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和仁学思想对于谭嗣同的哲学至关重要，奠定了谭嗣同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对于写作《仁学》的初衷和仁学的宗旨，他明确声称是为了“以心挽劫”。谭嗣同所讲的仁是心，又称慈悲之心。他断言“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其实就是宣布心为天地万物之源。谭嗣同之所以提升心之地位是为了夸大心的力量，进而“以心挽劫”。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谭嗣同标榜“以心挽劫”的著作为什么命名为“仁学”而没有命名为“心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懂心为何能够挽劫，挽劫之心与仁是何种关系。通过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谭嗣同寄予厚望的心不是所有的“心”，而是既与机心截然对立又能化解机心的慈悲之心，而慈悲之心就是仁。由于认定中国的劫难由机心造成，他才将泯灭机心、挽救劫难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化解机心功效的慈悲之心上。既然作为慈悲之心的仁可以挽救劫难，那么，“仁学”便可以达到“以心挽劫”的目的；既然谭嗣同寄予厚望的不是所有的“心”而是仁即慈悲之心，那么，“以心挽劫”之作当然应该称为“仁学”而不是称为“心学”。
一、心之力量
正如确立了“以心挽劫”的救亡纲领才有《仁学》的建构一样，谭嗣同放弃原来的气学而转向心学，并“以心挽劫”，是因为他确信心具有无比巨大的神奇力量。为了突出心的力量，谭嗣同常常利用西方传入的电、力和脑等自然科学概念来形象地描述、诠释心。这极大地增加了心的神奇性和灵动性，也将谭嗣同对心力的推崇表达得淋漓尽致。
首先，自然科学具有实证性，所研究的对象与社会科学相比更富形象性。因此，谭嗣同将心与源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概念联系起来，增加了心的直观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他把心、力并称为“心力”，使心力在其哲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哲学概念，并且借助物理学知识赋予心力以具体“形状”。对此，谭嗣同解释说：“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吾无以状之，以力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大；无是力，即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得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57】
谭嗣同在将心与力相提并论、合称为心力的基础上，借助各种自然科学对心力进行深入研究和归类，最终把心力划分为十八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
今略举之，约十有八：曰“永力”，性久不变，如张弓然。曰“反力”，忽然全变，如弛弓然。曰“摄力”，挽之使近，如右手控弦然。曰“拒力”，推之使远，如左手持弓然。曰“总力”，能任群重，如杠杆之倚点然。曰“折力”，能分条段，如尖劈之斜面然。曰“转力”，互易不穷，如滑车然。曰“锐力”，曲而能入，如螺丝然。曰“速力”，往来飞疾，如鼓琴而弦颤然。曰“韧力”，阻制驰散，如游丝之节动然。曰“拧力”，两矫相违，如绞网而成绳然。曰“超力”，一瞬即过，如屈钢条而使跃然。曰“钩力”，逆探至隐，如饵钓鱼，时禽时纵然。曰“激力”，虽异争起，如风鼓浪，乍生乍灭然。曰“弹力”，骤起击压，无坚不摧，如弩括突矢，突矢贯札然。曰“决力”，临机立断，自残不恤，如剑锋直陷，剑身亦折然。曰“偏力”，不低即昂，不令相平，所以居己于重也，如碓杵然。曰“平力”，不低不昂，适剂其平，所以息物之争也，如悬衡然。【58】
据谭嗣同声称，十八种还是对心力“略举之”；由此不难想象，如果是“详”举，还不知道要举出多少种呢！单独地看谭嗣同的这段话，给人的感觉不是讲心力，而是讲心之外的机械力，因为他列举的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力之现象，大抵皆机械之力。尽管如此，谭嗣同却将这些力统统归入心力的范畴。这个说法既印证了谭嗣同所讲的心力具有“可见”性，又预示了他将包括机械力在内的所有力都归为心力，说成是人之精神作用的结果。在谭嗣同那里，心之形状预示着心的差异性，心力的种类之多则进一步表明了心之力量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借此，谭嗣同既论证了心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又为他关于众生心力不同、所造世界悬殊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其次，谭嗣同认为，人的心各不相同，人的感官各不相同，由此形成的人的内心世界也就各不相同，人人皆有属于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内心世界。正是由于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千差万别，相同的朗日皓月、天下国家组成的外部世界在不同人的眼中才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情景。