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陌生关系”作为伦理概念研究，核心是对“人际关系”内涵的重新考察和延伸理解。因为陌生关系生成的意义，并非简单的（单一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秩序的重建问题。从微观视角看，表现为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所遭遇的种种挑战。按照杨国枢的分析，“中国人的人际或社会关系，依其亲疏程度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及生人关系。家人关系是指个人与其家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及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熟人关系是指个人与其熟人（亲戚、朋友、邻居、师生、同事、同学及同乡等）之间的关系，生人关系是指个人与生人（与自己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持久性社会关系之人）之间的关系”【1】。“陌生（生人）关系”的生成和演化，不是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个人一厢情愿或主观臆见的事情，而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或者说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必然。在不断开放的多元化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无法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过离群索居的单调生活，即无法继续固守封闭社会的传统生存模式。地球上只有某些区域内的极少数的民族，为了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甘愿脱离现代工业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大道，孤立地生活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对于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他人无法做出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理性评价。然而，面对不断扩张的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潮流，更多的国家或民族选择了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对异域文化实现开放，人员交流互动频繁，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进入彼此的生活空间，从而导致“陌生人社会”演变成“陌生人世界”。在杨国枢所论证的三种关系中，家人关系、熟人关系、生人关系的排序已发生变化，生人关系以其特有的生命力而跃居第一位。
在《世界主义》一书中，美国学者奎迈·安东尼·阿皮亚对全球化时代的陌生人伦理做出初步论述，建议把“世界主义”作为陌生人世界的主要道德规范。在他看来，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由于传统社会的规模异常狭小，多数人对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知之甚少，相互之间的沟通则根本谈不上。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机会与全球六十亿人中间的任何人发生联系，我们可以送去他们值得拥有的东西。比如：收音机、抗生素或者一个好的想法。不幸的是，由于疏忽或者恶意，我们也送去了将要伤害他们的一些东西，如病毒、空气污染物或者一个糟糕的想法”【2】。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存在，并且其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正在不断加深。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正面的东西，也有不可避免的消极乃至负面的结果。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人们都必须以清醒的、理性的态度去正视和面对这些问题的存在，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在阿皮亚看来，了解这些意味着，对于每一个陌生的他人，我们都有无可推脱的社会责任，我们必须要有为对方负责的明确意识，这是一种面对陌生人时的道德理念，或者说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尽管人们彼此互为陌生人，但从总体上看，我们生活在“世界部落”之中。如果说因为自己的无知而伤害了陌生人，那么，你应当为此而感到羞愧，因为他们是你的部落成员。当然，彼此间的隔绝不应成为相互伤害的理由。陌生人之间的伤害其实是对人类尊严的冒犯，即人类对自己的伤害。为了避免这种可怕后果的出现，人们必须开始新的相互学习的历程，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接受当地数千年形成的理念，引入适当的思想并建立相应的机制；在已经来临的世界部落时代里，这些思想与机制将引导我们和谐地共同生活在一起”【3】。
“世界主义”一词，源自希腊文cosmos（世界）和polis（城市、市民）的组合，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用此表示跨越国界的人类博爱。康德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阐发世界主义主张，提出了世界公民的崭新理念。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世界主义强调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关系，认为所有世界公民都有责任去关爱他人，彼此互助，努力培育、改善和丰富人性。如果说在古希腊以来的文献中，世界主义还只停留在理论论证层面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无止息的对外扩张则无疑在实践中推进了世界主义理想的进程。毫无疑问，陌生关系既是大众交往的必然结果，也是大众交往的行动得以顺利展开的基本条件。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多是在彼此陌生的环境中实现的。无论出于特定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是为了各自的政治需要和文化发展，发展和培育陌生关系都已成为世界文明进步的桥梁。首先，陌生关系的存在维系着陌生人之间的来往；因“陌生”才迫切需要了解和熟知，进而借鉴他人对自身发展有益的东西。其次，在建立陌生关系的前提下，逐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将未知的陌生人逐步转化为熟人。仅仅就国际关系领域来看，陌生关系是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基础，也是缔结稳固联系和建立互信互利关系的前提。
在个人生活层面，我们不妨回味一下历史学家柏拉克对陌生人社会所做的描述。他说，在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公寓中的两邻居可能如同陌路，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同仁经常更换，吃不认识的人送来的食物，与陌生人在餐厅内共餐，娱乐欣赏均是由无生命的电视或收音机播放的，或者在戏院中与陌生人共同欣赏，在教堂中与陌生的牧师、会众以不熟悉的仪式来礼拜……”【4】在柏拉克看来，我们与陌生人的联系是无处不在的。虽然我们与这些陌生人互不相识，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们的心灵世界，影响着我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总之，数不清的陌生人与我们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正视陌生人的存在，关注陌生关系存在的现实意义。与弗里德曼对陌生人现象的简单描述不同，在麦金太尔看来，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是由陌生人的存在决定的，而是由我们自己的诸多弱点导致的，它部分地取决于人性本身的脆弱性。他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生存，更不用说幸福，都要依靠他人，因为我们要面对身体上的疾病和伤害、营养不良、精神缺陷和困扰，还有人类之间的攻击与忽视。”【5】社会中某些特殊的群体如幼年或者老年人，对他人的依赖更为明显。以往的伦理学往往把研究重点放在健全的成年人身上，很少关注作为肉体的人的存在及缺陷，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的重大缺憾。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熟人还是陌生人，都有作为人类的共同的局限性。“人类是有局限性的，因此需要与他人合作，这一点得到了更普遍的承认，但是随后却被搁置一旁。”【6】这只能说明学术界在伦理研究中的某种偏见。由它主导的道德哲学的主题必定是极端偏狭而缺乏说服力的。必须考究我们人类的最初来源，尤其是作为人的我们与其他一些智能动物的共同性，随后才能把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去解决那些至今仍困扰人类生活的问题。
