”[310]。朝鲜使团进入边门后，到察院住宿，同时会供应使团粮食、酒肉、茶、醋、柴草、木炭等生活必需品，并派迎送官沿途护送。清朝初期，察院比较简陋，“所谓察院者，作草家四五间，以为三使入接之所，外以木栅周之而已……察院屋宇为雨水渗漏，炕上沾湿，已不堪其苦。”[311]
通远堡，一名“镇夷堡”。据《岫岩县志》记载：“通远堡，凤凰城西北一百里，周围一里二百一十步，南一门。左一山城，相隔二里，周围一里九十步，西一门。右一新城，相隔二里，周围一里六十步，门一。”[312]
连山关，一名“鸦鹘关”。据《钦定盛京通志》记载：“连山关在凤凰城西北一百七十里，以近连山，故名。明时设关，为朝鲜入贡往来之道。置官戍守。”[313]朝鲜使臣李海应记载：“连山关，古称鸦鹘关。自此有捷径，不由沈阳，而可直走山海关。成化十六年（1480）请改贡道，兵部尚书刘大夏奏以为朝鲜贡道之迂回，即祖宗微意，仍不许，后遂关为堡。今尚有城坮，荒废不修。”[314]
甜水站，因甜水河而得名。据朝鲜使臣李海应《蓟山纪程》记载，它“在会宁岭十七里，辽河之水味多咸，而此河之水独甜冽，故名焉。”[315]据《岫岩志略》记载：“甜水站，城西北一百八十里，周围三里九十步，南北二门，南曰甜水站堡，有塔。”[316]
迎水寺站又称“东京驿”，位于辽阳东北五里的太子河东岸，面向太子河，正迎水头，故名。驿站附近有迎水寺，又称“慈航寺”。据《奉天通志》记载：“迎水寺，在城东北五里，天聪十年，清太宗征高丽，曾驻跸于此，赐寺僧衣粮，嗣即设驿于此，名东京驿。寺内殿三层，一地藏，二韦陀，三释迦，大铜佛五尊，弥勒佛背镌有正德十九年制字。同治年，寺为盛京礼部僧录司所管，迄民国，归村人经理。今一殿二殿已坍塌无余，惟释迦殿有迹可考，经县知事田载佛归城，现迎水寺村会集资重修，迎佛归寺供奉。”[317]在清代，迎水寺作为朝鲜贡使的安置场所，朝鲜使臣称其为“暎水寺”或“永寿寺”。据朝鲜使臣崔德中记载：“过一山隅，则层岩之下有巨刹，乃暎水寺也。下马入见，则别无可观，而倚壁构二层一楼。楼上有金佛数百，而或铁或木，或大或少，且有一片铁铸小佛像千数，此如我东伽倻山千织佛之类欤。下有玉皇上帝塑像，揭板曰‘慈坛法眼’，遍览后还渡太子河上流。”[318]《燕路程记》记载：“迎水寺一名永寿，或曰慈航，屋瓦覆以青砖，殿前铺以青润文石，中安大殿三座，雕刻莲花芭蕉，使百十浮屠四面高捧而罗立。前殿设冕佩剑戟之卫，西龛奉关帝小像，制极奢丽。壁上画彭祖石崇郭汾阳为一幅，若合席对坐，祈求三人寿富福而然也。”[319]
按照清朝的规定，朝鲜使臣赴燕途中并不经过辽东首府辽阳，而是渡过太子河到迎水寺站住宿。据《奉天通志》记载，迎水寺站设“驿丞一员，壮丁五十三名，实应差十二名，马十三匹”[320]。由于驿站壮丁及家属众多，加之朝鲜使臣、商人、进香的香客来往频繁，迎水寺站很快发展起来，具有一定的规模。康熙年间，朝鲜使臣吴道一路经迎水寺站，他曾记载：“察院在新城近处，闾阍稠密，市肆接连，即一巨镇也。盖云南平定后，南方俘虏人，多移置于此以实之云。新城城内，别无人居，只有八角小亭巍然独存于丘陵之上，此即老刺赤攻辽时候望之处云。”[321]
辽河以西地区，经烂泥铺、十里河站、盛京（沈阳）、新民屯、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至广宁站。这段路程以盛京（沈阳）为分界线，沈阳以东，地势较高，丘陵与平原相接合，虽偶有地方泥泞，但并不影响行进。沈阳以西，途径辽泽，地势低洼，夏秋季极为难行。特别是到了二道井和一板门一带，“水过马腹，车辙之迹做坑堑，深而且长，马共跌陷，不得自出，多人扶起，然后方起。又复跌陷，所载卜物，尽为浊水所沾污。”[322]
十里河站，即明时虎皮驿，在今辽阳市北十河里。地处辽沈之间，为辽沈间的自然分界线。据《沈阳县志》记载：“虎皮驿古城在县城（沈阳县）南六十里，周围一里一百三十步，南一门。明熊廷弼经略辽东设防于此，以控扼辽沈，清天命六年（1622）征辽阳进师虎皮驿，抚降之。后改修南北二门，即今十里河。”[323]