于是，他断言：“自有众生以来，即各各自有世界；各各之意识所造不同，即各各之五识所见不同。小而言之，同一朗日皓月，绪风晤雨，同一名山大川，长林幽谷，或把酒吟啸，触境皆虚，或怀远伤离，成形即惨，所见无一同者。大而言之，同一文字语言，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天下国家，而治者自治，乱者自乱。智慧深，则山河大地，立成金色；罪孽重，则食到口边，都化猛火，所见更无一同者。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世界因众生而异，众生非因世界而异。”【59】这就是说，不同的人即使是面对同一自然景物或文化景观，也会生发不同的感触或认识。朗日皓月、绪风晤雨、名山大川和长林幽谷相同，在不同人的心中或引发豪情，或触发感伤，彼此之间判若云泥；文字语言相同，却言人人殊，见仁见智；天下国家相同，在治者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在乱者的治理下天下大乱，其间的治乱相去霄壤。这一切都表明，不是众生因为世界而异，而是世界因为众生而异。不同的人之所以会有不同的世界，是因为每个人的意识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他们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所获得的感觉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心世界各不相同。
谭嗣同进而指出，面对同一世界的不同感触体现了人之认识的主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无比神奇，突出地反映在人对世界的改造上。每个人感觉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世界方式的天悬地隔，人的感觉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主宰着外物的变化和成毁。于是，在不同的人之手，世界变化着模样。对此，谭嗣同以烹饪为例解释说：“庖人之治庖也，同一鱼肉，同一蔬笋，调和烹煮之法又同，宜同一味矣，而或方正切之，或斜切之，或以藿叶切之，或脔之，或糜之，或巨如块，或细如丝，其奏刀异，其味亦因之而不同矣。此岂性也哉？由大小斜正之间，其质点不无改变，及与舌遇，遂改变舌上脑气筋之动法，味觉有异耳。”【60】这就是说，即使面对的外部世界相同，可供创造的条件和环境相同，不同的人也完全可以凭着不同的好恶和经验创造出各不相同的新世界。
最后，基于心力的巨大作用，谭嗣同将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心力，提出了“以心挽劫”的主张。在他的视界中，心力如此神奇、威力无穷，是创造、主宰世界的真正力量。世界是人心主宰、创造的，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是心力造就的。谭嗣同进一步总结说，心力在面对、主宰、改造世界时无比神奇、威力无穷，在面对人或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同样微妙神奇，产生无与伦比的效果。沿着这个思路，他得出结论：正如中国近代的灾难是中国人的心力造成的一样，西方的强盛缘于西方人的心力。对此，谭嗣同不无羡慕地说道：“西人以在外之机械，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内之机械，制造劫运。……且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诸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61】这就是说，心力不仅有大小，而且分优劣；正如一个人的心力之大小决定了他办事的能力，进而决定办事的成败与迟速一样，心力之优劣决定了所办之事的性质。每个人心力之大小和优劣共同决定了不同的人造出的世界天差地别。循着这个逻辑，谭嗣同指出，中国与西方各不相同的处境和命运是由他们各自的心力造成的，是中国人内在的“机心”陷中国于亡国灭种的深渊。
在此基础上，谭嗣同进而指出，心既然可以造劫运，便可以解劫运。既然中国近代社会的劫难是中国人的机心造成的，那么，只有化解中国人的机心，才能挽救中国的劫难。谭嗣同提出的具体办法是，以慈悲之心化解机心。他公开标榜：“无术以救之，亦惟以心救之。缘劫既由心造，亦可以心解之也。见一用机之人，先平去自己机心，重发一慈悲之念，自能不觉人之有机，而人之机为我所忘，亦必能自忘。无召之者自不来也。此可试之一人数人而立效。使道力骤增万万倍，则天下之机皆可泯也。道力不能骤增，则莫如开一学派，合同志以讲明心学。心之用莫良于慈悲；慈悲者，尤化机心之妙药。……又况以天地民物为量、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大慈悲乎？”【62】在谭嗣同看来，慈悲是“化机心之妙药”，而作为化机心之灵丹妙药的慈悲原本就是“心力之实体”，慈悲的妙用也是心力的显现，这用谭嗣同的话说便是“心之用莫良于慈悲”。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了“以心挽劫”的主张。正因为如此，“以心挽劫”成为谭嗣同“北游访学”的最大收获，也成为《仁学》的宗旨。
二、心力之感化
在谭嗣同那里，仁是心，心却不可笼统地称为仁。这是因为，他推崇的仁是慈悲之心，“以心挽劫”也就是凭借慈悲之心的相互感通、感化来挽救中国的劫运。
