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党和国家走向未来的奋斗目标和道路遵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擘画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总体战略，构建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略，集中体现为提出和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结晶。
1.推动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四个全面”确立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指导战略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依靠新的伟大斗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新形势下，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迫切需要我们党提出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总方略总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我们党勇于担当责任、敢于直面矛盾，不断解决问题、化解挑战的新法宝。
在不同制度模式、发展道路深层较量和博弈中夯实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中，我国积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并不等于与西方国家的制度竞争、道路抗衡、价值冲突就不存在了，命运共同但仍然“道不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制度体系、价值体系的较量是长期的、深层的、尖锐的。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首先就是在这种制度较量、价值博弈的格局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首先就是着眼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夯实中国道路基础，取得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支持和优势地位。尽管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空前增强和提高，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中国模式”为世界瞩目，但资强社弱、西强中弱的态势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道路的巩固、中国制度的完善、中华民族的强盛，仍然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励精图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动员，全面深化改革的破障前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塑治理，全面从严治党的正风反腐，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总方略的推出，作为总战略的谋划，都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战略布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筹划总体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民族复兴进入由大向强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和阶段对于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国家前途命运至关重要。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确保决胜全面小康，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首要任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但体制机制弊端痼疾仍然存在，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完全触及，利益固化问题形成前进道路上的难题障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之坡、克难之坎，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重要关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靠完善巩固的制度基础、良好有序的治理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尚处于完善、成形、成熟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重道远，特别是从人治传统很深的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任务艰巨，确立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民族持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老党、大党、长期执政的党，是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长期执政对党的考验是严峻的、全方位的，党面临的各种危险是现实的、紧迫的。治国必先治党，党的自身建设存在的种种消极腐败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根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遑论民族复兴。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国家要富强、人民有希望的政治前提。欲图复兴大业，先谋总体战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形势下的治国理政，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紧密依据关键时期、决胜阶段、重要关头、艰难时刻的主攻方向，构建统领全局的总方略，制定科学可行的总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势而生、应运而出。
在着力防控各种风险中确保长治久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准确判断民族复兴前景与风险并存的大趋势。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具有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强大能力和充分信心。同时，现代化的进程机遇和挑战并存、动力和风险共生、成功和失败都有可能。社会运行速度越快，失衡的风险越大；社会联系程度越紧，风险的震荡越大；社会复杂性质越强，风险的诱因越多。在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完的历程，包含的矛盾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民族复兴的前景既不是铺满鲜花的坦途，也不是布满陷阱的绝境，而是重大机遇期与高风险期相互交织，是用伟大斗争赢得伟大胜利。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40年发展的丰厚积累，我国的物质基础扎实、制度基础坚强、国家能力强大，特别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励精图治、重整行装，党治国理政能力水平大大提高，党心民心更加凝聚振奋，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把握更大。另一方面，我国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诸多矛盾叠加，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财产和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社会分化显著，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支持不足，这些都构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风险隐患增多。因此，“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必须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风险是现代化进程之常态。面对风险，不是畏惧退缩、消极应对，而是敢于斗争、战胜风险、开创未来。“四个全面”把防控风险纳入治国理政体系之中，将治国理政总方略作为防控风险总战略，是一种积极主动、进取有为的防控风险总战略。
2.构建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总方略，“四个全面”确立了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行动纲领
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是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诺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是由一段段的恢宏乐章、一幅幅的壮丽画卷写就的。新的伟大目标、新的伟大实践，需要新的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方略[1]。可以说，“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点睛之笔。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行发展的关键一步。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应了人民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顺应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赋予“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近17万亿美元，中国人民将在全面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普遍过上比较殷实富足的生活。这将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跨越，也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只有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才能顺利起步。全面小康和民族复兴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的阶段。没有全面小康的实现，民族复兴就无从谈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就是在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如果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历史的发展，总有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大幕已经拉开，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的艰巨任务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军，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拧成一股绳，以必胜的信心、昂扬的斗志、扎实的努力投身新的历史进军。
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40年来，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进。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特色鲜明、富有效率，同时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赋予新的主要历史任务，是要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更完备要求随着社会系统的复杂程度增强，增大制度的覆盖面，减少制度的盲区和漏洞，提高制度体系的衔接性和自洽性，克服某些制度之间的不兼容性。更稳定要求随着社会运行的有序程度增强，提高制度的规范性和延续性，让制度内化于社会机体之中，常态化运转、稳态化运作，在改与不改、变与不变、动与不动之间保持恰当的均衡。更管用要求随着社会管理的法治程度增强，充分发挥制度的导向、激励、协调、控制功能，强化制度权威，增强制度效能，减少制度疲软、制度失效现象。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革命。全面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全面依法治国，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必然要求。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人类政治文明包括治理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法治能够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国家有序发展提供规范框架，为国家持续发展提供确定空间。习近平指出：“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3]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化与拓展，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关键，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国家依法治理，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重大转变；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格执法司法，实现国家治理机制的整体转型；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依法约束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监督的有效强化；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全民崇尚法治，实现国家治理文化的现代更新；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党模范守法，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大幅提升。