盛京，今沈阳。清朝关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濒渤海，西接蒙古，东临朝鲜，北抵俄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天命十年（1625）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天聪八年（1634）清太宗皇太极改沈阳为天眷盛京。盛京城“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改旧门为八：东向者左曰抚近，右曰内治；南向者，左曰德胜，右曰天佑；西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外攘；北向者，左曰福胜，右曰地载。池阔十四丈五尺，周围十里二百四步”[324]。朝鲜使臣通常由大南门，也就是德胜门入城。出城时一般走小西门，即外攘门出城。
入城前，出于对留都的尊重，使团一行先在城外的关帝庙稍做休整，之后改易服饰。三使改着青色道袍，头戴黑笠，脚穿黑靴，他们舍轿而乘马，入城时，正使陪表咨文走在最前面，副使与书状次之。其他陪同人员军官、译官、通事官等分成东西两班，俱骑马，排队入城。清道光二年（1822）十月，朝鲜派出冬至兼谢恩使团赴燕，李永得以随员的身份记录了使行入沈的过程：“至城一里许有关帝庙，一行皆入憩……自此舍车骑马而进，三使以笠道袍骑马入城。表咨文在前，三使次之。译员以登天翼进，号曰东班。军官以下以戎服进，号曰西班。分班成列而行，盖旧例也。”[325]入城后，使行或于察院住宿，或投宿于民家。
使行进入盛京后，除了可以自由地出入市集、参观太学，与文人进行交流外，最重要的是按规定将贡物和岁币依例咨数分纳于盛京礼部，称“盛京分付交纳”。其贡物的数量与种类并无明确的规定，只规定贡物中的纸、苧布和糯米等用于祭陵。朝鲜使臣金景善在《燕辕直指》中曾记载：“岁币之纳于沈阳者，原无定式。每岁，自北京礼部先期文移，依其数呈纳。今年则绿绸一百匹、红绸一百匹、生上木三百匹、好大纸一百五十卷、好小纸二千二百一十卷、粘米三石五斗三升，而毕纳后，其余物种，照数交付于沈阳押车章京。纳币之库，在于行宫南小巷中大门内，以砖筑台，高三丈，库在其上，南面只有上下级，余皆如削。译官领方物，积置台下。俄而户部郎中来，始纳之。随而上，砌尽而门，门左右有炕，入门又有砖级，亦丈许。上有门，左右炕之制，亦如下门。门内始为庭，东西六丈许，南北倍之。东西有屋，即方物所贮之库也。北边又有一层台，上有三间屋，此金银所藏处。而空无所有，皆输送宁古塔故也。置方物于西庭，一人坐于阶头，手持文书，只照视物件，而并不阅视好恶，亦不计数，直纳库中。户部郎中二人，但坐门内东炕，无所监视，其简易如此云。”[326]
新民屯，据《新民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一年设巨流河巡检，乾隆初年移巡检驻新民屯，为新民屯设治之始。新民屯本辽西沃沮地，多丛苇积淤渐平，聚而成村，久而成镇。”[327]新民屯作为一个新兴的城镇，依靠便利的交通，在乾嘉年间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嘉庆五年，朝鲜使臣朴齐寅经过此地，他在《燕槎录》中写道：“到新民屯，人物之殷盛，廛市之繁丽稍有可观，亦沈西之大都会也。人家栉比，相连十里许。”[328]
白旗堡，据《大清一统志》记载：“白旗堡，在锦县东一百六十里，周围一里，本朝康熙二十九年设左领骁骑校，乾隆十七年，移前屯卫巡检驻此。”[329]