在社会学看来，“人伦”和“人际”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重视的是“伦”之“理”，即人伦关系的规范意义。儒家把社会中的“人伦”划分为五种，即人们常说的“五伦”，然后分别按照各自关系的性质，确定不同的“伦”之“理”的特殊内涵。不过，在乡土社会，“五伦”作为规范人伦关系的基本规范，已经完全够用了。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人际交往范围的不断拓展，传统“五伦”道德规范显然无法适应人际关系变动的要求，它要求当代社会伦理的变迁，必须经过由传统社会的“人伦”向现代社会的“人际”的转型。“伦”的核心是辈分、差等，“伦理”强调的是不同地位中的道德规范，有着鲜明的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烙印。在中国传统的家族生活中，“五伦”内在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无论家族内部的道德权利还是道德义务，都体现为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彼此伦理责任上的模糊性。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儒家心性伦理所蕴含的“人情味”导致以“家”为中心而推延开来的“五伦”，在复杂的情感纠葛中很多内容都是说不清楚的或不愿说清楚的，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应当说这就是“五伦”道德规范的实质。
与“人伦”的具体指称有所不同的是，“人际”重视交往对象的地位、权利、义务的平等和自由，更符合现代民主社会人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当然，“伦”也是人际关系——一种特殊类型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之“际”，体现的是在“陌生人”的环境中，具有更大普遍性的人际交往的诉求，即人际关系更多指向“陌生的他人”，它涵盖了传统“五伦”中的特殊人际关系，但其外延远比“五伦”规范要宽泛得多，也深刻得多。在复杂的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的交往空间广阔、交往对象多样，很难要求按照传统的“伦”之“理”来区分和规范不同交往对象的行为方式。所以，“伦”在变，“理”必定也在变，并且是“伦”的变化导致了“理”的更新，其内在的因果关系甚为明显。在当今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成员打交道时，有着较大局限性的传统的“伦”和“理”，已经无法为对方所认同，也不能成为彼此达成共识的伦理桥梁。因此，必须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谋求新的公共“伦理”桥梁，以实现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从传统社会的“人伦”向现代社会的“人际”的发展，乃是人际关系的新变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伦”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理”的更新则意味着我们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社会生活实践的前沿领域，从社会“伦理的”与“非伦理的”广阔视野中，去发现和提炼时代变迁中新的伦“理”，作为伦理创新的内容去完善和补充传统的伦理学说，推进我国伦理道德文化的进步。
现代新“伦理”的产生，主要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导致的种种后果为背景。无可争议的是，人类已经结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繁荣，人们都不可能脱离他人而孤立地发展自己。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的“地球人”如何和谐相处、追求幸福生活，显然不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民族能单独解决的事情。当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邻居、同事乃至朋友，与我们组成生活共同体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此时，以往所坚守的区域性的道德习俗必须改变，陈旧的道德思维和价值评价模式必须更新。不同个体之间的跨界对话和真诚交流，通过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谋求最佳生存之道，就是我们义无反顾的理性选择和行为实践。此刻，世界主义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观察和思考的全新视野。正如罗伯特·西伯雷（Robert Seyibl）所说：“世界主义作为一种道德追求，将我们具体关注的范围，扩展到遥远的、一般意义上的‘别人’。并且，我们被告知，他们是我们的地球邻居。”【7】他号召人们要超越以往的亲疏有别，与更多的“地球人”保持一种精神上和道义上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不是某种亲密关系，但我们可以对他人承担道德责任。要树立一种全球胸怀和世界眼光，这是当代人必须具备的道德判断。在阿皮亚看来，世界主义不仅是一种现代道德规范，而且应当是世界居民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保护民族道德文化的多样性与提倡世界主义道德是否存在矛盾？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他者之间的相互对话与沟通如何兼顾？诸如此类的问题，将成为全球化时代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面对，并且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毕竟，这些都是人类继续生存下去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注释：
【1】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1.
【2】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M］.苗华健，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3.
【3】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M］.苗健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3.
【4】韦政通.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44.
【5】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M］.刘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6.
【6】同【5】.
【7】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M］.苗华健，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