全面从严治党是伟大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面对迅速变化、愈加复杂的形势环境，党的战略视野、战略思维、战略定力需要更加增强；面对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治理实践，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必须切实加强；面对“四风”盛行、腐败蔓延，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刻不容缓。我们党要领导夺取新的伟大斗争胜利，打铁还需自身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强调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4]进行新的伟大斗争赋予从严治党新的动力，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增添开拓前行新的力量。要求紧紧抓住执政党这个关键，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从而赢得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反腐败斗争，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这是由于腐败背离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基本原则，必然为党心民心所怨；腐败毁损党和国家形象，必然为党心民心所痛；腐败伤害绝大多数党员和最广大人民利益，必然为党心民心所怒；腐败违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必然为党心民心所耻；腐败偏离改革发展正确导向，必然为党心民心所弃。
3.拓展道路、丰富理论、完善制度，“四个全面”确立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前进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四位一体构成，是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有机统一。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针对新的矛盾问题、依据新的实践要求，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处于民族复兴由大向强转变的关键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机遇期，诸多矛盾风险隐患高发期，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攻坚期，政治生态党风党规重塑期。治国理政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着眼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在解决矛盾、攻坚克难中拓展道路、丰富理论、完善制度。
“四个全面”构成中国道路的具体模式。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完整准确的概括。在这一道路上，每一发展阶段由于主要矛盾有其具体表现形式，面临形势有其具体特征。因此，走中国道路还要通过一定的具体模式体现出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和总战略，方略和战略具有道路的意义和功能。可以说，“四个全面”是新形势下中国道路的具体模式。“四个全面”围绕一个战略目标，构建三大战略举措，构成了走向民族复兴的具体道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门槛之局”，是民族复兴的近期目标，构成了直接的具体的道路牵引。围绕保证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我们党推出动力机制、法治保障、领导力量三大战略举措，构建了实现战略目标的支持系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保证，是战略目标与发展动力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依法治国在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法治保证，是战略目标与治理方式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建设是关键所在，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领导保证，是战略目标与组织力量的统一。“一个战略目标”与“三个战略举措”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决胜全面小康的具体道路。
“四个全面”提出引领中国的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断创新的体系。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创新实践，孕育和催生着党的理论创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呈现了实现民族复兴清晰深邃、科学有效的路线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总结党运筹中国大势的战略经验，科学部署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战略实施，凝练表述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是指引前行方向、激励党心民心、充满深思睿智的中国发展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运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着力解决发展进程的主要矛盾，营造向新向好向上的全面发展态势，是走向民族复兴的固本之道、破障之道、兴旺之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回应人民愿望心声，以人民利益为经纬谋篇布局，是新形势下党执政为民的集中表达，是增进共同利益、形成民族合力的宏大布局。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如：明确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高度概括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本质；系统阐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发展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深刻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大大提高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认识；深入研究从严治党规律，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推进到更深层次；等等。
“四个全面”增强治党治国的制度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质上也正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全面推进，为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夯实制度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不仅包括物质、精神、环境层面，而且包括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要求。主要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军事体系更加完善；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显著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制度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依法依规治党，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改革立制、法治强制、治党用制，相互强化、相互深化，都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实践。
4.统筹兼顾、综合决策、驾驭全局，“四个全面”确立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科学方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其中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要在具体实践、实际运用中贯彻和体现出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我们的发展布局更加科学，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每一个“全面”都蕴含着重大战略意义，相互之间密切联系、有机统一，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整体战略部署的有序展开，共同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同时也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
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全面的、联系的战略布局，其核心要义就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四个全面”对小康社会的要求是“全面建成”。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全面小康，是覆盖所有人口、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个家庭、一个群众都不能丢。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四个全面”对改革的要求是“全面深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而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要求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四个全面”对法治的要求是“全面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四个全面”对治党的要求是“全面从严”。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四个全面”又是一个整体，不能单打一，彰显了全局思维、战略思维，深刻体现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要求。
协调推进、相互促进。新形势下治国理政呈现新特征、提出新要求，这就是中高速发展与中高端水平相匹配，强化改革动力与保持社会稳定相协调，破除沉疴积弊与重塑政治生态相结合，纠风反腐提振党心与保障民生凝聚民心相一致，加强党的领导权威与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相统一，大国治理与大国外交相配合，实现奋斗目标与着力防控风险相统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反映新的实践要求，始终注意平衡着力，通盘考虑各方面情况和进展，把握平衡、综合施策，统筹兼顾、协调推进。特别是把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推进这‘四个全面’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比如，我们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全面部署，又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既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又强调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既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又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目标和总抓手；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着力解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5]。这就保证了在统揽全局的前提下抓住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提供了以“四个全面”为样本的治国理政新方法。
破立并举、着力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并做出决定，有其紧密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依次展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是姊妹篇，体现了“破”和“立”的统一。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啃硬骨头，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某些上层建筑。而克服公器私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现象，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对特权现象、惩治消极腐败现象等，都需要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提出“四个全面”很重要，践行“四个全面”更重要。提出一种正确的战略思想，还只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起点，是实践的观念形态，关键还要实现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从观念形态到现实形态的转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价值和理论的力量。因此，要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对照这一战略布局，找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提出加强改进的政策举措。要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评价地区发展、评价干部实绩的重要标准，切实树立起正确的发展导向、政绩导向。
注释
[1]准确把握和抓好我国发展战略重点 扎实把“十三五”发展蓝图变为现实.人民日报，2016-01-3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30.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