二道井，据《黑山县志》记载：“因在两京御路之上，明清设驿站，清帝东祭，几次经次，曾命官护井，故名。”[330]二道井子是清代的驿站，设驿丞一员，额设壮丁三百四十四名，实应差壮丁二十九人，马五十匹。此处是盛京—广宁一线最为泥泞之处，朝鲜使臣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其土细如面，遇雨黏浓如糖之融，没人腰膝，才拔一脚则一脚渐深，若不努力抽足则地中若有吸引者，全身都没，不见陷痕。”[331]
小黑山，据《锦州府志》记载：“小黑山城，城东六十里，周回二里，六十八步，南一门。”[332]明代在小黑山设镇远堡，置官驻兵，设小黑山大台、小黑山西山、小黑山西空台、小黑山南空台。小黑山地势西北高亢，东南低洼，略成坡形，土地平旷，有少许泽地相杂期间。朝鲜使臣经过此地时，路程较为艰难。“此地本沮洳污陷之地，使行之归，每在冰解之后，泥深过丈，马不能前，辄致狼狈。”[333]
广宁驿，一名“广宁站”，朝鲜使臣称为“新广宁”，建于康熙十八年（1679），旧址在广宁城二十里的广宁站村。朝鲜使臣吴道一在路经此地时曾记载：“村落颇稠密，亦巨站也。”[334]广宁驿设驿丞一员，额设壮丁三百五十五名，实应差二十九名，马五十匹。
辽西走廊是西北山地与东南海边（渤海湾）之间的狭长地带，主要指锦州—宁远一线，具体包括石山站（十三山站）、大凌河堡、松山堡、杏山堡、连山驿、宁远卫、沙河所。
石山站，一名十三山站，据《锦县志》记载：“十三山在城七十五里，高一里余。周回二十余里。峰有十三，故名。山上有潭，名龙潭。潭其下有金牛洞，峰峦罗列，大小相错。出山海关即望见之。凝岚积翠于大荒中，若远若近，宛若图画，海山一奇观也。”[335]
大凌河堡，据《锦县志略》记载：“大凌河城在县城（锦县）城东四十里，周回三里二十步，门一。明宣德三年置中左千户所于此，属广宁左屯卫。”[336]明清战争时，后金军攻占大凌河堡后，将其完全摧毁，变成一片废墟。朝鲜使臣李海应经过此地，曾作诗凭吊：“停马风前倚半醺，大陵哭鬼若将闻。战场白骨悲寒月，野渡黄沙起恶氛。鞮汗无当骄冒顿，睢阳有死义将军。河流未洗男儿恨，王气金陵冷水云。”[337]
松山堡、杏山堡。松山堡，据《锦县志略》记载：“在城南十八里，明宣德三年设中屯千户所于此，属中屯卫。周回三里，一百二十步。门三，西曰建威，东南门无字。城毁，清设汎，久裁。”杏山堡，据《锦州府志》记载：“杏山城，城西南三十里，城毁，地基二里一百六十步，东西二门，池淤，建制无考。”[338]松山堡与杏山堡是明清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两个战场，已经到了城毁人亡的地步。朝鲜使臣成以性在《乙酉燕行日记》中记载：“穿过杏山堡，亦是当年战场也。东南望海而行，夕宿塔山所。惨目之状，又不忍言。孤城力战，终始不屈，城陷之日，家家藏火药，敌兵阑入，一时发火，主客烧尽，无一得脱。非徒能死，又能杀贼，主将谁也，非烈士欤！至今清人亦称道不已云。”[339]七十余年后，当朝鲜使臣金昌业路经此地时，依旧经济萧条，人口稀少。“此地（松山堡）被兵已过七十年，而民物凋敝，至今未苏。烟台处处残破，瓦甓不留，当时屠戮之惨，犹可想矣，令人伤心。”[340]
连山驿，《锦州府志》记载：“连山城（锦州）城西南八十里，周围一里二百六十步，南一门曰迎轺。池淤。”[341]
宁远卫，背靠丘陵，面临渤海，扼辽西走廊咽喉，西连万里长城，东接锦州，是山海关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两朝的军事重镇。孙承泽、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都曾驻守于此。据《康熙宁远州志》记载：“城（宁远城）本广宁前屯、中屯二卫地，明宣德三年（1428）总兵巫凯请建宁远卫于此。筑城周围五里一百九十六步，高三丈，池周围七里八步，深一丈五尺。门四，东曰春和、南曰延晖、西曰永宁、北曰威远。外城周围九里一百二十四步，高如内城。明季增筑门四，东曰远安、南曰永清、西曰迎恩、北曰大定，四角俱设层楼。今按内城周围五里一百九十步，外城周围九里一百二十四步。城楼俱颓。”[342]清康熙三年（1664）设宁远州，管理山海关以东，连山以西地区。始属广宁府，后隶属锦州府。康熙五十一年，朝鲜使臣崔德中路经此地时，曾登内城西门，周览形势，他在《燕行录》写道：“外城乃方城，而一面不过二里余，内城亦方城，而俱皆崩颓，只存内外八虹门。门以砖石造成，民家虽不稠密，内城则无空弃之处。外城西北多空垈，而市廛半不如盛京。内城中当衢路，有十字阁，状如沈阳之制。”[343]
