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关于陌生人伦理问题的研究，其理论背景和现实基础大体相同，即主要是由于陌生人社会的来临而引发的思考和应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对陌生人的道德关怀问题的研究。陈弱水在《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之一是欺生，在民间生活中，敌视和防范陌生人的思维导致人们把陌生人视为潜在的敌人、需要加以警惕和防范的对象，这种潜藏于内心深处的道德想象无法真正形成健康的陌生人伦理规范。在《伦理思想的突破》一书中，韦政通在分析了台湾公德缺失的现状之后指出，一些人损害陌生人的利益却心安理得，根本原因在于，面对陌生人和非确定的第三者缺乏道德压力，以往适用于熟人之间的道德监督机制失灵了。贺来在《“陌生人”的位置——对“利他精神”的哲学前提性反思》（载《文史哲》，201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伦理上的利他精神成为可能，前提是给予陌生人在伦理价值体系中应有的位置，而我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代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始终没有给予陌生人合理的位置，究其原因在于实体主义的思想原则和总体化的思维定式。唯有确立为他人的个人主体性观念，拆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藩篱，利他主义才能获得坚实的根基。（2）对公德、私德和“第六伦”问题的研究。梁启超在《论公德》中指出，近代以来，国人“重私德、轻公德”的现状无实质性改变，然而，仅凭传统私德无法导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德，因此，必须期待传统道德内部的突破。李国鼎在《经济发展与伦理建设——第六伦的倡立与国家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伦”已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必须建设“第六伦”——个人与陌生的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以弥补“五伦”道德规范之不足。（3）对陌生人及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龚鹏程在《陌生人伦理与人文教育》一文中指出，在不断开放的社会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推进和人际互动的日趋频繁，如何对待陌生人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建构陌生人伦理显得十分迫切。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对亲近性道德与陌生人伦理问题的研究。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后现代伦理学》一书中指出，道德不同于伦理，道德唯有在亲近中，在目睹对方的面孔时才能形成。距离只能导致他异性的陌生人伦理。这是现代伦理区别于传统伦理的重要特征。法国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在《塔木德四讲》一书中指出，“他者”的存在是绝对的，“我”对“他者”的道德责任也是绝对的。“他者”的面孔对于“我”而言，就是绝对的责任。（2）面对陌生人遭遇困境，他人冷漠旁观现象的道德分析。齐格蒙特·鲍曼在《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一书中指出，在陌生人受到伤害时冷漠旁观，是悖逆人伦的不道德做法，必须对之给予强烈的谴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分析与论证了陌生人相遇和交往过程的特质，即“世俗的不经意”和“转瞬即逝”，并认为这些特质导致了陌生关系的短暂、脆弱和非私人性。（3）对都市陌生人之类型与功能的分析。加拿大城市研究学者简·雅各布斯（Jan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详尽分析了大城市陌生人的主要类型，指出了陌生人网络在维护城市安全和防止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都市化，而都市又是陌生人最集中的地方，因此对都市陌生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4）对陌生人世界道德规范的研究。美国学者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所著《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研究陌生人伦理的著作。阿皮亚提出并尝试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对陌生人负有何种责任？这是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人都必须直面和思考的迫切问题。阿皮亚指出，与陌生人的接触，永远是和具体的陌生人的接触，因此，我们必须表达自己的伦理态度。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对此书给予高度赞誉，他说，这部书是“用理性的方式，在世界人民中间寻求共同尊重和相互理解。他认为，跨越界限的对话，确认对于他人的责任，是改变世界面貌的宜人方式，尽管这个世界仍然充斥着狂热与偏执”【1】。
注释：
【1】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M］.苗华健，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