首先，谭嗣同坚信，善念可以传递，人之心力可以相互感通、感化。这是因为，当人心发出一善念时，人的这一善念便会传入空气之中，从而使空气中的质点产生震荡，最终传入众人的神经（他称之为“脑气筋”）。谭嗣同强调指出，即便是人与人之间远隔千里万里，中经重重阻挠，也遏制不住这种善念的感通。这就是说，只要人有善念发出，他人就会接收到。人心与人心的感通没有界限、跨越时空。正因为这种感通和感应神奇得超乎想象，所以，通过心力的相互感通，才可以达到“洞澈彼此”、不分人我的“一尘不隔”的境界。于是，谭嗣同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
我之心力，能感人使与我同念。【63】
盖天下人之脑气筋皆相连者也。此发一善念，彼必有应之者，如寄电信然，万里无阻也。【64】
当函丈焚香告天时，一心之力量早已传于空气，使质点大震荡，而入乎众人之脑气筋。虽多端阻挠，而终不能不皈依于座下。【65】
进而言之，在谭嗣同那里，人心之所以可以相互沟通和感化，秘密在于：“心源非己之源也，一切众生之源也。无边海印，万象森罗。心源一洁，众生皆洁。”【66】按照他的说法，天下人的神经是相连的，人与人的心原本就同出一源，相互感通亦在情理之中。对于这个问题，谭嗣同运用西方近代的心理学、脑科学、生理学、解剖学的相关成果进一步进行了解释和论证：第一，就一人来说，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神经支配，而人之周身神经又是相连的。因此，如果一根手指受伤，人便会感觉全身不适。之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因为人的四肢、五官、百骸是一体的，彼此由遍布周身的神经相贯通。第二，就天地人我来说，它们的神经是相通的，因为它们原本就同出一源。同出一源的神经将人与我以及天地万物连为一体，也使人我之间相互感通。这正如人周身的神经相通，因而同苦同乐一样。沿着这个思路，谭嗣同进一步引申并且发挥说，天地万物人我由于神经相连而相互感应，彼此休戚与共。因此，人可以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如果不能感受他人的痛苦或善念，就是麻木不仁；仁就是天地万物人我之间相互感通，不分彼此。对于仁的这种理想状态，他概括为“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对此，谭嗣同不止一次地论证说：
天地间亦仁而已矣。佛说：“百千万亿恒河沙数世界，有小众生起一念，我则知之。虽微至雨一滴，能知其数。”岂有他神奇哉？仁之至，自无不知也。牵一发而全身为动，生人知之，死人不知也。伤一指而终日不适，血脉贯通者知之，萎痹麻木者不知也。吾不能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即莫测能通者之所知，而诧以为奇；其实言通至于一身，无有不知者，至无奇也。知不知之辨，于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间亦仁而已矣，无智之可言也。【67】
任举万事中之一事，如一言，如一动，如一歌泣，如一思念，其为事亦至庸无奇矣，而要皆合全体之脑气筋发动而显。以我之脑气筋感我之脑气筋，于是乎有知觉。牵一发而全身为动，伤一指而终日不适。疾痛疴痒，一触即知。其机极灵，其传至速。……以我之脑气筋感人之脑气筋，于是乎有感应。善不善，千里之外应之；诚不诚，十手十目严之。……本合天地人我为一全体，合众脑气筋为一脑气筋，而妄生分别，妄见畛域，自隔自蔽，绝不相通者，尤麻木不仁之大者也。【68】
其次，确定了“以心挽劫”的救亡纲领和路线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通过“泯机心”来“挽劫运”。循着这个思路，他提出了人人增长心力的主张。谭嗣同设想：“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使心力骤增万万倍，天下之机心不难泯也。”【69】
值得注意的是，心之力量越大，后果也就越微妙。因为心可造福，亦可造劫——正如谭嗣同断言，中国的劫难就是中国人的机心造成的。这意味着心并不是只可以挽劫，心亦可以造劫。对此，谭嗣同解释说：“此诸力者，皆能挽劫乎？不能也。此佛所谓生灭心也，不定聚也。自撄撄人，奇幻万变，流衍无穷，愈以造劫。吾哀夫世之所以有机械也，无一不缘此诸力而起。天赋人以美质，人假之以相斗，故才智愈大者，争亦愈大。此凹凸力之为害也。然苟无是力，即又不能办事。宜如之何？曰：何莫并凹凸力而用之于仁？”【70】由此可见，挽劫之心是仁即慈悲之心。换言之，谭嗣同“以心挽劫”的逻辑思路是，正如中国近代社会的劫难是中国四万万人之机心所造一样，以心力化解机心是中国的不二出路。
如上所述，谭嗣同所讲的心力，实体是慈悲，增长心力就是增长慈悲之心，从而使人向仁。依据他的逻辑，既然慈悲之心是化解机心的灵丹妙药，那么，在慈悲之心的化解下，“以感一二人而一二人化”，由此执着地感化下去，“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71】。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为了更好地增长心力、化解机心，谭嗣同又提出了改变人的“脑气之动法”的主张。依据他的分析，人我所以不通，是因为彼此的脑气筋之动法各异。针对这一诊断对症下药，有理由相信：通过改变人之脑气筋的动法，完全可以泯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挂碍，达到通而平等。于是，谭嗣同自信地宣布：“原夫人我所以不通之故，脑气之动法各异也。……今求通之，必断意识；欲断意识，必自改其脑气之动法。外绝牵引，内归易简，简之又简，以至于无，斯意识断矣。意识断，则我相除；我相除，则异同泯；异同泯，则平等出；至于平等，则洞澈彼此，一尘不隔，为通人我之极致矣。”【72】这就是说，断绝了意识，便可以破除我相；破除了我相，便可以泯灭异同；泯灭了异同，便可以臻于“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绝对平等境界。