冀东地区主要指山海关至北京的关内地区。具体包括山海关、红花店、抚宁县、永平府沙河驿、丰润县、玉田县、邦均店、燕郊堡、通州至北京。朝鲜文人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曾记载：“关内风气，绝异关东，山川明媚，曲曲堪画。行过抚宁县，山川渐益开朗。城里街坊，家家金扁（匾），玉音牌楼，处处辉映。入关以来，诸山益脱大漠粗壮之气，向南开面，清秀明嫩，至昌黎诸滨海之县，山气尤佳。”[344]
山海关，北倚燕山，南临渤海，沟通华北平原和辽西走廊，是通往关内的重要通道。朝鲜使臣抵达山海关，入关的程序同沈阳一样，“三使皆去盖，文武成班，如入沈阳时。税官及守备坐关内翼廊，点阅人马，照准凤城清单。大凡中国商旅，亦皆簿录姓名、居住、物货名数，诘奸防伪，极为严肃。守备皆满人，打红伞蕉扇，前列军卒百余佩剑。”山海关以“十字街为城，四面为虹门，上有三檐楼，扁曰‘祥霭榑桑’，雍正帝笔也。帅府门外坐石狮二，高各数丈。闾舍市井，胜于盛京，车马最盛，士女尤为都冶，其繁华富丽沿道莫比。盖此为天下雄关，而关以西渐近皇都故也。”[345]
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如果遇到清朝皇帝道热河避暑山庄避暑，需要朝鲜使臣到热河进行朝贡。朝贡路线共有两条：一条是从凤城出发经过盛京到达北京，从北京出发，北上经过顺义、怀柔、密云，在古北口长城外，渡川河到达热河，行程七百余里[346]，“若昼夜兼程，五日可达。”[347]
还有一条不经北京，出古北口到热河，而是从二道井到新店后，西南走白台子，经义州、蛮子岭、朝阳县、喇嘛沟、建昌县、平泉州、红石岭到达热河。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朝鲜派遣进贺使团赴燕，庆贺乾隆皇帝八旬寿诞，文人柳得恭以随行人员的身份赴京，曾在《滦阳录》中详细记录了到达热河的行程：
自新店过白台子至正安堡五十里，至望山铺十里，至四方铺十里，至四堡子十里，至魏家岭十里，至花儿楼十里，至黄土坎十里，至细河十里，至关至庙站五里，至高台子二十里。渡沙河过公主陵至庙口站二十里，渡大凌河至义州城三十五里，至崔家口二十里，至头渡河子十里，至六台边门二十五里（朝阳县界）。到柳河至石人沟地藏寺五里，至蛮子岭二十里，至水村子三十里，过张家营烧酒局至蟒牛营福宁寺二十里，再渡大凌河二十五里，至朝阳县十五里，至大营子二十里，过蝴蝶沟至三家儿三十里，至喇嘛沟二十五里，至杏胡子台十里，至担杖沟梁三十里（建昌县界）。至公营子二十里，至夜不收二十五里，至张鬅子三十里，至建昌县三十五里，至宋家庄三十里，至双庙二十五里，至北宫四十里，至杨树沟三十五里（平泉州界）。至大庙站二十里，至平泉州三十里，至凤凰岭三十里，至七沟二十里，至祥云岭十五里（有承德府交界碑）。至西六沟二十五里，至黄土梁三十里，过红石岭至平台子三十里，至热河承德三十里，凡九百六十里。[348]
陆路之外，到清末还开通海陆，主要为朝鲜设洋务之别及赍咨官所用。大致自义州渡过鸭绿江后，到盛京，经过海城、牛庄在营口上船，经旅顺、烟台到达天津，再转陆路到北京。[349]
二、清代朝鲜使团的住宿
