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文化讨论，已转向具体问题的研究，关于文化的浮泛议论，已为具体考察文化史及其相关的方面所取代。虽然，目前的文化理论仍很薄弱，但这种转向表明，关心文化的人们意欲透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分析，从而建构一个更切实的理论体系。最近由吉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可以说为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开拓了又一个广阔的领域和视野。大凡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强烈感受，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大，因此我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广泛深入探讨，将会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本世纪50年代，国外的社会学工作者提出“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这一概念，用于分析社会政治。其大致的想法是分析人们对政治行动的感觉、认知、评价和情感等取向，通过把政治系统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进而揭示政治领域的结构和意义、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政治文化系统的特性。这些对我们分析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般说来，政治与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各自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政治往往属于核心。思想和文化都或强或弱地受到政治的控制和约束，政治是各种利害的冲突场，它具有难以自制的扩张性或普遍化倾向。换言之，在政治与文化之间，政治具有取消文化独立性的倾向。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文化，从消极的方面说，尽量削弱政治的压力，以维护自身的特殊性；从积极的方面说，则反过来影响政治，以达成与政治的一种正常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最坏的可能，就是屈从于政治的压力，满足政治扩张的需要，从而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全然作为一种政治化了的工具。这些情形，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并有着十分不同的结果。后者往往出现强权专制、僵化单一的结局，前者则常常伴随着开放或民主、活力或创造的生动局面。当然，政治与文化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是如何进行的，这就需做许多具体细致的分析工作。
曾对中国政治思维作过系统考察的萧公权先生，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说：“中国之政治思想者，中国文化与社会之产物，而同时为二者不可割离之部分。吾人欲彻底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自不得不研究中国之政治思想。”这里，我想从另一个方面即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所谓“内圣外王”的说法，许多大思想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或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我想这是对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实是中国的一套政治哲学，而哲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如何认识“内圣外王”之道就成为了解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课题。“内圣外王之道”，最初见于《庄子·天下》。《天下》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为“治世”，从儒家的传统看，更是据“圣人”最宜于为“帝王”提出来的。
《墨子·公孟》篇有一段记载：“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这段话包含着两个重要观点：（1）“圣人”应该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的人，即是说他是道德学问最高的人。（2）“圣人”或许是最宜作帝王的人。至战国末期，荀子的弟子歌颂他的老师说：荀子“德若尧舜，世少知之”，“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纲纪，呜呼，贤哉！宜为帝王”（《荀子·尧问》）。“内圣外王”成了历代儒家“治世”的一贯主张，但它实际上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即儒家的“境界观”，主要指圣人的道德和学问的修养；另一则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事功的向往。这是应当区别的。在传统儒家看来，“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内圣外王之道”的，换句话说，实现其“理想人格”（内圣）从而就可以实现其“理想社会”（外王）。事实上，“圣人”是否最宜于作王，是很可怀疑的，即使圣人做了帝王，社会政治又能否按照他们的“理想”得到改造，我认为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照我看，“内圣”和“外王”，作为对人的品格的两种要求，应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内圣”是关于个人道德和学问的修养，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品格，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格。“内圣”只是从个人方面说，如果努力追求是可以达到的，至少在精神上可以达到。“外王”是现实社会的统治者，他的问题是要“面对现实”，他的理想只能是“面对现实”，而去做时代所允许的事务。如果要求“外王”做“圣王”，推行“内圣外王”之道，那势必要在社会上造出许多假象，以至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从中国历史上看，除了儒家所编造和美化的上古尧舜之治外，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圣王”，而出现的大都是有了“帝王之位”或者企图“帝王之位”的“王圣”。这些“王圣”，一方面是他们自居于“圣王”，而另一方面是由某些“思想家们”捧为“圣王”的。这中间最大的危险是把“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从而，一方面美化了现实政治，说政治是符合“道德”的；另一方面使“道德”从归于政治，即认为凡是适合政治要求的都是“道德”的。我认为这都是不可取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人治”为特征的社会，而不注重“法治”，从思想方面看，正是受上述“内圣外王之道”理论影响所致。
因此，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很难转化出现代民主政治来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靠一个“圣王”来实现的。“民主政治”首先应是由广大人民作主，其次得建立一套保障人民权利的制度，但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基于“圣人最宜于作王”的观念，而“圣人最宜于作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观点，这和民主政治是相违背的。但是，我无意于全面否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就其强调道德和学问的修养、理想人格的追求，及其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如对之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化，也许可以在推进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的增长方面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的前途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里，实行民主政治确实有许多困难。因此，切实地分析历史与现实，是十分必需的。有人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这是不够全面的。现代化也正是有政治方面的现代化和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才比较全面。没有政治方面的现代化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现代化最终也得落空。中国的社会现实，既负有沉重的传统，又面临着强大的外来挑战，再加上现实本身的许多复杂问题，使得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变得相当艰巨。传统是不可能割断的，外来的挑战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社会的问题更是迫使我们去正视。我认为，一个比较现实的态度是，透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切实的了解，深切地认识历史加给我们的沉重压力和传统的政治哲学的负面作用，将深厚的传统和外来的挑战，转化为实现现代化的力量之源，以便使我们的社会成为现代化的多元开放的社会而走向世界。
原收入《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