三、“惟一心是实”
近代思想家尤其是近代哲学家大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唯意志论倾向，谭嗣同的心学形态——仁学亦是如此。他之所以推崇心，就是为了培养勇猛无畏、百折不回的毅力和胆力，让人在心力的鼓动下“一意孤行”，创造全新的世界。这正如谭嗣同所言：“心力不能骤增，则莫若开一讲求心之学派，专治佛家所谓愿力，英士乌特亨立所谓治心免病法。合众人之心力为之，亦勿虑学派之难开也。各教教主，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创之者也。”【73】进而言之，谭嗣同之所以“一意孤行”，将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心力，是因为他坚信心力威力无边，没有做不到的事。只要精诚所至，金石一定为开。正如对“惟一心是实”的认识使谭嗣同在“所愿皆虚”中看到了希望，由此尽弃先前的虚幻之学（他自己称为“所学皆虚”）而转向心学一样，谭嗣同建构仁学，是为了借助心力，“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他在回顾转向心学的情形时曾经这样写道：“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京居既久，始知所愿皆虚，一无可冀。……因自省悟，所愿皆虚者，实所学皆虚也。人为至灵，岂有人所做不到之事？何况其为圣人？因念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自此猛悟，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嗣同既悟心源，便欲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74】
作为这一认识和思考的结果，谭嗣同不仅将“以心挽劫”作为拯救中国的途径，推出了旨在“以心挽劫”的《仁学》，而且在《仁学》中反复重申心力的伟大和神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
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使心力骤增万万倍，天下之机心不难泯也。……佛一名“大无畏”。其度人也，曰：“施无畏”。无畏有五，曰：无死畏，无恶名畏，无不活畏，无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而非慈悲则无以造之。故慈悲为心力之实体。【75】
至此可见，谭嗣同顶礼膜拜乃至奉若神明的神奇心力，质言之，就是“大无畏”精神。在“大无畏”中，他尤为提倡为了度人而勇于牺牲的“施无畏”。在谭嗣同看来，“施无畏”有五，即“无死畏”“无恶名畏”“无不活畏”“无恶道畏”“无大众威德畏”。由于确信这五种无畏皆非慈悲之心则无以造之，他在肯定慈悲是心力之实体的同时，大声疾呼使“心力骤增万万倍”，以化泯天下人之机心。不难看出，谭嗣同的这套方案与对心的推崇以及以慈悲之心化解机心的思路一脉相承，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慈悲与灵魂不死的内在关联。这是因为，在五无畏中，“无死畏”和“无不活畏”都指向了不怕死，“无死畏”更是位列其首。他认为，只有洞悟了灵魂不死，才能克服人的好生恶死观念。
谭嗣同的仁学始于“以心挽劫”“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的宏图大愿，终于以慈悲之心度人的大无畏精神。在此过程中，心具有多重意蕴和作用：在人与己的关系维度上，以善念、愿力化机心，臻于无我；在魄与魂的关系维度上，轻体魄而重灵魂，在灵魂不死中既督人向善，又鼓动不怕死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于是，他断言：“好生而恶死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盖于‘不生不灭’瞢焉。瞢而惑，故明知是义，特不胜其死亡之惧，缩朒而不敢为，方更于人祸所不及，益以纵肆于恶，而顾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快慰焉已尔，天下岂复有可治也！……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暗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著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不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亹亹。……是故学者当知身为不死之物，然后好生恶死之惑可祛也。”【76】由此可以想象，正是对心的膜拜使谭嗣同鼓起了非凡勇气和斗志，面对生死考验时勇猛无畏、大义凛然，因而成为思想最为激进、行动最为果敢并且最有道义担当的戊戌启蒙思想家。
上述内容显示，“以心挽劫”是谭嗣同《仁学》一书的主题，既是仁学思想的理论初衷，也是他拯救中国的纲领和解救中国于苦难的具体途径。这一主张的背后隐藏着谭嗣同对心的厚望，也证明了仁学的心学特质和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