朝鲜使团在中国境内的路程共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凤凰城至盛京，共设凤凰城、松站、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狼子山、新辽东、十里河堡、沈阳等九处察院；第二段从盛京到山海关，共设边城、孤家子、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新广宁、十三山、小凌河、高桥堡、宁远卫、东关驿、两水河、山海关等共十三处察院；第三段是从山海关到京城，共设抚宁县、永平府、沙河驿、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等共八处察院。从凤城到京城共三十处察院。[350]
整个有清一代，朝鲜使行基本按规定在察院住宿，但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连山关、甜水站和狼子山一段，连山关距离甜水站五十里，甜水站距离狼子山四十里，原本只需要一天的路程，朝鲜使臣却要走两天，且在连山关、甜水站、狼子山这三处分别住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选择越站，即在甜水站稍做休整，直接到狼子山进行住宿。如白旗堡、二道井和小黑山一段，自白旗堡到二道井四十多里，从二道井到小黑山五十里，则可以越过二道井，行九十里投宿于小黑山。再如边城、孤家子一段，朝鲜使臣会根据情况绕过孤家子站，直抵周流河站到白旗堡住宿。又山海关站到抚宁县近一百三十里，一天很难到达，因此使团通常选择二者之间的榆关店住宿。“抚宁则虽有察院，距山海关甚远，故止宿榆关，已成近例，今亦如是焉。”[351]其他的情况，朝鲜使行临时选择住宿地点非指定驿站。如顺治十三年（1656），朝鲜麟坪大君一行则在杏山驿与连山驿之间的塔山所进行投宿。[352]如嘉庆八年（纯祖三年，1803），朝鲜使臣李海应一行在通过边城站之后并未在孤家子站投宿，而选择在大黄旗堡住宿。之后，又越过小黑山站在中安堡站住宿。[353]
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京城或者两驿站之间路程较短，朝鲜使团通常选择越站。有时是一站，甚至是两站。乾隆四十二年（1777），朝鲜使臣李土甲一行，到达十三山站后连越两站，直抵高桥堡站住宿。他在《燕行纪事》中写道：“今日将越二站，故鸡鸣而起，带月行数十里，过三台子、大清河，路左见四碑罗立……至双阳店，为五十五里，午憩于王姓人家。又过小凌河，一名锦川。北有一大路，即通锦州卫……过松山堡，至杏山堡二十五里，秣马，日已没矣。带月而行，过十里河、高桥堡三十五里，止宿于马姓人家。是日，大凌河三十里，越站行一百十六里。冬日甚短，行事卒卒，虽听鸡而发，二更始入宿店，盖缘道里最远故也。”[354]
越站一事时常发生，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能由朝鲜使团做出决定，需三使派遣译官与清朝章京和迎送官等进行交涉，经对方同意后方可越站。若对方不同意，还要给予一定的贿赂。朝鲜使臣李器之曾在《一庵燕记》中记载：“使行明日当宿甜水站，而以今宜速，故欲越站，衙驿、麻贝每以使行当宿察院所在处，不可越站，且渠辈马匹不可随。而越站每操纵索贿，今番行中亦当赂银若干耳。”[355]
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鲜左参赞闵镇远以谢恩副使身份赴燕，行至松站，“日才午矣，欲为前进，而此地元（原）有站数，如欲越站比给赂，恳乞于护行差胡，得诺然后可行，殊可苦也，仍为留宿。”[356]四日后，行至狼子山，“使译辈恳乞越站于差胡，则以为冷井无非宿站，辽东颇远，绝不可许云。”[357]遇到这种情况，朝鲜使臣只能表示无可奈何，听从迎送官的安排。
从清康熙元年（1662）开始，清人在沿途设置察院供朝鲜使团居住，但由于管理不善，察院多出现颓坏的情况。“宿站辄置馆舍以处我国行人，名曰察院，而率皆废坏，只余墙壁。”[358]针对这种情况，康熙皇帝曾下令礼部：“著令各该地方官修葺坚固，以副朕加惠远人之意”[359]，由于地方官执行不力，最终成为一纸空文。朝鲜使臣闵镇远赴清时，曾在《燕行录》中记载：“所谓察院，即使客住宿之馆宇，而举皆颓圮不堪入住。胡皇新有修葺之命，而无一处始役者，可痛。历路仅可止宿者只是数处。”问其原因，答曰：“皇帝虽有修葺之命，实吝于财用，无意助给物力，没奈何矣。”[360]直到乾隆初年，朝鲜使臣的住宿条件并未得到实质的改善，“沿途旅舍大率荒颓，即使完固，房屋不过三五间。伊等一行官役，不下三百人，不足以容身。且迎送官限于置馆之站，不准越过，此不得已而露出之由也。故值寒甚，往往冻死，深为可闷。”[361]于是，乾隆皇帝下令“朝鲜贡使入京，沿途馆舍，量加修葺。并令迎送官不限程途，于人烟辏集之屯庄赁店投宿。”[362]自此以后，朝鲜使臣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既可以在察院住宿，也可以赁店或投宿民家。
朝鲜使团投宿民家可以得到更好的招待，也方便了与当地民人的交流。由于使团规模较为庞大，因此多选择驿站的驿丞或当地富户。顺治六年（1649）十一月，朝鲜仁安君李瑛以谢恩兼冬至使赴燕，进入凤城后投宿民家，受到隆重的接待。他在《燕山录》中记载：“主人迎入堗床，铺红毡，排红交椅使之入座。即办盏盘，亲自酌酒而进纳，虽不通言，待之甚款，连酌三盏而罢。主人年可五十许，而多子女奴仆，家计甚富……使之乘坐，则答称王子之前何敢对坐，或蹲坐地上，进盏时叩头而纳，有若知礼之人。”李瑛对主人评价颇高：“虽曰异俗真态，若此既知礼而傲然自尊之人，乃此人之罪人也。”[363]
由大君充任正使的朝贡使团，往往规格较高，投宿民家时会受到极高的礼遇。而其他的使团则常与当地民家发生纠纷，纠纷主要集中于房钱的多寡。朝鲜使臣李宜显在《庚子燕行杂识》中记载：“察院率多颓废，故自前每多借宿私家。而无论昼夕站，一处其家必有其价，名曰‘房钱’。以纸扇等各种给之，而刁蹬需索，或至斗哄，亦可苦也。”[364]
房钱多少并无明确规定，起初只是状纸一束，白纸二束。若遇良善之家还会赠送烧酒和食物，而不索价。随着入贡使团次数的增加，沿途住宿的费用也不断上涨。“一夜借宿之房钱，倍多于前，小则二两，多则四五两银。”[365]同时还加索刀、纸扇、笔墨等物品。康熙六十年（1721），户曹参判李正臣以谢恩副使的身份入燕，他在《燕行录》中写道：“每日宿所站舍之税，古例则不过壮纸一束、白纸二束矣，近年来渐增，此实可骇。而今番则特甚，壮纸三束寻常，或四束，或至于五束之过多，每以此责乾粮译官矣。昨夜则主人清人李可培之弟李可钦十分怪恶，半夜咆哱为欧（驱）逐状，房税至于壮纸六卷，粧刀一漆，别扇七柄，刀子三柄，白纸三束，烟竹三介之数，一夜借宿之税，岂至于此乎，万万骇怪。辽东以前，书状主人，称以房税之小，书状发行时，闭门不为出送。此外三房干粮卜驮，不许出送之时，亦比比有之矣。昨夜李可钦之作乱，又如此。前头使行，必至于万万难堪之境，此弊实可虑也。”[366]
房钱若不能让房主满意，轻则半夜咆哮驱逐，重则锁门不放行，甚至夺使行人员的佩刀相威胁。如朝鲜使臣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写道：“至沓洞入店舍，三行分入东西炕。朝饭临发，主胡嫌房钱少，关其门不开。书状马头直山能汉语，争之不得，竟加一烟竹，然后始开。”[367]路经辽东时，“朝饭行，主胡嫌房钱少，执申之淳不放。余以一扇与之，始免。”[368]经过白旗堡时，“主胡嫌房钱之少，夺善兴刀子，已而还给。昨日为渠请医命药，又与紫金丁，而今如此，可痛！”[369]
朝鲜使臣一向以“小中华”自居，对东方有着深深的羡慕之情。当他们来到中国，看到的是护行衙驿的骄横无理，沿途清人的贪得无厌，人人以利为重，见利而忘义。这让他们深感中华文明的堕落，并为之痛心疾首。朝鲜使臣韩泰东曾感叹：“其人民徭俗则率皆嗜利重货，绝无纯憨之风。甲军愈益骄悍，侵嬲一行员役无所不至，随身之物辄相求乞，若不与则詈辱不已，公行攘夺。如牙译、麻贝等例给之外，种种讨索于使臣，酬应不暇。使臣若出宿闾家，则主人每以房钱多少遮梗喧讹，必称其欲而后已。甚或蔽井阻汲，限地防刍，强要高价以售其有。其中稍识文字者称以秀才，话未及终，辄乞面币，无一人有翰墨儒雅之态，中华文物沦陷已久，亦己悲矣。”[370]
使团到达京师后，以会同馆作为朝鲜使邸。会同馆设立于顺治初年，又称“玉河馆”，专门负责接待外国贡使。初设时隶属于礼部主客司，由主客司满汉主事各一人，提督馆事。规定：“凡贡使来京，提督官据督抚报文，稽正从人数申（礼）部，劄光禄寺支送饭食等物，咨工部应付铺垫什物。计到馆马数，咨户部给发草豆；奏拨官兵看守，咨兵部拨送到馆。次日，率贡使赍该国王表文，至部呈堂，公同拆阅。大使将进馆时日，及进贡人数，具呈报部。”[371]康熙十二年（1637），裁掌印通事，馆内一切事务，由部委官专管，令主客司公同办理。乾隆十三年（1748）与四译馆合并，称会同四译馆。
顺康年间，前来朝贡的外国使团并不多，朝鲜使臣多住在会同馆舍。从雍正二年（1724）以后，由于“俄罗斯人到京，必入会同馆”，故迁朝鲜馆舍于正阳门东墙下乾鱼胡同，朝鲜人称为“南馆”。乾隆二年（1737），由于朝鲜使团人数增多，原馆舍多有不便，别择安定门大街内务府属官房一所，以待朝鲜每年贡使。
乾隆八年（1743），内务府将正阳门外横街官房一所，指定三十七间半，与玉河桥及乾鱼胡衕官房二所，作为会同馆接待朝鲜使者。据朝鲜使臣李海应记载：“入朝阳而路折，迤西向南者再行至五里余，望见城角逶迤，即正阳、崇文两门之间也。未至门有石桥，桥名曰‘玉河桥’。桥凡十二间，而有左右栏。馆在桥西北，名曰‘玉河馆’，亦谓之‘南馆’。若我国别使同时入城，则又设一馆于北门内，故有南北馆之别也。馆凡百余间，皆纵横为一字制。馆门内有中门，中门内有东西廊屋，此员译辈所处也。又于小门内有正堂，正使处焉。左右月廊上房，褊幕所处也。又北而第二、第三行，则副使、书状分处焉。褊幕则亦分入本房夹廊。后边有北炕十数间，员译及下辈人马，匼匝于其中。构黍干，涂燕纸。各自为防塞之具。又多有靠墙设幙者，馆壁贴红纸，书曰‘十二月二十日吉时封印，正月二十日吉时开印’。各衙门亦仿此，此乃都中每年例也。”[372]
乾隆十三年（1748），将定安门外一馆舍作为会同馆接待朝鲜的馆舍。乾隆二十一年（1756），移定安门外馆舍于宣武门内瞻云坊，称为“西馆”。朝鲜使臣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西馆在瞻云牌楼内大街之西、白庙之左，在正阳门之右者称南馆。皆我国（朝鲜）使馆也。年至使先在南馆，而别使踵至，则分处此馆，或云被籍之家也。前墙十余间，砖刻牡丹而筑之，嵌空玲珑。正使处正堂，中庭有东西堂，副使、书状分处，余处前堂。”[373]
小结
中国与朝鲜是东亚重要的邻国，两国关系世代友好。发展到明清时期，中朝关系成为一种“典型的朝贡关系”。经济上，宗主国规定贡品数量和贡道，对臣属国的贡品进行回赐。臣属国定期进行朝贡。政治方面，臣属国的年号、年历、王位的更替、国王、王后的封号、谥号均由宗主国进行册封，宗主国有权干涉臣属国的内政。军事上，相互求兵及出兵。礼仪上，是以封典为主的两国间礼仪形式关系。中朝朝贡关系中，两国使臣通常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秉持着“人臣无外交”的最高行为准则，没有决策权与处理事务的权力，却可以影响甚至干预两国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他们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对中朝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朝鲜使团来华朝贡的次数根据两国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略有不同，清初两国关系较为紧张时平均每年八次，清代中期两国关系趋于平稳，平均每年两到三次。整个有清一代，朝鲜每年派往的使行次数平均为三次。朝鲜派遣到清朝的使团人数不定，少则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使团的人数及人员构成依使团的类别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为正使一人，副使一人，书状官一名。正使代表国王，在使团中的地位最高，多为“大君”“驸马”或议政府大臣及各曹判书担任。副使的地位仅次于正使，随同正使参加各项礼仪活动，总掌使团中的各项事务。书状官品叙较低，三品到六品不等，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团出境时，与义州府尹共同检查使团人员是否携带违禁物品，进出栅门之前核查使行人员和马匹数量。负责记录使行日记及闻见事件，回国后向国王汇报。译官，又称通事，是使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使团的翻译和与清代官吏交涉事务。朝鲜使团的种类可分为节使和兼使两大类。节使为固定使节，每年一次，称为“冬至使”或“三节年贡使”，从清初直至清末1894年，从无间断。节使有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任务。使团规模很大，通常超过三百人，由每年十月末从汉城出发，在义州修整集结人马，并对夹带及私货进行检查处理。十一月末渡江，十二月下旬达到北京，向礼部呈交国书、岁币和方物，觐见皇帝和参加各项礼仪活动。于次年二月离京，三月归国。行程达五个月之久。此外，还有“兼使”，又称“别使”，无固定时间与规模，主要是为了完成一项或几项任务而临时派遣的使团，使团的种类很多，如陈奏兼奏请使，主要任务是奏中朝边界如犯越、漂人问题及本国政治、军事、法律等重要政务。陈慰兼进香使，主要是朝鲜得到清敕使颁发清故皇帝遗诏或接到顺付而来的传讣敕书后，于次日派出陈慰进香使赶往北京，奉表陈慰。此外还有进贺兼谢恩使等。且越到清朝后期固定使节的次数越少，兼使的次数越多。朝鲜使团朝贡路线，清军入关前，朝鲜使臣到盛京进行朝贡，朝贡路线和海陆两条路线。陆路线经凤凰城、栅门到辽阳最后抵达盛京。清军入关后，朝鲜使团到北京进行朝贡，基本按照明代陆路朝贡路线行进。经凤凰城（丹东市）、辽东（辽阳市）、盛京（沈阳）、广宁（北镇市）、山海关最后抵达北京。还有一条是朝鲜使臣到热河进行朝贡。主要从凤城出发经过盛京到达北京，从北京出发，北上经过顺义、怀柔、密云，在古北口长城外，渡川河到达热河，行程七百余里。清末还开通海陆，主要为朝鲜设洋务之别及赍咨官所用。大致自义州渡过鸭绿江后，到盛京，经过海城、牛庄在营口上船，经旅顺、烟台到达天津，再转陆路到北京。
朝鲜使臣的住宿从清康熙元年（1662）开始，当地官府在沿途设置察院供朝鲜使团居住，但由于管理不善，察院多出现毁坏无法居住的情况。于是，清朝皇帝下令朝鲜使臣可以赁店或投宿民家。一般来说，投宿民家可以得到更好的招待，也方便与当地民人的交流。朝鲜使臣在住宿过程中常常因为房钱的问题和房主发生矛盾，面对护行衙驿的骄横无理，沿途清人的贪得无厌，人人以利为重，见利而忘义，一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使臣面对此情此景一方面深感中华文明的堕落，并为之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为自己是“中华的余脉”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